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赏】论诸葛亮的军事阴谋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是千百年以来众人的共识。作为军事家，在军事史上诸葛亮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为刘备集团提出了立国复兴的《隆中》战略；当面临强敌并吞，刘备危急存亡之际，他果断出使东吴，进行外交斡旋，成功实现孙刘联合共抗曹操，并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当刘备率军东征西讨时，他又成为一名优秀的后勤部长，确保了刘备大军的粮草与兵员的供给；辅政后，更是一心扑在蜀国的军事事业上，亲自率兵在较短地时间内迅速平定南中少数民族的叛乱，保证了北伐时大后方的相对稳定。尤显诸葛亮军事智慧与才能的是他指挥的北伐战争，推演八阵，发明改进武器装备，治军有方，强劲对手司马懿面对蜀军的自由来去和任意辱骂挑衅无可奈何，甚至称赞诸葛亮说“天下奇才”。诸葛亮不仅是指导军事实践的能手，而且也是军事理论方面的专家，写有《出师表》、《将苑》、《诸葛亮集》24篇等著作，真可谓文武全才，无怪乎后人景仰，称之为“万古云霄一羽毛”。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尽了一切所能去努力实现《隆中》战略，不畏困难，执着追求心中的事业。当然，诸葛亮是人不是神，在军事生涯中，虽然表现出诸多才智，但也有令人难以理解的决策和做法，导致了蜀汉应可避免的一些失误。[1]伟人的失误往往导致全局难以挽回的损失，因而研究前人的失误，从中吸取教训是很有必要的。本章只就诸葛亮的军事失误提出自己的认识，我们在这里给诸葛亮挑刺，难免有求全责备，按现代人的理念苛刻前人之嫌疑，虽然如此，这里还就诸葛亮军事上的一些“不足”之处，作粗浅的一分析，以期获得更多的认识，指导现实和未来的军事斗争，尽可少犯或不犯同类的失误。

一、诸葛亮进入成都后，正是其“不作为”行为才导致《隆中》战略没能被很好执行，最终遭到破灭。

诸葛亮奉刘备之命率军进入益州后，除了帮助

刘备治理益州，负责前线蜀军的粮草兵马供应外，很少有积极地建言献策之举，对别人向他提出的一些建议也不加采纳，甚至对刘备的命令也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如有人报告法正违法乱纪，肆意杀人，希望诸葛亮出面禀告刘备“抑其威福”[2]P960时，诸葛亮不仅不积极办理，反而替法正不法行为袒护；刘备争汉中，急书诸葛亮发兵时，军师将军诸葛亮不是抓紧时间调兵支援，而多事一举地去问蜀部从事杨洪是否出兵，经杨洪的一番分析后诸葛亮才肯发兵。这就提出一个疑问：甚至连部属杨洪都明白的事，作为军事家的诸葛亮难道不知道汉中对蜀汉政权的重要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是谨慎还是有意拖延时间，抑或另有它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诸葛亮此时的表现与他刚跟随刘备出山以后的表现判若两人，也没有了他隐居隆中时所流露的，要象管仲、乐毅那样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那时的诸葛亮努力表现自己的智慧与谋略，为刘备出谋划策，在曹操南下征伐刘表期间，试图在战乱中为刘备扩充军力，如拉笼刘琦势力，向其献自安之术，以为未来利用，后来刘备果真借刘琦之势力成功地占据了荆州之地；积极建议刘备“游户自实以益兵众”，将荆州的流民尽可能地招致刘备麾下；在曹操大军压境时，又劝刘备攻劫刘琮而乘机夺得荆州；在赤壁之战前，在刘备形势极度危急情况下，自告奋勇地前往东吴成功地联合孙权共抗强敌；刘备夺得荆州四郡后，不计个人得失，奉命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3]P916。此外，还替刘备广泛搜罗人才，妥善处理与东吴的关系等。耐人寻味的是，随着刘备地位的一步步的提升，拥据汉中，称汉中王，直至称帝，诸葛亮却越来越无所作为。我们把诸葛亮进入成都后的这种表现称作“不作为”行为。从刘备进兵汉中至刘备去世前这四年可以说是蜀汉政权最为关键的几年，也是蜀汉由鼎盛走向衰弱的时期，如果说蜀汉政权渐趋鼎盛时诸葛亮无所作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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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话，那么，蜀汉由盛而衰急剧变动时，诸葛亮依然“不作为”，就令人费解了。除了上述提到诸葛亮发兵汉中外，这期间诸葛亮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带领群臣劝刘备称帝，然而对事关蜀汉大局的军事行动，如关羽出兵荆襄，刘备出兵伐吴，诸葛亮事前却没有任何的计划、建议，甚至连片言只语都没有，事后也没有补救措施，即使有，如关羽失荆州后，劝刘备杀了刘备的养子刘封，也是毫无意义的，夷陵战后的叹息更是于事无补。诸葛亮在极其重要问题上的“不作为”表现与其丞相职位明显不相符。无论从他担任的丞相职务看，还是践行他《隆中》战略目标来看，诸葛亮在蜀汉最为关键时期应负起历史的责任，有所作为，可是他却选择了“不作为”，就在他“不作为”期间，蜀汉无可换回的走向衰弱之路，尽管诸葛亮辅政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也无能为力了。因此，我们说，诸葛亮最大失误是在蜀汉关键时期表现出的“不作为”行为，正是诸葛亮的“不作为”导致了《隆中》战略的破灭。

