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

（一）北洋军阀是民国军阀的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世凯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北洋军阀主要分为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历史上把长江吴淞口以北的军阀也称北洋军阀。北洋时期的人物，赫赫有名者便不下二三十位。时人吴虬曾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称清廷在鸦片战争后与洋人约定五口通商，直隶总督兼为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为南洋通商大臣。“北洋、南洋”最初的来源由此而起并衍生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北洋医院之类的名目在当时有滑稽家戏称，中国之“两洋”（“南洋和北洋”）与外国之“两洋”（“东洋和西洋”）遥遥相对，正好囊括整个世界。但这里说的“北洋”与民国史上所称的“北洋系”却是有区别的，但凡说到“北洋系”必然要从袁世凯在清末时的“小站练兵”说起。小站原名新农镇，距天津约六十余里，本是荒凉之地，最初由淮军周盛传所部“盛字营”屯垦于此，其间凿川引水，经营近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盛字营”北上作战溃败，营制不再，此地便成了废垒。后来这里又有一支新部队开拔进来，这便是长芦盐运使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定武军”成立不久胡燏棻改调卢汉铁路督办，袁世凯由此接手并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小站练兵”，也是北洋系之滥觞。“小站”原本不是地名，只因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修通后新农镇成为其中的一个小站，而新军队伍拉入驻开始通过铁路来往的军事及其商贸活动与日俱增后小镇也日渐繁华，以至于后来人们忘记“新农镇”的名字，而习惯性的称之为“小站”。时至今日当地人对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壮观场面仍能耳熟能详：茫茫旷野，炮声隆隆，手持新式枪械的大兵们在阵地上一字排开，年青的军官们纵马驰骋。

（二）在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地方走出清末民初诸多重要的军政人物，史家也习惯性的冠之以“北洋系”之名。除首领袁世凯外当年的小站旧人几乎囊括后来北洋军阀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后来担任各省督军或巡阅使的“李纯、曹锟、吴佩孚、王占元、陈光远、段芝贵、倪嗣冲、陆建章、张怀芝、张敬尧、田中玉、卢永祥、齐燮元、孙传芳”等等。就连闹复辟的张勋也曾一度投身小站，而小兵出身的冯玉祥，还有孙岳等革命党在当年也都是袁世凯部队的出身。除了一干武人之外袁世凯还在日后的升迁中笼络一批文臣，如徐世昌、朱家宝、周自齐、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等，这些人也随着北洋系的势力消长而浮沉，并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从清末政治势力的发展变化源流来看，其本源是李鸿章洋务派的继续。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掌握军事势力；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当权派。洋务派这三个特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不仅全部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它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团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新的因素渗透影响及于清末社会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淮系近代军阀相比时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1905年以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认定立宪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遂幡然变计，连上奏折，侈谈立宪，这在客观上促成袁与立宪派的结合。1906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

（三）袁世凯极力拉拢他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笼络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举荐他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时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镇这样一支新式军队外，得到国内立宪派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民国初年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影响决定北洋军阀集团在政治上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各派军阀有时因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顺、毫无抵制的。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政治团体，1906年9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国内立宪派主要代表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联络江、浙、闽三省的立宪党人和实业界人物于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它是在宪政研究公会的基础上扩大而成，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立宪团体。该会宣称“敬尊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力谋“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为基础”。1906年12月16日成立于上海，会长为郑孝胥，副会长为张謇、汤寿潜。会员主要为江苏、浙江、福建的官绅和上层资产阶级分子，约270余人，主要人物有朱福诜、孟昭常、赵凤昌、温宗尧、张元济、刘厚生等。以“奉戴上谕立宪，开发地方绅民政治知识”为宗旨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每年开常会一次。1908年两次电请清政府提前召开国会，1909年11月发起国会请愿运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停止活动。预备立宪公会是江浙立宪派为响应朝廷预备立宪而设立的立宪团体，1906年10月26日郑孝胥、张謇领衔为在上海设立预备立宪公会向民政部申请备案，宣称该会的设立愿为中国立宪国民之前导。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郑孝胥报告开会宗旨时首先说明该会根据朝廷预备立宪上谕所称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故定名为“预备立宪公会”。

