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四章 自己做主（a）

第四章 自己做主

祖母去世后不久，埃内斯托告诉父母他决定不学工程了，他要学医。当月，他申请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就读医学系。

格瓦拉自己从未说明他选择从医的确切原因，只是在多年后说，他因为想要获得“个人成功”才选择了医学：“我想要成为一名出名的侦探……不知疲倦地寻找人体内的奥秘。”

他已经显示出自己在科学方面的天分，选择工程作为他的事业唾手可得，但是他对这个领域不那么感兴趣。在医学领域，至少他能做些有价值的事。他的家人认为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现代医学无法减轻他祖母临终前的痛苦，这让他很失望，他决定自己做些事情，减轻人们的病痛。祖母去世的打击可能刺激了埃内斯托，让他决定转变职业，但是他对专业的选择很快说明他也一心想要找到治疗自己哮喘的方法。

为了学习，埃内斯托减少了兼职工作的数量，但是在所有兼职中，皮萨尼诊所的工作是最吸引他的，也是他坚持最久的，这是一家治疗过敏症的诊所。一开始，埃内斯托是萨尔瓦多·皮萨尼医生的病人，皮萨尼医生给他治疗哮喘，埃内斯托很快显示出在这一领域的才智和求知欲，于是，皮萨尼医生给了他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让他作研究助手。对一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来说，能参与新领域的医学研究是极其难得的机会。

这个家庭诊所也成了埃内斯托的另一个家。皮萨尼医生、他的姐姐玛法尔达和他们的母亲就住在隔壁的一个宽敞的房子里，他们很快对埃内斯托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女人们为他专门制作胡萝卜汁、玉米面包和燕麦蛋糕作为他的哮喘食谱，当他哮喘发作的时候就让他躺在床上休息。埃内斯托很感激她们给予他的母爱，皮萨尼医生开始把他看成特殊保护对象，认为他有望继承自己的衣钵，在过敏症研究领域更进一步。

同时，在他父亲眼里，埃内斯托变成了一个风风火火的人，总是匆匆忙忙，没有足够的时间。“他积极勤奋，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完成工作。他怎么能不匆忙？他必须自己工作养活自己，因为我帮不了他什么，也因为他不想让我给他一分钱。他尽可能打理好所有的事情。”

不过勤勉的外在表现掩盖了埃内斯托骚动不安的内心世界。几个月前在玛丽亚镇的时候，他在4页小小的信笺上记录了自己的万千思绪。他写下的是一首自由体诗，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窥见埃内斯托·格瓦拉不安的内心。以下是诗中的部分内容：

我知道！我知道！
如果我逃离这条吞没我的河流……
这是我的宿命：今天我一定会死！
但是，不，意志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
前方有障碍，我承认
我不想出去。
如果我必须死，我会死在这个洞穴里。
如果我注定被淹死，
子弹，子弹能对我做什么。但是我
要超越宿命。宿命可以
通过意志的力量创造。
死，会的，但是会被子弹
打得浑身窟窿，被刺刀杀死，否则的话，不会死。淹死，不会……
要让记忆比我的名字更长久
就要去战斗，战斗地死去。

明显的内心变化超过了埃内斯托在家庭问题或者选择哪所学校上的焦虑，这些变化与内在力量、宿命以及是选择“安全”的人生道路还是“冒险”的人生道路等问题相关：“死，会的，但是被子弹打得浑身窟窿，被刺刀杀死，否则的话，不会死。淹死，不会……”

他提到了被淹死，“深井”，这可能象征着他的哮喘，哮喘限制了他的人生，而且似乎是为他预先设置的一条死亡之路。他似乎是在说，自己必须靠意志的力量努力克服。不过，没有埃内斯托·格瓦拉自己的解释，我们最好还是按照原作本来的面貌进行理解：这是一个专注于自我、烦恼的18岁男孩的情感发泄。

这几个月对埃内斯托来说并不好过。父母婚姻破裂，经济上也入不敷出，一家人不得不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现在他亲爱的祖母又去世了，这让他觉得家庭的安全感一下子从身边消失了。作为家里的长子，他感到身上的重担，他要“解决问题”，突然间，他觉得必须押上自己的未来。甚至在得知关于祖母的消息、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觉得自己背负上了原来没有过的家庭责任感。在离开玛丽亚镇之前，他写信给母亲：“告诉我你是怎么处理住房问题的，还有孩子们是否有学上。”

