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外卖村里，渴望翻身的人 & 小企业对美国经济有多重要

“外卖村”，是阿乐对自己所在的宝安翻身43区的叫法，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纯外卖店，而周边经营不同品类的纯外卖店，有十几家。 这些铺子夹杂地分布在居住楼1楼，原来大多数也是用作居住的房间，由于不用直接面对客人，装修往往都是一切从简，

店里唯一的装饰和标识是一块KT板门头，上面写着店名和手机号码。

在规整的深圳城中村街巷里，纯外卖店聚集的地方，一眼望过去，一列都是这些或红或绿的各式招牌，确有蔚然成“村”的景象。 我们带着“纯外卖店”是否可靠的疑问，走进了这个片区，而走近这些“纯外卖人”后，我们也在翻身的这个“外卖村”里，看到一个有着“深圳人打拼特质”的世界，感受到一份对“下一站，翻身”的渴望。

一、纯外卖店，靠谱吗？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相比堂食店和品牌店，纯外卖店总归不那么规范、不那么卫生，因此，点餐的人会极力去避开这些店。

在翻身43区，纯外卖店的店家对于这个问题反而没有那么多困惑，“杂乱的城中村环境、简易的店面装修，这些会加深人们对于纯外卖店卫生不过关的印象，但单纯用环境和装饰的好坏来判断餐品质量的好坏，其实会过于片面，毕竟装潢富丽的餐馆，也经常出现后厨有老鼠的问题”。 阿乐开店之前，是一家医美公司的普通职员，来到“外卖村”之后，他才想更清楚认识到，不点纯外卖店的餐并不能规避卫生问题，“

外卖卫生的关键不是店铺有没有堂食，而在于商家个人，由于把控标准个人化，参差不齐也就是餐饮行业的普遍现象了”。

走在43区的纯外卖店里，由于整个店通常只有厨房部分，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有些店桌面干净、地面干净，让你产生就像进入到家里厨房的感觉，不过有些店里幽暗的灯光和不够干净的卫生，也会让人心里犯难。 “相对而言，品牌餐饮有更多精力来把控餐品的质量和卫生，市场也确实存在‘黑作坊’的纯外卖店，但大部分纯外卖店还是比较规范整洁，用材方面，现在餐饮商家买菜，不是过去那种要起早摸黑去市场买菜，而是在App上下单，价格便宜，选择也多，没有必要在用材上克扣费用。” 阿乐介绍说，“至少我们这片的纯外卖店店家都会经常串门去买对方的餐来吃，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在阿乐看来，大部分纯外卖店还是靠谱的原因，其实最重要的是，纯外卖店没有那么多的卖点，好不好吃、质量可不可以，这是顾客会不会复购的关键点，而且，

现在消费者对餐品的要求在提高，市场又那么“卷”，品质不好、不好吃的“黑作坊”是很难在竞争中活下来的。

“其实现在大家关注的更多的不是地沟油、用材好不好的问题，而是预制菜的问题，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有些店家是迫不得已，因为很多厂家出了预制菜，有些加盟店就不得不用”，阿乐补充说。 纯外卖店人如何点外卖店？阿乐和其他纯外卖店店家也给出了几个建议。 “看差评，好评一般是刷出来的；不建议点评分4.0以下的外卖，一个店如果没有精力来把控店铺的评分，大概率也没有精力来把控餐品的质量；低廉的拼好饭，可以点，因为商家确实没有多少利润，但可以在最忙的饭点时点，这样就更容易用相对低廉的价格点到品质好的餐；避免小碗菜，因为更有可能是预制菜。”

