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原理》马尔萨斯（三）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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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注意到，建立在幅员广阔、食物充裕、有利于身体健康发展的地区的一切新殖民地，其人口会持续不断地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长。古希腊的一些殖民地短时期内就在人数和实力上超过了宗主国。
不必详细地讲很久以前的事例，就拿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殖民地来说，就可以提供充足的证据来说明一种说法（据我所知，它从未受到人们的怀疑）的真实性。只须支付极少的代价或不付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大量肥沃的土地，这是人们能够克服其他一切障碍而增加人口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西班牙在墨西哥、秘鲁和基多的殖民地，管理情况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殖民地都糟。宗主国的暴政、迷信和恶习在殖民地盛行。王国政府对它们勒索过高的赋税，对它们的贸易实行各种极其专横的限制，统治者们也为其主子和他们自己而进行大肆的敲诈和掠夺。可是，在这一切障碍之下，殖民地的人口依然呈现迅速增加的势头。
征服后建立起来的利马市，据乌洛亚说，在近五十年前已有5万居民。基多原来只不过是印第安人的一个小村庄，据乌洛亚说，其人口密度在他生活的年代也同样稠密。墨西哥据说有10万居民，虽然西班牙的一些著述家认为这一说法有些夸张，但估计也比蒙提祖马时代的人口增加了五倍。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其统治的暴虐与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统治不相上下，但据推测，三十年来那里已有60万欧洲血统的居民。
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虽然处于贸易商和一些独占公司的统治下（亚当-斯密博士说得很对，那种统治是一切可能存在的统治中最坏的一种），但即使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它们仍然很繁荣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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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说发展最为迅速的，还得说是现在强大的美国。
它们和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一样，拥有很多肥沃的土地，而且在较大的程度上，它们还享有自由和平等。虽然它们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受到某些限制，但它们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时却享有完全的自由。盛行的政治制度有利于财产的转让和分割。地主的土地如果不在限定的期限之内得到耕种，“官方”就宣告它可以归其他任何人所有。
在宾夕法尼亚，不存在长子继承权，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些州，长子也只具有得到双份财产的权利。任何州都不收什一税，而且几乎不课征任何赋税。
由于肥沃土地的价格十分低廉，将资本投入农业最为有利，农业在提供最大数量的有益于健康的工作的同时，还可以向社会提供大量最有价值的生产物。
这些有利情况互相影响的结果，使人口以也许是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人们看到，在所有的北美殖民地，人口在二十五年内增加了一倍。
1643年，原先在新英格兰四省定居的人数为21000人。其后，据说那里向外移居的人数多于移居那里的人数。1760年，那里的人口增加到了50万。因此，那里的人口一直是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在新泽西，甚至人口每二十二年就增加一倍；而在罗得岛，就连二十二年也用不了。
在腹地殖民地，由于那里的居民一心从事农业，不知奢华，其人口每十五年就增加一倍，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口增长事例。只是在人们最先居住的沿海地区，人口要三十五年才增加一倍；某些东部沿海城市的人口则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这些事实似乎表明，人口的增长并没有超过比例，也就是说对人口增加有阻碍作用的两大因素，贫穷和罪恶，被清除了，而且这还表明衡量人民幸福和纯真的最准确的标准是人口增加的速度。
城市（某些人由于他们的职业的性质必然会被赶到那里）的不卫生，应当看作是一种贫穷，结婚由于人们预料将来难以养家糊口而受到的各种微小阻碍，也完全可以归入这一类。总之，很难找到有哪种对人口增长的阻碍不能归于贫穷或罪恶的范畴。
