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差异

2020，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蔓延全球，给全世界人民，各国经济，及国际贸易规则，各国国际关系，国家地位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场改变正在全球蔓延并将暂时持续下去。

通过这场改变，世界人民看到了各国面对灾难所展现出的经济力量，医学力量，科技力量，以及国家力量。

首先，中国在疫情面前做出的一系列应对无疑是较为优秀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自然，大多数其他国家的表现则相对较差，即使单从与疫情相关的数据方面看来，这也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各国除疫情以外的其它应对，其它争端，无论是国际的，亦或是国境内的争端，往往也都是极为消极的，这些或多或少，也是疫情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之一。我们也见识到了友邦之仪，患难之情，这些在灾难面前使人感到温暖的美好之物，但这无疑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全球性灾难，其影响仍在持续中。

为什么中外的应对方式及防疫结果差别会如此之大？这个问题对于一部分人似乎了然于心，但追其根源，似乎又发人深省，国家制度，经济体系，当局应对，国家实力，国际地位，自然都应在应考虑因素之内。

逐条追究，或许会发现其中个别因素大概应算作是决定性因素，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导致情况恶化的直接因素。

然而这些都不能被称之为根源所在，所谓根源，是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缘所在。

这种根源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由内而外的，其外在的表现既是国情的区别，也可能是国家荣辱感的区别，也可能是国民幸福感的区别，也可能是外交手段的区别，也可能是国民生活习性的区别，这些区别来自千千万万的方面，但无一不植根在“国家”土壤深处，植根于被土壤覆盖的先民所遗存之物，植根于思想理念。

直白的说：文化，更详细的说法，哲学理念。

最近看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的《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猛然发觉，因此次灾难所造成的现实走向似乎深谙其道。

王教授认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所在，是为哲学观念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可以追溯到文明建立之初。

地理环境不同所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不自知的。西欧的起源文明，古希腊爱琴海文明时期，岛屿与岛屿构成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人们不断寻找更适合生存的环境，建立城邦，其间，自然有不少的矛盾冲突，演化为战争。掠夺，或是逃亡，人们将在岛屿之间来回迁徙，迁徙途中，终有不同部落相遇，他们相互间如果没有大动干戈之意，必然需要选择一种对应关系，来和平共处。起初，这种对应关系体现于契约，他们在契约上签订城邦与城邦间的关系，城民与城民间的关系，部落与部落间的关系，各种条款，皆一纸约束，以达成意见一致。但是，面对契约这种稳定性和平等性都难以彻底保证的形式，这种和平关系难以长久保持，契约是人定的，自然也可以由人破坏。于是，城邦的智者们终于寻求到一种更加高明的方式，来达成这种约束，即：构造一个神的世界，用神与神之间的秩序和道德，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和道德，以此来赋予这种约束以神圣性，这便是宗教的萌根。

宗教，“religion”，该词的本意为：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契约。

古希腊启蒙哲学家苏格拉底及其学生柏拉图，开启了西欧哲学史的篇章，柏拉图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以区别于用纯感性构建的哲学世界，而是以理性思考，以“理念”说话，理念依旧构建了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完美的“彼岸”，彼岸世界的所有事物皆源于理念，真实世界的不完美，皆缘于现实与理念的差别，想要完善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则需要对世界进行“改造”，人创造出更加适用的工具，是对事物的改造，人类的修行，对自我的提高，则是对不完善自我的改造。这一哲学观点，对欧洲历史的影响颇为深远，特别是近现代欧美国家的革命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孕育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则与此截然不同，当然，中华文化最初的篇章，也离不开部族的冲突与纷争，也会有短暂的安定与和平，也会有连年的征战和流亡，这一状态持续了5000年，直至近现代的来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乍一看，中西方文明的诞生和繁衍似乎比较相近，而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倡的想法却与西方有着实质性的不同，造成这一不同的缘由为何呢？如果你肯闭上眼冥思，把自己置身与异国他乡，把自己有别于生物学层面的日常的身份一一抛弃，这时候，如果仅仅有一个身份仍旧保留，这个身份无论你身处何地，遭遇何种境况，仍让你的心与之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会是什么呢？答案是——根。