二、困在外卖平台里

虽然大众对于纯外卖店普遍存在着“抵触”情绪，但熟悉餐饮行业的人了解，纯外卖店兴起于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的出现，在过去5、6年里也曾有过诸如曼玲粥店、淘汰郎、笨熊造饭等“出圈”的纯外卖店连锁品牌，以及类似“家庭共享厨房”形态的纯外卖店。 铺租便宜，是大多数人选择做纯外卖店的最大原因。胡英在43区做二房东已经有十几年了，他管理的出租楼没有商铺，但他对这一片区的每个商铺都了如指掌，“主街和巷子里的店铺，租金差上7、8倍，我知道的，翻身路上一个20、30平米的早餐店，月租金就要1万5，但在这些店面背后的铺子，通常一个月只要2000、3000”。 而不用怎么装修，也意味着，开个纯外卖单，可以不用一次性投入太多资金。阿乐有记账的习惯，他的记账本里清楚地罗列了开店以来的各种开支，“租金是大头，押二付一，3个月的租金接近1万，买设备、买冰箱、买材料，这些都是小钱，但我踩了个大坑，租铺子时忘了检查水路、电路是否适合商用，后面改装用了不少时间和花费，最后算下来，大概是1万多”。

阿乐供图

不过，寄生于外卖平台上的纯外卖店，享受着“足不出户，客从天上来”的玄妙，但也受制于平台各种机制。 阿乐说，

做纯外卖店看着店租是低了很多，但是隐形的平台费用却是店租的1、2倍。

“第一个月，辛辛苦苦30天，一看账户，钱没有多，还亏了2000块，光推广费就花了2万块，而为了维持店铺的曝光量，这之后的每天，推广费基本要100多，这还不算多的”。 此外，以美团为例，平台明面的抽佣达到20%多，但加上隐形的推广费、红包优惠、满减活动等，平台在纯外卖商家中的营收占比就要高达30%—40%。 有店家反馈，当店铺的单量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烧再多的推广费都没有用，平台会“控量”，“它不会让你继续做大，也不会让你饿死，但你不继续充推广费，那你就没法获得新的客户，靠着老客户，单量只会慢慢萎缩”。 由于利润被平台大大摊薄，纯外卖店的店家就只能做更多的单量，才能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可能堂食店，一天只要做个70、80单就能过得很好了，但外卖店的单量就得翻倍，甚至更多”。 单量多意味着工作量也更多，“做纯外卖的人，跟个陀螺一样，每天洗漱之后，就是扛货、备菜，做配料，接单、打包，过了饭点才有时间吃两口饭，甚至有时候忙得只有深夜打烊后才能坐下来填肚子”。 阿乐说，去年开店，10个月里，他只休息了2天，今年的店从5月开业以来，他1天都没有休息过，“休息一天，你的老客户就可能移情别恋，变成别人的新客户，甚至由此变成了别人的老客户”。 而店里生意的好不好也成为一门玄学。感性的阿乐在店里养了好多“小伙伴”：门口的绿植，从拼多多买来的金鱼苗，从买来还只是蛋、后面成功孵出又慢慢长到拳头般大小的3只小乌龟。 他说，“这些都是我的‘招财猫’，做纯外卖店这个东西，他不是那么稳定，有时候这个月跟下个月的单量差距就是很大，收入要么是风生水起，要么就是直跌谷底，没有办法，只能把爆单的寄托放在它们这里”。

三、一个月，是新店生死线

事实上，

90%的纯外卖店会撑不过3—6个月，而大多数的店在开业的第1个月就决定了它的命运。

对于纯外卖新店来说，第一个月营业结束后，平台会根据店铺的销量给予相应的评级和流量权重，这也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店铺能不能持续地获得订单，然而这个时候，往往却是各种行业潜规操作的时候，例如，有人专门会以“给差评”作为威胁薅新店的“霸王餐”，此外还有同行的恶意竞争。

阿康就是栽在这关键的一个月。阿康在不是餐饮小白，但以前做的是有堂食的大排档，对线上的运营是一概不懂，头一个月，在美团开通店铺的时候，就弄错了店铺名字，没有突出本该有的热销品类，导致第一月的订单寥寥，接着有第三方的外卖店运营商找上门来，就索性花了几千块把运营外包，但一段时候后，他发现，其实这外包的运营并没有多少用处。 “他们只会让我不断地充值推广费，降低餐品的价格，单是有了，但利润也没有了。”之后，阿康尝试了去翻身夜市街摆摊，但内向的他，抹不开面子，摆摊也做不来。2个多月后，即使铺子转不出去，阿康离开了，算下来一共亏了1万8，和3个月的人工，“年纪大了，不懂这些网上运营，还是不要来做纯外卖店，不然亏得渣都不剩”。 阿乐去年曾在深圳宝安坪洲开过一个纯外卖店，有着2年开店创业经验的对比，