现在一家人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因为没钱，所以住房仍然存在问题。那一年和接下来的一年，他们继续住在过世的安娜·伊莎贝尔的公寓里。后来，格瓦拉·林奇卖掉了米西奥内斯的种植园，把钱给了塞莉亚，让她买了栋房子。
家庭气氛的变化也带来了父子间关系的巨大改变。“我们互相开玩笑，好像我们是同龄人，”格瓦拉·林奇写道，“他总是取笑我。只要我们一同坐在桌子旁，他就会评论政治人物，刺激我。……埃内斯托那时20岁，在这方面已经超过了我，我们常常争论。那些无意中听到我们争论的人会以为我们在吵架。完全不是那样。在内心深处，我们之间是一种同志般的情谊。”

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阿根廷军队征兵，埃内斯托属于被征召对象，在检查身体时，他被测出有哮喘，于是军队以“身体机能不足”为由拒绝了他。这让他不用放下学业去军营待上一年，埃内斯托很高兴地对朋友说：“这对烂肺总算派上了一次用处。”

他在医学院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课程。贝尔塔·吉尔达·英凡特是他在医学院最早交到的朋友之一，她是个年轻女孩，人们也叫她蒂塔。她的父亲是科尔多瓦一名已故的律师和政治家，她家最近刚搬到首都来。蒂塔很快被埃内斯托所吸引，她发现他是个“英俊潇洒、放荡不羁的大男孩”。

在一张 1948 年的全班照片上可以看到埃内斯托和蒂塔，这张照片有点让人毛骨悚然。蒂塔是照片里仅有的两个女孩中的一个，站在一群穿白大褂的医学院学生中间。所有的学生站成一排，他们面前的停尸台上躺着一具裸体的男性尸体。尸体的头发被刮掉了，嘴巴张着，头垂在桌子边上，胸腔被打开了，就像一只被破了膛的鸡。在照片里，大部分学生都表情严肃，对他们的未来职业表现出一种一本正经的姿态；而埃内斯托是在场的人里唯一咧开嘴冲着照相机笑的人。

埃内斯托和蒂塔在解剖课上相识，两人从此建立了柏拉图式的深厚友谊。对埃内斯托来说，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她是可以信任的人。她很乐意扮演这样的角色。每个礼拜三，他们在自然科学博物馆上关于神经系统的课程，在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教授指导下解剖死鱼。他们在咖啡馆和她的家里碰面，谈论课程或私人问题；他们互换书籍，一起讨论，互相背诵最喜欢的诗句。

埃内斯托和蒂塔都需要亲密但不妥协的友谊。两个人都很孤独，渴望关爱，两个人都来自破碎的家庭(蒂塔的父亲3年前去世)，两个人对这个拥有50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都是刚刚到来的外来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持久，埃内斯托离开阿根廷后，两个人还通过写信保持联系，他们通信的次数几乎可以赶得上埃内斯托与母亲和舅妈贝亚特里斯之间的通信。

埃内斯托的家里总是挤满了人，他从家里逃了出来，很多时候都待在舅妈贝亚特里斯家里。在埃内斯托还是孩子的时候，贝亚特里斯给了他塞莉亚没给过他的爱护，送给他书和礼物、治疗哮喘的新药，鼓励他好好学习，时时刻刻牵挂着他。现在，贝亚特里斯还是和从前一样陪在埃内斯托的身旁。

他常去贝亚特里斯的公寓，那里与阿拉奥兹大街隔着20个街区。晚上，他在那里吃饭、学习。贝亚特里斯给他准备食物，呵护他，保证他健康饮食，还为他准备了治疗哮喘的药物。格瓦拉·林奇回忆说：“只要埃内斯托还在学习，我的姐姐就不会睡觉；她总是为他准备好马黛茶，在他休息的时候陪着他，她是带着对他无限的关爱来做所有这些事情的。”

马里奥·萨拉维亚见证了埃内斯托和贝亚特里斯之间的亲密关系。萨拉维亚是埃内斯托的表弟，比他小7岁。1951年，萨拉维亚从阿根廷南部的布兰卡港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上学，他在格瓦拉家里住了两年，与埃内斯托和罗伯托同住一个卧室。萨拉维亚常常和埃内斯托一起到贝亚特里斯家里吃饭。

