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和天使之间:旺代,1793-1796 (IX)

IX. Vox in Rama (荒野悲声)
IX-i. 阿克索(Haxo)
1793年十二月十二日,下普瓦图人进行了一连串不太成功的尝试性攻击后,选举夏雷特成为下普瓦图天主教保王军总指挥。夏雷特得以联合起其它几个主要首领的部队:La Cathelinière(Louis-François Ripault de La Cathelinière,1768-1794),Savin和不太情愿的老Joly——所有人都知道前医生Joly不喜欢贵族,以及夏雷特。Joly嫌他不够“强硬”,甚至曾在人前辱骂他是“懦夫”——但Joly也很清楚,在占据优势的共同的敌人面前,只有统一力量才有活路。
不过即使合兵,下普瓦图军能够调集的民兵人数也只有三千到五千之间,并且极度缺乏火药和其它军需物资。在有系统化后勤供应,不断有新增部队投入战场的共和军面前几乎微不足道。让形势更加严峻的是,他们有一个强劲的对手。
当年十月的绍莱之战后,美因兹军主力追赶旺代军北渡,阿克索(Nicolas-Benoît Haxo,1749-1794)奉命留在卢瓦内河南岸,率领五千到六千人的部队在下普瓦图地区追剿夏雷特,并重新夺回诺瓦木耶岛。
阿克索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阿克索将军(François-Nicolas-Benoît Haxo,1774-1838)是个杰出的军事工程师,他的名字和贝尔福、格勒诺布等地的防事紧密相连。旺代的阿克索将军是他的叔父。
阿克索在洛林地区出生(和斯托弗莱的老家很近),在做律师的叔叔家长大。成年后没有像他的同学一样从事文职,而是投身军旅。革命前,阿克索有九年的轻步兵服役经验,革命后他热烈支持,加入国民卫队。之后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往美因茨,因为防守战中表现突出,被擢升为准将。1793年秋天,阿克索随克莱贝尔等人进入旺代,绍莱之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前文)。阿克索在军队中广受尊敬,除了他在西部军队中唯一能跟克莱贝尔相媲美的身高和苍苍白发,还有他在战场上的镇定和英勇。凯西耶称赞了他的能力,只提出他没有像克莱贝尔一样系统的“军事知识”。

或许阿克索确实不擅长使用专业的“军事词汇”,但战场上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杜罗(Turreau)擅长使用“专业词汇”,1793年在他部下作战的达尼康(Danican)心有戚戚的回忆杜罗面对敌人时“感到很困惑”,以致下令部队作出一些“奇怪的行动”,他带领部下奋力作战才免遭灭顶之灾。
与1794年横扫旺代的“地狱纵队”中一些字面意义上的“屠夫”将军相比,后代历史作者总会称赞阿克索的“人性”和“节制”。但也有人指控他“源源不断的为凯西耶的南特监狱提供受害者”:即使阿克索本人不会频繁大规模的处决平民,仍会将大批俘虏送往南特“接受审判”。而大部分人的结局除了断头台就是卢瓦内河。同时,也无法忽略他的部队在布安(Bouin)和Morière修女院等地进行的屠杀——后者曾庇护过受伤的夏雷特。当得到线人消息的阿克索亲自带着四百人的部队连夜行军四个小时扑到Morière时,收到当地人报信的夏雷特已经不知所踪。阿克索的士兵枪决了九个修女,还有一些在修女院里避难的居民。
但是根据战争的法则,这些明显在“援助土匪”的居民无疑算作是参与反叛,因此“依法处置”属于“公义”。宽恕他们则是“慈悲”。而“慈悲”在1794年的旺代是个稀有的奢侈品。尤其当时的“革命语言”中,“慈悲”等同于“姑息”,等同于“断头台”。
当然,此处笔者无意洗地(……究竟为什么,我要给一个“蓝兵”洗地?)。这里有一些有趣的细节:阿克索的一个副将Aubertin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在附近森林中碰到一个从Morière修院逃出来的修女。Aubertin护送她去了指挥部,然后放走了她。之后Aubertin又在南特见到这个修女,她已经设法获得了“良民证”,洗脱了嫌疑正要去昂热。两人告别时她许诺“每天为他向‘无上存在’祈祷平安”。后来阿克索向Aubertin推荐一个叫做Achille Derivaux的年轻中尉,“不仅因为他的英勇和军事才能,更因为他的道德品质”:年轻人在行军途中看到路边有一个哭泣的弃婴,他捡起来揣在怀里走了八个小时,直到找到能托付的人家。
Aubertin称他们虽然收到了总指挥“烧光杀光”的命令,但在马什库尔附近没有大规模执行。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职业老兵,阿克索对杜罗的计划不很信服。他不赞成几个纵队按即定路线行军,不加区分的毁掉所有途径村镇,用“掀土焚林”、“斩尽杀绝”的方式消灭残存反军。即使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这种作战方式不仅效率低下,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兵力支持。
对阿克索而言,无论烧毁房舍物资还是处决反叛者,目的都是为了清剿叛军,不是为了“毁灭旺代”。确实是阿克索,在报告中说他的部队两个月以来烧了一百五十多座磨坊,目的是为了断绝叛军的粮食来源。同样是阿克索,路过属于夏雷特的丰特克劳兹堡和另一处庄园时分毫未犯。一年后国民代表Guadin途径此处,说丰特克劳兹堡“连一块挡风板都没缺”。阿克索清醒的意识到,他们的部队深入地形复杂陌生的反叛区腹地,追缴叛军已经要倾尽余力,没有余力再大肆破坏以示“震慑”。另外,没人能领着一伙毫无纪律剽掠成性的流匪战斗。
