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二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 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还 因为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裡，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 活和再生。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 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 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 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 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 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各种相当複杂的政治形势下，在实践上証明他 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 压榨下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 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 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 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 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 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 记了这个真理，遭受过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西欧和美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忠于工人 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像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以前，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多次利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帮助， 那就是说，同他们作过多次实际的妥协；在 1901─1902年间，在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之前，旧 《火星报》编辑部（当时参加这个编辑部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 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领袖司徒卢威结成正式的政治联盟（时间固 然不长），同时却善于不间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在工人运动内部反 映出来的任何最微小的影响作最无情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一直奉行这个政策。从1905年起，他 们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同时从来也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 对沙皇制度（例如在第二级选举或在复选时），从来也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对农民的资 产阶级革命党，即对“社会革命党人”作最不调和的斗争，而是揭露他们的面目，揭露他们是冒 充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曾同“社会革命党人” 结成短期的正式政治联盟。1903─1912年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 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每次都有好几年，但是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们这些对无 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即左派孟 什维克（马尔托夫）以及一部分 “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鬆）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 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 停止和削弱对“考茨基派”、对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的斗争（纳坦鬆死于1919年；他当时已是一 个非常靠拢我们、跟我们意见几乎完全一致的民粹派“革命共产党人 ”）。正当十月革命的时候， 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但又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联 盟，我们未作任何修改就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也就是说，我们作了一次明显的 妥协来向农民証明，我们并不想用多数票压他们，而是愿意同他们妥协。同时，我们曾经向“左 派社会革命党人”建议结成（而且不久就实现了）正式的政治联盟，请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在缔 结布列斯特和约以后，他们破坏了这个联盟，到1918年7月甚至举行了武装暴动，继而又进行武 装斗争来反对我们。　　因此，很明显，德国左派因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想跟“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即 考茨基派）结成联盟，便加以攻击，在我们看来是极不严肃的，而且这种攻击明显地証明“左派” 是错误的。我们俄国也有过同德国谢德曼之流类似的右派孟什维克（他们参加过克伦斯基政府） 和反对右派孟什维克而同德国考茨基派类似的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 1917年，我们明显 地看到工人群众逐渐离开孟什维克而转向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 表大会上，我们只佔代表总数的13%，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佔大多数；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 大会（俄历1917年10月25日）上，我们已佔代表总数的51%。为什麽德国工人有同样的、完全相 同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却没有立即增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而首先增强了中间政党──“独立” 党（虽然这个党从来没有过任何独立的政见和任何独立的政策，而只是摇摆于谢德曼之流和共 产党人之间）的力量呢？ 　　很明显，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产党人必须大胆地老老实 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且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否认有必要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议 会和反动的工会，这个错误就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左派”幼稚病，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 出来，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显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那些已经証明不能理解苏维埃政权 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机会主义老领袖（如考茨基、希法亭， 看来克里斯平、累德堡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以外，还有一个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已经 形成，并且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着。该党数十万无产者党员（党员总数似为75万）正在离开谢 德曼而迅速靠拢共产党人。这个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在“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1919年）上 提议无条件地立即加入第三国际。如果害怕同该党的这一翼“妥协”，那简直是可笑的。恰恰相 反，共产党人必须寻找而且必须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这种妥协一方面可以促进和 加速共产党人同这一翼实现必要的完全融合，另一方面丝毫不妨碍共产党人对“独立党人”机会 主义右翼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要找到这样一种适当的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 有骗子才会向德国工人和德国共产党人许诺一条“容易”致胜的道路。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 料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 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 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麽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 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 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 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 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顺便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为了战胜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 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以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自然，我们所采取的这 种策略是靠削弱孟什维克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 孟什维克在内）必然要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 度之间，动摇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动摇于喜爱工人和畏惧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等等。共产党人的 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决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就得对那些 转向无产阶级的分子，在他们转向无产阶级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转的程度，来决定让步 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转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由于我们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我国孟什维 主义已经而且还在日益瓦解，顽固的机会主义领袖陷于孤立，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不作任何妥协，不实行任何机 动”这种操之过急的“决定”，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 　　最后，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坚持不承认凡尔赛和约，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明显的错误。这种观点表述得愈“庄重”、愈“神气”、愈“坚决 ”、愈武断（像克．霍纳所表达的那样），结果就显 得愈不明智。在现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弃“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劳芬贝格等 人的）那种竟然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结盟对协约国作战的荒谬立场，是不够的。应当认识到， 苏维埃德国（如果苏维埃德意志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承认和服从 凡尔赛和约，不容许这样做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谢德曼之流还 呆在政府裡、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被推翻、维也纳的苏维埃革命尚有可能去援助苏维埃匈 牙利的时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之下，“独立党人”提出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要求是正确的。