他觉得，今年才来入行的纯外卖人，就只有一个“卷”字。

他说，去年因为疫情原因，大家待在家里，点外卖店的几率比较高，但今年放开后，有更多人选择堂食，并且，今年涌入了更多开餐饮店的人，相应地，门槛更低的纯外卖店，也涌入了更多的同行。 “外卖店可以覆盖周边3、4公里的范围，今年我在翻身开的店周边全是新开的同行，新店可以花钱在美团、饿了么开流量扶持特权，但每个新店都开，就相当于没有开了，推广费也是，有商家为了更多的曝光，把单次的点击费用调到了可怕的1块多，就是只要有人在店铺的页面点击了一下，不管有没有下单，都要扣除商家1块多的推广费，在活动优惠价上，有人做了满60减30，就有人做满30减15，卷到不行。” 幸运的是，由于有去年开店经验的加持，阿乐开业4个月后，他在众多的新店中“杀出重围”，成为片区第一，在6、7月的餐饮旺季，好的时候，周末一天能做到200多单，营业额有5000多，营收最高的时候，一个月毛利也能有3万多，但他发现，自从8月进入外卖淡季以后，市场的寒气和关店潮比去年还严重。 “店里的订单量也从8月下旬开始下滑，按照去年的节奏，到10月就该有所回弹，但到10月份，店里单天的单量有时候最低下滑到了40、50单，直到11月，情况也没有好转，于是，我也不得的跟着同行一样，上了‘拼好饭’的平台，一单的利润摊薄到2、3块钱，按理来说，高客单价的外卖品类，上价格低廉的‘拼好饭’，是个赔钱赚吆喝的事情，但能怎么办，也得试试，总不能没有单做。” 阿乐也发现，

片区同品类的同行，也在这段时间里，从35家锐减到了24家，而在43区的巷子里，几乎每个开着的外卖店都贴着旺铺转让的信息。

“外卖村”里快速流动的店家，胡英看过太多。胡英指着巷子转角的一个铺子说，“从去年11月到现在，这个铺子已经转手4次了，旁边关着的那个店铺也没有熬过3个月，左手边这家，虽然招牌还在，但里面的人只是把这里当个仓库，他们是做夜市摆摊的，往前还在经营的2家，是新开不久的，其实这一片做得好的纯外卖店，基本没有几个”。 “而留下来的，每家背后都有不得不苦苦支撑的原因，就比如有一家，当初是接上一家现成的摊子，付了2万多的转让费，但接手后才发现，当初看着骑手不断的生意，不过是上一家为了跑路，做出来的没有多少利润的订单。另外一家，店家是第一次做餐饮，不懂控制成本，挖个水槽、安装个空调，高价找人来做，现在已经投了10万块进去，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四、渴望“下一站，翻身”

数据显示，

仅前8个月全国新增的餐饮店就达到了200多万，报复性开店下，竞争加剧，平均下来，每新开3.5家店的时间，就有1家店正在倒闭。

竞争加剧，生存在“外卖村”的人更加不容易，然而在这里接触的大部分“纯外卖人”，却让人看到生命的“韧性”，不自主地为他们“下一站，翻身”的渴望，以及努力生活的积极而感动。