阿克索对救国委员会发誓:“六周内送上夏雷特的头,要么就是我的”。这个承诺最终没有兑现。曾是海军军官的夏雷特很快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战斗方式。他尽量避免与共和军的优势兵力交战,一旦作战失利,就把整个军队拆解成几十甚至几人的小队,各自为战迅速逃进周围的灌木森林中。这些小队还借助对当地的了解,不断袭击没有防备的共和军岗哨营寨。无论是否得手,都能很快消失在林海田野之中。对此,Aubertin会说“夏雷特经常让所有人整夜不休的处于戒备状态”。共和军几乎是在跟一群隐形的敌人交战:革命期间法国军队惯用的集中力量、一点突破的人海战术在下普瓦图毫无用武之地。
到1794年一月,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阿克索和夏雷特之间的追逐战已经持续了三个月。阿克索的部队在下普瓦图的作战策略很简单:梳蓖抉剔、穷追死打,不给对手一丝喘息之机。只要听说哪里出现夏雷特的踪迹,立刻调集部队奔袭猛攻。他没有按照指定的路线行军,“我们专门去那些没有人到过的地方”,发动轻骑兵和猎兵地毯式搜索森林,力求把零散的叛军从藏身之处掀出来。
几个月里共和军追得精疲力尽,却总在似乎就要得手时被夏雷特逃脱。阿克索往往以几小时的时间差错过他。除了夏雷特的警醒,还有当地人的回护:一次不耐烦的阿克索拿枪抵住一个农民,让他带路找到夏雷特藏身的营地,后者在即将到达时大喊“蓝兵来了!”,得到警示的旺代人得以迅速组织抵抗并撤离。
夏雷特在下普瓦图神出鬼没:“到处都有夏雷特,到处都没有夏雷特”。有时共和军节节取胜,把他逼到看似穷途末路,只差最后一击的境地;很快他又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带着一支好像是凭空变出来的部队,把之前吃的亏全讨回来。夏雷特的领巾上用金线绣了一句格言:“战斗:时常;失败:有时;击倒:从不”(Combattu : souvent. Battu : parfois. Abattu :jamais);他的军旗上有象征牺牲的棕榈叶和象征胜利的月桂,喻示“胜利或死亡”。阿克索面对的是一个不死不休的敌人。

一个月后,阿克索再次上书救国委员会,陈述了他的处境:“找到夏雷特很不容易,跟他战斗更不容易:今天他领着一万人出现,明天他带着二十个士兵游荡。你相信他在你眼前,其实他在你队伍后面;他威胁某个据点,很快他又在十里格(约50公里)开外。他游击战打得很熟练,总是找机会突袭,割断你的巡逻和卫兵的喉咙,夺取你的物资”。
他在信末的语气仍很坚定:“我对他紧追不舍:要么他死在我手上,要么我倒在他枪下 ”。
IX-ii. Magnificat
1793年十月十二日,夏雷特奇袭攻取诺瓦木耶岛,俘虏了守卫海岛的八百多共和军。这些守军的长官是Wienland,他态度坚决的拒绝投降。夏雷特对他表示尊重,把他单独关在一处民居。后来甚至会放任他在岛上自由活动,只要他不试图逃跑或跟共和军互通消息。
至于其余的八百多人,起初夏雷特想和共和军交换俘虏。因为共和军在乡间的扫荡成果,下普瓦图人连自己的吃食都不足够,更别说喂养俘虏。共和军断然拒绝——或许并非出于谋划和恶意,毕竟这时与土匪有任何“沟通交流”都难免被指控为“背叛”——于是夏雷特把Wienland留在岛上,将剩下的俘虏押送给到布安,交给出名暴躁并仇恨蓝兵的部下Pajot看管,随后就离开了。等他回来时,Pajot声称俘虏要暴动,已经处决了近两百人。夏雷特叱责了他。但尚宾诺在回忆录里强烈谴责夏雷特,说他要为这件事负全部责任。
杜罗接掌西方军团后命令阿克索先收复诺瓦木耶岛,切断旺代和英国人之间的联系。阿克索起草了详细周密的计划。发动攻击的日子定在1793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亲自率领三千多人的部队,连同封锁海岛沿岸的炮舰,对诺瓦木耶岛发起攻击。
夏雷特留在岛上防守的一千多士兵抵挡不住共和军的攻击,指挥作战的长官向阿克索派去使节,希望和议请降。否则他们只能拼到鱼死网破。尽管特派代表们反对,阿克索仍同意了和议。他是一个职业老兵,理所当然的希望能避免过多伤亡尽快占领岛屿。
阿克索承诺赦免投降者,他回复道:“我指挥法国军队攻打法国据点,因此我可以避免彼此流血”。旺代人信任阿克索的品性,相信他不会违背约定。一月三日,诺瓦木耶岛上的旺代守军开城献降。
不巧的是,军队中还有三个特派代表:博特(Pierre Bourbotte, 1763-1795),皮尔(Pierre-Louis Prieur, 1756-1827)和杜罗的一个堂亲,杜罗代表(Louis Turreau,1761-1797)。几人组成了军事委员会,命令把岛上所有守军和“叛乱分子”都处决掉——有人说因为其中有些人是马什库尔屠杀的凶手——第一批被处决者人数在一千一百到一千五百之间,包括妇女和孩童。他们的行动很有效率,三天之内就结束了任务。
诺瓦木耶被占领后岛上发生的事情,连当时一些共和军随军官员也感到可耻。记录了诺瓦木耶岛上的戏剧的,是共和军的一个秘书Francois Piet与另一名无名书记员。根据Piet的复述,阿克索当着几个代表的面抗议处决俘虏和居民:“代表们,我们是士兵不是刽子手。我们不知道怎么屠杀放下武器的敌人,更别说是岛民,绝大部分像我们一样是共和派。我代表军队恳请诸位,尊重居民的生命,和那些放下武器的保王派”。没人听取他的抗议。
之后阿克索向他的副将和一些军官抱怨。他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这些话很快传到几个代表的耳朵里。代表们把阿克索叫来谈话:“他应当为自己能攻取诺瓦木耶岛感到庆幸,如果她不懂得如何尊重代表们在行动中表达的国家意愿,他就会品尝到他所有不当行为带来的后果”。
获胜的阿克索只在诺瓦木耶岛停留了一天,次日就率部离开,继续投入和夏雷特的缠斗:如果他的士兵不得不去做刽子手,至少不用去挖能容纳千人的乱葬坑。
虽然夏雷特不在诺瓦木耶,但共和军在岛上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他们发现了了德埃尔贝,这个他们以为已经死掉的“绍莱的伤员”。