（四）据《预备立宪公会简章》规定该会“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凡本国人年满20岁以上与该宗旨相合，经会员2人以上介绍均可入会。该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2人，会董12人，名誉会董若干人，驻办员、书记员、会计员各1人，编辑员、调查员、宣讲员各若干人。会长与副会长由全会投票公举15人中互选产生，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设在上海静安寺路54号，具体职员如下：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张謇、汤寿潜，会董张元济、沈同芳、李钟珏、王清穆、陆尔奎、刘垣、李厚祐、周晋镳、许鼎霖、周廷弼、高凤岐、胡琪、王震、孟昭常、张广恩、王同愈、李家鏊、高凤谦，驻办员孟昭常，编辑员秦瑞玠、汤一鹗、邵羲、孟森、张家镇，书记屠绍屏，会计柏治华。据一份《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表》所列235名会员资料统计，其中江苏103人、浙江55人，江浙籍人士共占会员总数的68%，可见该会是以江浙立宪派为主体的立宪团体。在这235人中有113人曾经任过各种政府官职或具有某种官衔，这些官绅将近占会员总数的一半，其余便主要是在企业、银行、公司、商会任职的商绅。由于那些官绅事实上也有不少是经营各种工商企业的，因此可以说预备立宪公会的主要阶级基础是绅商，并与官府有着密切的联系。预备立宪公会的酝酿与成立曾经得到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的积极支持，他曾资助该会开办费1万两，并允诺为之筹措常年经费每年1000两，福建籍的郑孝胥能够担任该会会长便与岑春煊的支持分不开，不过该会的灵魂人物还是江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后每年按例召开一次常会，选举正、副会长及其他职员。1907、1908年分别召开第二、三届常会，郑孝胥两次连任会长，张謇、汤寿潜两次连任副会长。

（五）1909年第四届常会上郑孝胥不愿三次连任会长，结果选举朱福诜为会长，张謇、孟昭常为副会长。后因孟昭常赴北京组织分会，副会长仍以张謇、汤寿潜充任。1911年初补开上年第五次常会，选举张謇为会长，郑孝胥、张元济为副会长。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以筹办宪政为中心，主要表现如下：出版书刊，宣传宪政知识，该会编辑的报刊主要有《预备立宪公会报》和《宪志日刊》两种。《预备立宪公会报》为半月刊，于1908年2月在上海创办，至1910年1月停刊，共出46册。1910年5月在北京改出的《宪志日刊》，由孟昭常主编，次年2月又议决改为《宪报》。该会出版的书籍主要有孟昭常的《公民必读》和《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钱润的《地方自治纲要》、张家镇的《地方行政制度》、孟森的《谘议局章程讲义》以及邵羲译的《日本宪法解》、汤一鹗译的《选举法要论》等，各书畅销一时，影响颇大；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宪政人才。1909年2月接办原由江苏学会创办的法政讲习所，招收各省学员学习法政知识。先有半年一期的班次，注重地方自治知识，包括财政、预算、决算等方面，专门培养地方自治人才。后增设一年一期的班次，注重法律，以造就司法人才；编纂商法，促成政府颁布商法。1907年7月预备立宪公会与上海商务总会和商学公会商议编纂商法，准备邀请全国各商会及海外华商代表约期召开商法特别会议，为此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商法编辑所，聘秦瑞玠、汤一鹗、邵羲、孟昭常、张家镇为编辑，筹备商法起草事宜。11月商法特别会议在上海召开，各商会代表聚会研讨商法草案提纲，并决定由各商会推举代表一人组织商法草案评议会。1909年12月完成《公司法》与《商法总则》，经各商会代表评议通过并推举孟昭常、秦瑞玠进京呈送农工商部和修订法律馆，以促成政府正式颁布商法；

