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与日本

如果算上欧盟，日本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如果不算欧盟，它将是仅次于中美的第三大经济体。我们的日常娱乐离不开日本产品的身影，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却没有去过日本。我们对日本既熟悉又陌生。

关于日本的坊间传说有很多。90后的思想品德课本一度离不开日本人的身影。比如有一位刷厕所的，他刷的厕所非常的干净，干净到他能把马桶里的水喝了，这位刷厕所的最后成为了大老板，名字我忘了，总之是大老板。再比如说，去日本留学的小梅因为盘子没洗干净被开除了，因为那家店是计件收费，不仅如此，他们还会用试纸测试每个盘子合没合格。最离谱的一个传说是日本的高架桥底下都是钢铁，因为日本人的危机意识让他们时刻准备着如果打仗就把这些刚铁给熔了。还有初中地理老师经常拿日本的人均GDP举例，日本的人均GDP是某国的20倍，如果某国的婚礼上新娘戴了一个婚戒，日本的新娘可以戴上20个。在很长时间之后，我们才意识到20倍的收入对应的奢侈品上的花销远远不止20倍。此外世界之大，品牌溢价，日本新娘手上的戒指很可能是因为品牌而翻上10-20倍的。比如买无品牌akoya珍珠串，和M家，在几乎没有加工的情况下，价差依然有10数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不是个地方，而是个传说，它象征着质量和认真，而这是极具危机意识，把每一天都当成是最后一天在过的日本所独有的。直到这次疫情之后，我们才发现事情有一丝不对头。为什么一个以质量著称的国家，竟然在疫情下毫无措施。至此之后，高铁不合格，森田面膜大量不合格，防晒霜成分造假。与此同时是大量夸赞过日本的公知被群众鞭尸，其中有冤枉的。比如蒋方舟，官媒已经说她是正常的学术交流了，网民还是认为她收钱为日本说话。

这些传说从何而来，又为何唯独日本的传说有这么奇特呢？

日本每年会花很多钱做公关，全世界都有负责海外宣传的专职人员，与此同时，他们还花费很多钱收买别国学者。一方面这是因为日本是后来者追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洗刷过去粗制滥造的标签，需要一个崭新的品牌形象，从而需要缔造质量神话。另一方面也和日本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日本身处与世隔绝的岛国，所有接受到的信息和向外输出的信息都可以经过处理。根据《日本权力结构之迷》的作者所言，这样的处理是造成日本人没有思想的重要原因。例如“权力”和民间组织，乃至宗教对于日本而言都是舶来品。根据作者所述，几乎所有维权有关的民间组织都会以日本右翼的实际掌控作为结局，这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在日本，没有右翼的加入几乎无法推动任何事情，右翼会打着协调的名义造成实质性的停滞。因此，人们通常会对问题有非常夸张的咆哮，小范围的游行，但一切都被控制在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的范围内。

一个众所周知的笑柄是日本女权。日本实质上从事风俗行业的女人占适龄女性总人口的5%，然而日本卖淫是犯法的，实质性卖淫行为的发生是因为法律上允许风俗店内自由恋爱的行为，而这和日本女权曾经的性解放运动有关。目前，日本AV女优的占比最大的从业理由是“兴趣”，然而事实上日本适龄单身女性的贫困率在50%左右，东京有300万贫困女性，许多女性在家庭和学校的欺瞒下签下助学贷款，未踏入社会就背负了数百万日元的债务。这是造成许多女性进入风俗行业的原因。很显然，女性和性有关的权力的推行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谨慎的，在其它方面的权力没有到位，女性总体不具备谈判资本的情况下，优先推行其它方面的权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成功率最高的是男性因为照顾母亲，婴儿而请的假，这种实质上造成女性更大的不便，但同样有便于男性的事项是最容易被推动的。在女性本身占据极大弱势的情况下，单方面要求权利的提升，无论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容易引起已经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男性的巨大反噬，就像本身不具备谈判资本的角色，却提前选择了摊牌。世界女权的开端是因为一战期间，男人都去了战场，需要大量女工，这才使得同工同酬变成了再合理不过的要求。真正女性崛起需要女性在女性占优的行业强大，比如服装行业，化妆品，消费品，人力资源，教育，企业沟通。当然，这里面仍然有相当的偏见的成分，谁能想到最厉害的飞机安全系统是由一个全是女性的公司完成的？