独立战争以前，美国十三个州的人口估计约为300万。大不列颠的少数移民使那里的人口在持续增加，但谁也没有感到大不列颠岛上的人口正在慢慢减少。相反，大家知道，一定程度上的移民对宗主国的人口增长还会起到促进作用。人们特别注意到，西班牙有两个省到美洲的移民最多，结果这两省的人口大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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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导致北美殖民地人口如此迅速增长的大不列颠原先的移民人数是多少，我们都要问，为什么在大不列颠，同样的人数在同一时期没有使人口得到同样的增长？
可以说，其重要而明显的原因是土地和食物不足，或者换句话说，是贫穷。
同罪恶比起来，贫穷还是有利得多的原因，这充分表现在：甚至连一些古老的国家也能很快地从战争的创伤、疫病或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这时，这些古老的国家几乎暂时处于新兴国家的状态，而结果也就往往不出人们所料。如果居民的勤劳不受到恐惧或暴政的破坏，生活资料很快就会超过减少了的人口的需要，而其必然的结果应当是，过去几乎固定不长的人口数量，也许马上就开始增加。
佛兰德一些土地肥沃的地方，常常爆发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但战后经过两三年的休养生息，又总是会像以前那样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甚至巴拉丁领地在可憎的路易十四的掠夺之后也会再次繁荣起来。1666年伦敦流行的灾难性的黑死病的后果，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后就感觉不到了。据记载，中国和印度发生的一些最具破坏性的饥馑，其痕迹很快就消失了。
甚至土耳其和埃及的人口是否是因为周期性地发生使两国土地荒芜的黑死病而大大减少，也还是一个疑问。如果它们的人口现在比过去少，那么，也许不应把它归因于黑死病所造成的损失，而应把它归因于政府的专横和压迫（人们在这种专制政治下呻吟），以及农业由此受到的妨害。
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如火山爆发和地震，如果不是频频发生，致使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或者损害他们的勤勉精神，对任何国家的平均人口就只发生微乎其乎的影响。那不勒斯以及维苏威火山山麓地方尽管经常发生火山爆发，但那里的人口仍相当稠密。里斯本和利马现在的人口也许和上一次地震以前的人口大致相同。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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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卫生倍加重视，伦敦似乎终于完全消灭了黑死病。但是，人口密度过大和食物不卫生、不充足，也许应当列在出现疫病流行季中和各种流行病的次要原因之中。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看过苏斯米尔希先生编绘的一些统计表，普赖斯博士在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论战的跋文的一个注释中曾对这些统计表加以摘录。人们认为它们相当正确，如果这种统计表具有普遍性，它们就很能说明抑制人口、防止人口增加超过一国生活资料的种种方式。我将从这些表中摘引一部分，并援引普赖斯博士的注文。
①普鲁士王国和立陶宛公国
“注意，在1709年和1710年，这个国家的居民有247733人患疫病死亡，在1736年和1737年，传染病的流行又影响了人口的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在大瘟疫发生后的五年内最大。
②波美拉尼亚公国
“在这一事例中，居民人数似乎在六十五年内几乎增加了一倍，极其严重的流行病未妨碍人口增加，但在最后一个时期之后的三年（到1759年为止），疾病大为流行，因而出生数减至10229人，而埋葬数则增加到15068人。”
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人数难道不比食物和保持健康所必需的各种设备增加得更快吗？按照这一前提，大部分人不得不过更加艰苦的生活，更多的人将挤住在一间屋子里，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是那三年疫病流行的自然原因之一。虽然该国的人口绝对数量并不是很多，这些原因也会产生这种结果。
即使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如果人口在食物增加和房屋增建以前就增长，则居民必然会在某一程度上因缺乏房屋和生活资料而陷入痛苦境地。假如英格兰的夫妇们在以后的八年或十年间生育的子女比平时多，或者结婚的男女比平时多，而住房的数量依然如旧，则一间小屋就不只是住5、6个人，而是要住7、8个人了，这种情况，加上人们的生活必然会更加艰苦，或许会对平民百姓的健康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③布兰登堡的纽马克
“1736-1741年的六年间，传染病的流行阻碍了人口增加。”
④马格德堡公国
“在1738年、1740年、1750年、和1751年，疾病异常流行。”
如果读者想获得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资料数据，请参阅苏斯米尔希先生编绘的表格。我所做的摘录已经很能说明疾病流行是周期性的（虽然是不规则的）、重复的，而房屋和食物的缺乏似乎很可能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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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列各表看来，对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虽然时常流行疾病，但其人口仍增加得相当快。