“独立 党人”当时实行的机动和灵活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多少替叛徒谢德曼之流分担了责任，多少离 开了同谢德曼之流进行无情的（和十分冷静的）阶级战争的观点，而滑到了“非阶级的”或“超阶 级的”观点上去。 　　然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然是这样的：德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许诺， 共产党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废除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应该说：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 之流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就某种程度上说简直是断送了）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 匈牙利结成联盟的事业。我们共产党人则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实现这个联盟，至于凡 尔赛和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而且立刻加以废除。能不能顺利地废除这个和约，不仅取决 于苏维埃运动在德国的胜利，而且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国际上的胜利。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 流阻碍了这个运动，而我们却要帮助这个运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 在。既然我们的阶级敌人、剥削者、他们的走狗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放过了加强德国及 国际苏维埃运动、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机会，那麽，这种罪责就应该由他们来承 担。德国的苏维埃革命会加强国际苏维埃运动，而国际苏维埃运动则是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 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是唯一可靠的、不可战胜的、威震全球的堡垒）。硬 要迫不及待地把摆脱凡尔赛和约一事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 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很合乎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的 身分），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 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较长 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麽苏维埃德国在同苏 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更长一段时间裡忍受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 的。 　　法、英等国帝国主义者挑动德国共产党人，给他们设下圈套：“你们说你们不在凡尔赛和约 上签字吧。”而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同诡计多端而且目前比他们强大的敌人周旋，不 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了”，却像小孩子一样上了这个圈套。事先就 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我们是否要同他作战、什麽时 候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行为，而不是革命行为。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 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 不利的战斗，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 附注 [1] 每个阶级，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国家裡，即使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并且由于当前的形势， 它的一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发挥，其中也总会有一些分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而且只要 阶级还存在，只要无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在自己的基础上完全加强、巩固和发展起来，就必然还 会有这样一些分子。否则，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 九：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英国现在还没有共产党，但是工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广泛的、强大的、迅速增长的、令人感到极有希望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几个政党和政治组织（“ 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 党”、“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希望成立共产党，并且正在就这个问题 进行谈判。在“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工人无畏舰》周刊（1920年2月21日第6卷第48期） 上刊载了该刊主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一篇文章：《向建立共产党的目标前进》。这 篇文章叙述了上述四个组织谈判的经过，谈判的内容是：在加入第三国际、承认苏维埃制度（而 不是议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原来，不能立刻成立统一的共产党 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它们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在于要不要参加议会以及新成立的共产党 要不要加入旧的、行业性的（大半由工联组成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工党”。“工人 社会主义联盟”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1]都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反对参加议会，反对加入“工 党”，在这方面它们和英国社会党全体党员或多数党员意见不一致，在它们看来英国社会党是英 国“各共产主义政党中的右翼”（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上述文章，第5页）。 　　这样看来，基本的分野同德国是一样的，虽然分歧的表现形式（同英国比较起来，德国的 表现形式更接近“俄国的”表现形式）以及其他许多情况有很大差别。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左派” 的论据。 　　关于参加议会问题，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引証了同一期周刊上威．加拉赫（W.  Gallacher）同志的一篇文章，加拉赫同志以格拉斯哥“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名义写道： 　　“本委员会明确反对议会制度，而且得到了各种政治组织的左翼的支持。我们是苏格兰革命 运动的代表，这个运动力求在全国产业部门〈在各个生产部门内〉建立革命组织，并且以各社 会委员会为基础建立共产党。长期以来我们同官方的议员们进行争论。我们过去认为没有必要 向他们公开宣战，而他们也害怕向我们展开进攻。 　　然而这种状况不会长久继续下去。我们正在全线节节胜利。 　　苏格兰独立工党的广大党员对议会愈来愈反感，几乎所有地方组织都讚成Soviets〈俄语“苏 维埃”一词的英语音译〉或工人苏维埃。当然，这对于那些把政治视为谋生手段〈视为职业〉的 先生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因此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说服他们的党员重新投入议会制度的 怀抱。革命的同志们不应当〈所有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支持这伙匪帮。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 将是很艰巨的。在这场斗争中，最糟糕的就是那些关心个人利益胜过关心革命的人将会叛变。 对于议会制度的任何支持，都只会有助于使政权落到我们不列颠的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的手裡。 韩德逊和克林兹（Clynes）之流已经反动透顶。正式的独立工党愈来愈处于资产阶级自由党人 的支配之下，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在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之流的先生们的阵营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安 乐窝。正式的独立工党极端仇视第三国际，而群众则支持第三国际。无论用什麽方法来支持机 会主义的议员，都不过是为上述这些先生效劳。英国社会党在这方面不起任何作用……　这裡 需要一个健全的革命的产业〈工业〉组织和根据清楚的、明确的、科学的原则去行动的共产党。 如果我们的同志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这两种组织，我们会欣然接受他们的帮助；如果不能帮助， 而又不愿意靠着支持反动派来出卖革命，那麽，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请千万不要干预此事；这 些反动分子正热心猎取‘光荣的’（？）〈问号是原作者加的〉议员称号，正渴望証明他们能够像 ‘主子’那个阶级的政治家一样有成效地实行统治。” 　　据我看，这封给编辑部的信出色地表达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或刚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做 群众工作的工人的情绪和观点。这种情绪是极其可喜、极其可贵的；应当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 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对于 善于表达群众的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的这种（往往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情绪 的人，应该爱护，应该关切地给以种种帮助。但同时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 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从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这封信中，无疑可以看 到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目前所犯的和俄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和1918年犯过的那种种错误 的苗头。 　　写信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满怀着最崇高的无产阶级的憎恨（这不仅是无产者， 而且是一切劳动者，即德国人所说的一切“小人物” 都能理解和有同感的一种憎恨）。被压迫被 剥削群众的代表所表达的这种憎恨，实在是“一切智慧之本”，是一切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 运动及其成功的基础。可是，写信人看来没有考虑到：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出自己的、 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不逊色。 　　写信人透彻地了解到，达到无产阶级目的的工具不是议会，而只能是工人苏维埃，凡是至 今还不了解这点的人，哪怕他是最有学问的人、最有经验的政治家、最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最 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诚实的公民和家庭成员，他也必定是一个最恶毒的反动派。然而写信 人甚至没有提出，更没有想到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让“苏维埃的”政治家进入议会， 不从内部去瓦解议会制度，不从议会内部去准备条件，使苏维埃能够顺利完成它所面临的解散 议会的任务，那麽，要使苏维埃战胜议会是否可能呢？而同时写信人却提出了一种完全正确的 意见，他说英国共产党必须根据科学原则来行动。而科学首先要求估计到其他国家的经验，特 别是其他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经历或不久前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非常类似的经验；其次， 它要求估计到在本国内部现有的一切力量、集团、政党、阶级和群众，要求决不能仅仅根据一 个集团或一个政党的愿望和见解、觉悟程度和斗争决心来确定政策。 　　