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概述
“人永远是一个不完美的、屡遭苦难的生命体,其需求总是要超过他的能力。”
《甜蜜的悲哀》(1996)梳理了这种神学假设转化为科学原理的过程。

欲望【永恒匮乏】
奥古斯丁:人有原罪,人的需求无休止而不可满足,人是自己需求的奴隶,人渴求暂时利益、渴求统治、渴求肉体快乐,生活是“人间地狱”,只有死亡是“真正的安息”。
文艺复兴改变了蔑视此世以及贫困是福分的看法,资本主义则通过宣扬个人罪恶即是公共利益而巧妙实现了社会正义。身体需求在奥古斯丁笔下是原罪,到霍布斯这里仅仅是“自然性的”追求。个人需求与贪欲成了社会性的基础。从维科、马基雅维利,经启蒙哲学家,到英国功利主义者及其最近代表芝加哥经济学派,都主张个人的自利是社会的基本粘合剂。反霍布斯的卢梭也承认欲望和需求是推动社会的前提。
人类学功能主义就是开化的亚当理论的另一种遗存。特别是当“功能”被归入“目标”,“目标”又成为需求的满足时。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简化为肉体的欲求。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则把同一范式转用于社会整体,把社会看作“生命”,认为它的各项制度在效果(功能)和形态(结构)方面满足它的生活需求。
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或许早已成为愤怒的上帝之手,因为它会在其强加给个人的匮乏感中创造出民族的富足。这就是伟大的工业拯救:在世界上最富足的社会中,对匮乏的主观经验与财富的客观产出按比例同步增长。个人的需求由于被包容在国际劳动分工之中,所以表面看来它无边无际。此外,正如生理上的剧痛感(比如饥渴这类贫困),这些需求看起来是作为身体的倾向而产生于内在的世界。资产阶级经济使人类需求成为人们的拜物教,使在特征和起源上属于社会性的、因而也属于是客观的需求,不得已必须被当作痛苦的主观经验来理解。
此处可对照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1972):“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论多么富裕,总要让自己置于短缺之境。……稀缺性不是技术手段造成的。它是由目标与实现能力之间的差距造成的。……世界上最原始的人们拥有极少的财产,但他们一点都不贫穷。贫穷不是东西少,也不仅是无法实现目标;首先这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贫穷是一种社会地位。它恰是文明的产物。”

神创秩序
神创秩序之一:国家=社会(二重性:强制性的,可爱的)【压抑】
所有这些同源的观念均具备双层结构: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宇宙观中的天堂之城和尘世之城。它们都祈求一个看不见的、行善的且无所不包的整体,而它会减轻经验事物所具有和承受的欠缺和苦难,特别是会减轻人们的辛劳:上帝是对人之罪恶的正面补充。
社会被当成同个人相对立的东西,成为恐吓个人的巨兽——无论人们是从霍布斯或涂尔干的观点将这个巨兽当成是对追求自我满足的个人所施加的必要限制,还是从亚当·斯密和米歇尔·福柯者另外一个角度把它看成是对个人自由的不必要的强制。在这两种取向中,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都正如权力之于力比多,是对抗性的。
西方哲学家受“社会即为控制个人的东西”这一观点的激发,混同了社会的起源与国家的起源。但人类学已探知的绝大多数社会都能够生存至今而不需要国家的帮助。
奥古斯丁:国家是上帝给人的惩罚,使得恶人不敢公开作恶。
霍布斯: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发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恐惧暴死,所以倾向于使用理性与他人达成协议:所有人互相让步,把权力和力量转让给国家。只有国家能创造和平。没有国家,缺少整合和控制机制,文化就只能停留在简单的原始阶段——就像在生物界,直到中枢神经系统出现,有机体才能分化发展。
尽管18世纪著名的乐观主义满足于“现世是所有可能中最好的世界”这个骗局,但它依然是一种不快乐的哲学。它的必要补充是已被人们接受的有关人类苦难的教义,对此它只是平添了一些慰藉。那种企图从人类命中注定的苦难中推衍出一个宏伟的利人秩序的计划,是奥古斯丁的神正论在18世纪的翻版。
涂尔干:人有个体性(动物性),也有社会性。社会要求人作出永久牺牲,不断对自然欲望施加暴虐,这样人才能超越自己。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证明,身体与心灵的区别广泛存在,这证实了他的双重人性论点。但差异不等于矛盾,涂尔干在用基督教的肉体与精神永恒冲突的观念去理解土著民族。雷蒙·阿隆说,涂尔干的“单个人同作为霍布斯理论出发点的那种生物并无二致:他总是无法满足于他现有的东西,而且, 他总是对在困难状态下获得的满足感到失望。”
福柯:社会之中,权力无所不在,它被灌输在日常生活的结构和缝隙之中,弥漫于知识和真理的日常社会制度之中。霍布斯认为是人民缔造了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在福柯看来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造就了人民。福柯延续了霍布斯对社会的战争式理解。
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设计出来的,以致每一具体的习俗或关系,不管它是有害的还是冲突的,都神秘地发展了总体利益,就是说,使社会体系维持现状。用阶级、权力或霸权做出的详细解释,一般说来是同一原理的更具愤世嫉俗色彩的表述。
如果说涂尔干得出了“上帝”是社会的代名词这一结论,那难道不是因为对他笔下的具体社会来说已确实如此吗?上帝并不是神化了的社会,相反,社会才是社会化了的上帝。
(对国家和社会的切割可以导向萨林斯学生大卫·格雷伯的无政府主义。)