萨拉维亚说，贝亚特里斯很固执，她总是戴着手套拿钱，她会在和陌生人握手后洗手。埃内斯托喜欢吓唬贝亚特里斯，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说要和某个女孩子出去约会。“可是她姓什么？”贝亚特里斯问。埃内斯托愉快地回答说他还不知道，贝亚特里斯听到后心烦意乱。

不过贝亚特里斯从来没有严厉地斥责过埃内斯托。埃内斯托总是哄她开心，他常常向她暗示自己私底下做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以此来逗她。据萨拉维亚说，如果贝亚特里斯知道了埃内斯托做的这些事，会让她“当场心脏病发作”。

一天午饭期间，在等待上菜的时候，马里奥·萨拉维亚坐在饭桌前，通向厨房的门开着，他吃惊地看到埃内斯托正和女仆在厨房桌上飞快地做爱，就在不知情的贝亚特里斯背后。完事后，埃内斯托回到桌旁继续吃饭，他的舅妈一点也没察觉。“他就像一只发情的公鸡，”萨拉维亚说，“随时交配，然后继续做其他的事情。”

对学校的同学来说，埃内斯托是个难以捉摸的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来去匆匆的青年人。他也的确是这样，或者在工作，或者在学习，对旅行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搭便车旅行，起初在周末或假期回到科尔多瓦或者他去世的祖母在桑塔安娜德伊利尼奥波特拉的庄园，但是渐渐地，他的活动半径变大了，时间也变长了。

学习和思考开始占据他越来越多的时间。他的弟弟罗伯托吃惊地发现，埃内斯托正在系统地阅读父亲收藏的全部25卷《世界近现代史》；他的哲学笔记里记满了从这些大部头里摘抄的内容。

他开始用同样的办法为他读过的文学作品编写索引。他在一本黑色布面的本子里记录了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国籍、书名和作品类型。他选择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作品，包括现代通俗小说，欧洲、美国和阿根廷的经典名著，医学文献，诗歌，传记和哲学作品。在索引里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异类作品，比如亚历山大·阿莱克谢的《我的最佳棋局》、《1937年社会主义年鉴》和R.邦克的《赛璐珞、酚醛塑料等的制造和使用》。他依然钟爱经典冒险小说，特别是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他看过一套年代久远的皮面三卷本凡尔纳全集，这是他最引以为傲的收藏之一。10年后，他成为古巴的革命领袖，这套书被他带到了古巴。

埃内斯托也继续在弗洛伊德和伯特兰·罗素的书中广泛涉猎与性行为和社会行为有关的内容，而且表现出对社会哲学越来越多的兴趣：他阅读从古希腊学者到阿尔多斯·赫黎之间所有人的作品。由于阅读兴趣比较集中，在他的文学索引和哲学笔记中有很多交叉的地方。

他想要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和起源。他通过贝尼托·墨索里尼了解法西斯主义，通过约瑟夫·斯大林了解马克思主义，通过阿根廷社会党创始人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了解公平，通过左拉了解对基督教的批判，通过杰克·伦敦了解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阶级的描述。他读过一个法国人为列宁写的传记，读过《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一些演讲稿，而且重新钻研了《资本论》。在他的第三本笔记中，他开始显示出对卡尔·马克思的特别关注，他用几十页的篇幅记录这个德国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这些内容是从R.P.杜卡提翁的《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中摘抄出来的。

他还从杜卡提翁的书中抄录了对列宁的描写，杜卡提翁把列宁描述成一个非凡的历史人物，他“生活着、呼吸着和睡眠着的”全是社会主义革命，生活中其他的一切都服从于这个事业。这段内容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埃内斯托未来的革命战友描述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话与之极其相似。

虽然对社会主义很好奇，但是和从前一样，埃内斯托没有要和左翼扯上关系的倾向。实际上，在上大学的时候，他一直是政治的局外人——他观察、倾听，有的时候辩论，但是有意避免任何积极的参与。

1950年，贝隆的统治已经演变成一场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这被人们称为“贝隆主义”运动。贝隆是运动的“领导者”，他年轻的妻子艾薇塔就像救世的复仇天使。现在，这场运动有了自己的一套社会哲学理论，被成为“正义主义”。“正义主义”宣扬人类和谐共处，其终极目标是“井井有条的社会”。