说韩德逊、克林兹、麦克唐纳、斯诺登之流已经反动透顶了，这是对的。说他们想把政权 抓到自己手裡（其实，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说他们想按照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老规 矩来“实行统治”，说他们一旦当权，就一定会跟谢德曼之流和诺斯克之流一样行事，这也是对 的。所有这些全都不错。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 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利益，应该在议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一定的支持。我现在拿英国目前的两 个政治文件来说明这个意思：（1）劳合─乔治首相1920年3月18日的演说（根据1920年3月19日 《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2）“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在她的上述文 章中所发表的议论。 　　劳合─乔治在他的演说中同阿斯奎斯（此人曾接到出席会议的特别邀请，但他拒绝了）， 同那些不愿意跟保守党人联合而想接近工党的自由党人进行了论战。（在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 的信中，我们也看到他指出了自由党人转入独立工党的事实。）劳合─乔治証明自由党人必须 同保守党人联合起来，而且要紧密地联合起来，否则，工党──劳合─乔治“喜欢称之为”社会 党──就会取得胜利，而这个党是力求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的领 袖向他的听众，向那些至今大概还不了解这点的自由党议员通俗地解释道：“这在法国叫作共产 主义，在德国叫作社会主义，在俄国叫作布尔什维主义。”劳合─乔治说，这是自由党人所根本 不能接受的，因为自由党人从根本上说是拥护私有制的。这位演讲人声称：“文明正处在危险之 中”，因此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必须携起手来…… 　　劳合─乔治说：“……如果你们到农业地区去，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那裡党派的划分仍 然保持着原样。那裡离危险还远。那裡还没有什麽危险。可是，事态一旦发展到了农业地区， 那裡的危险也会同今天的某些工业地区一样大。我国居民五分之四从事工商业，而从事农业的 几乎不到五分之一。这是我每想到将来我们会遇到的危险时始终不忘的一种情况。法国的居民 大都从事农业，在那裡，确定的观念有着牢固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会变动得很快，也不太容易受到革命运动的激盪。我国的情况则不然。我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容易颠覆；如果 它一开始动摇，那麽，由于上述原因，它将比其他国家崩溃得更厉害。” 　　读者从这裡可以看出，劳合─乔治先生不仅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他还从马克思主义者 那裡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不妨也向劳合─乔治学习学习吧。 　　我们还想指出劳合─乔治演讲之后在讨论过程中发生的如下一个插曲： 　　“华莱士（Wallace）先生问：现在产业工人中间有很多是自由党人，我们从他们那裡得到 了很多支持，请问首相，您认为您在工业地区对这些产业工人所采取的政策会得到什麽结果？ 可能的结果会不会使目前真心帮助我们的工人转过去大大加强工党的势力？ 　　首相答：我的看法完全相反。自由党人互相倾轧这一事实，无疑使很多自由党人感到绝望 而倒向工党方面，现在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很能干的自由党人参加了工党，他们在破坏政府的威 信。结果无疑是社会上同情工党的情绪大大增强。现时社会舆论不是支持工党外的自由党人， 而是支持工党，这是最近几次部分改选所表明了的。” 　　附带说说，这段议论特别表明，连资产阶级中最聪明的人物也弄煳涂了，不能不干出无法 补救的蠢事来。就凭这一点也会把资产阶级断送的。尽管我们的人也会做蠢事（自然，条件是 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时得到改正），但是他们终究会成为胜利者。 　　另外一个政治文件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下述一段议论： 　　“……英克平同志〈英国社会党书记〉把工党叫作‘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组织’。英国社会党 的另一个同志在第三国际代表会议上把该党的观点表述得更加明确，他说：‘我们把工党看作组 织起来的工人阶级。’ 　　我们不赞同对工党的这种看法。工党党员虽然非常多，但很大一部分是无所作为和不关心 政治的。这就是那些加入工联的男女工人，他们之所以加入工联，是因为他们厂裡的工友都是 工联会员，是因为他们想领取补助金。 　　但是我们认为工党所以拥有这样多的党员也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工党是英国工人阶 级的多数还没有摆脱的一种思潮的产物，虽然在人民的头脑裡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人民很快 就要改变这种情况……” 　　“……英国工党同其他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组织一样，在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上 台执政。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聚集力量，以便推翻这些社会爱国主义者，我们在英国既不 应当拖延这种活动，也不应当犹豫不决。 　　我们不应当分散自己的精力去增加工党的力量；工党上台执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集 中力量创立起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来战胜工党。工党很快就要组成政府；拥护革命的反对派必须 准备好冲击这个政府……” 　　总之，自由派资产阶级正在放弃那种历史上被数百年来的经验奉若神明的、对剥削者异常 有利的“两党”制（剥削者的“两党”制），而认为必须联合两党的力量同工党作斗争。一部分自由 党人好像覆舟时的老鼠，纷纷跑到工党方面去。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政权转到工党手中是不可 避免的，并且承认现在多数工人都拥护工党。他们由此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表示如下： 　　“共产党不应当实行妥协……　它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 主义所沾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 　　恰恰相反，既然英国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之流或谢德曼之流走，既然他们 还没有取得跟这批人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 正是因为取得了这种经验，那麽毫无疑义，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 会活动，必须从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和斯诺登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 帮助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邱吉尔。不这样做，就会增加革命事 业的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这种转变， 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既然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 （或者至少应当知道），要是韩德逊和斯诺登战胜了劳合─乔治和邱吉尔，多数工人经过一个 很短的时间，就会对自己的领袖感到失望，转而拥护共产主义（或者至少会对共产主义者保持 中立，而且多半是善意的中立），那麽这少数工人提出“不妥协，不转弯地前进”这样的口号， 就显然是错误的。这很像1 万名兵士跟5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顿”、“转弯”、甚至实行“妥 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动的10万援兵的情况下，却要去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 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略。 　　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証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 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 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 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 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 （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 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 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 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顺便提一下，正是从劳合─乔治的演说中可以看到，在英国，这两个可以使无产阶级革命 成功的条件显然正在成熟。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目前之所以特别危险，正是因为有些革命者 对这两个条件都抱着一种不够认真、不够重视、不够自觉、不够慎重的态度。既然我们不是一 个革命的小团体，而是一个革命阶级的政党，既然我们要把群众争取过来（不这样，我们就有 成为不折不扣的空谈家的危险），那麽，第一，我们就必须帮助韩德逊或斯诺登去打倒劳合─ 乔治和邱吉尔（更确切点甚至可以这样说，必须迫使前者去打倒后者，因为前者不敢去争取胜 利！）；第二，我们就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的多数根据切身经验确信我们是正确的，也就是确信 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是毫不中用的，确信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和叛卖的本性，确信他们必然 要遭到破产；第三，我们就必须促使这样一种时机迅速到来，即由于多数工人对韩德逊之流感 到失望，可以有很大的成功把握一举推翻韩德逊之流政府，因为那个极其精明老练的、不是小 资产阶级而是大资产阶级的劳合─乔治尚且表现得十分惊慌，并且由于他昨天同邱吉尔“摩擦”， 今天又同阿斯奎斯“摩擦”而不断削弱自己（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那麽韩德逊之流的政 府就一定会更加惊慌失措了。 　　现在我来更具体地谈一谈。在我看来，英国共产主义者应当根据第三国际的原则，在必须 参加议会的条件下，把自己的四个党派（四个党派都很弱，其中有的非常非常弱）合并成一个 共产党。由共产党向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提议达成“妥协”，达成竞选协议：共同反对劳合─乔 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按照工人投给工党和共产党的票数（不是选票，而是另行投票）来分配议席，并保留各自进行鼓动、宣传和政治活动的最充分的自由。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当然就不 能同他们结成同盟，否则就是背叛了；英国共产主义者绝对必须保持和坚持揭露韩德逊和斯诺 登之流的最充分的自由，如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经保持（1903─1917年的15年内）和坚持了揭 露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即揭露孟什维克的最充分的自由一样。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同意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那我们就得到好处了，因为 议席的多少，对我们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并不追求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尽可以让步（而韩德 逊之流，尤其是他们的新朋友们，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新主子们，即那些转入独立工党的自由党 人，对于猎取议席却最起劲）。我们所以得到好处，是因为正当劳合─乔治自己把群众“挑动起 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群众中展开我们的鼓动工作，并且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工党更快地组织起 他们的政府，而且还能够帮助群众更快地了解我们的全部共产主义宣传，我们将毫无保留、毫 不隐讳地去进行这种宣传来反对韩德逊之流。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好处， 因为我们可以立即向群众指明（请注意，甚至在纯粹孟什维主义的和十足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 内部，群众也是赞成苏维埃的）：韩德逊之流宁愿自己靠近资本家，而不愿使一切工人联合起 来。