除了关于权力，维权组织，思想等等水土不服之外。另一个水土不服的是我们的儒家思想，同样是因为日本的封闭性，做过不少更改。弗朗西斯福山曾经总结过，日本在古代引入中国的忠孝仁义的时候，把仁删除了，因为日本的上层不需要日本的下层知道自己需要施行仁。而义对于中国人而言有大义，有小义，个人小义服从大义，义不止有义务的意思还有起义，天下大义的意思，不知道弗朗西斯福山知不知道，最初造字的义是一个人拿着礼仪的武器。为了祛除风险，日本人仅仅保留下对上的义务。中国当忠孝两难全的时候，忠时而是屈服于孝的，然而这个次序在日本是十分鲜明，即孝一定是服从于忠的。弗朗西斯福山更不知道的是，孔子的原意是仁义礼智信。从这个角度分析，差异比想象中的要大的更多，甚至比起中国，日本可能更加接近西方。因为中西方的分歧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从对这五个字的排列顺序开始产生的，在中国，仁与义是可以大于信的，西方则视信为第一，信即可以被理解为信用，也可以被理解为自我相信。日本则只知道忠。

在中国的文化中，孔子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孔子虽然不是圣人，却也没有那么死板。尤其不能忽视的是道家对于孔子的影响。四书五经之中有《周易》，原本为道家典籍，却在知天命之年被孔子读到韦编三绝。而孔子认为的资质远超于自己的弟子颜回，虽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颜回确实更加暗合道家。庄子系出自颜回。

因此，孔子和道家有分不开的关系。如果同样按照能量循环的角度考虑仁义礼智信，就会发现，仁是上对下的能量流动，义是下对上的能量流动，礼是在行为之中保持尊重，确保了能量流动的实行和平衡，智是纠正其中认知谬误，信保护了其中的单一个体，确保效率和事件的实施。孔子的本意减少不平衡能量的损耗，他的理念并不愚忠。他虽然喜欢周礼，但也不能只用奉行等级制度的角度去看他。如果从他的行为去思考，他教育平民，让平民有了做官的可能，创造了一个新的阶层。如果孔子只有忠没有义，便只效忠一国，不会去各国游说自己的观点。从这个角度而言，仁义的本质是支撑国家天下的支柱，哪一方过度偏颇都会导致容易坍塌。但它保护了仁义所构成的空间，在这个传说没有破之前，国家和人民都有一定的空间发展。这是在中国的理想状态，古代国家的破灭一方面和仁义的失衡有关，但仁义大部分时候是背锅的。主要是信与智出现了问题，即因为体制老化所带来的效率降低，信息不流通，从而无法征收足够的税收，或者下级官员强征暴敛，从而导致灾难到来之时无法应对，时常和黄河水有关。这是中国独有的情况。

而在日本，仁是上对下的义务或者仁慈，被删除，义被曲解成下对上的义务，通常仅仅出现在黑社会，礼有尊重的意思，然而尊重实质上只有下对上。日本很喜欢忠，但其实忠只是孔子所说言论之中派生出的一点。这样的直接的结果是下被压制，上不受约束。与孔子的本意完全背道而驰。从双向的能量循环搭建的庇佑之地，变成了单方面的能量抽取形成的残酷之地。

总之，错误的解读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日本人在面对上级和面对下级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面对不可捉摸的外人，以及自己可以拿捏生死的人也是两个人。似乎作为能量的被抽取方，只有从另外一个地方抽取能量才能换得本身的平衡。也许被压制的残暴性从那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