绍莱之战后,德埃尔贝的部下护送他来到下普瓦图。他们很快找到了夏雷特,两人见面的场景很感人,夏雷特许诺会尽力庇护他。夏雷特攻下诺瓦木耶岛后,建议他去岛上养伤——实际上应该是等死——德埃尔贝夫人是诺瓦木耶岛本地人,这时抛下不满一岁的儿子,来到岛上陪他走完此生的最后一程。德埃尔贝夫人的童年好友Mourain小姐会为他提供最后的庇护所。

共和军搜查了岛上的所有房屋,很快发现了这个前天主教王军的总指挥。德埃尔贝没有试图逃跑,他身上的十四处伤让他根本无法行动。共和军刚登陆时,他让德埃尔贝夫人和为他提供掩护的女主人尽快逃离,“让我独自去死,这是我们的责任”。两位女士断然拒绝。
共和军的士兵找到德埃尔贝时,陪伴在他床边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小叔Pierre Duhoux d'Hauterive,他的朋友Pierre Prosper Gouffier de Boisy和一个熟悉的神父。一个旺代的当代保王派博主会评论:多么奇怪,这个狭小的房间中聚集了“革命”想要毁灭的所有元素——贵族,宗教,家庭。
根据Piet的记录,当发现德埃尔贝的共和军军官询问他的想法时,他说:“我是个士兵,像你一样;如果不是我快死了,或许我会给你们多找点事儿做;我知道你们会毁灭这座岛上的所有东西,包括我;别试图从我这儿获得什么机密;我什么都不会说;你们什么时候乐意,就杀了我”。
德埃尔贝遵守了他的说话,三天的审问没有从他嘴中套出任何关于保王军的信息。甚至拒绝以他妻子的性命为交换:“她是个好法国女人,知道应当怎样死去”。而他的命运早已被决定。德埃尔贝被处决的前日,委员会成员在一起聚餐,讨论如何利用次日的处决彰扬军威。与德埃尔贝一起被处决的是de Boisy和d'Hauterive。岛上的兵器广场中间早已竖立起一棵“自由之树”(Arbre de la liberté),前面扎好了三根柱子。他们打算把三人绑在柱子上,在全军前进行行刑队枪决。
酒过三巡,一个喝醉的委员会成员突然发现问题:只有三个人不能构成一个方阵。而且德埃尔贝伤势过重站不起来,无法绑到柱子上。有一个柱子将是空的。到时候看上去会很不整齐。
这个问题很严重。可是前三天他们已经把岛上一千五百个俘虏和伤病员全处决了,一时找不出另一个能凑到一起的重要保王党。这时有人想起来,他们在牢里还关着一个“叛徒Wienland”。
共和军占领诺瓦木耶岛后,立刻把Wienland关进地牢。军事委员会认为他毫无疑问是叛徒:证据就是他至今为止仍然安好无恙,并且“保王党”们对他毫无恶意。
处决当日,Wienland被叫出牢房。他以为是去见法官,手上还拿着自己的自辩信。很快,他在军事委员会的法庭上听到了自己的死刑判决,罪名是“德埃尔贝的同党和间谍,把诺瓦木耶岛卖给反军的叛徒”。宣判后Wienland立刻被士兵拉到外面的刑场,一路上他拼命挣扎,激烈抗议自己是清白的。没有人接话。
士兵把仍在声辩的Wienland绑到柱子上时,旁边坐在椅子上的德埃尔贝抬起头——因为无法站立,他被放在椅子上抬到刑场——他高声说道:“不,Wienland先生不属于我们的派系,你们会杀死一个无辜者”。旁边的两个被处决者也纷纷抗议,作证Wienland没有投效保王党。
密集的枪声打断了他们的申诉。
这就是第二任天主教保王军总指挥德埃尔贝之死:1793年三月,他带领博普雷欧的圣马丁堂区民兵奔赴战场,十六场战斗授予他的勋章是胸前的十四处弹伤。他坐在椅子上直面行刑队的枪口,“就像一个接受朝觐的国王”。而他在刑场上的最后一句话并不是“国王万岁”。

杜罗代表上呈给救国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在整支军队和所有高贵的骑士面前,这个王座和教会的傲慢复仇者们的首领,对我们下跪乞饶请求活命的他们的大将军德埃尔贝,被击杀了”。
两天后,德埃尔贝夫人和她的好友Mourain小姐也以援助叛军的罪名被枪决。Piet说他和其它几个人试图为她说情,但这些尝试与阿克索的抗议一样,毫无用处。并且对德埃尔贝夫人来说,这个时刻来得稍微有点晚。德埃尔贝被处决时,她冲到刑场想和他死在一起,护卫广场的士兵拦住了她。委员会还没有审判她。毕竟一切都要经过正规程序。
勒斯居尔夫人始终对德埃尔贝有所芥蒂,在回忆录中对他略有微词。很大程度上因为她认为第二次选举总指挥时,当选的应该是她丈夫。虽然勒斯居尔本人并未介意过。或许会令人意外,德埃尔贝最热枕的赞扬者,是共和军的西方军团总指挥杜罗(Turreau)。
因为“好奇”,杜罗旁听了对前天主教保王军总指挥的审讯。之后给友人的信中,杜罗写道:“你会很乐意知道关于这个担当了重要角色的人物的细节。他很可能实现他的角色,如果能获得更好的支持,或者时势有利。绍莱之战的胜利一部分在于德埃尔贝和邦尚两人同时负伤倒下”。【评:杜罗心声——就算吹爆保王党,也不愿把功劳算给你克莱贝尔!】
对代表们审问中的繁言赘语表示不满,之后杜罗设法支开其他人与德埃尔贝单独谈话。他说对方的第一句话是让他别设法套出任何有关他们派系的机密。他们的谈话内容局限在发生过的事件上。杜罗惊讶于德埃尔贝对海内外局势了如指掌,并且很清楚共和军内部的混乱——“他让我想起来所有我身处过的境况,尽管他没有身临其境”——评论过往战事时,德埃尔贝的判断准确深刻。他盛赞克莱贝尔的军事才能,以及训练有素的美因兹军,“如果我有三千名像这样的士兵(美因兹军),我们的事业就有希望成功”。他还称赞了阿克索,说如果他能行动,能够与阿克索将军交战将会是一个荣誉。
杜罗在回忆录中更是对德埃尔贝充满溢美之词“……除了仪态宜人出众,德.埃尔贝还具备团队首领的必要才能……他有演讲的天分;言语优雅平和,说话温和可信有辩才;懂得如何遣词用句和调整语调”。单从这些描述中很难想象,他说的是一个被一群毫不友善的特派代表们连日审讯,“走不出十步就会喘不上气,满身伤口都在冒血”,根本站不起来的伤员。
据说在军事委员会的审判上,有人开玩笑的问德埃尔贝:“假如你重获自由,你会做什么?”