在翻身43区，我遇到了96年的豆丝，他是翻身路上一家堂食店的厨师，白天里，他在这家堂食店的后厨，也就是巷子里一个狭小的厨房，洗菜、切菜、熬酱料，熬豆浆，长时间一个人待着，他就听音乐、唱歌对抗沉闷，而等到了傍晚，一下班，他就推上他的推车，去夜市里摆摊卖罐罐茶。 豆丝说，其实他来深圳也才半年，之前为爱去了温州，开过一个店，但因为开店失败，和女友也分手了，欠了几万块钱的债务，后来自己来了深圳，在出租屋里躺了1个多月，找了现在这个工作，希望还了债之后，能再开家属于自己的店 。豆丝听说，离开不久的阿康，其实也是因为欠债，才来到这里开店，希望能重新开始。 在翻身“外卖村”里，也不是每个失败的纯外卖店人就都离开了，关叔的外卖店曾经在阿乐铺子对门的巷子里，外卖店实在做不下去后，他中午去送外卖店，早上和晚上就去摆摊做汤粉，期望有一天还能卷土重来； 从摆摊起家，到开出实体店面的“赵大王面筋店”的赵哥，他店面的仓库也在巷子里，由于到了年底餐饮淡季，即使有店面，赵哥也每天晚上推着车，去夜市里摆摊，夜市街里那个叫卖最大声的人就是他，“过来看看，很好吃的面筋，不好吃不要钱。” 阿乐说，其实，做餐饮本就辛苦，但一个人来开纯外卖店，是会让人崩溃的辛苦。从去年4月开始，阿乐在开店的同时还拍摄视频日记，日记里，一个人开店、一个人备料、一个人在夜里兜风，割伤、烫伤、夏天因为高温的烤炉起疹子，是他的日常。 而去年疫情期间，由于“封村”，一边是“滴滴”不停的单量，一边还要把餐送到村口，遇上下雨天，送到村口的餐被偷了，他就更崩溃了，“每天都很想说，我不干了，放弃吧，躺平吧，但是没有办法，开店掏空了我所有的钱包。” “其实，在城中村一个人守着一个10平米的店，压抑、沉闷，每天说得上话的人是来去匆匆的骑手，看久了，都会觉得他们个个眉清目秀，在这样的环境里，根本没有时间去社交、去学习，去拓展自己的人脉，感觉自己像是慢性死亡”，阿乐也会突然想一个问题，“以前我爸爸那辈人，几百块钱的工资就能结婚成家，但我们这一辈呢？” 不过，今年选择再次创业的阿乐说，今年的心境跟去年不太一样，“今年年初再次尝试去上班后，我突然明白了，上班，对我来说，除了过渡，没有任何意义，我也没有什么‘孔乙己的长衫’不能脱，所以我决定了，这一次我要做自己的东西，做自己的品牌，然后这一站，我要翻身”，阿乐说这句话的语气接近呐喊！ 阿乐说，他不喜欢躺平，不想摆烂，还是想去做些事情，如果成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就失去去追逐的意义了，而且他相信，梦想能抵达的地方，他一定也能达到。阿乐对未来的希冀是，

“三十而立，实现年收入30个W，等赚到100个W，我就退休，出去看世界”。

小企业对美国经济有多重要？

本文是一篇书摘，作者们在其中将小企业主称为“新创建者”（New Builders），指出他们对所做之事充满热情，不仅使他们自己蓬勃发展，在许多情况下还为社会中本不被注意的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生意”同时承载着商业和社会价值。作者们同时指出，过去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陷入对规模和新兴科技巨头的迷恋，并未从环境上支持小企业发展，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经济的基石和活力来源。我们愿通过本文与读者一道回顾市场经济发展史，并关注其中的讨论乃至争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ID：gh_4950b8276a5b）

，作者：塞斯·莱文、伊丽莎白·麦克布莱德，编辑：刘水静，译校：牛悦萱、曾真，原文标题：《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思想与商业的未来》，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本文探讨了小企业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作者指出，小企业不仅为自身发展提供了机会，还为社会中被忽视的群体提供了就业机会。然而，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经济对大公司的迷恋却损害了小企业的发展，并使经济失去了活力。

• 💼 小企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雇用了近一半的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 🌱 小企业具有创新和适应能力，为社会中被忽视的群体提供了机会。

• 🏢 大企业的崛起导致市场集中度增加，限制了小企业的发展，对经济的活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美国人一直对体量情有独钟。在商业领域，我们称之为“规模”（scale），并为之欢呼。这一概念主导了上一代公司的创建者，他们建立了现代科技帝国。