但是，与其高尚的言辞相对，贝隆加强了对反对者的镇压。他加强了法律约束，恐吓和监狱刑期让贝隆的政治反对者闭上了嘴。艾薇塔免费赠送的礼物和她资助的公共建设工程项目赢得了劳动阶层人民的心。

贝隆把新阿根廷的国际立场定义为“第三立场”，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和共产主义的东方之间故意保持界限不清的平衡。用贝隆的话说就是：“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它居中、偏左还是偏右，取决于周围的环境。我们依照环境行事。”

贝隆奉行完全透明的犬儒主义，在这种政策背后，他想把阿根廷重塑成不受外国强权控制的独立国家，埃内斯托把他叫做“大佬”。除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评论，埃内斯托没有表明他支持哪一方，不管是贝隆还是贝隆的反对者。阿根廷现有的政治党派没有重建社会的能力，更没有对抗贝隆的能力。阿根廷共产党仍然是合法的政治组织，不过贝隆的新体制拉拢了阿根廷工人，削弱了工会和工人联盟为共产党带来的权力基础。共产党的应对举措是与中立派的激进党以及一部分在战略上反对贝隆的中间偏左的党派组成同盟。共产党行事教条，在理论纷争上止步不前；它缺乏有魅力的领导，也没有人民的支持，为了存活下去而维持现状。对埃内斯托来说，让共产党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确实实力不足。

在大学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很活跃，埃内斯托认识其中的一些积极分子。里卡尔多·坎普斯是其中之一。一次，他说服埃内斯托参加“联盟”会议，不过，让其他与会者吃惊的是，埃内斯托在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就大摇大摆走掉了。“他对一些东西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特别是道德方面。那时，我觉得他是有道德立场，但没有政治立场。”

在与周围人讨论的时候，埃内斯托常常使用他感兴趣的概念，考验自己的阅读所得。1951年，在一个叔叔的葬礼上，他和表兄弟胡安·马丁·摩尔·德拉·塞尔纳争论哲学和政治，摩尔维护法国天主教哲学家的观点，他则根据自己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与摩尔辩论。在一次回科尔多瓦的时候，他对虔诚的信徒德洛丽丝·莫亚诺讲述尼采的反基督论调。朝鲜战争也激起了埃内斯托和他父亲之间的争论，埃内斯托反对美国扮演的角色，认为美国人摆出一副帝国主义姿态，而他的父亲支持美国人。

在这样的人际碰撞中，埃内斯托的世界观开始逐渐建立起来。但是他的朋友和亲人中没有一个人认为埃内斯托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在那时，他也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立场总是和大部分人不同，他们把这归咎于他不受约束的成长模式和反传统的人格特质，同样这也造成了他穿着随意、喜欢到处旅行。

复杂的阿根廷政治环境可以解释他不妥协的立场。虽然保守政治势力大力反对，然而贝隆对权力的操纵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变革。通过观察，埃内斯托看到精通政治的人可以操纵魔术钥匙，打开政治的胜利之门。贝隆了解人们的感受，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采取行动。经验很明显：在阿根廷这样的国家，要在政治道路上有所斩获，必须有强大的领导能力和使用强制力量达到目标的意志。

埃内斯托持有民族主义观点，所以贝隆提高阿根廷政治和经济自主的做法对他是有一些吸引力的。从他对尼赫鲁的《发现印度》一书的热爱中可以看出来这一点。他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这本书，划出他觉得对他有启发的篇章，在旁边写上自己的评论，并且满怀钦佩之情跟朋友谈论这本书。

贝隆和尼赫鲁的领导风格有很大差异，就像是两个同床异梦的人，但两人仍存在相似之处，尼赫鲁要让印度“非殖民化”，而贝隆要让阿根廷在经济上自主。作为国家领导人，他们也都十分关注欠发达国家共有的依赖特性，无论是亚洲和非洲的欧洲殖民统治地区，还是拉丁美洲的美国殖民统治地区。在埃内斯托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贝隆和尼赫鲁是重要的人物。埃内斯托的意识在将来会接受新的激进思想，不过这两个人无疑对他未来的主张有很大的影响，即“第三世界”应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快速经历工业化、让强大和有魅力的领导人掌控整个革命变革过程。