那时我们就可以立即得到群众的支持，因为这些群众特别在听了劳合─乔治的一番精彩的、 高度正确的、高度有益的（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说明之后，都会支持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去反 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我们所以能够立即得到好处，还因为我们可以向群众表明， 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害怕战胜劳合─乔治，害怕单独取得政权，力求暗中得到劳合─乔治的支 持，而劳合─乔治却公开伸出手去帮助保守党人反对工党。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在我们俄国 1917年2月27日（俄历）革命之后所进行的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俄国的韩德逊和斯 诺登之流）的宣传，也正是由于同样的情况而得到好处的。那时我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 人说：请你们撇开资产阶级而掌握全部政权吧，因为你们在苏维埃中佔多数（在1917年6月召开 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总共只佔代表总数的13%）。但是俄国的韩德逊和 斯诺登之流却害怕撇开资产阶级而单独掌握政权；资产阶级很清楚，立宪会议一定会使社会革 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政党结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它们只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获得多数[2]，因而一再拖延立宪会议选举，这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不能毅然决然地 同这种拖延行为斗争到底。 　　要是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同共产主义者结成同盟，那麽共产主义者就可以立刻博得群 众的同情，并使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威信扫地，即使我们因此而失去几个议席，那也完全无关 紧要。我们只在极少数绝对有把握的选区内，即在我们提出候选人时不至于使自由党人战胜“拉 布分子”（工党党员）的选区内，才提出我们的候选人。我们将进行竞选鼓动，散发宣传共产主 义的传单，并且在没有我们的候选人的一切选区内，吁请选民投票选举“拉布分子”，不选资产 者。如果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认为这样便是背叛共产主义，或者是放弃对 社会主义叛徒的斗争，那他们就错了。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无疑会因此得到好处。 　　现在英国共产主义者甚至要接近群众，要群众听他们讲话，往往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以 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来讲话，请他们投票选举韩德逊而不选劳合─乔治，那他们一定会听我讲 的。那时我不仅可以向他们通俗地说明，为什麽苏维埃比议会好，无产阶级专政比用资产阶级“民 主”作招牌的邱吉尔专政好，而且还可以说明：我要投票支持韩德逊，这就像用绳索吊住被吊者 一样；只要韩德逊之流很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那就会証实我是正确的，就会使群众转到我 这方面来，就会加速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这正像他们的俄国和德国的同伙所 遭遇的一样。 　　如果有人反驳我，说这种策略太“难以捉摸”，太複杂，不能为群众所了解，它会分散和分裂我们的力量，妨碍我们集中力量去进行苏维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回答这些“左派”反驳者说： 请不要把自己的学理主义强加给群众吧！俄国群众的文化程度大概不比英国群众高，而是比英 国群众低。可是他们却理解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革命的前夜，即在1917年9月， 曾提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名单，而在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二天，即在1917 年11月，又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妨碍布尔什维克，反而帮助了他们，1918 年1月5日他们就把这个立宪会议解散了。 　　关于英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第二种意见分歧，即是否要加入工党的问题，我在这裡不能多 谈。关于这个问题，我手头的材料太少，而这个问题又特别複杂，因为英国“工党”的情况异常 独特，它本身的结构和欧洲大陆上通常的政党大不相同。不过，第一，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 问题上，要是有人认为“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主义所 玷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并且根据这 一类原则来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那麽他必然要犯错误，因为提出这一类原则无非是重犯 法国布朗基派公社战士在1874年宣布“否定”任何妥协和任何中间站的错误。第二，毫无疑义， 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像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 相互关系的特点，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 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应该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这种特点。 　　但是讲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联系到英国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必须联系到同一切资本主 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有关的共同结论。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问题。 附注 [1] 看来，“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加入“工党”，但不是全体党员都反对参加议会。 [2] 俄国1917年11月立宪会议的选举，据悉有3600多万选民投票，结果布尔什维克得票佔25%， 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得票佔13%，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以及同类的 各小团体得票共佔62%。 十：几点结论 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显示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独特的转变：在一个最落后的资本 主义国家裡，罢工运动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在世界上第一次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单单1905 年头一个月的罢工人数就等于以往十年（1895─1904年）平均每年罢工人数的十倍，而且从1905 年1月到10月，罢工还在不断和急剧地发展。由于许多完全特殊的历史条件，落后的俄国第一个 向世界不仅表明了被压迫群众在革命时的主动精神的飞跃增长（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 而且表明无产阶级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它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表明经济罢工怎样和政治罢工结 合，而政治罢工又怎样变成武装起义，表明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怎样创造出了苏维埃这种 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的新形式。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苏维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后来又使它在无 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不到两年功夫就显示出：苏维埃具有国际性质，这种斗争 形式和组织形式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 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 　　不仅如此，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表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 经历一种斗争，即正在成长、壮大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对每 个国家来说）“孟什维主义”，也就是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同“左倾”共产主 义的斗争（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第一种斗争看来已经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国家内展开了，这就是第二国际（目前事实上它已被击溃）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斗争。第二种斗争则存在于 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至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各派还有相当一部 分人在坚持左倾共产主义的错误，虽然他们几乎普遍地、几乎绝对地承认苏维埃制度）和法国 （如一部分过去的工团主义者对于政党及议会活动采取不正确态度，虽然他们也承认苏维埃制 度），也就是说，毫无疑义，这种斗争不仅在国际这个组织范围内存在，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 都存在。 　　然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 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条道路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走得 比布尔什维主义快得多；布尔什维主义在历史上用了15年时间才使它这个有组织的政治派别作 好夺取胜利的准备。第三国际在短短一年的时间裡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溃了黄色的社会 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而第二国际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远比第三国际强大，还显得坚强有力， 还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即直接和间接的、物质上（部长的肥缺、护照、报刊）和思 想上的帮助。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 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 成情况（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 的具体特点。现在到处都可以感到对第二国际的不满，这种不满正在蔓延和增长，这既是由于 它推行机会主义，又是由于它不善于或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能进行指导的中心， 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指导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 中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 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 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 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 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 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 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 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 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 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争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转向苏维埃政权而反对议会制度，转向无 产阶级专政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在这方面主要的（当然这还远远不是一切，然而是主要的） 事情已经做到了。