而这样压制着思想的，没有原则，鼓励凶残的文化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原始的地理环境可能与未来的国家制度有关。河流和山川的区隔可能会导致更多国家的诞生，因此，欧洲容易成为众国林立的场景。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有一个拥有王权的国家诞生，其它国家势必会被迫拥有王权。因为王权可以使国家拥有更强的战斗力，而民主无法抵御铁骑。独裁和强权在劣境之中时被需要的，但它依旧是贬义词，因为它造成了实质上的剥削，如果欧洲的土地上没有一个王，就没有战争。无政府，弱政府的概念由此而生。但中国对于政治的理解却完全不同，中国第一个皇帝大禹是因为治理黄河水被尊为帝，在黄河和外族入侵的威胁下，可以掌控大权的迅速决策从来都是必需品，不够强权的代价可能是83%人口的死亡，比如元朝的诞生。中国的帝国概念与欧洲的王国也并不相同，首先儒家文化秉持轻徭赋税的传统，整体而言税收在十分之一以下，且因为军队，黄河等原因国库时常是平进平出，留到皇上手中的钱很可能确实不够修建华丽的宫殿，官员也不会鼓励他这么做，相应的皇上也不允许官员贪污。（这是中国现代没有奢侈品概念的重要原因，因为历史上奢侈不是褒义词。）中国成为一个国家的另一个原因便是相对宽阔的中原地区很容易作为控制其它地区的枢纽，而相对晚开发，难开发的南方在早期并不具备成为独立王国的潜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安全感来自于国家拥有权力，欧洲人的安全感来自于国家没有权利。欧洲人可能非常难以理解中国人在看到本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时所拥有的自豪感，那和古代，或者是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以及现在的部分美国所理解的带有血腥味的伟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人同样会厌恶所有带着侵略意味的发言，而且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时期都是极其残酷而短促的，看人口曲线就可得知，和持续低迷，从未上涨过的欧洲人口曲线不同，中国的人口曲线大部分时期在稳步上涨，一直到土地达到人口承载量，战争爆发，再断崖式下跌。欧洲的人口受贵族把控，稍有盈余，便有战争。中国古人则在大部分时候都相对自由，人口始终处在自然生长的状态。中国人并不习惯战争，且很可能比其它任何国家还要厌恶战争。

日本则混杂在两者之间。它和中国一样有相对比较大的平原，和其它相对难以开发的土地，但他的其它土地也像欧洲一样，是被山脉区隔开的。也许是因为如此， 才会在被山川区隔的土地还未大面积开发之时，在平原地区出现了天皇的概念。天皇，至少在传说中，也一度作为拥有实权的统治者。但随着日本领土被各自分头开发，由山脉分隔的情况下，便有无数小国的概念。最初征服彼此的收益少于路途的损耗。这是最初小国林立且相安无事的缘由，一直到彼此都开发到一定程度，让掠夺可能成为一件具有收益的事情，掠夺便发生了。如果说欧洲王国的诞生是因为第一个掠夺成功的王国的诞生，在日本，情况则要严峻很多。因为每一个被区隔出来的小国都有抢夺他人和被抢的可能性。只要一个开始了掠夺，第二个势必会想方设法的从各种方向弥补，有可能是攻击它的国家，更有可能是它可以欺负的国家，好拿到足够的资源，让自己活下去。由此一来，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全部加入战争。甚至有部分是无方向，无目标。这种地理环境造成的是长时间，高频次的战争，谷物还未收获，少女还未长大便很有可能被抢劫一空。这也许便是日本古代战争一旦开启就很难停歇的缘故。这段历史和中国的战国时期有一定的相似度。但因为国家被分割的更小，实际上的情况可能要严峻得多。仅就日本战国时期而言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在25岁，欧洲人是27岁，中国战国时期则是30岁。考虑到医疗条件基本相同，这里反应的可能是战争的频次。所以中国网友讥笑日本网友日本历史有什么好看的，20人就起义了，简直村头打架。很有可能，长时期的战争，使得征集男丁十分困难。征集20人便是一场大的成功的起义，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日本那段时期历史的残酷性，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要来得残酷。

这里的天皇更近似于周朝的天子，而非中国的皇帝，因为他对于日本绝大部分未开垦的领土不掌握实权。考虑到日本天皇有一部分的历史很可能是编造的，从可以考证的4世纪到幕府开端的12世纪，这个时长和周朝的持续时长是相似的。但我并不清楚幕府和大秦帝国在控制范围，控制力上的关系，所以这里不能说幕府什么性质的存在。