众所周知，诸葛亮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在隐居期间他就精于战略思维，规划了《隆中》战略，在出山之后，为实现他的理想，诸葛亮曾不顾一切地去努力去奋斗，他所设计的目标也一步一步地得以实现，就在“跨有荆益”的目标达成之后，《隆中》

 

战略却止步不前了，诸葛亮似乎也失去了往日为实现《隆中》战略目标而献身奋斗的精神。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诸葛亮表现出“不作为”行为？是诸葛亮个人进取心减退，还是《隆中》战略不合时宜？从诸葛亮辅政的历史看，这些都不是导致诸葛亮“不作为”行为的原因，就是说，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迫使诸葛亮不得不暂时收敛起积极作为的锋芒。

 

众所周知，诸葛亮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在隐居期间他就精于战略思维，规划了《隆中》战略，在出山之后，为实现他的理想，诸葛亮曾不顾一切地去努力去奋斗，他所设计的目标也一步一步地得以实现，就在“跨有荆益”的目标达成之后，《隆中》战略却止步不前了，诸葛亮似乎也失去了往日为实现《隆中》战略目标而献身奋斗的精神。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诸葛亮表现出“不作为”行为？是诸葛亮个人进取心减退，还是《隆中》战略不合时宜？从诸葛亮辅政的历史看，这些都不是导致诸葛亮“不作为”行为的原因，就是说，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迫使诸葛亮不得不暂时收敛起积极作为的锋芒。

一、刘备越来越不信任诸葛亮

诸葛亮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跟随刘备至刘备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病逝永安止的十六年间，与刘备的关系并非始终“情好日密”。随着孙刘在荆州问题上的争夺，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也逐渐恶化。诸葛亮之所以跟随刘备出山，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在刘备占据益州之前，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刘备都在忠实执行《隆中》战略所规划的步骤和目标，所以他们进展得都非常顺利，应该说这时，刘备还是很信任诸葛亮的，当刘备进围成都最为紧张时刻，调诸葛亮率兵增援益州即是最好例证。刘备占领益州后，刘备对诸葛亮开始越来越不信任了，一是刘备在处理荆州问题上不再贯彻“结好孙权”的策略，偏离《隆中》战略的部署，这显然是不信任诸葛亮的政治表现。在刘备占据益州后，孙权加紧了索要荆州的力度，而且多次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谨前来当说客，面对孙权的态度，刘备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拒绝，为避免诸葛亮受其哥哥亲情关系的影响，刘备决定在涉及荆州问题上，不让诸葛亮插手，而是自行处理。刘备的决定，诸葛亮也敏锐地觉察到了，当他的哥哥诸葛谨来到成都时，除了在公场合见面外，“退