对于“家园”二字的理解，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观念，这里并不仅仅是指西方文明中对家国文化的理解程度与中国不同，而是说，其理解实质的差别。根，何为根呢。亭台六七座，烟村四五家？似乎不够深刻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也不够准确。这一样东西，扎根与血液之中，它既可以是实质性的东西，也可以非实质性存在，从古至今，源远流长，这便是传承。

不同于西方文明对宗族血亲的定义，传承并非简单的遗传物质的延续，也不单是身份地位，和钱财的继承。传承既是传统，也是血亲，是土地，是身份，也是制度，也是底蕴，既是思想的延展，也是文化的接续，即使传承者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其中意义非凡，但是这股根性深植于文化体系之中，这种观念，循着中华民族先贤的指引，一路流淌至今，所以上至长辈，下至青年，都能骄傲的自称炎黄子孙，乃至孩童也能有口无心的自称炎黄子孙。

中华先贤深知脚下的土地谓之家，世界乃是唯一，无论如何迁徙，流落，根，依旧是根。他们在苦难和幸福中，领悟的理，并非架空于世界之外，位于虚无缥缈之处。理在世间，在于寻常百姓生活之中，中国，古代大智慧者，皆有着这样的特性，他们并非一定是学富五车，才能出众者，他们有的可能才智一般，甚至连德行，都未必能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之内位列上品，而他们的智慧，隐藏在寻常生活之中，中西文化古代大智慧者似乎有这样共通的习惯，他们总是不倦地为他人解答疑惑，替困惑的人指点迷津，当然，由于文化体系不同，哲学观念不同，针对相似的问题，他们有着不同的见地，各自的解。

王教授在他的讲座中为我们讲述了佛教六祖慧能的故事，这个故事，开始于那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畿子（佛教中有禅意的诗），首先是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本来是五祖弘忍法师对众弟子的考验，神秀将其视为自己继承衣钵的机会，于是在无人之时，作下这首畿子，而未留其名，其意在观弘忍大师的态度，如果弘忍认可畿子，便大方承认，继承其衣钵，而如果他并不苟同，那么便默不作声，伺机而动。然而弘忍修为高超，对弟子的境界了然于心，于是将计就计，承认了畿子，并当众夸赞，事后弘忍找到神秀，神秀自然坦诚畿子是他所作，弘忍训戒他：“汝作此畿，未见本心，只在门外，未入门内”。惠能听闻这首畿子之后，亦作了一首，但是惠能身份低微，而且是一介文盲，于是请人在边上刻上自己的畿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于这首畿子，即使对佛法没有研究的门外汉，也能明显看出境界的差异，弘忍见到畿子后，知晓了作者的悟性已入门，但并未当众夸奖，而是脱下鞋，擦掉了畿子，后来也私自找到惠能，为其传下《金刚经》，并传下衣钵。

中国古代先贤的智慧在弘忍大师和惠能身上都有着很好的体现，此外，儒家和道家先贤也蕴含着同样高明的智慧，佛道儒虽各不相同，却也有着共通之处，他们的理，皆是大智慧者的哲觉体现，是不拘泥于条款之内的理，这一点与西方亚里士多德所引导的哲学观点不同，这些理，是不需要推导的理。

在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分化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及自然哲学，即近现代科学的前身。西方哲学推进了历史的进程，西方哲学史也是一部世界历史，它所衍生出的产物，推动了西方经济体系的出现及完善，推动了工业革命，自然，也间接翻开了世界大战的篇章，当优点鲜明的资本经济诞生的那一刻，世界未来格局，也注定将迎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命运，中国也无可避免的敞开胸怀，迎接现代化以及资本市场经济的到来。