耕作必定在不断改进，因而结婚得到鼓励。人口看来与其说是受到预防性的控制，不如说是受到积极的控制。当人们期望生活资料在国内愈加丰富，抑制人口增加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得到消除时，这种动机将持续不断地发生作用，其力量很可能会超过当初促进人口增加的原因所起的作用。
或者，说得具体一点，当一国生产的东西不断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改善到使结婚得到很大鼓励的程度时，也许早婚的习惯在该国人口的增加超过生产物的增加以前会一直延续下去，而发生季节性流行病似乎是其顺理成章的结果。
所以，我认为，那些生活资料不断增加，有时足以促使人口增加，但不能满足一切人口需要的国家，会比其人口能够充分适应于其平均产量的那些国家更频繁地遭受周期性流行病的侵袭。
从反面来进行这种观察，或许也是正确的。在一切其他相同条件下，受各种周期性疾病打击的那些国家，在这些周期的间隔期间，其人口的增加或婴儿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常常大于受这种骚扰较少的国家。虽然土耳其和埃及上一世纪的平均人口几乎一成不变，但在周期性的黑死病暂停发作期间，其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比例就必定会大于像法国和英格兰那样的国家。
由此可知，把任何一国在五年或十年间出生数与埋葬数的平均比例，作为衡量其人口实际增长的尺度，似乎是很不合适的。虽然这种比例确实表明了这五年或十年间的人口增加率，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二十年以前增加的情况，或者二十年以后将如何增加。
普赖斯博士说，瑞典、挪威、俄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加得相当快；但是，他并没有从户籍登记簿摘录足够长时期的资料来证实这一点。虽然瑞典、挪威和俄国的人口事实上很可能是在增加，但其增加率并不是普赖斯博士摘录的短时期出生数与埋葬数的比例所可以表明的。在到1777年为止的五年间，那不勒斯王国出生数与埋葬数的比例为144：100，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这个比例所表示的人口增加率，比该王国一百年间的实际人口增加率要大得多。
肖特博士比较了两个时期英国许多村庄和集镇的户籍登记簿。第一个时期是从伊丽莎白女王到上世纪中叶，第二个时期是从上世纪末期到本世纪中叶。
从这种摘录的比较中可以知道，出生数在前一时期以124：100的比例超过埋葬数，而在后一时期则仅以111：100的比例超过埋葬数。普赖斯博士认为，前一时期的户籍登记簿是不足以相信的，但我们认为它所提示的比例或许不是不正确的。至少，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认为，前一时期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幅度会大于后一时期。
在任何一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的过程中，在其他相同条件下，用于耕作的肥沃土地前一时期总是多于后一时期。生产的东西每年增加的比例加大，人口增加的比例相应地也会随之加大。但是，除了使伊丽莎白女王末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大于本世纪中叶的这一重大原因以外，我同时认为，前一时期频繁发生的黑死病的祸害，也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增大这一比例的趋向。
如果从发生这种可怕的灾难的间歇时期的统计中选取十年的平均数，或者如果将发生黑死病视为偶发事件而将流行这种疫病年份的情况不算在内，户籍登记簿所显示的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就必然会过高，不能反映人口的实际平均增加情况。在发生严重的黑死病以后的一些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或许大于一般年份，特别是如果赖斯博士的观点是有根据的话，则英格兰革命（它在其后的二十二年就发生了）时期的人口就要比现在多。
金先生于1639年说，英格兰全国（伦敦除外）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115：100。肖特博士认为，本世纪中叶，包括伦敦在内，这一比例为110：100。到1774年为止的五年间，法国的这一比例为117：100。
如果这些说法与实际情况大致相同，且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这一比例未出现很大的变动，则法国和英国的人口就似乎基本适应了本国的平均产量了。结婚所受到的阻碍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恶习、战争、奢侈，大城市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口减少、住房狭窄和许多贫民食物匮乏，阻止了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而（如果我可以采用一种乍听起来感到奇怪的说法）无须由可怕而富有破坏性的流行病来抑制过剩人口。