诸葛亮是主张联吴的，他的做法很可能遭到诸葛亮的反对，为了联吴战略，诸葛亮很可能阻止刘备的一些做法。然而，此时刘备在对待荆州问题处理与诸葛亮的想法已完全不同了，他已决意不用诸葛亮《隆中》战略中“外结好孙权”的策略了，为了荆州的利益，在与孙权斗争中不惜抛弃主要敌人，与自己兵戎相见。建安二十年，当孙权遣吕蒙督兵二万取南三郡时，刘备毫不犹豫地率兵五万东出与孙权争江南三郡，由于曹操的进兵汉中，刘备不得已与孙权求和，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避免了孙刘联盟的解体。关羽丢失荆州后，刘备并不是很好的总结教训，而是意气用事，再一次偏离《隆中》战略，发兵报复孙权，从上得知，刘备与诸葛亮在处理荆州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已失去了信任的共同政治基础。二是诸葛亮与其东吴重臣的哥哥日益密切的关系也确实令刘备担忧，刘备不得不加以防备。诸葛谨是孙权的重臣，代表孙吴多次到蜀汉处理两国关系问题，巧合的是随着孙刘在荆州问题的上紧张而他们兄弟却更加亲近，诸葛亮竟然将其兄的二儿子过继来作为自己的嗣子。刘备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诸葛亮对自己的不忠，但对他们密切行为不能不产生怀疑，诸葛亮倡导的联吴是不是诸葛兄弟的联合？是不是他们内外联手为东吴共谋荆州？果真如此，如果一味地执行诸葛亮的联吴政策，刘氏的利益总有一天不就交给孙权了吗？刘备的这种猜测在关羽丢失荆州后表现更为明显，他认为荆州丢失，都是诸葛亮联吴政策所造成的，“结好孙权”得益的是东吴，是诸葛亮的兄弟诸葛谨，而非刘备。史载，诸葛亮的兄长诸葛谨“从讨关羽”有功，被孙权封为宣城侯，“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直接与蜀军相拒。更令刘备恼怒的是，刘备伐吴的消息传出后，又是诸葛瑾给刘备写信求和，说：“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

无私面”[4]。当然刘备如此决策也有他的道理，他知道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

 

 

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5]诸葛谨的来信加剧了刘备对诸葛亮不信任，刘备看完诸葛谨的来信，更为“盛怒”[6]，这种“盛怒”的情绪无处发泄便迁移于诸葛亮身上，就是这个诸葛谨当年代表孙权不断索要荆州，现在孙权杀了关羽抢夺了荆州，反过来劝我不要打孙权，这是何道理？这不都与诸葛亮的结好孙权有关吗？孙权这一行为更加重了刘备对诸葛亮的防范，成功地离间刘、诸关系，所以，在关羽攻荆襄、刘备伐兵东吴的重大问题上诸葛亮无所作为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二、刘备越来越不依重诸葛亮

如果说刘备在攻下成都之前让诸葛亮率领关羽、张飞和赵云镇守荆州是重用的话，那么，诸葛亮进入益州后他在刘备心目中的位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实质上并没有得到刘备的重用，表现主要有两：一是诸葛亮的晋升明显比别人慢，职务由原来的军师中郎将只升为军师将军，依然是杂号将军，帮助处理左将军府事。而其他将吏的晋升迁均在诸葛亮之上，如，“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7]“拜飞为右将军，假节”[8]“拜超为左将军，假节”[9]；黄忠为后将军；许靖为太傅等。作为谋士，投靠刘备的时间比诸葛亮晚的法正，其地位和权势也在诸葛亮之上，被授以“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10]。二是在许多重大行动中，不给诸葛亮积极表现的机会，如刘备进军益州、与孙权中分荆州、夺取汉中、东征伐吴等，诸葛亮没有在刘备身边出谋划策，只留守后方，筹措军需，正如史书所载“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11]。虽说后勤工作也十分重要，但相比于前方军事征战来说就显得次要了。田余庆先生在其《〈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也指出了诸葛亮没被重用的现象:“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询。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12]。三是刘备对诸葛亮所提用人建议，加以否决，如诸葛亮认为蒋琬是一位百里之才，希望刘备给以提升使用，可是刘备不听，并长期以闲职待之，这无疑是对诸葛亮的打击。诸葛亮之所以没能得到重用，原因

可谓“有志之士，无不竞劝”[13]，在众多的人才中诸葛亮也很难显示出其卓越的智谋。如法正就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其才能当在诸葛亮之上，刘备攻取成都，攻占汉中，始终离不开法正的出谋划策，法正也表现出非凡的智慧。相比之下，诸葛亮的作用显得较小，得不到重用也在情理之中。