回答是:“我会继续战斗。”
……
十九世纪初,岛上一个小姑娘发现了德埃尔贝夫人和她的女伴被埋在路边的遗骸。岛民把她们重新安葬在岛上的公墓里。德埃尔贝没有坟墓,他的葬地众说纷纭。根据岛上的传统说法,兵器广场上的四人被处决后,士兵把他们的尸体和其它被处决者一起扔进不远处的一处葬坑。二十世纪初,传闻是葬坑的地方挖出不少人类骨骸,还有些没有朽坏的玫瑰经念珠和圣心胸徽。当时诺瓦木耶的本堂神父是个本地人,在这里立起一个石刻十字架作为纪念。现在这里有一座小礼堂,叫做“慈悲圣母堂”,当地人把这里叫“殉道者礼堂”。礼堂的墙上有一个玻璃圣髑箱,盛放着一些在此处发现的骨骸。


岛上的葬坑不止这一处。诺瓦木耶岛的审判和处决持续到1794年八月,总计两千多人被处决。最后一批处决在1794年的八月三日,二十二个本地妇女每两人被绑到一起,被押送到海边挖好的葬坑边枪决。
这些死刑犯前往处决场地时,自发的唱起“圣母赞主曲”(Magnificat)。日后岛民在这里立起一个纪念十字架,因此得名“赞主曲十字架”(La croix du Magnificat)。“赞主曲十字架”对面的海滩是当年岛上主要群葬坑所在:岛上面积有限,处决后堆积的尸体成为很大问题。共和军先打算利用地方便利,把尸骸扔进海里,让海潮把尸体带走。但后来尸体越来越多,来不及被海潮冲走堆在沙滩上。腐烂的尸骸有引发瘟疫的危险。于是他们让人在海滩上挖了几个大坑,把尸体埋了进去。

笔者上一次经过诺瓦木耶岛时,向旅伴指出海边埋尸坑的大致位置。她对这么多游人无忧无虑的坐在乱葬坑上享受阳光和海浪感到惊奇。游人们满不在乎,因为他们不知道;当地人满不在乎,因为他们知道,已经习以为常。
……
离开诺瓦木耶岛后,阿克索很快收到凯西耶(Carrier)恭贺他大获全胜,大举消灭土匪的庆功信。据说看完来信,阿克索“想举枪自尽”。

IX-iii. 下普瓦图(Le Bas-Poitou)
诺瓦木耶岛的战斗开始时,夏雷特的部下,胡波耶兄弟中的老二耶桑特(Hyacinthe Hervouët de La Robrie,1771-1832)也在岛上带领民兵作战。共和军登陆后耶桑特只身逃脱,他在灌木丛里躲藏了好几天,之后设法潜归下普瓦图,把诺瓦木耶岛失陷的消息带给夏雷特。
这时夏雷特的处境也很糟糕。即使他及时收到诺瓦木耶被围攻消息,也不可能有余力救援。之前攻打马什库尔时他受了重伤,不得不解散部队,藏进森林中的庇护所休养。期间差点被带领部队前去围捕的阿克索抓住。二月初,夏雷特再次开始积极活动,他和Joly合兵,带领民兵以Grasla森林为掩护游击作战。
二月中旬,被隔绝在卢瓦内河北岸的幸存“大军”首领纷纷潜归旺代。萨皮诺(Sapinaud)返回后重新组织起“中部军”,带领一些堂区民兵加入夏雷特。得到增援的下普瓦图军在莱日附近取得一些小胜利,但总体状况仍然很不乐观。阿克索的部队死咬在他身后穷追猛打,夏雷特无法在任何城镇建立固定长久的落脚点。
夏雷特当然知道他们不能一直这么逃下去,迟早他要和阿克索正面做个了结。即使眼下看似狼狈的遍地逃窜,他仍在寻找合适的战机。共和军有增援和火药,但下普瓦图有一群战意坚决的军官和士兵。
下普瓦图的民兵普遍勇猛彪悍。尚宾诺在回忆录中坦言,旺代军中不同部队的气氛也不相同,下普瓦图军队的民兵不像安茹军,下了战场后念玫瑰经的,既不处决俘虏也不会抢走他们的随身财物。他直言他们的人对待俘虏行为粗暴:“像真正的士兵一样殴打抢劫,满嘴脏话”。当然,他们能看到的“真正的士兵”的参照标准,只有在旺代扫荡的蓝兵纵队。
统领这些人需要的是另一种素质。下普瓦图的另一个主要首领是Louis-François Ripault de La Cathelinière(1768-1794),尚宾诺讲述了一桩他亲眼所见的发生在前者营地中的事件:一个平时彪悍难制的骑兵首领喝醉了,在众人面前向La Cathelinière挑衅。 La Cathelinière空手制服了他,然后揪着他的领子把他拽到集会场,说要依法枪决。“四个堂区的农民举着武器呼喊着涌过来,要解救他们的首领”, La Cathelinière命令手下士兵排列成行, 把农民们统统缴械。没有人胆敢抗议。等所有人都放下了武器,La Cathelinière当众宽恕了这个骑兵首领。
与安茹军相比,下普瓦图的军官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平民。大多数人的名字和事迹在下普瓦图以外几乎不为人知。他们的经历由当地的亲友后人口耳相传,笔录与书信多数保存在地方档案馆里。这里简单罗列出一些比较主要的人物战争开始以来的经历:
de Couëtus(1743-1795)先带领堂区民兵独立作战,后来被夏雷特任命为军队的副指挥,常在夏雷特不在时带领一半的军队作战。Couëtus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布安之战被俘。他妻子在南特被断头,两个女儿因为年纪小,一直被关在监狱里;
胡波耶(La Roberie)三兄弟是二十四岁的若瑟(Joseph, 1770-1795),二十三岁的耶桑特(Hyacinthe,1771-1832)和二十一岁的博丹(Prudent,1773-1795)。三人都是夏雷特最资深的军官和“军团”指挥。他们的父母在南特上了断头台,三个人是家族姓氏的最后继承人;