但我们的历史始终是一个关于平衡的故事。创新要求新创建者发起挑战。今天的挑战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在美国，创业精神正在经历 40 年的衰退。在《新创建者们》（The New Builders）一书中，我们探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讲述了新创建者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故事，并提出了一些（针对现实情况的）解决方案。其中两个关键点是重新关注小企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调查我们对企业规模的钟爱是如何主导这场对话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对这些相互交织的对话进行探讨。当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下一代资本主义也是故事的一部分。

书名：《新创建者们：与商业的真正未来面对面》

作者：塞斯·莱文、伊丽莎白·麦克布莱德

出版社：Wiley，出版年份：2021年

在我们共同追求便利和低价，追求规模的过程中，我们很少给予小企业应有的经济和社区的支柱地位。它们是美国经验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经常为日常问题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并为关键事业注入活力和关注。小企业主们对某件事情的热情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会以此为生。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完全遵守商业道德，但你经常会发现他们将同理心和良好的商业实践结合在一起，不仅在蓬勃发展的同时行好事（doing good while doing well），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雇用了社会中本不被注意的群体。

这就是支持“新创建者们”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放弃这些企业，我们可能失去的不仅仅是经济产出，还有实际上构成美国灵魂的关键部分。

一、小镇主街道

根据统计网站 538（FiveThirtyEight）的数据，“主街道”（Main）是美国最常见的街道名称，共有 10902 条街道使用这一名称。奇怪的是，美国第二常见的街道名称是“二街”（2nd Street），其次是“一街”（1st Street）——这似乎有些反直觉，但数据支持这一点。

“主街道”这个名字有着广阔的内涵。它唤起人们对小城镇和简单生活的怀念。但重要的是，美国“小镇大街”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我们历史和逝去岁月的一部分。事实证明，蓬勃发展的小镇大街以及层出不穷的当地企业家，或在办公园区、带状购物中心和其他集群中经营的企业家，对我们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

在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小型企业中，备受我们关注的高科技创业者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得到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者不到 1%，只有不到 25 万家企业属于“高科技”企业。

美国的创业大军中包括许多小镇大街创业者——我们倾向于将他们视为草根创业者。许多新创建者们都来自这个行列，并在全国范围内创造了大部分的创业活动。

在美国，小企业是门大生意。小企业雇用了美国近一半的劳动力，超过 6000 万人。

2019 年，小型企业创造了 160 多万个就业岗位。重要的是，推动就业增长最多的企业是那些雇员少于 20 人的企业，这一趋势与往年相同。

在 2010 年的一份被广泛引用的报告中，考夫曼基金会（The Kauffman Foundation）的蒂姆·凯恩（Tim Kane）指出，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的公司）基本上是美国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全部来源。换句话说，没有创业者，我们的经济就不会增加新的就业岗位。报告进一步指出：“1992~2005年间，美国初创企业创造的总就业岗位平均每年超过300万个，是其他任何年份组别的四倍”。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小企业经济引擎已经笼罩在乌云之下。这份SBA报告将小企业描述为“美国创新和竞争力背后的驱动力”，但报告显示

相对于大公司而言，小型企业产生的整体经济产出比例正在下降。

报告称，从1998年到2014年的16年间，小企业在美国GDP中的占比从48.0%降至43.5%。

对小企业的价值以及创立它们的企业家的认知转变发生在过去40年中。硅谷/高科技叙事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但我们的经济也发生了其他值得了解的重要变化。

二、大即是美？

1970 年 9 月 13 日，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发表了商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之一《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正如《纽约时报》交易录（DealBook）工作人员在 2020 年发表的一篇回顾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是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free-market capitalism）的号召，影响了一代管理者和领导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

交易录的回顾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企业高管和发展大公司的企业家的反思，但没有一个小商人的反思。