三、诸葛亮的“不作为”是为未来有所作为做好铺垫的

鉴于刘备的猜忌与不信任，诸葛亮即使想有所作为也无处可施，因此，“不作为”便成为诸葛亮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从内心深处分析，诸葛亮还是想有所作为，一如隆中时的志向，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因而，诸葛亮在“不作为”期间并没有沉沦，为了未来有所作为，为实现《隆中》战略目标，诸葛亮不得不韬光养晦，藏而不露地做了一些“有作为”的事，从这个角度而言，诸葛亮的“不作为”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问鼎丞相之位作准备的。诸葛亮认识到，在当前刘备集团中，要有所作为首先要问鼎丞相之位，只有问鼎丞相之位，握有位极人臣的最高权力，才能为实现《隆中》战略目标创造现实条件。为此，诸葛亮从两个方面入手，为居丞相之位创造条件，一是要赢得刘备的信任和赋以重任。为取得刘备的信任，诸葛亮开始使出各种手段取信刘备，借刘备领兵长期在外作战无暇顾及益州治理之机，组织人力编写《蜀科》，希望从法律的角度尽快稳定益州的秩序，并严格执法，以扭转益州败坏的社会风气，遇到阻力坚决地予以克服，将益州治理得井井有条；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有力保证刘备在前线对兵员和粮草的需要，确保刘备无后顾之忧，展示自己过人的政治才能；刘备在外征战，很少有时间过问太子刘禅的教育学习，诸葛亮选择并亲自抄写《申》、《韩》、《管子》、《六韬》等书籍，教育刘禅以帝王之道，诸葛亮这一做法在刘备临终之前终于得到了他的认可；维护刘备的尊严，当有人告之以法正的不法行为时，他不仅不报告刘备反而为法正开脱罪责；迎合刘备心理极力劝谏其登基称帝；尽力隐藏自己的心志，不插手刘备决策的军政大事，对关羽出兵荆襄，刘备出兵东吴皆缄默其口，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不至刘备对他疑心加重等。二是扫除问鼎丞相之位道路上的各种障碍。除了取信刘备外，诸葛亮还在暗中为谋求丞相之位作准备，只要是对诸葛亮有威胁的人，他都要想尽办法将其铲除。现实威胁最大的就是关羽和法正，对关羽，诸葛亮是

骄其气，诸葛亮在荆州与关羽共事达五年之久，对关羽的脾气性格还是相当了解的，诸葛亮针对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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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空一切，盛气凌人的心态，将其推向极至，在关羽与马超关系、关羽与黄忠关系的处理上，诸葛亮不仅不阻止关羽狂妄与不可一世的行为，反而曲意逢迎,讨其欢心，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这种策略终将关羽推向绝路，关羽以这种盛骄的性格对待部下，造成部属离心离德，在与孙权交往过程中，其轻视与傲慢更恶化了双边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诸葛亮是借孙权之手除掉了关羽这一自己的劲敌。对待深得刘备信任和依赖的法正，诸葛亮的对策是在适当时机尽可能的削弱其权力，上述提到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因兵力不足,急书诸葛亮发兵，诸葛亮有意拖延询问杨洪一事，其实是诸葛亮有目的和有打算的，汉中是“益州咽喉”,得失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存亡”,对此诸葛亮焉有不知之理？诸葛亮之所以询问杨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推荐杨洪兴办蜀郡发兵之事,从而以杨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职位。杨洪不负诸葛亮所望，将军队、粮草等物资及时运送到汉中前线，“众事皆办”[14]，刘备也不得不提升杨洪为蜀郡太守，法正失去“外统都畿”[15]的重任，权势大为削弱。好在历史对诸葛亮的偏爱，法正不长寿，很快病逝，这样，诸葛亮又失去了一位争夺相位的强硬对手。当然杨洪的提拔使用，也为诸葛亮以后用人作了铺垫。接下来，诸葛亮就是处理广汉人彭羕。彭羕本是刘璋部下，经法正推荐，为刘备赏识，多次令他“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因“奉使称意，识遇日加”，刘备打下成都后，彭羕被提为治中从事，彭羕得到刘备重用后很快表现出得意状，“形色嚣然”。诸葛亮看到彭羕自矜得意，心大志广，提升之快，心中十分不安，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于是暗中多次在刘备面前说彭羕的坏话，说他“难可保安”，经诸葛亮的多次“密言”，刘备终于“意以稍疎”[16]，将彭羕贬为江阳太守。诸葛亮还嫌不够，后借彭羕欲勾结马超行谋反事之机，将其处死。从消除其对手看，诸葛亮也是不遗余力的，看来彭羕也是诸葛亮强有的竞争对手。诸葛亮不仅逐一消除对相位有觊觎之心的对手，而且对相位有很强制约力的未来太子人选也加防范。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刘备之后的继承人最好是刘禅，而非别人，因为刘禅性格懦弱，才能平庸，这样的人当了皇帝，便于诸葛亮辅政后与之易相处，不会发生君臣之间的猜忌与冲突，更利于诸葛亮实现自己的志向与理想。反之，如果蜀汉皇位被性格刚猛的刘备养子刘封夺得，那将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刘封不仅性格刚猛而且握有军权，虽然刘备生前册封刘禅为太子，

