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历史
历史观是一个人社会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基础，一个人如果其有着肤浅的历史观念，就会在历史的拉锯战中毁掉他的安身立命的根基，变成社会危害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源头；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历史观足够深刻，就一定能够在历史的抉择面前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不要把历史的成败得失当做历史唯一的正确的判断标准，而要将人类的生命历史意义当做最核心的判断原则。这一点可以参考上一篇文章《生命的意义》不做叙述。
人类在没有同其他自然生物区分的时候，人类需要的物质和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于天然生物。而此时人在自然中危机重重，一只虫子叮咬就可能要了命，更不要说那些凶猛的动物。同时潜藏在食物链中的有毒物质也随时让人失去生存能力而生命。在这一切面前绝对的力量和体型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这可以让人们对付一些野兽。但由于人在自然中的体型相对猛兽减小，团结协作就是生存的必然。自然中如狮子，狼，狒狒，猴子，黑猩猩，虎鲨等等都形成了以体型为核心的社群结构。在低文明时期，即社群发展初级阶段，社群成员较少，雌性必然占据社会结构的核心，繁殖是一切生物的第一需求。这一点在任何生命中都是如此，例如真菌，细菌，藻类，植物，有的生物生命周期不过半天。“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但是它们的繁殖速度极快，并且在环境合适的状态下会以伞状蔓延，最终覆盖在自然中尽可能找到可以生存的空间和物质来源。当社群发展到足够庞大，能够相对更加自由的生物比如动物们就会演变为雄性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临界点主要是社群数量能否稳定，而社群数量的稳定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变化的，所以一个动物社群的发展是以雌性为中心还是以雄性为中心都是可能变化的，即使在人类社会中也是如此。特别是战争或者自然灾害之后种群数量急剧减少，自然社群对雌性的重视就会变得更加明显，社群内繁殖欲望就越强烈。当然还取决于种群中性别比例。在雌性为中心的社群中，种群内部社会可利用资源相对匮乏，繁殖和生存都是迫切的要求，种群内部危机较小，主要面临的问题是获取生存资源和空间。在雄性为中心的社群中，部分雄性会放弃繁殖主动权而生存，另一部分则外出成为野狮群。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繁殖主动权的雄性完全没有交配期望。雌性数量则比例略大，如狮群1:2—1:4。另外值得提醒的是生物的自然生育性别比例是1:1，只是有一部分幼狮在出生时会被雄性咬死。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中也是同样的，只是文明社会的死亡残酷性相对于自然环境小了一些。
例如欧洲的人口变化和社会形态变化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14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实际上表现出人口数量下降后欧洲社会对生存境况的反思，就是“文艺复兴”的根本原因。这是自然生命生存驱动的社会变化。人口急剧下降迫使欧洲人开始反思，并且走向世界，寻求新的发展之路。而人口真正复苏是文艺复兴后期即16世纪中后期。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改变了社群的形态，社会形态逐渐稳固。到18世纪中叶，形成了“女权主义”的社会思潮，并且越来越要求社会的资源分配消除性别差异。例如18世纪的英国女权代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斯的《女权辩护》，19世纪的伍尔夫《到灯塔去》，20世纪的波伏娃的《第二性》。
准确的说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的回归是欧洲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本质表现，而非表象。人口永远是改变社会形态的最原始的内在动力，在即使是现在也不能忽视。而人口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一些社会学学者总是从社会文化反推人口结构变化，根本是因果倒置，没有分清哪个是基础。而社会形态变化的最原始在外动力就是自然环境变化。
在中国社会，在隋唐以前是女权意识和男权意识的差距并没有西方社会那么严重，即使存在生产关系中作用的差距，也形成了比较合理的社会分工，男耕女织就是典型反应。这里我们不考虑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剥削和压迫，是就传统社会家庭而言的。在中国，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不同阶层面临的人权危机是同样的。真正的男尊女卑是出现在外族入侵的，特别是宋明理学出现后。因为随着其他非农耕文明入侵，男耕女织的社会基础被破坏，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女权侵犯。中国的女权运动从新文化运动起就已经开始了，真正对女权的重建和维护要到新中国建立，而随着新的改革步伐开始降下来了。