这就是当今商业报道的本质。严肃的观点只属于那些掌握规模的人。

这本身就是弗里德曼文章的影响之一。

近来，人们对弗里德曼的关注度很高，但很少有人关注他的思想对小企业经济的影响。1970 年，弗里德曼提出，股东是商业世界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在他看来，将利润分配给股东是最有效的经济体系。当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为上市公司股票的所有者，这一趋势在 2007 年达到顶峰，根据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的数据，约 65% 的美国人拥有上市公司股票。

最近，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仅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55%）拥有这些证券。

弗里德曼的思想改变了公司的行为方式。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企业将利润再投资于业务——研发、员工工资和福利——一直是很普遍的做法。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教授在《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只有利润，没有繁荣》（Profits without Prosperity）中指出：“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大公司在资源分配上一直采用‘留存收益再投资’的方法（retain-and-reinvest approach）。他们留存收益，并将其再投资于提高自身能力，首先是投资于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员工。他们为员工提供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工作保障”。

弗里德曼的开创性文章发表后，企业的宗旨迅速转变为降低成本，并将降低成本所获得的现金收益分配给股东。拉佐尼克将这种新的管理要领称为“缩编与分配”（downsize-and-distribute）。

这种新方法更倾向于价值的提取，而不是价值的创造（实际上就是从企业中拿出现金并放入股东口袋的做法）。伴随着劳动者权利的削弱、技术的崛起以及股票薪酬（stock-based compensation）使用的增加，这种方式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和整体就业的不稳定性。

弗里德曼的名言说，“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高管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股票薪酬加剧了这一问题，虽然在理论上，股票薪酬使他们的利益与更广泛的股东利益一致，但在实际应用中，股票薪酬却助长了短期逐利行为。

毫不奇怪，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高收入者（前 0.1%）收入的最大组成部分就是股票薪酬。这也导致了一些不希望出现的市场反常现象。例如，从 2003 年到 2012 年，标准普尔 500 指数（S&P 500）的 449 家上市公司中，有 54% 的收入（总计 2.4 万亿美元）用于回购自己的股票。如果算上在此期间派发的股息，91% 的盈利都归了股东，剩下的用于企业再投资的资金所剩无几。

这种逐利行为也影响了小企业和整体经济的活力。

三、充满活力的经济为何重要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重塑了企业的实践，使企业在资源、权力和资本获取方面变得庞大，而不是在员工人数方面。1964 年，美国最有价值的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价值按今天的美元计算为 2，670 亿美元，员工人数为 758，611 人。今天，苹果公司的市值超过 2 万亿美元，但只有约 147，000 名员工，不到 AT&T 全盛时期员工人数的五分之一。

简而言之，

今天的创业者面临着一条几乎不可能的向上爬坡路，因为大企业有着越来越不受制约的市场力量和盈利能力。

同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意味着越来越少的人有能够用来创业的积蓄，创业过程往往意味着要放弃几年的收入。

经济就像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或一片健康的森林，通过不断生长和变化来保持健康。新企业诞生，老企业成长，过时企业倒闭。这是（已有）市场力量的增长和巩固与新企业和新理念冲击现有企业之间的博弈平衡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一个实例，《财富》（Fortune）美国 500 强企业的半衰期仅为 20 年，这意味着 20 年后，今天榜单上的 250 家公司将不再跻身美国 500 强企业之列。这就是活力在起作用，它是我们经济中的一股强大力量。

但有迹象表明，

美国的活力正在减弱。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乌夫克·阿克西吉特（Ufuk Akcigit）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希娜·阿特斯（Sina T. Ates）在 2019 年的一项最新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理论，解释了经济活力减缓的原因。他们指出了 10 项因素：

1. 市场集中度上升。

2. 平均加价率上升。

3. 平均利润增加。

4. 劳动者分享产出的份额下降。

5. 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与劳动份额的下降呈正相关。

6. 前沿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

7. （新）企业（市场）进入率下降。

8. 年轻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所占份额下降。

9. 工作岗位重新分配放缓（流动性降低）。

10. 企业增长的分散性降低。

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有几个因素对新创建者们有直接影响。具体来说，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利润的增加、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与劳动力份额下降之间的相关性、新企业的进入率以及新兴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所占份额的下降，都说明了