 

要的是对诸葛亮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将十分不利，于是诸葛亮在寻找机会将其除掉。机会终于来了，诸葛亮借刘封不救关羽致使荆州丢失之误，以“（刘备）易世之后终难制御”[17]为借口，建议刘备将其除掉，刘备虽认为刘封不致死罪，但为了蜀汉未来的稳定，还是含泪将其赐死。诸葛亮除掉刘封达到了一举两得之效，一是刘备死后刘禅果真没有人与他争抢皇位，蜀汉政权得以平稳过渡；二是自己在问鼎相位后没有任何掣肘的开始实施隆中战略了。诸葛亮在“不作为”期间，也真是机关算尽，不动声色地将敌手一一除掉了，在刘备称帝时，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丞相的宝座，一年多之后，当刘备病重永安，交代自己身后事时，环顾四周，因时间的流逝，许多跟随他出生的一些大臣老将相继去世，此时，也只有诸葛亮能付以托孤之重任了。诸葛亮终于成为握有实权的丞相，他也责无旁贷地担起了历史赋予他的责任，从此蜀汉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从上分析，正是在诸葛亮“不作为”期间蜀汉政权发生了重大的变故，虽说诸葛亮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眼睁睁地看着蜀汉犯重大错误而不挺身而出，身处高位的诸葛亮是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的。在这场谋求权位的政治斗争中，诸葛亮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了。这种性格的形成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尤其是对此后指导蜀汉进行战争带来很大的制约作用。

但难保他死后刘封为了皇位而不诉诸武力，因此，

此人不除将对太子位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更重

 

二、诸葛亮辅政后，其过分“谨慎”性格在指导伐魏战争中不敢出奇制胜，导致诸多机遇的丧失，伐魏无果而终

“诸葛一生为谨慎”，杜甫的诗准确地反映了诸葛亮的性格特征。无论是选择刘备、拉拢刘琦、劝刘备袭夺刘琮荆州，还是亲赴东吴联合孙权抗击曹操，都表现出诸葛亮慎重稳妥的一面，在谨慎的同时还带有明显的果敢作风，决定了的事说做就做，帮助了刘备重新崛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葛亮地位的提升，权力的增大，诸葛亮愈益谨慎，考虑问题，决策行事，均以安全稳妥为前提，完全没有了早期果敢的作风。如果说谨慎在治理国家事务中当不会出现大的失误，是一个优点的话，那么在军事行动中可能就是一个缺点，凝聚了诸葛亮毕生心血的北伐曹魏战争，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还是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无果而终。诸葛亮北伐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是多方面，但从指导战争过程看，很多方面都与诸葛亮谨慎性格有关，正是因为诸葛亮的小心谨慎，不敢冒险，不敢出奇制胜，致使蜀汉丧失了很多可能获胜的机遇或机会。

具体说来，诸葛亮因性格谨慎造成的遗憾主要有：一是策反孟达，功亏一篑。诸葛亮策反孟达早在进驻汉中之前就开始了，前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不可谓不慎重，可是策反工作最终还是没有结果，眼看着孟达被司马懿给擒杀了。策反孟达失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紧急时刻诸葛亮没有灵活应变，采取断然的措施派大军前去支援孟达，或与他内应外合夹攻司马懿，以夺取蜀汉东边的攻魏堡垒新城郡，而表现为瞻前顾后，犹疑不决，后来虽说也派了一支军队去救援，但很快被魏军给挡住了。从诸葛亮援救孟达分析，诸葛亮之所以犹疑不定，就是他的谨慎，不能说诸葛亮不知道新城郡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否则他就不会花两年多的时间来策反孟达了，可是在孟达的新城郡危在旦夕之际，他又不敢派重兵前去营救，只是象征性的表示了一下，按诸葛亮治军看，蜀军应有很强的战斗力，司马懿听