吉翰(Guerin)兄弟在革命前是鸡贩子,和大部分普瓦图乡下人一样,坚定的认为“蓝兵”全是“纵火犯,杀人凶手,抢劫犯”。哥哥若望(Jean)除了是夏雷特的“军团”首领,还负责他的私人卫队。尚宾诺会说若望 吉翰是夏雷特“所有的朋友中最配得上的”。他的部下说“从没有见过比他更英勇的战士”:“每次士兵看到他出现在阵前,都会欢呼‘胜利属于我们!国王万岁!’”;
Dubois兄弟的哥哥Felix二十一岁,弟弟不到二十岁。1793年,坚定保王派的Felix (1772-1834)在南特一家商行工作,旺代的反叛爆发后想方设法跑到反叛区,加入已经跟着夏雷特作战的弟弟。绍莱之战前,两人领命去安茹军传信。得到邦尚赞赏的Felix暂时在他麾下作战。他们随“大军”一起过河,拉曼之战时与大部队失散。因为难以渡河南归,两人一路北上,试图混在共和军里穿越边境好加入流亡军团,发现后关进不同的监狱。哥哥越狱而出找到弟弟,两兄弟又横穿了小半个法国,再次回到下普瓦图加入夏雷特;
(Amédée-François-Paul)de Béjarry(1770-1844)本来是“中部军”Royrand的副官,从西北风之行中幸存归来,投奔到夏雷特部下。de Béjarry的姐姐和妹妹都在拉曼被俘,他来到下普瓦图时大概以为两人早已遇害。多数时候de Béjarry总能心平气和,不过他同在旺代军中作战的哥哥外号是“暴风队长”(Capitaine Tempête);
下普瓦图的“军团”指挥还有《夏雷特先生之歌》(1)的作者,“旺代诗人”Le Moëlle和十六岁的de Faugaret (1777-1851)。
至于回忆录作者尚宾诺(Championniere),书中几乎没有提过自己的经历,包括他在下普瓦图军中的具体职务。大部分资料显示他是个堂区首领,但安茹军的Beauvais说他是夏雷特的副官(aide-de-camp)——尚宾诺从来没有“副官”的正式头衔,因为“夏雷特的副官”是一个特殊现象:很多下普瓦图人会去讨好夏雷特,想让他们的孩子给他作副官。通常夏雷特不会拒绝。尚宾诺对此评价“我们能组建一个‘副官连’!”这些小孩子除了“夏雷特的副官”头衔外没什么紧要的事做——这种情况下,如果真正行使“副官”职务的是尚宾诺不会令人意外,尤其考虑到他出身一个文官家族。1794年的尚宾诺家中被字面意义上的灭了门,全家五口只剩他一个人。
而下普瓦图营地的“亚马逊”当中,两位女士的经历比较典型:夏雷特的姑母伯克利夫人瑟莉斯德,战斗不利后和丈夫同时被捕,他们唯一的女儿病死在狱中。伯克利上了断头台,此前谎称妻子怀孕为她换来豁免。伯克利夫人设法逃出监狱,之后立刻找到夏雷特,跟着侄子继续作战;
Madame Gouin du Fief ,丈夫流亡出国,她带着三个孩子从西北风之行中幸存归来。她在Saint-Colombin遇到一队“蓝兵”,他们夺过她在摇篮中的小儿子,“在她眼前,他们把他切成四块”。年轻的母亲拿起武器,投奔夏雷特的部队成为一名“亚马逊”。见过她的人说她穿一身淡黄色南京布外套,每次冲锋都在最前面。
……
至于其它人,萨皮诺的五个兄弟全在流亡军团,十七岁的小弟弟战死。在昂热,蓝兵当着他的两个妹妹的面枪决了他们的父亲。二妹这时不知所踪。
……
简而言之,几乎所有下普瓦图的军官,都在国家剃刀下丧失过几个或者所有亲友。至于农民兵,在国民公会的“毁灭旺代”指令下,不是家破就是人亡。用尚宾诺的话来说,就是“长久以来,对共和国的仇恨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燃烧”。
这些民兵和军官的顽固只有他们的首领能够匹配。战争结束后,尚宾诺(Championniere)屡次在回忆录中反思,“大军”在卢瓦内河北岸被击溃后,他们这些“残部”们究竟是怎么熬过“悲惨的冬天”,存活到1795年的。
其实尚宾诺的答案很简单,就是夏雷特。尚宾诺是夏雷特最老资格的部下之一。像每个下普瓦图人一样,他在回忆录中不停的绕弯,证明他对夏雷特的评价并非出于个人偏爱:“夏雷特先生不是个英雄”,他的军队不怎么听指挥,每次出动很少能完成目标,有时不得不为了食物抢劫。至于他本人,没什么军事才能,做事毫无计划,指挥能力不高,甚至不喜欢打仗——“他原本打算一直窝在马什库尔”。
此外,“头次见面的人都会被他骗了”,以为他能明察秋毫而他自己深不可测,因为他在面对提问时常以一个深藏不露的微笑代替回答*,其实“大多数时候,他的头脑是空的”(*而这招对熟悉他的人,比如尚宾诺,已经不管用了)。(2)
但是,当大军在萨窝奈溃败后,其它首领被断绝在河北岸全无音讯;“全法国或者出于懦弱、或者出于自我意愿”“把我们当另一种族群来毁灭我们”时,“只有夏雷特先生保持冷静”。“我们早完蛋了,要是夏雷特先生不管我们”——尚宾诺指出夏雷特曾是个资深海军军官,要是他愿意,随时可以带着几个水手拉搜船逃往英国。但“他的部队状况越糟糕,他越不会离开他们”。
尚宾诺在写给Beauchamp的笔记中会说“夏雷特先生就像是我们的老爹(père)”。此外,他还是“一个似乎是所有人的朋友的将军”:看见有人在吃一小块面包,他会自觉的上去掰一点,“有吃的不跟你的将军分,真是自私”;看到有人在抽烟斗,他会凑上去蹭两口;或者毫无预期的游荡到某人门前,说“今天我在你这儿吃晚饭”;再要么,“你这儿的篝火和稻草真不错,我要跟你一起睡”。
夏雷特和他们一起战斗,下令突围强攻时,他第一个冲向敌人阵线;即使重伤,也不会离开他的士兵。夏雷特和他们一起在下普瓦图的密林中奔跑躲藏,和他们一起忍受饥寒,用自己的榜样鼓励他们坚持下去;而无论多么艰难的处境,他总能保持冷静面带微笑,并说一些玩笑话来振奋他们。