如果灾难性很大的黑死病在英格兰使200万人丧生，在法国使600万人丧生，则毫无疑问，在这两个国家的居民从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以后，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会大大超过现在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在新泽西，截止到1743年，七年间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平均为300：100。在法国和英国，其最高比例仅为117：100。对于这种巨大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别，我们不必那样大惊小怪，以致要把它归因于上天的不可思议的干涉。
其原因并不遥远、隐晦也并不令人不可捉摸；它就在我们的近旁，就在我们周围，只要具有研究精神，人们都可以窥见。设想没有造物主的力量直接发生作用，石头就不能落下，植物就不能长大，这是与最自由的哲学精神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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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人们所谓的自然界所起的这种作用几乎全都要遵循固定的法则。自开天辟地以来，人口增加或减少的原因，或许同我们所了解的任何自然法则一样，都是恒定不变的。
两性之间的情欲似乎在任何时代几乎都是不变的。因而，用代数学上的术语来说，常常可以视之为一个已知量。
阻碍任何一国的人口增加超过其所能生产或获取的食物数量的伟大的自然法则，是这样一种法则，即：它在我们的视域中是显而易见的，在我们的知识中是这样明白，又为一切时代的经验所充分证实，以致我们片刻也不能对它有所怀疑。
固然，自然用以防止或抑制人口过剩的各种方式，在我们看来不那么明显、规则，可是，我们虽然并不能总是预言其方法，但却能够确凿地预言其事实。
如果几年间一国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表明人口的增加大大超过该国生产物，或获得物按比例增加的数量，我们就可以明确地断言：除非移民，不然死亡数就会迅速超过出生数，并可以断言这几年人口的增加不能表明该国人口的实际平均增加情况。如果没有出现其他一些减少人口的原因，该国无疑就会发生周期性流行病或饥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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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任何国家人口真实而持续不断增加的惟一正确的标准，是生活资料的增加。
但是，甚至这一标准也常会发生某些细微的变动，但这种变动我们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某些国家，人口的增加似乎受到了推动。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逐渐对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的境况习以为常了。
这类国家很可能经历过这样一些时期，即：这时，其人口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得不到增加。中国似乎就是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已知的有关中国的各种记述是可靠的话，则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已经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中国的法律使得该国的人口慢慢显现出了增长的趋势。
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必然会常常爆发饥馑。在其人口同生活资料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致其平均产量只够维持居民生命的国家，时令不好所导致的任何短缺都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
在美国，现今劳动者的报酬很高，因而遇到荒年，下层阶级只要节俭度日，就不致陷入明显的痛苦境地。所以那里几乎不可能发生饥馑。可以想象，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劳动者的报酬相应地将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数量将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不会按比例增加。
在欧洲，由于每一国盛行的生活习惯不尽相同，其居民人数与食物消费量之比必然有所不同。英格兰南部的劳动者习惯食用小麦制的上等面包，因而他们要等到饿得半死不活才愿意过苏格兰农民那样的生活。由于严酷的自然法则连续不断地发生作用，他们也许最后不得不过一些国家下层阶级那样的生活，到那时，相同数量的食物就要维持较多人口的生活。
但是，为做到这一点而进行的尝试很多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一切人类之友也希望它归于失败。“应该鼓励人口增加”，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这么说。如果人口增长的趋势像我所描述的那样明显，则这样的增长为什么在频繁地受到鼓励的时候没有出现，就似乎有点令人费解了。其真正的原因是，推动人口增长的要求是在没有准备供养增加的人口所必需的基金的情况下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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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过促进耕作增加对农业劳动的需求，并由此增加农村生产的产品数量，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那么就完全不必担心人口按比例增加了。