说是诸葛亮的重兵应该会避让或逃走，或抵挡不住的，恰恰相反，诸葛亮没有派重兵，也没有打败司马懿的阻援部队，将即将到手的熟鸭让其飞了。这也说明，在北伐和取新城郡两个目标的选择上，诸葛亮还是重视北伐，为了北伐的大局，更不敢弄险，灵活机变地抽调一支重兵占据新城郡，最后还是丢弃了新城郡。诸葛亮这一点与“人杰”司马懿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司马懿不听部属的进谏，敢于以独断的作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这一蜀魏边境的重镇新城郡。争夺新城郡可以说是诸葛亮与司马懿的第一次较量，因诸葛亮的谨慎与优柔寡断，输给了司马懿。

二是不用魏延攻长安之计，失去了伐魏唯一一次出奇制胜的机会。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诸葛亮更加小心谨慎了，甚至谨慎到了不容一点点的冒险。在第一次北伐进军的方向上，魏延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他说：“闻夏侯楙少主胥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18]《三国志·魏延传》裴注引《魏略》P1003这是一个大胆的计策，然而诸葛亮以“县危”之理由完全拒绝了魏延提出的奇袭之计，根本不给魏延以任何机会，再看他自己拟定的进军方向是绕远取陇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方向道路平坦利于行军，而且“十全必克”没有任何的顾虑，这是十足保守的进攻，对比魏延进军方向可见，诸葛亮战役指导是何等的谨慎。当然，从安全稳妥和保护蜀汉力量不受大的损失来看，诸葛亮的决策是无可挑剔的，谨慎行事也是对的。但这种小心谨慎式的作战，在己方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点非常规的作战计谋，往往是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只有出奇招才有制胜的可能。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正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敢于命令刘邓大军抛弃重型武器在没有大

 

后方支援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敌人的心脏地带，直接威胁敌人的老巢，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大胆决策成功了，是完全正确的，从此，战局迅速扭转，中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如果按照诸葛亮的谨慎性格，是决不可能作出冒着刘邓大军全军覆没的危险去进军敌人的中心地带。魏延之计与毛泽东命令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有相似之处，都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甚至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大胆向敌人中心地带挺进。由此看，魏延计策也有可行之处，虽说魏延计策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也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但诸多实践又表明，越是认为最有危险，最不可行的行动方案，越是有达成目的的可能性，这就是出奇制胜魅力所在。如果人人都想得到而且容易做得到的计策和谋划，是很难取得出人意料结果的。正是因为诸葛亮的过分谨慎，否定了魏延奇计，自然就失去了唯一一次取胜的机会。然而，诸葛亮也想出其制胜，于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自己率主力向陇右迂回的同时，在东边派出了一支由赵云率领的疑军企图吸引魏军主力。这种声东击西之计，表面看是一奇一正，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似乎是胜券在握了。其实此计简直如同小孩子游戏，赵云的疑军不仅没有发挥作用，首先反而被敌人击败了。按理说，经过了一年多的战争准备，蜀军方方面面应该做得比较周全，可是，赵云的疑军思想松懈，进军迟缓，作为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竟然与敌军几乎同时到达作战目的地，稍一接触，蜀军即溃败。如此发展下去，诸葛亮平取陇右迟早也是要失败的，马谡失街只是一个偶然因素，加速了蜀军的失败，即使没有马谡失街，诸葛亮也不可能取得第一次北伐的胜利，因为疑军已败，曹魏两路军队再汇合一处攻打诸葛亮主力，加之诸葛亮的谨慎，其结局可想而知。第一次北伐，正因为诸葛亮指导战争过于小心谨慎，不仅丧失战机而且麻痹了己方将士，因而失败是必然的。