现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上，也就是说，要找到 转向或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这个步骤看来似乎比较次要，并且从某种观点上说，也的确 比较次要，但是在实践上却更接近于实际完成任务。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没有这一点，那就连走向胜 利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可是，这离胜利还相当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 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 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 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和鼓动 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 现在这条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都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証实。不仅没有文化、大都 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 们的政府怎样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 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之流）的专政， 然后才能坚决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个共产主义政党、小组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 引导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尚未觉醒的）群众采取这种新的立场，确 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 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完成第 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麽， 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完成已经提到日 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証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 　　以前的问题是（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 来，因而宣传工作就提到了第一位；这时候甚至那些带有小组习气种种弱点的小组，也是有益 的，也能做出成绩来。但是现在是群众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是部署（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百 万大军，配置当今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进行最后的斗争的时候了，这时候单凭宣传的本领， 单靠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济于事的。这时候已不能像还没有领导过群众的小组的 宣传员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以千来计算群众；这时候要以百万、千万来计算了。这时候我们不 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当今社会一切阶级（必 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的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部署就绪，以至决战时机已经完全 成熟，也就是说：（1）一切与我们敌对的阶级力量已经陷入困境，它们彼此进行混战，而力 不胜任的斗争已经使它们疲惫不堪；（2）一切犹豫动摇、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 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于在实践中遭到 破产而丑态毕露；（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 阶级，这种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 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粗略勾画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了时机，我们的胜利就 有保証了。 　　邱吉尔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这种政治类型的人各国都有，只是依国家不同而稍有差别） 的分歧以及韩德逊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的另一种分歧，从纯粹共产主义，即抽象共产主义， 也就是从还没有成熟到采取实际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完全是无关紧 要、无足轻重的。但是从群众这种实际行动的观点来看，这些分歧却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一个 共产党人如果不仅想做一个觉悟的、信仰坚定的、思想先进的宣传家，而且想在革命中做一个 群众的实际领导者，那他的全部工作、全部任务就是要估计到这些分歧，确定这些“朋友”之间 不可避免的、使所有这些“朋友”一齐削弱的冲突完全成熟的时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 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以 加速韩德逊之流（如果不指名道姓的话，那就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即自称为社会党人的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们）的政权的建立和倒台；加速他们在实践中的不可避免的破产，从而启 发群众接受我们的观点，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加速韩德逊之流、劳合─乔治之流、邱吉 尔之流相互之间（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君主派之间，谢德曼之流、资 产阶级、卡普派之间，等等）不可避免的摩擦、争吵、冲突和彻底分裂；并且正确地选择这些“神 圣私有制的支柱”分崩离析的时机，来发起无产阶级坚决的进攻，把它们全部打垮，把政权夺过 来。 　　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 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这是不言而喻 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体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 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调动起来的时刻，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的人们的意识、意 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 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 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 都会认为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在政治上更 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的和有利的。倘 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从而把 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 性的失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哪怕当时情况不容许我们使用对敌人威胁最大、能 最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 阶级的利益。由于资产阶级经常（尤其是在“平静”时期，非革命时期）用合法斗争手段欺骗和 愚弄工人，没有经验的革命者往往就以为合法斗争手段是机会主义的，而不合法斗争手段才是 革命的。然而，这是不对的。至于1914─1918年那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当时最自由民主的 国家的资产阶级采取闻所未闻的蛮横无耻的手段欺骗工人、禁止人们说这场战争具有掠夺性这 一真理，有些政党和领袖却不善于或不愿意（不要说“我不能”，还是说“我不想”吧）采用不合 法斗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的叛徒，那是对的。但是那些不 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在革命已 经爆发、已经热火朝天的时候，什麽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 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在这种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而在这以后，在胜 利以后，无产阶级要“摆脱”这种糟透了的革命家却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历尽千辛万苦。要 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做一个革命 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构中，在非革命的环境裡，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取 革命的行动方法的群众中，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那就困难得多， 因而也可贵得多。善于找到、善于探索到和正确判定能够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决定性的、最 后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或事变的特殊转变关头──这就是西欧和美国目前共产主义运动 的主要任务。 　　拿英国来说吧。我们无法知道，而且任何人也无法预先断定，什麽时候那裡将要爆发真正 的无产阶级革命，什麽缘由最能唤醒、激起和推动目前还在沉睡的非常广大的群众去进行斗争。 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的全部准备工作，把四只脚都钉上马掌（正如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在他还 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时候所爱说的那样）。能“冲开缺口”、“打破坚冰”的也许是议会危机， 也许是由极端错综複杂、日益恶化和日益尖锐的殖民地的矛盾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所引起的危机， 也许是什麽别的，等等。我们谈的不是哪一种斗争将决定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这个 问题，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会发生疑问，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已经解决了，并且 彻底解决了），我们谈的是什麽缘由将唤起目前还在沉睡的无产阶级群众行动起来，并且把他 们一直引向革命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譬如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无论从国际或国 内环境来说，革命形势都不及现在的百分之一，但是，只要有反动军阀千万次无耻行径中的一 次（德雷福斯桉件），只要有这样一个“意外的”、“小小的”缘由，就足以把人民径直引向国内战 争！ 　　在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不断、始终不渝地利用议会选举，利用不列颠政府的爱尔兰 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遇到的波折，利用社会生活中其他一切领域、一 切部门和一切方面，并且要在所有这些方面，用新的方式，用共产主义的方式，照第三国际那 样而不是照第二国际那样来进行工作。在这裡，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叙述“俄国式的”、“布 尔什维克式的”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外国的共产党人说，这 和通常的西欧议会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往往由此得出结论说：“是啊，那是在你们俄国，我 们这裡，议会活动却是另一个样子。”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世界上所以要有共产党人，第三国际在各国的拥护者，正是要在各个系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裡，把旧的、社会党的、工联主义 的、工团主义的议会工作，改造成新的、共产主义的议会工作。