阿根廷和印度仍然是农业化国家，贝隆和尼赫鲁都支持国家实施快速的工业化，以此迈出独立于英国和美国等强权国家的坚实的一步。当时阿根廷和印度经济的起落完全掌握在这些强权国家的手中，阿根廷和印度对外国进口有很高的依赖度，特别是制造业产品，而两国面对的原材料出口市场则反复多变。两国都没有发展良好的工业基础。

外国势力(尤其是英国，不过美国的势力也在不断加强)仍然垄断阿根廷的公共事业、交通和铁路等部门，为阿根廷供应大多数所需的制造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贝隆主张阿根廷要实现“社会公平、经济独立和政治自主”。在执政的第一年，贝隆着手实施雄心勃勃的“进口替代”计划，扩张工业。1947年，他将外国人拥有的公共事业和铁路收归国有，还清国家的外债，这就是阿根廷危如累卵的“经济自主”。

贝隆有一片富饶的土地可以开垦。阿根廷普遍存在对外国资本利益的不信任，原因是阿根廷农产品出口价格反复下挫，造成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农产品出口价格下挫的原因部分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的全球经济衰退和两次世界大战，部分是由于阿根廷国内工业欠缺，而与此同时，进口工业产品价格却不断上升。1933年阿根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罗卡·朗西曼协定》，1936年协定续签，在该协定下，阿根廷必须购买英国的商品，而且授予英国投资者特许经营权，而作为回报，英国继续购买阿根廷的小麦、羊毛和牛肉。外国资本投资越来越成为外国干预阿根廷内政的象征，也逐渐激发了阿根廷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

“美国佬”的干预在1946年大选的时候到达顶峰。斯普鲁耶尔·布莱登曾短期担任美国驻阿根廷大使，后来成为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公开反对贝隆的运动。贝隆把美国的干涉转为我用，打出了激起人民民族主义情绪的标语，选举完全不像是在阿根廷人之间进行的，而是在布莱登和贝隆之间进行。

当杜鲁门政府开始在美国和拉丁美洲近邻间展开“共同防御条约”的游说时，很多阿根廷人持尖锐的态度。这样的条约符合“杜鲁门主义”勾画的在全球范围内抑制苏联共产主义的蓝图。1948年在里约热内卢，条约在一片对泛美主义的赞扬声中签订。拉丁美洲共产主义者宣称美国牵头的新的“兄弟关系”已经取代了门罗主义，拉丁美洲被交到“华尔街和资本主义垄断者”手上，任其攫取殖民利益。事实上,《里约热内卢条约》给予美国武力干涉邻国的权利，其干涉的表面目的是“支持自由人民反抗武装少数派或外部压力”。埃内斯托注意到了里约热内卢会议，还在笔记里写下了“泛美主义”的词条。

据德洛丽丝·莫亚诺说，20世纪50年代初，埃内斯托在政治情感上对美国怀有强烈的敌意。“在他眼中，拉丁美洲有两个魔鬼，一个是国内的寡头政治集团，另一个是美国。对阿根廷，他只喜欢它的诗人和小说家；我从来没听他说过关于其他什么东西的好话。因为反美，他对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两派的观点都不支持。我的运气不好，母亲是美国人，我常常要为美国说话。我认为美国的外国政策大部分是无知和错误的产物，而不是险恶的阴谋集团精心策划的战略，可是我从来没能说服他。他深信是魔鬼的黑暗之子引导了美国在海外的每个举动。”

战后的拉丁美洲有大量证据能让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此时，埃内斯托已经成年。这时，美国正处于帝国昌盛的顶峰，气势汹汹地在拉丁美洲地区追逐自己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对当地的社会变革或政治变革漠不关心。在冷战的反社会主义氛围中，美国牺牲了直言不讳的民族主义者和左翼政党，支持右翼军事专政统治——尼加拉瓜的安纳斯塔西奥·索摩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希略、秘鲁的曼努埃尔·欧德里亚、委内瑞拉的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内斯，而这种支持又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被合理化了。