神创秩序之二:自然科学
人们时常指出,基督教的上帝是亚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论的一种变体。确实如此,从伽利略和开普勒到牛顿和爱因斯坦,现代物理学的早期表述者都相信,上帝本不可能将这个宇宙变得像日常经验中看起来的那么混乱。实际上,牛顿认为,固定不变的自然法则就是上帝所颁布的律令。

认识论,现实 【无知】
与被它解释为自然崇拜的“异教”不同,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主张,造物主与造物之间、世俗事务与神性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认为对自然的神化是异教的真正本质所在。”
奥古斯丁:如果世界是神之肉身,那么不管人践踏什么,都必定践踏上帝的一部分,屠杀任何生物,上帝的一部分也必定被屠杀。所以,自然应该是纯粹物质性的东西。
“蔑视一切看得见的事物”是中世纪的伟大律令。新柏拉图主义对可知实体的高度蔑视,可以说是在诸如启示录和中世纪的象征学,以及观念形态和经验象征之间令人厌恶的对比之类的伪装下继续发展而来的。
即使经验主义于17、18世纪从地底下冒出来,其大多数实践者还是了解它的局限性,这是人的有限性所造成的局限性。这延续了人与自然的分裂。阿贝·德·孔狄亚克指出,在亚当犯罪之后,上帝才让人的思想依赖感觉。霍布斯、洛克、休谟等都意识到,如果知识只来自感觉,那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事物的真正本质。伏尔泰:“我们只看到表象……我们处在梦幻之中。”
但是,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赞同这样一种现实观:“现实”是我们同世界的实际接触过程中能从世界获取的感觉印象。所包含的有对我们身体的快乐和痛苦所做的形而上的补充。尼蒂齐指出,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近似于:“我们的自然力在我们自己力图适应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起着作用;这种环境中的这些力量的不同作用是我们借以获得并保存我们的一切思想、知识和思维习惯的中介;我们有意识地感觉经验的能力以及感觉快乐和不适的能力就是主要的自然力……”
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认为,婴儿要区分快乐和痛苦,逐出痛苦,产生纯粹的快乐自我,这才学会区分自我与外部世界。他同样把个人理性和文化秩序对立起来。吉扎·罗海姆用精神分析学的前提提出,文化“是我们为了避免不幸所付出的努力的总和”。
堕落的亚当成了经验理解的历史加逻辑的前提,在对客体的需求中他是有限而又痛苦的个体,因此,凭借它为其幸福所提供的的不利或有利条件,他通过感官来对它进行认知。感觉和满足成了讨论肉体的知识理论之不断重复的内容,它看来是从迷恋自然转向迷恋资本所得出的恰如其分的哲学结论。

反例
有些其他文化的人性观不同于西方,例如:
没有兽性/人性之分。新几内亚南部高原的卡鲁利人把动物看做有人性的生物,人只是动物社会的一员。
自然状态与霍布斯相反。夏威夷的知识分子大卫·马罗认为自然状态是太平的,当时所有人都是首领,几代之后才有普通人与首领的分化。
否认心灵/身体、精神/物质、自我/世界、理性/感性的二元对立。列维-布留尔把“原始人”的思维说成受“互渗律”支配的,这默认了主客体二分。林哈德发现丁卡人没有“心灵”,他们的诸神居于“人的身体内部”又处在“空中”,他们的世界并不是研究的客体而是积极的主体。利玛窦被中国人“天地万物本为一体”“物与造物者同”的看法激怒;中国人则认为基督徒痛恨生活,“甚哉其不知生义也”。

总结【痛苦】
西方人的身体必须以特别强烈且非常痛苦的方式承载社会结构。当人们趋利避害之时,一切都降而成为简单而又悲哀的生活观。用“悲哀”是因为,将生活界定为追求幸福的人长期来看无一幸免都是不幸福的。自古往今,我们常有的情感并不是从事物中获取的快乐而是在缺乏它们时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耶稣从未笑过。”
这篇文章名为《甜蜜的悲哀》,是致敬西敏司的《甜蜜与权力》(1985)。西敏司指出,咖啡、巧克力、茶在原产地都不是甜喝的,但进入欧洲以后就要加糖饮用。他说:“加糖的茶总是热气腾腾的,能提神还富含卡路里;艰苦环境下为了获取报酬而努力工作,这样的条件决定了应该要喝茶;茶有让冷饭变热食的魔力……不列颠工人们的日常饮食既缺乏热量又营养单调。劳动者们时常吃不上热食,特别是在他们的早餐和午餐时。新的工作与休憩时间安排,雇佣条件的变化,农业劳动者与乡绅之间依附关系的终结,生产体系以及在这之后工厂系统的发展——这些都位列于饮食习惯变革的背景性条件之中。” 西方人因迷恋于糖和茶这类“软性麻醉剂”、咖啡、巧克力以及烟草而正学会让工业革命变得可以忍受。茶那种甜蜜的苦味似乎在人们的味觉中创造出他们在尘世生活中——“我们这个朝圣的时代”——希冀的那种道德变迁。
然而,西敏司讨论“购物疗法”时发现,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驱除我们的负罪感,“于自我否认中成了德性而在消费中成了罪孽的那种感觉,依然强有力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