夏雷特总有一些奇妙的方式激励士气。战争结束后,Felix Dubois提到,1793年十月初,下普瓦图军攻取诺瓦木耶岛后,他们收到了一方“王后的手帕”:据说是囚禁中的玛利亚-安托尼送来的——或许手帕是真的,毕竟Couëtus曾做过王后的侍从——这个小物件果然在军队中激起近乎狂热的反响:对旺代人来说,拒绝向共和国低头的王后是一个反抗暴政的象征符号。旺代人认为他们的战斗也出于同样的原因。然而这些年轻军官们澎湃的热情远超出夏雷特的预计:他们提议,要把手帕系到一根鎏金的铁矛顶端作他们的战旗!多年之后,Felix Dubois回忆起此事时仍然悻悻:“但是将军不愿意”。【评.“夏雷特先生就像是我们的老爹”……】
然而没有什么能够掩饰他们糟糕的处境。阿克索穷追死堵的作战方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尚宾诺回忆,1794年初,共和军在林间和田地中到处搜索扫荡,他们像野鸟一样在林子里躲藏,常常连日蹲在一处地方,与世隔绝不辨时日。甚至清醒如尚宾诺,也会接受一些幻觉来自我安慰:他们听到密集的枪声时会以为是边境上的同盟军攻进了内地。
尚宾诺接着写道,虽然他们像亡命之徒一样在树林间奔跑,好几天找不到一点食物,但是一想到“那些绝望的母亲”,逃亡时试图掩盖孩子们饥饿的哭声,因为会被敌人发现。而他们的悲惨境况“只需要一颗子弹就能解决”时,就会觉得自身的处境并不太糟,完全能够面对次日的战斗。而之所以他们还在坚持战斗,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不至于“失去理智到不做抵抗就任人屠戮”。【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土匪】
如此狼狈的状况下,尚宾诺仍记得夏雷特亲自指任的军队副指挥,1793年三月以来就率部起兵转战,在国家剃刀下失去了妻子,两个女儿生死不明的Couëtus,常会像个神父一样对他们叨叨:“de Couëtus先生对我们说,其实他们(共和军士兵)都是好人,只是逼不得已才这么做”。
年轻的尚宾诺对此肃然起敬,他评价de Couëtus是“全旺代最真诚善好的人”。但他没有动摇过自己的观点——尚宾诺的姐妹也在处决前原谅了她们的处决者,两个尚宾诺家的圣人已经足够了——到1795年的和约之前,尚宾诺始终认为“共和派”“全是凶蛮禽兽”。他显然不是唯一持有这个观点的人,莱克卢佐堂区的居民们都赞同他。

IX-iv. 莱克卢佐(les clouzeaux)
如果这是一个浪漫小说,我们可以这样讲:诺瓦木耶岛上发生的一切,国民代表们的行为和杜罗的“纵队计划”都让阿克索无比厌恶。内战中没有荣誉。但他寻求战士间的战斗,如果不是为荣誉,至少不是为耻辱——就像克莱贝尔所说:“我可以和土匪作战直到死亡,但不是到耻辱”。阿克索对夏雷特‘紧追不舍’。比起追逐猛兽的猎人,更像是扑火的飞蛾,他宁愿作为一个士兵倒在敌人枪下,好过加入一帮公职流氓的狂欢。
命运正在莱克卢佐静静等待着他。
今天的莱克卢佐不是一个镇子也不是一个村子,而是旺代“首府”拉罗什南边通往les sables高速路上的一个公交站点,周围零星散布了一些民宅。
1791年,当全旺代只有两条大路时,莱克卢佐是一个乡下堂区。这里的本堂神父Jean-Baptiste Remaud也是当地人,具有典型的当地人性格。
如前文所述,掀动了法国教会的不是没收教产,教士公职化或废除十一税,而是1791年的“教士宣誓”。这个宣誓的具体内容是:“我宣誓看护堂区或教区托付给我的信友,忠于国家,法律和国王;并尽我所能的维持立宪议会制定并为国王所接受的宪法”。之后这个宣誓会加入他们有义务告发所有“嫌疑分子”的条款。

当地行政官员一再向Remaud神父施压,要求他对教士公民法案宣誓。Remaud坚持拒绝。终于,不堪其扰的Remaud神父某次弥撒后登上讲经台,说是要当众“宣誓”:
“今天,1791年二月二十日,在讲经台上,我的堂区弥撒中,我的布道之后,我对立宪议会法令要求的教士公民法案宣誓。尽管是以他们不喜欢的形式,但仍然是公义和合法的:我发誓看护好教会托付给我和将要托付给我的信友们的举止:忠于国家,信仰和国王;尽我所能的维持教会的,以及立宪议会制定并为国王所接受的宪法;遵从议会在其权力范围内规定的一切事务;同时保留至圣、至公、宗徒直传的罗马教会在属灵领域的权力。”
这时路易十六世仍是法国名义上的国家首脑,因此这个乡下本堂神父在讲经台上的回复对象是法兰西国王:“——我是一个保王派,但我首先是个天主教徒!……因此我只能对你宣誓效忠,在我的宗教信仰允许的范围内!”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场景。二百五十六年后,法国西部一处不为人知的乡村小教堂里回荡着托马斯 摩尔(Saint Thomas More,1478-1535)在断头台上的遗言:“我是国王的忠实仆人,但天主是第一位”。
1792年后,形势逐渐严峻。始终拒绝宣誓的Remaud神父没有流亡,而是在堂区居民的掩护下躲进当地森林。1794年初,刚献完弥撒的Remaud神父被一队“蓝兵”发现,杀死在他的藏身处屋外。一些居民悄悄掩埋了他。很快,当地传开一系列有关他的“奇迹”……传说夜晚他的坟墓上会发光!
如果莱克卢佐的本堂神父这样回答了国王,那么这个堂区的居民将会如何回答共和国?