过去在我国的选举中，机会主 义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专讲实利的、资本主义招摇撞骗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西欧和美国 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使 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压抑的贫民的帮助下传送 和散发传单，走访工人住所，走访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大陆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 少得多，英国就更少）农民的茅舍，走进最下层的平民酒馆，进入真正的平民会社、团体，参 加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带议会腔）跟人民说话，丝毫也不追求议会的“肥 缺”，而是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构，利用 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并使人民了解布尔什维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 下，除了选举期间，是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大罢工当然例外，因为在大罢工时期，这样的全 民鼓动机构在我国曾经更紧张地工作过）。在西欧和美国，要做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是万分 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任务不花气力都是无法完 成的，而气力必须花在完成日益多样化的、日益涉及社会生活各部门的、从资产阶级手中逐一 夺取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实际任务上。 　　在英国，还应当在军队中，在“本”国被压迫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如爱尔兰和各殖民 地）中，按新的方式（不是按社会党的方式，而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 用革命办法）来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要知道，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战后的 今天，当各国人民受尽战争的煎熬而迅速地擦亮眼睛，认清了真相（真相就是：几千万人死亡 和残废只是为了解决应由英国强盗还是德国强盗掠夺更多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社会 生活的所有这些领域都布满了易燃物，可以触发冲突和危机、激发阶级斗争的机会也特别多。 目前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在一切国家中都有无数火星从各方面迸发出来， 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点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燄，就是说，能够彻底唤醒群众，因 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园地，甚至包括最陈腐的、臭气熏 人的、看来毫无指望的园地，不然我们就将肩负不起自己的任务，不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能 掌握一切种类的武器，既不能准备好去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 面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把它们破坏了），也不能准备好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按 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个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出乎资产阶级和庸人们意料的若干 胜利之后，全世界现在已经变了样，各处的资产阶级也都变了样。资产阶级被“布尔什维主义” 吓坏了，对它恨得咬牙切齿，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加速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把注 意力集中在用暴力镇压布尔什维主义上，因而削弱了自己在其他许多方面的阵地。一切先进国 家的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策略中应当估计到这两种情况。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和克伦斯基在对布尔什维克发动疯狂攻击（特别是从1917年4月起，而到 6月和7月就更加猖狂）的时候，做得“太过火了”。发行数百万份的资产阶级报纸用各种腔调痛 骂布尔什维克，这就帮助了群众来认识布尔什维主义；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热心”，不但是报 纸，而且整个社会生活都充满了就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的争论。现在各国百万富豪在国际范围内 的所作所为，使我们不能不对他们衷心感谢。他们正同过去克伦斯基之流一样，全力恶毒攻击 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同克伦斯基一样，在这方面也做得“太过火了”，同样也帮助了我们。法国 资产阶级把布尔什维主义当作竞选鼓动的中心问题，责骂比较温和的或动摇不定的社会党人， 说他们倾向布尔什维主义；美国资产阶级则完全丧失了理智，以涉嫌布尔什维主义为理由把成 千成万的人抓起来，并到处散布关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消息，造成人心惶惶的气氛；世界上“最 老练的”英国资产阶级，尽管它很有头脑，很有经验，却也干着难以置信的蠢事，建立各种经费 充足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协会”，出版专门抨击布尔什维主义的书报，增雇很多学者、鼓动家、神父来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为此我们应该对这些资本家先生鞠躬致谢。他们在为我们 效劳。他们在帮助我们使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和意义问题发生兴趣。他们现在也不可能 有别的做法，因为要用“缄默”来扼杀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已经办不到了。 　　但是同时，资产阶级看到的几乎只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方面：起义、暴力、恐怖；因此 资产阶级特别在这一方面极力准备进行反击和抵抗。在个别场合，在个别国家，在某些短时期 内，资产阶级也许能够得逞，我们必须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即使它能得逞，对我们来说 也决没有什麽可怕的。共产主义确实正在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长出来”，它的幼芽确实到 处可见，“传染病”（这是资产阶级及其警察很喜欢用的最“得意的”比喻）已经深深侵入机体并且 感染了整个机体。即使煞费苦心，“堵住”一处，“传染病”也会从另一处，有时甚至是最意外的一 处冒出来。生活总是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就让资产阶级疯狂挣扎，暴跳如雷，肆意横行， 干出许多蠢事来吧！让它对布尔什维克杀一儆百，错杀（在印度、匈牙利、德国等国）几百、 几千以至几十万个明天的或昨天的布尔什维克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 亡的阶级所做的一样。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终究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 把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最大的热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 1905年，俄国革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1917年7月，俄国布尔什维克也遭到过镇压；谢德曼和 诺斯克伙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将军们用巧妙的挑拨手段和狡诈的阴谋诡计杀害了15000多个德 国共产党人；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然而无论在什麽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裡， 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种种迫害削弱不了它，损害不 了它，反而加强了它。我们要更有信心、更坚定地向胜利前进，现在只缺一点，这就是一切国 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先进国 家中蓬勃发展着的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缺少的就是这种认识，就是在实践中运用这种认识的本 领。 　　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通晓马克思主义和曾经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的 经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 过并向别人传授过马克思的辩証法（他们在这方面的着作，有许多东西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 有价值的成果），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証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或者说，他们在实 践中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証论者，竟成为这样不会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迅速注入了新内 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 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 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覆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 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像算术，不如说像代数，与其说像初 等数学，不如说更像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中都已注入了新内容，因 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 “负号”，可是我们那些圣哲仍然（现在还在）固执地要自己 和别人相信：“负三”大于“负二”。 　　应该设法使共产党人不再犯“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 确切一点说，要较早地纠正，较快地、使机体较少受损害地消除这一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 面犯的错误。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 义运动中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 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只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是一种刚刚产生的 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 力去医治。 　　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裡面的新内容，即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 现在我们工作的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是这样扎实，这样有力，这样宏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 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驾驭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 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运动取得完全的、 最终的、确定无疑和不可逆转的胜利的手段。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 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 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 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 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 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 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 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 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 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 　　惨绝人寰、卑鄙龌龊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它所造成的绝境，极其有力地推动和加速了世 界革命，这场革命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如此迅勐，更替的形式如此丰富，在实践上对一切学理 主义的驳斥如此富有教益，使人有充分的理由指望能够迅速而彻底地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幼稚病医治好。 