三是第二、四、五次伐魏，战役指导寥无新意，虽取得一定战绩，但离蜀汉要达到的目标甚为遥远。既然唯一的一次出奇制胜的机遇主动放弃了，在此后的伐魏战役中，诸葛亮一直都是在谨慎的原则下与敌人展开正面作战，始终没有运用过奇谋绝招。对于诸葛亮来说，正面作战可能是正规作战，堂堂正正的作战，是取得胜利的主要手段，更重要的是没有一点冒险成份，非常符合诸葛亮的谨慎作战的心理。第二次伐魏，诸葛亮向陈仓魏守军发起攻坚作战，蜀军采取的都是一些常用的攻城方式，如用云梯攀城、用土填绕城水沟攀城、掘地道、向城内射箭、说服敌投降等，硬拼硬打，终于没有奏效。除常规措施外，加以不冒险用奇计，诸葛亮当然无计可施了。当听说魏援军即将到来，诸葛亮考虑己方粮草已尽，从安全计，赶紧撤军。第四次北伐，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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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的作战方略依然如同第二次一样，强调与敌正面作战，稍有改变的是诸葛亮不用攻城战法，而是用运动战，试图发挥蜀军灵活机动的优势，通过在野战中消灭魏军有生力量。魏军如果完全按照司马懿的计策只尾随跟踪蜀军而不与之交战的话，那么诸葛亮很可能将一无所获，所幸的是司马懿手下有人坚决请战，才使得诸葛亮稍有收获，阳谿之战，蜀军大破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19]《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P925-926。此战后，任诸葛亮如何挑衅，司马懿就是不与作战，诸葛亮再一次陷入无计可施状态。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终于有所冒险，表现有两：一是进军靠敌重镇长安较近的武功五丈原，以直接威胁敌心脏地带；二是做好长期屯兵敌境的准备。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进步，但这种冒险还是有限的，这就是诸葛亮率军屯驻较为安全的五丈原，而非对魏有较大威胁的武功，既然居武功利于大部队行动，易于部署兵力进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可直逼关中重镇长安，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向武功进发，而非要占居五丈原呢？驻军五丈原再一次表现出诸葛亮的慎重，因为五丈原离斜谷北口近，秦岭北麓的山陵多呈南北走向，地势险要，东西不易串通，蜀军的后路不易截断，安全可靠，故而，诸葛亮扎营于无悬危的五丈原。显然，诸葛亮谨慎的着眼点不在于速战速决，在短期内取得战争绝对性的胜利，而是为了保存实力，为长期正面作战做准备，这又重新陷入以前作战的老路，同样没有任何创新，以致敌方将领都熟悉了诸葛亮的作战意图与作战方式，司马懿曾对诸将说：“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20]《资治通鉴》卷72明帝青龙二年P2292诸葛亮果然屯于五丈原。诸葛亮作战部署敌人了如指掌，如此谨慎作战怎样才能打得赢呢？魏军对付诸葛亮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拖时间，不与诸葛亮作战。诸葛亮还真的就没有办法了。诸葛亮在忧急之中终于病死军中。诸葛亮终究没有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其过分谨慎的性格是一重要原因，不用一点出奇制胜的计谋，纯粹强调蜀军的安全，以过分谨慎的思维来指导对魏的战略作战，是诸葛亮军事指挥的一大失误。

除此而外，诸葛亮在用人方面也存在失误。诸葛亮在治理蜀汉，指挥作战过程中，积极探索用人之道，形成了一套用人思想，许多有才能之辈大多得以使用，使蜀汉度过刘备时代最困难时期。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诸葛亮辅政时代其人才状况与刘备时代士人“从之如云”[21]《三国志·刘巴传》P980的现象相比，显得十分萧条，其手下可用之将才少之又少，用来用去也就是魏延、杨仪、蒋琬、费祎、姜维等寥寥数人，蜀汉确实也没有出现更多的新秀，难道有百万人口的益州就没有贤才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蜀汉人才枯竭的局面呢？作为手握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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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的诸葛亮不能不负有重要责任。诸葛亮在用人实践中，其优点是善于发现与使用人才，但缺点是很少注意大量培养人才，从所记载史实看，诸葛亮也就培养了蒋琬、费祎、姜维等几人，显然不够用，且大多才能平庸。另一方面，诸葛亮用人私心很重，对才能超过诸葛亮之上的，威胁其地位的，大多利用各种手段，将其废黜，如李严、廖立、来敏等，使本来就少的蜀国人才变得更少了。可以说，蜀汉后继乏人局面的出现，完全是由诸葛亮用人失误造成的。因这方面研究文章较多，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正因为诸葛亮有这样那样的失误，而又不改正其中不足，尽管他满怀赤诚，竭尽全力，报效蜀汉，但还是没能实现《隆中》战略所确定的“兴复汉室”的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