以其他任何方式实现这一目的的尝试都是不道德的、残忍的和暴虐的，因此在任何有自由传统的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推动人口增加也许是国家的统治者和富人饶有兴趣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降低军费以及在国外销售的制造品的成本。
但是，对于这一类尝试，尤其是当这种尝试打着所谓仁慈的骗人的招牌，因而被普通人民兴致勃勃、诚心诚意地接受的时候，贫民之友应当留心观察，全力抵制。
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中有这么一个条款：有3个以上子女的一切劳动者，都可以为其第4、第5……个子女领取救济金，每星期各1先令。
我确信这一条款完全是出于好意。我承认，在该法案提交国会以前及提交国会以后的一段时间，我还认为这个规定是很有益的；但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反省以后，我就确信，如果该法案的目的在于改善贫民的生活状况，那么这一目的决不能实现。
我看不出它有助于整个国家增加生产物，倘若它趋向于增加人口而不是增加生产物质，则其必然而无法规避的结果看来就是相等的生产物质必须在较多的人口中间分配，从而一天的劳动只能换得更少的食物，贫民也就会更加困苦。
我已经谈到，在一些情况下，即使生活资料不按比例增加，人口也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加。
但很显然，各国的食物和食物所能供养的人口之间的变化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度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其人口如果不再绝对减少，其食物就必然足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使其能一代一代生存下去。 在其他相同条件下，可以这么说，一国人口的多少由其所生产的人类食物的数量而定，而该国人民的幸福则由食物分配的宽裕与否决定，或者说，一天的劳动所能换得的食物数量。
产谷国、牧畜国、产米国的人口之比，产米国最多，产谷国其次，牧畜国又再其次。英格兰的土地不宜种稻，但都可以种马铃薯。因而亚当-斯密博士说，如果马铃薯能成为普通人民适于食用的植物性食物，又用和现在种植谷物的土地数量相等的土地种植马铃薯，英格兰就能够供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其结果，在短时间内人口就会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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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幸福并不只是取决于其经济的贫富、历史的长短和人口的疏密，而还取决于其发展速度，取决于每年食物的增加同每年人口无限制地增加相接近的程度。
在一些新开拓的殖民地--旧国的知识和产业常常在它们那肥沃而尚未被占用的土地上发生作用--食物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加是最接近的。
在另一些情况下，国家历史的长短在这方面并不十分重要。大不列颠居民现在享受的食物也许和两千年、三千年或四千年以前一样充足。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苏格兰高地贫瘠而人迹罕至的土地，同佛兰德丰饶而人口稠密的地区一样深受人口过多之苦。
假如一国从未遭遇技术更为先进的民族的侵略，而任凭其文明自然发展，则从其生产物可以看作一个单位的时候，到其生产物可以看作一百万个单位的时候，也许要经历好几百年的时间，这一过程之中或许没有一个时期的人民群众可以说摆脱了直接或间接由食物缺乏造成的困苦。
在欧洲各国，自有史以来，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这一简单抑制而未能出世，尽管其中某些国家从未发生过极为严重的饥馑。 饥馑似乎是自然最后、最具破坏性的手段。
人口增加的能力大大超过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从而减少人口的作用。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往往独立完成这种可怕的行为。如果它们在这消灭人口的战役中失败了，疾病流行、瘟疫、传染病和黑死病就会以吓人的队形进攻，杀死数以万计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严重而不可避免的饥馑就会从背后潜步走近，以强有力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数量与食物数量得至平衡。
于是，对一切时代、一切国家人类生活的历史细心考察过的人都必须承认：人口的增加，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 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也会相应地增加。较强的人口增殖力，受到贫困和罪恶的抑制，所以实际人口数量同生活资料数量会保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