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多彩的，感觉却有些沉重 ——为《历史的岔路口：甲申1644》序

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作者李目宏先生即将出版的书稿《历史的岔路口：甲申1644》。

作者对明朝灭亡特别是对李自成大顺政权“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阅读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以及2004年明亡清兴、李自成败亡360年时，阅读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因此有了写作此书的想法。

无独有偶，我早年对“晚明”、对“明亡”的兴趣，也是受到这两个作品的影响，但顺序不同。先是读《甲申三百年祭》，好像是1974年前后，读下来的感觉是“酣畅淋漓”，从此知道了“李岩”和“红娘子”。然后是《李自成》的前三卷，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印象最深的是李自成夫妇的“高大全”，以及“孝庄”劝降洪承畴的片段。当然，那个年代使我对“晚明”、对“明亡”产生兴趣的还有金庸的《碧血剑》《鹿鼎记》，特别是顾诚的《李岩质疑》《明末农民战争史》。

把这四位前辈及其著作放在一起，似乎有些不伦不类。郭沫若先生是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顾诚先生是纯粹的明史学家，姚雪垠和金庸二位先生，则是小说家。其实也很正常，史学从本质上说是“人学”，记载人类及其活动，以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事物，后来才被上升为“科学”，成为专门的“学问”，于是反倒离“人”远了起来。所以有了史学的大众化问题，即如何通过普及的方式，让正在脱离大众的史学重新接近大众。

我曾经不止一次和朋友交流，我们这一代人最早的“历史知识”，一般是从小说和普及读物中得来的，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如《中国历史故事》《世界历史故事》，而关于自然的知识，则是来自《十万个为什么》。所以，当后来把“历史”当作“专业”来学习的时候，一方面是其中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大抵上耳熟能详，另一方面，却又时时犯糊涂。比如，在关于“三国”时期的信息储备中，哪些信息来自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哪些信息来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又有哪些来自《三国演义》 ？很难分清。所以在撰写并讲述《国史通鉴》的“秦汉三国”时，不得不时时进行核实，以免误将彼“三国”弄成此“三国”。但是，《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以及《资治通鉴》就一定符合历史的真实、一定可靠吗 ？《三国演义》的演绎就一定不可靠、一定不可信吗？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更是一种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

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学术的普及，学习历史和撰写历史读物，已经成为不少朋友的喜好，民间高手层出不穷。当然，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中唐出现的唐人传奇、宋代发生的话本小说，已经开启了历史撰写和解读的“下沉”过程。明朝人更以他们对当代政治的关心而投入到对历史的书写中，我们所知道的著名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以及不怎么著名的《全汉志传》《北宋志传》《大宋通俗中兴演义》《隋史遗文》《明英烈传》《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等等，都是来自那个时代的作品。不但男人喜欢，女人也有不少热衷于此道，所以有“女通鉴”之说。只是由于作者本身的素养不同、性格不同、喜好不同，作品的风格和水平也不一样。

虽然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回过头来再读这些曾经读过的小说，几乎一本都读不下去，但是，它们对于大众、对于未入“专业”的爱好者的影响力，却不是所谓“二十五史”以及我们这些“专业”学者的著作可以比拟的。要向大众传播我们认为相对合理、相对正确的历史常识和历史观，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史学的大众化，而不是要求大众的史学化。也正是基于这个考虑，我才和“百家讲坛”多次合作，有了《大明嘉靖往事》《万历兴亡录》《王阳明：心学的力量》，以及现在还在持续进行的《国史通鉴》，“B站”也正在播我录制的《明朝为何说亡就亡了？》和《明朝的悲剧人物》。我想，也正是基于这个情结，我对作者的《历史的岔路口：甲申1644》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史学大众化。

作者告诉我，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给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史书上评价崇祯是一个想把国家治理好的皇帝，但为什么偏偏把一个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庞大明朝给弄得灭亡了？是天灾还是人祸？是内忧还是外患？是官员腐败无能还是崇祯决策失误？