1920年4月27日 增补 　　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为了对无产阶级进行报复，把我国劫掠一空，并且不顾对本国工人许下 了怎样的诺言，继续实行掠夺和封锁，因此直到我国出版机构已经把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任务安 排停当时，我才从国外得到了一些补充材料。我决不奢望把这本小册子看做超过匆匆草就的政 论家札记的着作，因此只扼要地再谈几点。 一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已成事实，“左派”或“原则上的反对派”另行组织了“共产主义工人党”， 以别于“共产党”。在意大利，事情想必也会弄到分裂的地步──我说“想必”，是因为我仅有新到 的两号（第7号和第8号）左派的《苏维埃报》（《Il Soviet》），报上在公开讨论分开的可能 性和必要性，同时还谈到了“弃权派”（或抵制派，即反对参加议会的派别）的代表大会，这一 派目前还留在意大利社会党内。 　　同“左派”即反议会派（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政治，即反对政党和反对在工会内工作）， 像过去同’中派”（即考茨基派、龙格派、“独立党人”等等）的分裂一样，恐怕会成为一种国际现 象。就让它这样吧！分裂总比混乱好，因为混乱既妨碍党在思想上、理论上、革命精神上的成 熟和发展，也妨碍党合衷共济的实际工作。 　　让“左派”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把自己实际检验一番吧，让他们不要严格集中的具有铁的纪 律的政党，不要掌握各个方面、各个门类、各种形式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本领，而去试一 试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并进而实现这一专政）吧。实际经验很快就会开导他们的。 　　不过，必须竭尽全力使同“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碍或尽量少妨碍工人运动中一切真心诚意拥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在不久以后的将来必然要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合併成一个统 一政党的事业。俄国布尔什维克特别幸运的是，他们在直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斗争爆发 以前很久，已经对孟什维克（即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和“左派”进行了15年的一贯的和彻底的斗 争。而欧美，现在不得不以“强行军”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工作。个别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领袖 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会长期坚持错误（如果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 的话），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工人群众便会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联合起来，并且把一切真诚的共 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党，组成一个能够实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1] 二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我在这本小册子裡说过，共产党人和左翼独立党人之间的妥协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是必要的 和有益的，但是要实现这种妥协并不容易。此后我收到的几份报纸也证实了这两点。1920年3月 26日出版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Die Rote Fahne，Zentralorgan de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第32号上，载有中央就卡普、吕 特维茨军事“叛乱”（阴谋，冒险）和“社会主义政府”问题发表的“声明”。这篇声明，无论从基本 前提或实际结论看来，都是完全正确的。它的基本前提是：目前还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客 观基础”，因为“多数城市工人 ”拥护独立党人。它的结论是：答应“在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政党的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政府采取“守法的反对派”的态度（即不进行用“暴力推翻”政府的准 备工作）。 　　无疑，这个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固然不应当在措词上吹毛求疵，但是对有些地方则 不能默不作声，例如不该把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在共产党的正式声明中）称为“社会主义”政 府，又如谢德曼之流的党和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先生们的党既然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 那就不该说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这类话；也不该写出像声明第4条裡这样的语句： 　　“……不受限制地享用政治自由和资产阶级阶级民主可以不再成为资本专政的情况，对于向 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对于进一步把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是极为重要的……” 　　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如德国的韩德逊之流（谢德曼之流）、斯诺登 之流（克里斯平之流），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圈子，而资产阶级民主又不能 不是资本的专政。要达到德国共产党中央所完全正确地力求获得的实际效果，根本不需要写出 这些原则上错误的、政治上有害的东西。要达到这一点，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要讲讲议会 式的客套话）：当多数城市工人还跟着独立党人走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妨碍这些工人通 过对“他们的”政府的体验去消除自己最后的小市民民主派的（也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幻 想。这就足以证明必须实行一种真正必要的妥协，即在一定时期内不试图用暴力推翻为多数城 市工人所信赖的政府。然而在进行日常的群众鼓动，不受官场、议会的客套拘束的时候，当然 还可以补充说一下：让谢德曼之流这批恶棍，让考茨基─克里斯平之流这般庸人在实际中揭穿 他们自己如何受骗而又如何骗了工人吧；他们那个“乾淨的”政府会“最乾淨地”做一番“清扫”工作， 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其他种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打扫乾淨。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目前的领袖们（有人说这些领袖已经丧失任何影响，那是不对的， 实际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要比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并答应“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社会 民主党人更加危险）的真面目，在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即卡普和吕特维茨先生们的政变中， 再一次暴露无疑。[2]《自由报》（《Freiheit》，独立党人机关报）1920年3月30日和4月14日 发表的两篇短文，即卡尔．考茨基写的《决定关头》（《Entscheidende Stunden》）和阿尔图 尔．克里斯平写的《论政局》，就是一个小而鲜明的例证。这两位先生绝对不善于像革命家那 样思考和推理。这是一些只会嘤嘤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们自称是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者，他们对无产阶级就要更加危险一千倍，因为事实上每当困难和危急时刻，他 们必然会干叛卖的勾当……同时却“极其真诚地”自信他们是在帮助无产阶级！要知道，改称共 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胆小怕事和毫无气节，曾认为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已 毫无希望，并开始在协约国资本家和协约国刽子手的面前啜泣，当时他们也是想要“帮助”无产 阶级！ 三 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我在这本小册子裡说过，意大利社会党容忍这样一些党员，甚至这样一批议员留在党内是 错误的。前面提到的那两号意大利《苏维埃报》完全证实了我的话。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 《曼彻斯特卫报》驻罗马记者这样一位旁观者，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920年3月12日该报登 载了这位记者对屠拉梯的一篇访问记。他写道： 　　“……屠拉梯先生认为革命的危险还没有达到在意大利引起过份忧虑的程度。最高纲领派把 苏维埃理论当火来完，只是为了使群众经常处于兴奋紧张的状态。然而这种理论纯属海外奇谈， 是尚未成熟的纲领，毫无实际用处。它只能使各劳动者阶级处于期待的状态。那些把这种理论 当作诱饵去迷惑无产者的人，发现自己不得不进行日常的斗争，以获得某些往往是微小的经济 改善，好来延迟时日，使各劳动者阶级不致立即失去幻想，失去的心爱的神话的信心。因此， 发生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各种原因的罢工，一直到最近的邮政和铁路部门的罢工，──这些 罢工使得本来就很严重的国内情势越发严重了。亚得里亚海问题所造成的困难，使全国忿忿不 满，积欠外债和滥发纸币，使得全国消沉颓丧，但是我们的国家还远未意识到有推行劳动纪律 的必要，而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恢复国内的秩序和繁荣。……” 　　非常清楚，屠拉梯自己以及庛护他、帮助他、教唆它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显然要加以隐瞒、 粉饰的真情，却被这位英国记者泄漏出来了。这种真情就是：屠拉梯、特维雷斯、莫迪利扬尼、 杜果尼先生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确实是而且恰恰就是这位英国记者所描写的那样。这是彻头 彻尾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单拿他们主张处于雇佣奴隶制度下、为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劳动的工 人必须遵守秩序和纪律这一点来说就足够了！所有这些孟什维克式的言论，我们俄国人是多麽 熟悉啊！他们承认群众赞成苏维埃政权，这该是多麽宝贵啊！他们看不出自发开展的罢工运动 的革命作用，这又是多麽愚蠢，多麽像资产阶级那样庸俗啊！是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 的记者像熊那样给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帮了忙，而且出色地证实了博尔迪加同志以及《苏维埃 报》中的友人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他们要求，如果意大利社会党想真正拥护第三国际， 那就该把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搞臭，赶出党的队伍，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共产党。 四 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但是博尔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们，却从对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所作的正确批判中得出 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凡是参加议会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 ”拿不出丝毫郑重的论据来为这种 观点辩护。他们简直不知道（或尽量想忘掉）国际上有过以真正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方式、以 确实有益于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方式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范例。他们简直想像不出什麽“新” 方式，而对利用议会的“旧”方式、非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叫喊不休。 　　