与中国不同的是因为日本山脉纵横而且狭长，天皇不太可能指派贵族前往日本最北或者最南端的地方，甚至连土地的划分也因为山脉而变得艰难。也许因为如此，重新打到日本政治中心的人远离原本的政治中心，并不具备任何如王，或者皇一般身为统治者的资历。这也是天皇的名义一直存在的原因。

纵观第一个创办幕府的第一任征夷大将军源赖朝的过往，充满了家族与世系的倾轧，他杀死了自己的堂兄以及有赫赫战功的异母弟。似乎他的胜利可以是因为他的勇武，也可以是因为他的残忍。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可能不是一个符合“仁”的标准的人。即使跳过这个年代不讲，日本近代之前的一个封建武家时代便是江户时代，结束于1868 年，也就是明治维新开始的时代，回望江户时代200多年，会非常惊讶的发现长时间的和平居然没有带来人口的增长。

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在看中国的“义”的时候，认为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似乎一个细细研究日本历史的人是很难理解中国历史下的这个词汇的。

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出过国旗或者国歌。这并不难以理解。似乎在可以看到的历史中，经常会有名望出众的英雄豪杰揭竿而起，轻易就揽获了无数精兵良将。这个变魔术一般的过程是因为有“义”的概念。而国歌或者国旗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时常会影响揭竿而起的速度。

如果说日本古代的胜利是靠家系效忠，以及残暴来维系的。中国的揭竿而起靠的是传说和故事，以及可能的优待政策。民众会为了预防可能的对于家园的伤害而身先士卒，这样的浪漫始终是存在的。而这得益于中国幅员广阔的平原，让信息传递的十分迅速。在一定范围内，驻扎在土地上的人是可以选择效忠于谁，不效忠于谁。比如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效忠于东吴，诸葛亮带着弟弟诸葛均效忠蜀。又比如记载的开创东汉的刘秀，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召集了十数万兵马。所以，胜利者是不是符合“义”，同样考量了他们讲故事的能力，施政政策，人格魅力，打仗水平等等因素，这与家系有关系，但不是绝对关系。最后的赢家往往是这些方面都十分优秀的人。而这个过程是帝王与民众建立关系的过程，它同样能够保证未来的仁的实行。中国也许存在残暴的君王，但通常情况下，那是与“仁义”背道而驰的，会被口诛笔伐。

日本的山川纵横，而且国土横向很短，纵向很长。非常影响信息传递的速度，也极大的增加了管理的难度。最可能发生的一个状况便是，“义”的故事难以传达，施政政策也仅仅只能辐射在十分有限的平原地区。而且一个仁者的政策如果要起到效果，至少需要一到三年，考虑到强度极高的战争频次，总是有野蛮的强盗让再高明的仁者也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正常治理这片土地，考虑长期收益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打算，最快抢夺一切的人才能获取胜利。而这需要打仗的水平，以及足够的残暴。因而日本人的儒家文化里没有仁，也始终无法理解“义”这个字，把它单方面的理解为下级对上级的义务。

很有可能，日本对于战争，掠夺，侵占的理解与西方相似，不仅赢家通吃，甚至可以接受残暴者为王。日本历史中的胜利者可能更不需要名目。这也可能是日本能够如此迅速的接受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并决心掠夺亚洲诸国的重要原因。日本很快的就意识到了，如果自己不成为殖民他人的强国，从亚洲掠夺资源，就会成为被掠夺的目标。这可能是长时间纷乱的历史告诉他们的答案。