大型企业正在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拥有更多的市场支配力。

其中许多因素相互强化。新兴企业的经济活动正在减少（因素 8），这与较少的新兴企业成立并进入市场（因素 7）有关。这导致了更大的集中度（因素 1）和现存企业权力的巩固（同时牵涉因素3——利润增加，和因素4——对劳动力依赖的减少）。这是一个正向循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恶性循环。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卡茨（Larry Katz）将美国企业的日益集中描述为活力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他向我们描述道：“规模经济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传统企业无法与大公司竞争”。

当然，企业始终在创造和削减就业机会。“小企业是活跃的美国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这一观点的批评者认为，那些宣扬小企业就业增长力量的研究掩盖了这些初创企业在第一年运营后产生的就业损失。初创公司的净就业人数只包括增加就业岗位的公司；第一年后，净就业人数包括增加新就业岗位的公司和倒闭或规模缩小的公司，无论倒闭或萎缩都会减少就业岗位。

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和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在他们的著作《大即是美》（Big Is Beautiful）中论证了这一观点。这是一本引起争论的著作，他们认为，事实上，小企业并没有创造国家的大部分就业和创新。在阿特金森和林德的世界观中，唯一对创新有贡献的小企业是科技初创企业，他们指出，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以成为大企业为目标。他们认为，小企业是经济基础的观点是过去时代的遗物，是怀旧思想。他们认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员工，从大企业购买商品或为大企业工作都是更好的选择。在他们看来，新的小企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然而，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就业机会会随着这些企业的最终倒闭而流失。

承认不同的观点固然重要，特别是那些有理有据的观点，但对我们来说，这些论点都是空洞的。企业的倒闭率毋庸置疑是比较高的。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小企业的局限，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它们的特点。当然，新企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如果说没有新企业，大企业也会创造同样的机会，这种说法既不合逻辑，也不合常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无论小公司目前的情况如何，大公司都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大企业可以在小镇大街上开店，为阿肯色州的第一家巧克力店提供资金，或在鲍勃·马歇尔荒野创办一家导游公司。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小企业有更大的风险偏好（a larger appetite for risk），凭借其所有者的热情，有时愿意忍受较低的利润。一个没有小企业的经济是一片平淡无奇、千篇一律的景象。为了继续繁荣发展，美国既需要大企业，也需要小企业，还需要各种背景的草根企业家，以创造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创业型经济。

明确地说，大公司对我们的经济也很重要，我们与新创建者们会面的经验，以及我们作为风险投资家的经验和我们作为记者无不表明，大公司的重要。但是，如果放弃初创企业经济，不支持新创建者们，美国经济引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会面临风险。

重要的是，我们所描述的这种挣扎并不是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冲突。事实上，

当今许多最大的企业都向小企业出售产品和服务，这使得危险变得更大。

我们的经济不是一场零和游戏，我们不需要选边站。事实上，我们的经济应该被视为正和游戏（positive-sum）。美国经济一直在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平衡中蓬勃发展。这种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起起伏伏，但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正面临着让这种平衡岌岌可危的境地，也许是失去平衡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深受人们喜爱的小企业因无法与大型企业竞争而关门大吉的故事屡见不鲜。

过去 50 年间，美国的监管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通常对大型企业有利，对小型企业不利。尽管政客们喜欢谈论他们对小镇大街的热爱以及小企业的重要性，但他们的行动却在很大程度上背道而驰。因此，尽管我们并不赞同某些媒体所喜欢的“大就是坏”的一刀切的口号（然而他们赞美“规模”和高回报），但通过我们的研究和报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制度已经变得过于偏向大企业。

在我们倾向于支持小型企业的地方，我们过于关注那些既有目标又有潜力成为大型企业的极少部分新公司。

这样一来，我们就破坏了符合美国梦创业神话的公平竞争，创造了一个不利于草根创业者的环境。

我们对大型企业的钟爱还有另一个代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将创新发生的地方聚焦得很窄，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错过了创造力发生的地方，尤其是较小规模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