李自成闯王义军浴血奋战十多年终于攻进北京城做了皇帝，他的成功有什么特点？但为什么仅待了四十二天就被打出京城仓皇出逃，最后败死九宫山？是偶然战败还是必然灭亡？

一直偏居东北一隅的清军又是如何趁势而起，以区区十几万军队进入北京，最后清朝迁都北京？一统中原成为新霸主的清朝为什么也亡了，没能走出封建朝代更替兴亡的怪圈？

甲申1644年，大明、大顺、大清，三个朝代走马灯似的快速更替，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完成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棒交接，其兴亡历史，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和值得研究借鉴的经验教训？

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发表后，为什么国民党组织文人写文章打压，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看到后极其重视，批转为整风的文件发至全党？

1949年3月，在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至北京时，毛泽东又为何提出“进京赶考”“不学李自成”？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又为何多次在重要讲话中重提“赶考”命题？

写历史书应该给当下的读者以怎样的启示？

正是这些问题，推动作者进入到这段历史。他希望从“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出发，探究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疑问、教训、经验。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良苦用心。既非“三分史实、七分虚构”的小说，也非“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的学术，他是以既灵活又以文献记载为依据的具有穿透力的纪实文学的风格，梳理了明亡清兴之际各种势力特别是“大明”“大清”“大顺”三个政权之间的生死博弈，描述了诸多的历史人物及其活动与性格，如崇祯帝朱由检、清太宗皇太极、永昌帝李自成，袁崇焕、杨嗣昌、温体仁，范文程、多尔衮、多铎，高迎祥、张献忠、李岩，等等，不仅言之有据，并且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略做摘录：

“朝政腐败已到如此地步，皇上的罪己诏还有用吗？

罪己诏规整的排比句式，转化不成威武雄壮的士兵战阵；

罪己诏婉约回转的遣词造句，根本唤不醒见利就贪婪、遇事就躺平装睡的百官大臣；

罪己诏态度恳切欲哭无泪的诚意，凝聚不了天下民心。

以至于那些曾经被官府逼得揭竿而起、现在锋芒正锐的农民义军听说了皇上的罪己诏，只会嗤之以鼻，丢出一句：甚罪己诏？哄娃呢！

“虽然孟子早就给出了国家体制理想的遵循秩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后面的封建王朝统治者都把这个秩序从根本上颠倒了，成为‘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所以，即便崇祯在位能通过行政手段暂时化解一些局部矛盾，但对于积重难返的社会根本性矛盾，他无法也无意从体制上加以改变，因此，明王朝走向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也是所有封建王朝无解的千年难题。

“闯王李自成进北京城时，从箭囊中抽出三支箭，拔去箭镞，向后面的士兵连发三箭，大声号令，大军入城，‘伤一人者斩！’进城后贴出告示：‘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

闯王的官兵们，还有谁记得吗？！

此时的闯王，你自己还记得吗？！

“李自成出身农民家庭，经过一番浴血拼搏，终登皇位。但他最后却死于农民的锄头之下，以这样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了一个从农民生到因农民死的轮回。

李闯王，还算是农民英雄吗？

“多尔衮从马上征战夺得胜利，但治理一个大国不能全靠武力。他下马换车，以这样‘止戈’的外部形象，宣示了他的治国基本理念。

这个‘下马’的动作很文雅，很潇洒。

多尔衮未必知道老子《道德经》中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经典名言，但他清楚，从马背上征战得来的江山，现在需要的是纸面上有条不紊的管理。暂时把战马盔甲收起来吧，在庙堂上施展统揽全局运筹帷幄的智慧韬略。”

因为有“以史为鉴”的使命感，所以，书写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同样是多彩的，感觉却有些沉重。没有办法，这是所有有良知的学者在研究、追述那一段历史时共有的心情。

学者总是想通过历史给人们提供经验与教训，作者于此有深厚的情怀，也希望读者能够体谅他的良苦用心。

史学家、文学家能够做的，是尽可能地把历史这面镜子打磨得平整一些，更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

2022年10月19日

南昌艾溪湖畔

（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文章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