1793年三月,雅莱的钟声响起后,当地一个外号“教宗”的首领和他的妻子立刻带领堂区的年轻人加入反叛,投入前医生Joly麾下。之后这些骠勇的民兵会在夏雷特的部下作战。
……
1794年三月,阿克索仍然在下普瓦图的森林和沼泽里紧追夏雷特不放。不间断的追逐已经持续了一个月。阿克索反复写信给总指挥杜罗,催促后者派遣骑兵增援。杜罗一再拖延,声称他这边的“战况”也很紧张,一时抽调不出多余人手。
阿克索和杜罗的关系很有趣。杜罗会说阿克索是他的“朋友”,就像他在军队中的很多其它“朋友”:罗西诺(Rossignol),侯撒(Rosin),乌彻(Huché),等等。但也是杜罗,上书救国委员会表示克莱贝尔和阿克索等人需要被“严密监视”。
或许后者到死都不知道杜罗曾经告发过他。阿克索也把杜罗当作是朋友:在旺代,对杜罗不满的军官往往上书救国委员会抱怨。而阿克索直接写信给杜罗本人,反复向他指出他的纵队计划的众多弊端。
1794年二月开始,两人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阿克索曾“邀请”杜罗来马什库尔,到交战区的营地里亲眼看看他的“计划”造成的恶果(基本上,1794年的杜罗在旺代没上过前线)。杜罗没有赴约。期间,只要听说杜罗来到附近地区,阿克索就会试图找他当面讨论。对方避而不见。三月初,再次收到阿克索质疑他的纵队作战的信件后,杜罗回信指责阿克索在下普瓦图行动迟缓,战局没有进展。
这样的回复显然伤害了阿克索:“在旺代作战了六个月之后,我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的指责”。回信中他解释自己之前的批评没有恶意,不过他仍然会继续我行我素的行动下去。
对救国委员会发誓“要么他死在我手上,要么我倒在他枪下 ”的阿克索似乎已经进入一种完全不知倦怠的狂热状态。或许他真的可以一直这样追下去,但不是他的士兵们。晚冬的下普瓦图天寒地冻,军队的粮食和其它物资即将告罄,士兵们人人疲惫不堪。只有阿克索毫无怠意。他知道,对面反军的状况不会比他们好。如果这场追逐战变成消耗战,看哪一边先被熬垮,无疑胜利者会是他们:虽然迟延,但他的部队能够得到增援的人手和物资,旺代人一无所有。
夏雷特也知道这一点。他的部队在二月底有一千五百个战士,三月中旬因为伤亡和脱队只剩下七八百人。他决定不再奔逃,尽快决战。
夏雷特的一个部下回忆,莱克卢佐之战前,在林间奔跑转战了两个月后他满身虱子,衬衣破烂不堪。于是他向夏雷特请示,想回趟家换件衬衣。夏雷特拉开衣服,对他说:“看,我的衬衣跟你的一样破烂,虱子跟你一样多。留下来,二十天之内我们就会决战。”
1794年三月二十日,夏雷特在莱克卢佐镇外把他的小军队分成四部分,他在右翼,Joly在左翼,Savin在中部。Le Moëlle带了一部分骑兵站在高处,如果情势不利可以掩护部队撤退。现在他们只需要等待阿克索的到来。
阿克索果然顺利找到了这片旺代人为他准备的战场。听说夏雷特在莱克卢佐,阿克索率部连夜行军急追而来。曾有部下建议他让士兵休整一下,等待骑兵支援。阿克索拒绝了。他的士兵确实精疲力尽,但对面旺代人的状况不比他们更好。况且这个机会太过诱人:他追了几个月不见踪影的夏雷特就在眼前。阿克索在夏雷特身上赌上了他的荣誉和头颅,这一次绝不会让他再跑掉。
阿克索对战况很有信心。虽然旺代人占有地利,但共和军约有两千多步兵,包括三百名骑兵,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他首先命令骑兵冲击Joly的部队。在共和军骑兵冲击下,Joly的士兵阵形开始溃散。夏雷特命令下普瓦图的骑兵反击。博丹(Prudent)拔出战刀,一马当先冲进战场——或许下普瓦图的骑兵并不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景象,令人生畏的是博丹:这个年轻人是蓝兵中最“臭名昭著”的悍匪,因为他稚嫩的面孔,常有敌人把他当成是女人,直到领教到他在战场上的凶狠。
凶猛的下普瓦图骑兵成功逼退了敌人。趁着敌人后退,老Joly重新召集起士兵。而后退的共和军骑兵冲进两个正在前进的共和军步兵阵线,在军队中造成片刻混乱。这时旺代人的阵线中爆发出阵阵吼声:“Morts aux Bleus!”(蓝兵去死)旺代人发起全线进攻,一齐扑向阵形变得散乱的共和军,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
共和军左翼在旺代人的猛烈攻击下先行瓦解。后面的士兵被眼前的景象吓呆,战意全无仓皇逃窜。阿克索试图收拢部队,但毫无作用。惊惶的士兵完全不听指挥,只想尽快找到返回拉罗什城的大路。混战中,阿克索大腿中弹,走错道路进入一片林地。面对逐渐逼近的追兵,他把自己的马给了副官,让他指挥部队撤退:“现在开始我不再作为一个将军战斗,而是作为一个士兵战斗”。
围上来的是Joly的民兵。旺代人喊话让他投降,阿克索拒绝。他背靠一棵橡树,一手持战刀一手握枪,打倒了每一个胆敢靠近的旺代人。一个旺代骑士挥刀砍他,被他砍伤鼻子翻倒马下;另一个冲上来的骑手被打掉了手枪;另外几个试图攻击他的旺代人也被他用战刀逼开。直到一个民兵在近处朝他连开数枪,阿克索应声倒地,仍然紧握战刀,并用手枪打伤了一个民兵的手。一个外号“独眼”的朗德龙德骑手给了他“一弹解脱”(Le coup de grâce)。

等夏雷特闻讯赶来,战斗已经结束了。一些民兵剥取了阿克索身上值钱的东西,但参与过战斗的几个人远远站在一边,以表示对这个英勇的死者的尊重。夏雷特感叹道:“杀死一个这样英勇的人真是可惜;要是活捉,我就把他送回共和军,给他们竖立一个榜样”。甚至有很多作者宣称,夏雷特在这个对手的遗骸前潸然泪下。
旺代人把阿克索埋在莱克卢佐战场附近,在他的墓上种了一棵刺柏。

旺代流传的阿克索之死还有几个版本,共同点是夏雷特没打算要杀他。开战前夏雷特并没有交代过如何处置敌人,因为他没有料到自己会赢,并且战果如此巨大。
尚宾诺在回忆录中写下:“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强劲的敌人”。无疑,但阿克索的死讯会让所有下普瓦图军官都松一口气。