而在哲学方面，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为代表的辩证哲学，也随着革变的潮流，来到中国，其哲学理论中充满了条理清晰的逻辑，观点鲜明的辩证思维，其让力求变革者活跃于理性之外的部分思绪更加清晰化，并驱使其往理性靠近，两股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哲学观，世界观在此交汇，中国传统思想中部分陈旧及局限性似乎被击的体无完肤，这次“交锋”，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胜负，但毫无疑问，我们从西方思想观念和科学技术中收获了很多。

西方哲学家似乎很讶异，有着如此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的文明古国，其人民意识形态，却似乎停留在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之外。这大概源于他们从未在世界任何角落遇见过文化形态如中国这般的国家，他们未曾想过，至今尚存的4大古老文明之一，竟未能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自然哲学体系，甚至不得不怀疑，中国是否有真正的哲学。他们的骄傲一部分源于其在世界各地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另一部分则源自其立场所带来必然的局限性。

我们要感谢西方先进科学和思想为中国带来的益处，感谢资本带来的现代化浪潮，现在，完全无法想象脱离了现代化工业的现代社会，更加无法离开科技为我们所带来的便利生活。这种便利生活取代了以前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持续推进了社会的现代化，我们去往西方学习，收获了其先进的思想技术，让现代化向西方靠拢，并逐步自我研究、成长、革新。

问题是，学习代表同化吗？

就许多情况而言，确实是被同化了，按照西方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社会机构，运营模式，部分的同化了我们所处的世界，而未被同化的部分，则源自传承下来的东西。

中华文明的集大成思想，“中”。

《中庸》是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中正平和，阴阳共济，天时地利人和，皆是这种思想的表达，在中国，无论是为人处世，企业管理，国家治理，还是外交，都受到这种思想的深远影响，这种意义与西方所秉承的唯一真理不同，是一种包容且千变万化而万变不离其宗的理。社会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用不固定的某种规则所揭示，然而揭示这种规则的缘由并不是为了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理，理想理念。而是，我们需要它，我们可以借此生活的更好，可以丰衣足食，可以防范未然。

个人的自我展现，对更高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象征着西方的自由观念，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由的意志，独立的想法，这点很好的促进了世界的多元化，甚至是科技的进步，这一点，在中庸之道中是部分不完整的体现，我们都互不相同，都具有自我的个性，却同属于一个世界，所有的动作都在世界之中，在自然之中，合乎自然之理，其理的形态就类似于各司其职，不过是种更深层次的体现，比如，像样，应有的风范，得体，这类词汇所表达的那样。

从这点看来，国家，社会，家都应是抽象概念，而非具体概念，虽然可以通过一定的范式区分个体或界限，但脱离了这样的范式，概念依旧存在，所以是抽象的，因为是抽象的，所以更容易引发人冲动的情怀。我们秉着这种情怀，生存，成长，死去，但并不是作为社会这个有机整体的某个个体，这样的剖分让抽象的概念不再抽象，中国的许多理就是不用细细剖分的，模糊的理，让我们不是作为概念而是真正的“人”，活着。

这里并没有让人撇弃科学，继续回归农耕时代的意思，那简直是愚蠢至极的行为，科学已经出现了，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自然的一部分，为我们带来了不可想象的利益，我们追逐它，不断进步，但它所指引的最高真理是否应该作为人生存的至高真理，这便是中西方文化思想的核心差异。

西医将人体剖析为各司其职的不同有机部件的组合，中医从整体来审视人体，双方各有其独有的优势，类似于从不同的观点阐述世界，是两种不同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文明建立之初便已萌芽，随着时间的冲刷逐渐清晰。

时至今日，文化的争端早已被形形色色的新事物所遮盖，被多元化的科技和社会包容，我们在新的世界不断作出新的选择。

偶尔，也在时间浪潮的浮礁上停留、沉思，沉思那些被大多数人遗忘和抛弃的古老问题，那里，还有等待被拾起的原始意义，它们通过图像和和符号辐射出的表象意义发出无声的呜咽，抵抗着秩序和规则的同化。

就如同文字，还有文字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