20世纪50年代晚期，苏联在战后欧洲的扩张成为美国警惕的焦点。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显示：“在拉丁美洲方面，苏联的目标应该是尽量削减美国对该地区的支持，直到该地区可能被苏化，而该地区的资源就可供苏联使用，从而直接提高苏联的力量。”

中情局尤其关注的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战争时，亲苏联的拉丁美洲共产党和莫斯科是否有可能合作发起破坏活动和市民暴动。中情局注意到共产党挖掘现有反美情绪的能力，他们认为，在阿根廷，“共产党利用阿根廷的孤立主义，很快在非共产主义者中煽动起反对向朝鲜派驻阿根廷军队的情绪”，而在古巴刚刚发生了美国军人冲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塑像撒尿的事件，古巴共产党人“放大”了这一事件，“因此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大降低古巴民众对美国的尊重度”。中情局还警告说，在一些国家，共产党会激起人们的“自由民主情绪，反对独裁统治者”，使得这些国家与亲美国的独裁政府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在埃内斯托上医学院四年级时，贝隆开始打击左翼党派。在清洗活动中，埃内斯托在科尔多瓦的一个和他同岁的熟人，费尔南多·巴拉尔，因为“进行共产主义煽动活动”的罪名被捕，在警察局的看守所关押了7个月。巴拉尔是一个西班牙共和党流亡者，他的父亲是一名很有名的雕刻家，在保卫马德里的战役中被杀害。因为是外籍人士，巴拉尔将被驱逐出境，遭返回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前途未卜。但是阿根廷共产党得到了匈牙利的许可，可以接受他为政治难民，于是他转而前往匈牙利。

一个朋友回忆说，埃内斯托曾建议他的女仆投贝隆的票，因为贝隆的政策有利于她们的“社会阶层”。他也在适当的时候利用贝隆主义体系为自己谋利。据他的表弟马里奥·塞尔维亚说，埃内斯托参加了一个校园里的贝隆主义青年组织，目的是为了利用其庞大的图书馆查阅一些他在别处看不到的书。还有一次，在塔提亚娜·奎罗加半开玩笑的建议下，埃内斯托在环游拉丁美洲的旅行之前，向给民众发放礼物的贝隆夫人艾薇塔草拟了一封信，问她要一辆吉普车。塔提亚娜帮他写了这封信，她还记得大家是为了寻开心才这么做的，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阿根廷第一夫人的回信。

在20岁刚出头的年纪，埃内斯托在社会上被看成一个怪人，很难将他归类。和他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年轻人在那时衣冠楚楚，打着领带，穿着夹克、长裤和锃亮的皮鞋，生怕被人误认为工人阶层移民的儿子，可是埃内斯托却穿着脏兮兮的防风上衣和他在尾货卖场买来的不合时宜的老式皮鞋。

那时，埃内斯托将这种不修边幅的形象发挥到极致。根据德洛丽丝·莫亚诺的回忆，埃内斯托的邋遢随便是朋友最喜欢谈论的话题。

“我们认识的所有的男孩子都投入很大的精力和金钱追逐时尚：牛仔靴、蓝色牛仔裤、意大利衬衫、英式套头衫等等。在那时，埃内斯托最喜欢的衣服是一件尼龙衬衫，一开始是白色的，后来穿得发了黄，他总是穿着这件衬衫，还把它叫做‘每周一次’，他说这件衣服每周洗一次。他的裤子很肥，松松垮垮的，我记得有一次是用晾衣绳系在身上的。埃内斯托一出现在聚会上，所有人都会停止谈话，每个人都想装出一副对他不吃惊、不关注的样子。埃内斯托喜欢自己造成的轰动效应，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埃内斯托是个无可救药的乐盲。在朋友教会他步法和如何跟上节奏后，他才学会跳舞。每支舞曲开始的时候，他会问这是哪种曲子，是探戈、华尔兹还是曼波。当得知曲子的种类后，他会邀请女孩子跳舞，在心里默念曲子的节奏，领着舞伴笨拙地在舞池里跳舞。

“跳舞一点也提不起他的兴趣。”他的好朋友卡里托斯·菲格罗亚回忆说，那时，埃内斯托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喜欢勾引女孩子，他去跳舞的唯一理由就是去勾引看上去可以得手的女人，他完全不在乎长相或年龄差距。