他们的根本错误也就在这裡。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场所，而且在一切活动场 所都应该提供（如果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它就无法提供）在原则上是新 的、同第二国际传统彻底决裂的东西（同时要保持并发扬第二国际所贡献的好东西）。 　　就拿报刊工作来说吧。报纸、小册子、传单等都是用来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一个多少文明一点的国家裡，任何群众运动都非有报刊机构的帮助不可。无论你怎样大 叫大嚷反对“领袖”，无论你怎样赌咒发市要保持群众的纯洁，使他们不受领袖的影响，终究还 不能不利用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出身的人来做这项工作，还不能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这项 工作所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气氛和环境。甚至在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 取得政权已经两年半的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周围还能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关係大量 存在（在农民和手工业者当中）的这种气氛和环境。 　　议会活动是一种工作形式，报刊工作是另一种工作形式。如果作这两种工作的人，是真正 的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的党员，那这两种工作的内容都可以是共产主 义的，而且也应当是共产主义的。但是，无论在前一种或后一种工作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以及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裡，无论在哪一种工作中），无产阶级要利用资 产阶级出身的人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要战胜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偏见和影响，要削弱小资产 阶级环境的阻力（进而彻底改造这个环境），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必须克服的困难，种种 必须完成的独特的任务。 　　在1914－1918年大战以前，各国非常“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物都痛 骂议会制度，嘲笑像资产阶级那样平庸的社会党议员，抨击他们的鑽营勾当，如此等等，可是 他们自己却通过报刊工作，通过工团（工会）工作，去干同样的资产阶级式的鑽营勾当。当时 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例子难道不是非常之多吗？只就法国来说，难道茹奥和梅尔黑姆这些先生的 例子还不典型吗？ 　　“拒绝”参加议会活动之所以幼稚，就是因为人们想用这种“简单的”、“容易的”、似乎是革命 的方法，来“完成”在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其实他们只是妄 想逃开自己的影子，只是闭眼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迴避困难罢了．无耻透顶的鑽营勾当， 按照资产阶级方式来享用议会肥缺，对议会工作的惊人的改良主义曲解，庸俗的市侩式的因循 守旧，──凡此种种，毫无疑义是资本主义到处产生着的，不仅在工人运动之外，而且在工人 运动之内产生着的通常的和重要的特徵．然而资本主义及其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环境（这种环境， 就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以后，也消逝得很慢，因为农民通常在复活资产阶级），毫无例外地在 工作上的一切领域，都产生着形式上稍有差别而本质上完全相同的资产阶级鑽营勾当、民族沙 文主义和市侩庸俗习气等等。 　　可爱的抵制派和反议会派，你们觉得自己“极端革命”，但是事实上你们却在跟工人运动内 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时被一些并不很大的困难吓倒了，而你们一旦胜利，就是说无产阶级 一旦推翻资产阶级而夺得政权，就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而且是大的多、大的无可比拟的困难。 你们像小孩一样，被今天摆在你们眼前的小困难吓倒了，却不懂得在明天和后天你们仍然必须 学会，必须补上一课来学会同样的然而大得无可比拟的困难。 　　在苏维埃政权下，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鑽到你们的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 党裡来。他们将鑽进苏维埃，鑽进法院，鑽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人才， 就不能建设也没有别的人才可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而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 阶级专政的基础上也重新教育无产者自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什麽圣母的意 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就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 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反议会派现在这样趾 高气扬地、这样目空一切地、这样轻率地、这样幼稚地想一挥手就抛开的那些任务，在苏维埃 政权下，在苏维埃内部，在苏维埃的行政机关内部，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当中会重新遇到 （我们在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律师制，这是做的很对的，可是它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的名义下，又在我国复活起来）。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 内享受特权的，即技术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 有的一切弊端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 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要克服我们自己党内，即工人党内的资产阶级习惯，是很“困难 的”；要把那些为人们所熟悉的、被资产阶级偏见完全腐蚀了的议员领袖驱逐出党，是“困难的”； 要使我们绝对必需的（相当数量的，即使是很有限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 是“困难的”；要在资产阶级的议会裡建立真正无愧于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党团，是“困难的”；要做 到共产党议员不玩弄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游戏，而能在群众中从事最迫切需要的宣传、鼓动、 组织工作，是“困难的”。用不着说，这一切都是“困难的”，从前在俄国是困难的，现时在西欧和 美国更是困难无比，因为在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要强大的多，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等等要强大 得多。 　　然而所有这些“困难”，如果同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 级取得政权以后，终归必须完成的完全同样的任务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儿戏了。在无产阶级专 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都 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如果 同这些真正巨大的任务比较起来，那麽，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产阶级议会裡，建立真正无 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共产党员，就是易如儿戏的事情了。 　　如果“左派”和反议会派的同志们，现在连克服这种小困难都学不会，那麽，可以肯定地说， 他们将来或者是没有能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大规模地管理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 产阶级机构，或者是不得不仓促补课，而由于如此仓促，就会给无产阶级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 害，会比正常情况下犯更多的错误和表现得更软弱更无能，如此等等。 　　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不仅如此，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没有完全消失，那麽资产 阶级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和内部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工 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裡，在一切文化场所和 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困难，就打算 退避、躲开，是极其错误的，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代价。应当学习并且学会毫无例外地掌握一 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领域，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战胜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 气、传统和习惯。除此以外，问题的其他提法都是很不严肃、很幼稚的。 1920年5月12日 五 　　在本书俄文版中，关于整个荷兰共产党在国际性的革命政策方面的行为，我说得有点不正 确。因此，我趁这个机会把我们荷兰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信发表在下面，并且把我在俄文 版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 尼．列宁 怀恩科普的来信 亲爱的同志： 　　承蒙您的好意，我们这些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荷兰代表团的团员们，在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翻译成西欧各种文字出版以前，就有机会读到它。您在这 本书中，对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在国际性的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再三表示不能同意。 　　但是，您把这些人的行为的责任放到共产党身上，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这是极不正确的。 而且，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荷兰共产党的这些党员很少参加或者完全不参加我们党目前的工作； 他们还企图直接或间接地在共产党内推行反对派的口号，而对这些口号，荷共及其一切组织不 仅过去，而且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仅以荷兰代表团的名义，致兄弟般的敬礼！ 戴．怀恩科普 1920年6月30日于莫斯科 附注 [1] 关于“左派”共产党人，即反议会派，将来同一般共产党人合併的问题，我还要提出如下 一点。根据我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及德国一般共产党人的报纸的了解，前者的长处是他们 比后者更善于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某种类似的现象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也看到过不只 一次，不过是在较小的规模上，在个别的地方组织裡，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例如在 1907─1908 年间，“左派”布尔什维克有的时候在有些地方鼓动群众，比我们更有成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 由于在革命的时刻或在人们对革命记忆犹新的时候，采取“简单”否定的策略比较容易接近群众。 然而这并不能证明这种策略就是正确的。有一点是绝对不容有丝毫怀疑的：一个共产党要想在 事实上成为革命阶级的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或先进部队，并且还要想学会领导广大群众，不仅 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而且包括非无产阶级的群众，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那麽它就必须善于用城 市工厂区“市井小民”和乡村居民都最容易接受、最容易了解、最明白而生动的方式去进行宣传、 组织和鼓动。 [2] 关于这一点，1920年3月28日和30日奥地利共产党杰出的机关报《红旗报》（1920年维 也纳出版的《红旗报》第266号和第267号所载的L.L.《德国革命的新阶段》一文）用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说得非常简明而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