阿克索阵亡时周围没有共和军目击者,很多共和军士兵传讲他像Moulin一样自杀身亡——总比承认一个共和国的准将死于“土匪”之手光彩一些——杜罗在上呈救国委员会的战报中称,阿克索在战场上被“懦弱的士兵”抛弃,受伤后自杀,“以免落入土匪手中”。
所有共和军的军报中阿克索的死因都是自杀。Beauchamp在1806年写旺代战争史时访问过包括尚宾诺在内的一些下普瓦图军旧部,他正确的写出阿克索是战死。然而共和军旧部的萨瓦利(Savary)在1826年出版他的旺代战争资料集时,根据共和军档案批评Beauchamp的声明有误……奇怪的是,萨瓦利会在前言中指责勒斯居尔夫人等人的回忆录采用旺代军的公报,其中信息多数虚假不实。他自己则会毫不怀疑的采用共和军的公文战报中的信息。
阿克索之死传到巴黎,Barère在国民公会发言,要求在万神庙给Moulin和阿克索竖立一个纪念柱荣耀他们,上面刻字“他们自杀了,以免落入土匪之手”。这个工程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现。遗骸被运进万神庙的“旺代战争英雄”是“少年巴拉”(Joseph Bara):1793年底,Jean-Baptiste Desmarres在雅莱被旺代人击败。为转移公众视线推脱战败的责任,Desmarres为他死在袭击中的十三岁侍从巴拉编造出一套感人至深的英勇故事。罗伯斯庇尔认为巴拉这个形象可以提升公众的“爱国精神”和“共和情感”,同时激发对保王党土匪的仇恨,于是亲自上阵大力宣传:“只有法国才有十三岁的英雄”。这个造星运动出乎意料的大获成功。Desmarres和罗伯斯庇尔先后上了断头台,“巴拉”却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广为流传。除了男孩的故事所代表的“爱国热情”,还得益于某些艺术家在“濒死少年”这一形象中发现的……“美感”。
今天除了一些断代史学者,Nicolas-Benoît Haxo的名字几乎无人知晓。仍然记得他的是旺代人:阿克索将军“带领法国军队攻打法国据点”,“不像共和国雇佣的那伙匪徒”。
……
1794年三月二日,La Cathelinière受伤被俘,被押送到南特审讯后断头。审讯时法官指责他“诱拐人民,把所有东西化为火与血,为了国王和宗教”。他回答:“你们也应当受到同样的指责,你们用人民献祭的‘自由’不过是头奇美拉*”(*幻想怪兽)——“小国王”路易十七世在巴黎的监狱里,“蓝兵”烧毁的教堂废墟中还能看见坍塌的祭坛。而迄今以来共和国带给他们的家园的种种灾难之中,“自由”在哪里?
La Cathelinière死后,他部下的吉翰兄弟带领堂区民兵转投夏雷特部下。从1793年三月到1794年三月,共和军中屡次出现要几十天内平定反叛荡清匪类的说法,这些期限到了又过去,旺代地区仍然遍插反旗。旺代人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顽固狂热的“自由之敌”(les ennemis de la liberté):他们拒绝接受国民公会通过“地狱纵队”和“国家浴场”赐给他们的“自由”。
莱克卢佐之战后,夏雷特终于在下普瓦图站稳了脚跟。当年六月,他在贝拉维尼建立了大本营。
这一年的夏天,巴黎和西部的状况都将发生巨大变动。国内一面是不断落下的国家剃刀,一面是似乎永无休止的内战,国民公会里的气氛开始变化——如果旺代人没有成功的带回王座,至少他们成功的成为了促成山岳派失势的一个因素。
如尚宾诺所说,夏雷特不是一个做事有计划的人。1795年之前,他们一直因为贫乏的资源被“困”在下普瓦图,平时战斗没有任何整体规划,不过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对巴黎的保王派谋划一无所知,而海外流亡的亲王们几乎没有关注过这片举着白旗顽抗了一年多的偏僻地区。战场上“国王万岁”(Vive le roi)的口号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如果他们零散的游击战对实现这个目标助益微小,至少每次出动他们都实现了“共和国见鬼”(A bas la république)。
夏雷特对战争的总体认知似乎仍然停留在《罗兰之歌》类中世纪浪漫骑士小说。对他来说重要的从来不是结果,而是方式。战争中,无论胜负都应该遵循“妥当的”“礼节”。哪怕是投降。
三色旗下还记得“旧制度”下“战争礼仪”的“残渣余孽”(ci-devant)将军当中,或许一个“前侯爵”,一个“前”血缘亲王(Prince du sang)部下的“礼节”足够“妥当”,能被旺代人接受?
【旺代战区第一劳模+模范教师终于要回来啦 XDDD】
TBC

(1)《夏雷特先生之歌》(Monsieur de Charette)是"La vendée pour défense A ses divisions"那个版本。网上常见的不是完整版,完整版里有Le Moëlle对每个“军团”首领的点评,有机会会翻译放出。
(2)不少共和派历史作者声称夏雷特是个权谋家。尚宾诺的“辩护”格外有下普瓦图风格:这个人不可能搞出什么阴谋诡计,他没有那个脑子!
根据尚宾诺的叙述,夏雷特曾纠集一伙年轻军官,穿着“蓝兵”制服,戴着纸做的帽子,脸上抹了烟灰,高喊“共和国万岁”去乡村婚礼闹场。然因为没有计划好时间,虽然吓跑了所有客人,但宴会已经接近尾声,酒和食物几乎没有剩下的。村民们举着武器闻讯赶来,晚走的几个年轻人差点被当成蓝兵围攻。……超典型的夏雷特风格。
【注. 下普瓦图风夸人:尚宾诺的战友夸奖他足智多谋,赠他外号“阴谋家”(intrigant)】
【注. 虽然尚宾诺怼夏雷特不在话下,但战后的老战友聚会上常被Felix Dubois呛到无话可说……感觉,能给这伙人当头儿的不是特别宽宏无度就是特别没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