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土壤滋生出的复仇与“自戕”意识

韩国电影在流行文化的外壳包裹下不断更新着自我独特的时代变化，仇恨文化的悲情内核一直是韩国电影的基础底色，两者的结合造就了当代韩国电影工业与韩国电影内容的繁荣，新兴情绪的引入也为韩国根深蒂固的仇恨文化找到了发泄出口，而这种仇恨文化也正是基于韩国天然的独特地理位置而生，韩国处于朝鲜半岛的南半部分，前方是隔着大海的日本，身后是广袤无垠的亚洲大陆，这样的地理位置在战略资源和本土发展两方面都不属于优势地位，而在历史上，从前方而来和海盗以及来自身后的草原游牧民族经常会光顾到朝鲜半岛，半岛国家也不存在“腹地”这一说法，遭到入侵的机会较大，外族的每次到来对半岛国家来讲都是一次浩劫，每次浩劫都会给人民造成财物以及精神的损失，这种事件的积累也会滋生民众对入侵者的仇恨与痛苦情绪，韩民族的生存环境险恶，在历史上也保守占领、同化、战乱之苦，尤其是近代日本的占领和国家的南北分裂，也成为其心理精神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屈辱的“殖民历史”造就了“愤怒的韩国人”，所以韩国的民众养成了崇尚强悍、血性、易怒、抗议的民众性，在现代的韩国社会中，“抗议”仍然是韩国民众所选择的表达民意的重要方式之一。

但是由于多方原因，这种仇恨与痛苦，更多地还是压抑在心底，一旦有机会，也会彻底爆发，这种情绪也延续在他们对艺术与文化的表述内容里。“仇恨”并非韩国“恨”文化的全部与本质，但不可置否的是，“仇恨”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理解韩国电影文化内核的第一步，“仇恨”也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表达，而是整个韩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蓄势已久的大众社会风尚和伦理概念，在每一位集体成员的身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具有所有个人的大体相似内容和行为方式，它超越了个性的心理基础，普遍存在于每一位韩国人的身上，这属于一种的群体心理。“仇恨”这一概念具有文化内涵，在韩国民众和社会具有广泛的认同感，也是渗透于普通民众心理和行为的一种文化现象，当然，“仇恨”和“愤怒”是理解韩国“恨文化”的第一层面，并非单一因素，这种“仇恨”不是单一的情感，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情感，这种“恨文化”中也包含着无法实现梦想的憧憬和惆怅等复杂情感，《阿里郎》就是代表了“恨文化”的典型作品，这种对家乡的憧憬和实现未果的理想，对无尽的悔恨和放弃不了的感情，都是韩民族对生命美感的抒写。

现代社会的进程推动了仇恨文化的表达的转向性，在对历史的综合和对现代的总结中，韩国完成了以“仇恨”为基底的电影美学的现代构建和历史重塑。也正是这片“仇恨”的土壤滋生出了民众的“复仇”情绪与情感，电影人也将这种复仇情绪表达在了他们的电影中，并且将这种仇恨与复仇转变为对底层现实的书写和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将民众关注的焦点移到对现代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发展道路与生命力的探讨。韩国底层题材的电影常常用“仇恨”宣泄对现实中的不满，用“复仇”的暴力方式对抗现实中的阶级冲突，2013年的影片《雪国列车》中节节分明的车厢也是对现实社会分级明显的社会的暗喻，而位于列车尾部的底层民众就像推翻阶级分层，推翻君主暴政的方式，展开了他们认为的革命浪潮，他们也从阶级分明的底层民众转向成为了正义的革命者。

“鲸鱼扑杀、虾米遭殃”这句韩国谚语可以说是对韩民族的真实写照，在这片土壤上的累累伤痕对整个民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恨且无法反抗的情绪，跟随半岛的成长一直根植于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总，同时也造就了韩民族独特的“伤痕文化”，这种仇恨在电影中还表现为个人和强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强权之下，渺小的个人最终走向自我毁灭，韩国导演所青睐的展示个体的方式，并且将个体放置于宏大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政治环境的对立面，在一个个个体悲剧中折射出民族的悲哀。“仇恨文化”与“原罪”意识的两者交织，构成了韩民族的宿命般的忧伤，“仇恨”文化一直成为盘旋在半岛上空的灵魂，萦绕在韩国民众的心头，也从中造就了民众的复仇意识和自我向内的革新意识。

韩国电影的另一现代特征还是在仇恨文化中进行痛苦的自我剖析，民众还在积极寻找解决方式的情境中，激烈反抗的个体在韩国电影中常见，像是无限恨意聚集爆发之下的毁灭性冲动，以无畏的英雄形象冲击强权。例如2011年的影片《熔炉》、2005年的《甜蜜人生》中主人公个人的决绝举动，但是冲击过后，即使与个体相对立的反面势力被消灭，更多的还是一种同归于尽的自毁式惨胜，最终的情感基调又会重回韩民族恨意的无限循环的悲凉感。

以恨为基底的民族审美，令韩国电影的悲情叙事特色独具。善于融合创新的韩国电影人为找到契合时代症候、能与大众沟通的途径，不断为“恨”赋予新的时代表征。于是，兼具普世价值与本土关怀的当代银幕悲情故事不断涌现，这种悲情叙事在成为韩国故事一大特色的同时，也令观众在不自知中完成了情绪深处对于现代焦虑的净化与释放。另一方面，擅于书写民族现实的韩国电影，在对历史记忆和当下困境的反复指认与想象消解下，亦强化了韩国作为现代化民主国家的价值系统与意识形态，使得电影作为韩国国家形象的一张名片，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且不断扩大着影响。在后殖民的语境之下，民族文化正在逐步确立自己的民族文化主体性，韩国电影正是利用流行文化的外表，用自我革新的方式讲述本土故事，抒发本土情怀，借助银幕神话的方式呈现或解决民族的遗憾，完成韩民族压抑已久的情绪释放，虽然表现形式是多元化，但是仍染摆脱不了韩国本土意识的自我书写，也饱含着韩民族的独有的悲情传统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