如今世界的女权主义运动正在资本市场冲击下而被非理性解构，如物化女性，表现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这不是单单女权问题，而是世界人权问题在70年代开始就在走下坡路，对于人权平等的追求在那时已经开始放缓，可以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忘记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世界人权意识的退步是在人口急剧爆炸式增长中开始消沉的。巨大的社会文化进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在生产力野蛮式增长的背后是人权意识的衰落。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人权问题旁落于生产力已经是普遍的现象。并且生产力的形式和剥削方式比70年代以前更加变态，几乎就是竭泽而渔。世界人口增长放缓是正常的，这是人类自我意识增强的表现。
在发达国家或者高收入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0%，并且多数是小于0%的，例如西欧，日本；而在低收入国家中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比较大的，例如非洲，南亚东南亚南美地区。这些情况完全符合上述“一般自然生物的社群理论”。实际上非洲和其他人口增长快速的国家内部生存危机仍旧严重，其他强势国家势力对这些国家的帮助远远小于破坏，于是他们的社会可支配资源被那些国家的跨国企业或者政府机构以巧立名目的方式骗取，生活反而越来越贫困，因而社群不得不通过繁殖来稳定社群数量，只有当这些国家的社会资源支配独立自主，才有可能使人口增长速率降下来。在世界人口增长率中，最为特殊的是中国。许多专家认为人口减少对发展不利，实际是没有站在人类整体独立解放意识的方面去思考，而纯粹站在了经济层面考虑，是自私自利的社会态度的表现。社会低结婚率和低需求欲的状态的转变恰恰是反对功利主义，反对劳动剥削的表现，以生产力为中心的时代必须淘汰让步于人权，社会才能进步。
这就是本文的主旨，也就是评价历史的一个根本尺度。独立，自主，平等的解放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
随着社会文化传播媒介的进步，人类即将进入文明的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自然危机中解放，终结点石社会私有制的出现，第二个阶段是从体力劳动中解放，表现是电力等自然力的应用，第三个阶段是回归自然人，终点是个体意识的充分觉醒。虽然这三个阶段目前还在同时进行，但就其能力已经完全具备了三个阶段进步扩大性。而文化传播就是整个过程扩大的最主要手段。这是本文的第二个内容，也是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最好的可能性思考。
实际上，除了剧烈的天灾外，人类的生存能力已经比过去强得多了，并且在任何一个时代，人类的文化发展都能够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是文化的传播一直是文明进步的阻碍。这里的文化不是现在意义的文化，而是人类的全部的对世界认识的积累。例如在动物中也有一些和人类初级状态的同样的文化，如渔猎，储存，采摘。更广义的文化是对现实物质的排列能力的积累。物质不能决定意识，是社会物质条件决定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这也是历史评价要注意的一点。任何脱离社会背景的历史评价都是不正确的。即使如秦始皇，曹操这样即使被一部分文人批评成一无是处，过大于功的古代君王、大臣，都依旧在整个历史上起了比大多数君主更进步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秦始皇是处在绝对血缘建立的贵族政治背景下创建的士族政治，这本身就是不朽的功业，一步跨越式的进步。同时对文字，度量衡，载具的统一，促进了社会文化和社会劳动之间的流通，对中国未来两千年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大多数现代人评价历史将自己的历史条件代入，无疑是自以为是，狂妄自大。我一向批判英雄主义的历史价值观，但从不否定英雄。曹操同样是英雄，是敢于站在昔日落魄贵族和门阀士族两个强大敌人的对立面。而士族政治的影响至今仍旧存在。特别是董仲舒以后西汉所形成的顽固旧势力，掌握着社会文化的绝对解释权，一味的逢迎政治权威，完全丧失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优良传统，逐渐使其自身沦为政治附庸。一些试图打破这个桎梏的进步分子则被旧势力扣上了反动的标签，自此中国社会的进步势力就被士族形成世家大族关系网牢牢束缚，并且产生了较长的相互夺权，同党伐异的悲惨历史。以至于后来即使面对外来侵略，也经常投降，在某些时候进取的态度还不如外来侵略者如北魏的民族融合，接纳吸收汉文化，士族们逐渐的又从权力中心退出，成为权力的附庸。即使到了科举制度以后，经过隋唐两代，复杂的新士族势力又重新形成，而又很快落入了旧的模式中。这就是五代十国。这种利益集团相互扶持和加强的新贵族，很快也陷入了权力斗争中，进步势力的行动更加艰难，文化思想看得见的衰退。从此中国文化的承载者士族阶级就很难孕育出新的进步思想，大多都是一群书橱，再加上半懂不懂的文化理解，给中国文化思想上留下了衰落的种子，延续到了清朝末期。这种根深蒂固的权力附庸模式加重了这片土地生活的人民身上背负的压力。奴才文化大肆横行，仗势欺人反而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形态，而曾经一度要消灭掉的社会形态，今天又泛滥了起来。
