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儒法情怀
诸葛亮是三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了他的代名词，杜子美的《蜀相》中“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一句则高度凝练的概括了这位蜀相传奇的一生，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代诗圣对诸葛孔明油然而生的敬佩之情。经过《三国演义》等一系列文学戏曲作品加以加工渲染，诸葛亮高风亮节，正义凛然的光辉形象成为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识。诸葛亮拥有着千百年来深受“孔孟之道”教化下的儒士梦寐以求“兼济天下”的美好理想，（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手持天下之柄，在“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忠贞不渝的坚持“中兴汉室”的政治路线，无疑，诸葛亮兼具着文人与斗士的两种身份。一方面，作为文人，一出茅庐，便“受命于危难之际，受任于败军之间”，被先主刘备委以重任，实现了千百年来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崇高理想，不受君主猜忌，委以重任，维持封建统治秩序，操纵国家机器得以高效运转，实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世情怀；另一方面，作为斗士，马革裹尸，殒命沙场，这又是多少武士猛将托付人生理想的温柔之乡。难怪后世的文人墨客赞曰：“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想来也不足为奇。
儒家强调“仁者爱人”，“以仁为本”，“民贵君轻”，秉持“孔孟之道”；法家强调“治国以术”，“依法治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坚持“申商（申不害，商鞅）之法”。在治国理念上，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有着天壤之别。自春秋以来，围绕着“管荀王霸之道”，诸子百家们提出自己的“救世良方”，殊途同归，都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儒代表着“王道”，象征着海内升平；法代表着“霸道”，象征着用武力驱动国家统一。诸葛亮作为地主士族阶级代表，为维护以刘备为首的地主庶族阶级的封建统治，自然采取“儒法并济”的统治手段，谋求“法家路线”与“儒家路线”的交合点，使封建地主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两者看似相互矛盾，相互对立，但在诸葛亮的身上，我们竟然能看到两者的辩证统一的辩证关系，在矛盾中相互转化，从这一点来看，被世人推崇为“圣人君子”的诸葛亮，像极了被世人戏剧化，脸谱化的“乱世奸雄”，白脸曹操。
曹操拥有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崇高理想，一方面，出身于东汉末年群雄割据，诸侯混战的动荡年代，曹操亲眼见证着“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悲剧，立志“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因此曹操唯才是举，削弱，抑或排斥士族地主阶级在人事任免相关事务上的潜在的影响力，劝课农桑，大力屯田，使百姓流离失所，劳苦无依的局面大为改观，曹操麾下的戏志才，贾逵，郭嘉等也并非出身士族，也极大提升了统治阶级内部人才的质量，为推动曹魏统一北方的进程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一方面，曹操也严于刑法，也囿于，杀孔融，勠杨修，屠边让，也让我们看到了曹操冷酷无情的一面。以至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其人时，也用了“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一词。
先看诸葛亮的“儒家路线”。自从汉末群雄割据以来，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益州地区虽然远离战乱的中原，但在刘焉刘璋父子的统治下，依然存在“东土”统治集团与本地土著集团不可调和的矛盾。自从刘备入蜀，蜀汉政府采取“东土，土著兼用，东土为主”的政策，实施“德政不举”的刘氏二州牧久未实施的“德政”，拉拢地方地主阶级豪强，团结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得以使蜀汉政权能在“先帝崩殂”时刻，独占西南。正是由于诸葛亮拉拢而不极力排斥益州土著的政策实施，这才使得类似于罗宪，李恢，张嶷等益州本土人士能在蜀汉政权当中大放异彩。另外一点体现在诸葛亮的经济政策上。正是由于益州疲敝，因此诸葛亮招抚流民，重视农业生产，用军需拉动内需，达到了“以民促战，以战养民”的目的。同时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使得天府之国呈现一派“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的和谐景象。这些所有的一切，为蜀汉的北伐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再看诸葛亮的“法家路线”。在奖惩制度上，诸葛亮在出师表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用人以严，以法治国，用法严苛，赏不避寒门，罚不偏私贵族，鲜明的体现了诸葛亮“赏善不遗匹失, 刑过不避大臣”的法家思想。彭羕，刘备入蜀的重要人物之一，为刘备取代刘璋占据益州立下汗马功劳，因恃才傲物，目无法纪，被刘备，诸葛亮惩处。因口头上透露与马超合谋益州的想法，“心广志大”的他被诸葛亮处死；廖立，作为诸葛亮治蜀的不二助手，“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因个人私欲无法得到满足便公开抨击诸葛亮的法家路线而被诸葛亮冷落。同时，诸葛亮严于律己，诸葛亮的遗表有云“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 自有徐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 随身衣食,悉仰于官”其高洁之风，可见一斑！诚然，益州土著地主阶级与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地主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为维护蜀汉政权的稳定，诸葛亮在拉拢，争取益州土著集团的同时，也“大开杀戒之门”，但毕竟极大改善了汉武帝以来察举制带来官官相护，刑法不严，士族地主阶级肆意妄为，贪赃枉法的不利局面，使得“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在用人制度上，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行伍之士，打破了汉代以来“以德为要”的人才选拔标准，“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颇有“唯才是举”之风。当然，诸葛亮统治下的蜀汉之所以“宫府一体”，上下蔚然成风，这离不开诸葛亮“军事独裁”的专制统治。诸葛亮治蜀期间，有大多数时间从事于北伐斗争。“军事独裁”的军政府使得国家机器高效运转（武侯北伐需要大量军需物品，而军需物品大多来源于专制政府对劳动人民的压榨与剥削），“劝课农桑，发展手工业”，用蜀汉手工业为主的小农经济以供血的“北伐”构成一条完整的统治链条，同时也意味着诸葛亮时期的高压政策一刻也不曾废止。当诸葛亮逝世之后，诸葛亮的继承者蒋琬，费祎中断诸葛亮的北伐事业，整个行之高效的“军事政府”瞬间懈怠下来，挤压已久的民怨瞬间沸腾起来，再加上蜀汉后期军备废弛，蜀汉自然也就走上灭亡的深渊。
参考书目：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