也许是因为“仁义”的牵绊，中国无法学习的如此迅速，在《哈佛中国史》中，西方学者归纳了一个特点，中国无论学习任何东西，都一定要把西方的东西中国化，比如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美国上课的时候，听到老师用十分蹩脚的汉语拼音说着“guanxi”来形容在著名公司招聘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场景，我不由得感到十分尴尬。但事实上， 可能情况要更为复杂一点。在西方，公司与雇员的关系是资本与管理者的关系。管理者的功绩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反馈出来，同样恶果也是。因此，简历上那短短几行代表经验和能力的话会起到一定打动人心的效果，再加上面试官对于人的判断。但在中国，尤其是古代中国，“guanxi”所代表的可能不仅仅是利益网，它可能和非洲国家，或者是巴西智利这些地方都不太一样。一个古代中国官员可能具有的权限是巨大的，可能世界上少有国家赋予官员这么大的权限，在中国却很少不给官员赋予很高的权限。这种信任度是因为对于“仁义”的价值判断网络的信任。事实上，一个官员能做到的上限和下限往往十分惊人，而且短期往往不知道结局。这一切都需要关系网中的人的回馈来监督。某种意义上讲，仁义礼智信几个字十分仰赖于信息的流通速度。它在信息流通最为迅速的中国诞生，但就结果而言，依然因为信息透明度不够而产生了种种问题。因此，孔子十分讲究智，智原本是对仁义的纠错过程，实际运用过程中却成为了对仁义的质疑，不解决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甚至后续的儒家只有忠孝仁义，不怎么提到智。这也许是信息透明度不够的情况下经常产生的结果。往往最爱使用仁义，说大家都好的人能够得到提升，通常他们也是最能够隐瞒问题的人。所以，利益经常会侵蚀仁义网，导致最好的亲信永远在下一批。

简单来说， 信息传递效率越低，关系链条越长越无法监督，利益驱使也是原因之一，什么样的网络都会有利益驱使，但仁义的链条要求排除利益，因为一旦有了权力，利益就会属于无法被监督的，失控的状态。这实则和信息透明度有关。就结果而言，皇帝永远在杀贪官，但永远也杀不完。甚至可能他杀的贪官本人问题有限，但这个贪官可能为了效率，甚至是为了救人一时间纵容了手下。《铁齿铜牙纪晓岚》讲了一个有可能发生的虚构片段，和珅允许下属把精米换成了马吃的糟米，因为只有下属拿到了利益，才可以被驱动，才能去救灾民。

在过去的电视剧里，只要效率没有低到皇帝实在无法忍受，考虑到更换关系链条的复杂性，皇帝经常睁一眼闭一只眼，甚至会被迫杀一些好人？

在现代，单从信息效率和信息准确度讲一切应该会变得更好，但我们的世界观还是基于关系网。孔子说，判断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要看他身边的善人是怎么说他的，不要看其它人如何说。这也是关系网的由来，只有你认定一个人是善人，你才会知道他认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换而言之，我们认定的世界是由我们认定的善人所构筑的。我们往往相信善人的判断力没有错。这样一旦一个认知出现了偏差，一个无名之恶出现了，我们也会怀疑善人，继而影响到整个世界观。这种无条件的信任与无条件的被背叛感时常得见，这可能是几十年前的中国人因为被背叛感过于强烈，而对西方过于期待的原因。

仁义这个概念事实上从来都没有远去，谁打到仁义就会变成新的仁义。而他所信任的人就变成了善人所信任的人。因为他的仁义影响很大，因此，他的关系网会被一直顺延到最下层，甚至网络中的腐朽的部分也被算在他的身上。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可能并不单单是个面子问题。因为“仁义”的关系，中国的官员一直以来都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而他们在很多时候确实能起到仁义的作用，另一些时候则不能。贸然的西学的东西融入进来，必须要加入已有的关系网络，而这是很艰难的。尤其这个网络本身因为自身监督制度不发达的缘故，无法把利益链条用合理的方式呈现，要求尽可能摒除利益。

西方崇尚小政府，甚至无政府，在罗斯福之前美国的官员总共3000人，罗斯福意识到弊病才扩张的。总之，很难有西方人能够理解巨大系统的协调问题。我们后来在讲的时候，统称之为腐朽。事实上，我们过去现在未来都摆脱不了仁义二字，如果真的考虑资本主义对于资源的消耗所产生的持续性灾难，并始终维持抵抗负面事件的能力，就不能单单用腐朽两个字来考虑过去的事情。

相较之下，没有仁义的束缚，日本的速度要快上许多。但这也决定了他们走向侵略的道路。

 

未完待续……写了两天，好累。我其实是为了说服别人支持我想写下去的电影剧本你能信？写成诺兰那样的。我可以写的很凶残，很深邃，有层次，但我得说我知道一些东西，回来得三号以后了。去峨眉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