只有少数几个最亲近的男性朋友和亲戚知道他的这些轻浮行为。据他的表弟马里奥·萨尔维亚说，埃内斯托“为了一盘食物愿意做任何事”。比如，埃内斯托和他家的女仆私通，这个女仆叫萨宾娜，是个玻利维亚印第安混血，已经快40岁了。“她是我见过的最丑的女人，”萨尔维亚说，“但是只要她发出邀请，埃内斯托就会去她的房间。”

埃内斯托和父母很随便，亲切地把他们叫做“老爸”、“老妈”。他常常自我贬低。他的新外号“猪锣”使他格外开心，因为这个外号引起了他父亲的激烈反应，他父亲对社会地位很敏感。当格瓦拉·林奇发现是卡洛斯·菲格罗亚给埃内斯托起了这个外号，他大骂了卡洛斯一通，对于他忽视家族荣誉的做法愤怒不已。

埃内斯托与父亲之间的关系火药味十足，不过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体贴多了，因为她病了。1946年，埃内斯托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医生给她实施了乳房切除手术，埃内斯托一直担心母亲的癌症会复发。朋友们注意到了母子间的“特殊关系”。在他们看来，这对母子间的联系十分亲密，亲密到不容其他孩子介入。一些朋友还语带同情地提到这种关系对罗伯托造成的影响。罗伯托比埃内斯托小两岁，身体更好，是橄榄球健将。不过在家里，他总是比不上大哥，因为人们总认为他的大哥“征服”了哮喘。据他们家的亲戚说，罗伯托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克服了从儿时起就产生的对埃内斯托的怨恨。

格瓦拉·林奇和塞莉亚已经不睡在同一张床上了，家里的所有人都无视这个事实。那时，朋友们常常看见格瓦拉·林奇很晚才回家，不顾身边的一切，把自己摔在沙发上，倒头就睡。不过因为格瓦拉·林奇有其他诸多古怪行为，这个举动看起来也就没什么不正常的了。

塞莉亚仍然让家里像沙龙一样。饭桌就是她的宝座，她一天到晚在这里玩纸牌游戏。她已经上了瘾，就像她对抽烟上瘾一样，不过她总是时刻准备着欢迎某个年轻人来聊天，或者向其提供自己的建议。

在日常生活上，塞莉亚总是随遇而安。她完全不知道厨房里的状况，在厨子放假的时候，冰箱里有什么，她就煮什么，完全不考虑食谱搭配。就算她发现厨房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她也完全不会不知所措。

客人们总是会发现这座房子里没什么家具，也没多少装饰品，不过这里有很多的书，放在书架上，或者堆在房子里的各个角落。这座房子还有一些其他奇异之处：厨房的电炉终年短路，厨房的墙壁是“带电”的，新来的人一不小心靠在墙上就会被电到。

埃内斯托在贝亚特里斯家或学校图书馆里找到了可以学习的安静空间，而他的父亲也很快在附近的巴拉圭大街租下了一个工作室。他还找到了新生意伙伴博布鲁奇，他们一起创办了一家联合房地产事务所和建筑承包公司。不久以后，他们在本市揽到了生意。可是，一旦和格瓦拉·林奇沾上边，生意在最后总是会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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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瓦拉·林奇在找生意伙伴合作的时候好像特别倒霉。当生意好起来时，博布鲁奇因为遭受了家庭悲剧长时间陷入消沉，抛下格瓦拉·林奇不管了。后来，格瓦拉·林奇找到了另外一个合作伙伴罗西.他们的公司撑了下来，生意起起落落，直到1976年右翼军人发动政变，格瓦拉·林奇被迫逃离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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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工作室里有一个卧室，格瓦拉·林奇却在里面摆上了书桌和建筑师用的画图桌，所以他还是继续睡在阿拉奥兹大街家里客厅的沙发上或者姐姐贝亚特里斯的公寓里。

不过家里总是人满为患，所以他的工作室也变成了格瓦拉家的孩子们和他们朋友的又一处书房。“老”格瓦拉配了几把备用钥匙，他的孩子们和他们的朋友可以随意进出工作室。埃内斯托把这个地方当成应付医学院考试的备考场所，在法学院学习的罗伯托也是如此。塞莉亚、安娜·玛丽亚和她的男朋友卡洛斯·利诺都是学习建筑的，常常一起在这里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