回归正题，我们讨论文化的由来。（语言如何形成，人类如何成为人类，在将来会穿插简述脉络）由复杂的语言系统而形成的文字和造纸术是人类真正摆脱自然束缚的存在物。如果仅靠口口相传，文化的遗落会大大减缓了人类的解放运动。不仅如此，口口相传的文化方式使得文化无法系统化，整体化，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限度也是比较低的。因为剧烈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使得其尽可能分布于可以生存的地方来保证种群的存续，这是任何生命群体的自然要求。今天这个内容已经在历史的推动下艰难达成。而文化传播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在一些时期，人类一定程度脱离自然威胁后产生的内部斗争和消耗远远超过和自然危机，严重阻碍了这一进程。这是判断历史行为的最核心要求。这也是人类自身在文明与野蛮斗争中的惨痛教训，并且至今还没有被正确认识文明与野蛮的差别。
现代人类社会（指私有制出现以后到现在）的文明更像是从自然困境中解放后的狂欢。当然，是一部分人的狂欢。整个人类种群社会阶层人口比例的变化几乎没有。一些国家的繁荣恰恰是建立在他国衰落的基础之上的，而一些人的繁荣也是建立在剥夺他人劳动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什么样的文明？
文明的本质是自律，而非产生了多少社会价值。只有自律的社会才能一直向前的进步。而社会价值只是社会文明的副产物。这里的自律是不恃强凌弱，以大欺小，而非封闭机械的自我管理。整个地球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过度破坏生命自然序列，生命整体对于能量的获取量会大大降低，当某一个序列整个出现剧烈减少甚至断层，这个序列上部的一切生物都将衰亡或者退化。即使在某些生物群体内部，这种事件的发生也会导致整个社群的衰落。例如种群集体性死亡就是种群的食物中的某些序列的物质传递受到了严重破坏，使一部分种群长期缺少某些必须营养素而导致的身体缺陷。而种群内部自相残杀的恶性竞争的现象恐怕只有人类最惨烈，其因为内部矛盾竞争导致的非自然死亡的比例在其他生物中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近代以来，这种野蛮行为更加严重。这里就必须提到“慕强”。自然演变中的慕强行为是生物对于当前生存境况的选择，它可以快速帮助生物繁衍生息，但是从长期来看，一味慕强势必造成社群阶层断裂，从而威胁整个社群发展，造成社会倒退乃至灭绝。
在当今社会，一切的劳动以资本为中心，佐以弱肉强食的自由主义思潮，是现代社会人权没落的根本原因。人权的没落，使得心理疾病成为普遍现象，因此造成的人类疾病并不比过去少。更为恐怖的是医疗和教育也成为为资本服务的一部分，大肆搜刮钱财，谋财害命，将整个人类社会培养为守财奴，却大肆宣传人权，实为挂羊头卖狗肉。在现代人类社会，最大的谎言就是慕强时代下的存在中产阶级。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一切的改变唯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肩负起传播优良文化的使命，承担起历史责任，将这个世纪谎言戳破，告知全世界人民，并且帮助世界贫困人口独立自主，一步一步使整个人类解放。以当前的文化媒介为工具，大力宣传人权，唤醒人们的人权意识，让他们可以自我解放而不必相信天降正义和宗教教义，破除迷信和神权。通过科学让人们意识到生命的意义，而不必受到他人蒙骗和干预，这是现代科学的一个最重要议题。
获得独立和解放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唯一正确道路。把历史评价情绪化是历史最大的悲哀，要控制一切的情绪化历史来源，将理性思维贯穿始终，深刻的认识到被情绪裹藏的历史真相。情绪化的历史认识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悲剧的次数是远超出理性悲剧的次数的，做学者做教育作做文化建设必要把理性发挥远大于感性发挥，让人们了解真相。情绪化历史观往往产生短平快的历史效应，其输出往往会被利用，被支配，被伤害，结果就是在情绪的历史里打转。人是喜怒无常的，而被情绪操控的历史观也常常反复无常，因此克服将情绪作为历史的第一认识，将理性上升到远超感性的层次是新时代历史和文化学者以及教育者最重要的任务。只有如此，人民大众才会逐渐从历史的阴霾中走出。
打破“铁屋”，未来才有可能。即使理性不够完全，但它一定会让人们越来越接近真相，而情绪一定产生自我消耗，自我否定的历史壁垒。理性的建立要比情绪的建立要难得多，但巩固得多。把辩证的关系切实的应用在理性认识中，历史才有可能从一个面发展为两个面，八个面，64个面……单纯的二元辩证是历史的局限，但它依旧是辩证的基础。而这一切最终要回归到一起，就像黑夜和白天始终存在，这是理性的认识，不可把黑夜和白天情绪化的对立起来而争得你死我活，要明白这是事物本身的特性，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现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指私有制出现以后到现在）更像是利用着最原始的情绪观念操纵着最理性的工具。于是这种人类历史的野蛮比猛兽的野蛮更恐怖，悲剧反而是一种必然结果。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动用原始情绪的人都在失去他的马之后其容易走向绝望和毁灭，而真正理性的人则不会过度关注一切的遗失和拥有，从容面对有无之辩。人生来无一物，又何必挂怀于物。这样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能够明白这是理性的声音，是基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只有发挥人的理性的主观能动性，历史才能更加稳固的向前。
过去的情绪化的福祸观念让它旁落吧，拿起真正属于人类高度的理性，向前走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