（六）推动地方自治的进行与谘议局的筹办，在推行地方自治方面预备立宪公会不仅督促各地士绅学习法政知识，而且催促宪政编查馆从速制订地方自治章程。在筹办谘议局方面预备立宪公会也做了不少工作，在会中设立通信部，统一谘议局章程的解释与施行办法。每周召开谈话会一次，商议谘议局议案。与各省谘议局联系，互相交流经验。张謇被选为江苏谘议局议长，其他不少预备立宪公会会员被选为谘议局议员；参与国会请愿运动，张謇、雷奋、杨廷栋、孟森、孟昭常等预备立宪公会成员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非常活跃。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武昌起义以后，是清末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1912年4月袁世凯取得政权后建立北洋军阀统治，同盟会内部分化，袁世凯便趁机拉拢部分革命党人与之“合作”，实现中国短暂的统一。1913年的“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后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江苏、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独立。由于国民党人仓促应战，缺乏统一领导，“二次革命”被北洋军打败。袁世凯取胜“二次革命”后便开始发展实业的计划，同时也加紧复辟帝制。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发动护国战争，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因为外交的压力和财政的危机，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袁世凯死后（1916年6月6日）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争斗不已。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

（七）1917年7月张勋应黎元洪“调停”之邀率领五千“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权后企图以武力手段统一南方军阀，激起南方革命派及西南军阀的反对。1917年8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即讨伐段祺瑞的第一次护法战争拉开帷幕。在北洋军的镇压下北伐军受挫，加之军政府内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孙中山辞职，护法战争失败，护法运动的失败再次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濒临绝境。北洋军阀分裂后为了争夺政权发生一系列的战争，1920年7月14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战争。1920年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5月吴佩孚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准备讨段。段祺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在北京附近布防。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此次战争历时五日，最终皖军大败，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北京政权，对中国形势造成很大影响。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权，奉系张作霖极力推荐亲日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导致直、奉翻脸。梁士诒与直系的关系不好，奉系借梁士诒而支配中央的财政交通，借日款来赎回胶州济南铁路，用日款来支持奉系的扩张计划。直系不能容忍了，吴佩孚一再通电，揭露梁媚日卖国的丑行，梁士诒组阁近一个月，即于1922年1月25日托病请假离任出京。张作霖决意武力对付直系，4月10日起奉军就络绎不绝进攻，改名为“镇威军”。4月29日张作霖到达军粮城后即日向部队下达总攻命令，直、奉两军在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混战。吴佩孚亲到前线督战，令主力在炮兵掩护下迂回到奉军的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奉军腹背受敌。

（八）第16师于5月4日临阵倒戈，奉军暂编1师退出丰台，造成奉军西线崩溃。吴佩孚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指挥直军且战且退，待奉军进入伏击圈后秘密率部绕至奉军的侧面，发起猛攻，西线的奉军也全线的溃退。当时第二梯队的战斗力比较强，是奉军的主力，司令就是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两年前张学良从东三省讲武堂毕业，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当时吴佩孚在获胜以后调嫡系的第3师、第26师到东线，并亲自指挥攻击张学良的部队。张学良虽然率部英勇打退进攻，但是因为奉军整体败局已定，只好指挥部队有秩序地向后撤退。在这次战争中奉军各部几乎全线溃退，仅有的战而能胜、退而有序的部队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统率的第二梯队。最终奉军在东西两线均失败，士兵阵亡2万，战败逃亡者万余，被直军俘虏4万余人，总统徐世昌下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6月18日直、奉两方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签订停战条约，以榆关（山海关）为两军分界线，奉军撤出关外，直军也大部分撤回原防，第一次直奉战争宣告结束。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爆发江浙战争，9月3日张作霖通电谴责曹、吴（即直系）攻浙，并以援助卢永祥为名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将奉军编为6个军（总兵力约15万人），于9月15日分路向榆关（即山海关）、赤峰、承德方向进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为抗击奉系军阀的进攻，9月17日曹锟发布讨张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以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筹备司令，彭寿莘为第1军司令，王怀庆为第2军司令，冯玉祥为第3军司令，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还有海、空军各一部，总兵力近20万人，依托长城组织防御，并对各军的作战任务作了具体区分。当时直军企图从海上登陆葫芦岛，合围奉军，但由于奉军海军的抵抗，更重要的是英国进行干预，直军被迫放弃计划。这一事件直接导致直军丧失战争主动权，陷入被动。

（九）9月15日到22日奉军第2军、第5军兵分两路，分别由阜新、通辽向直军防地攻击前进。奉军在攻占开鲁、朝阳后又乘胜向凌源发起进攻，接着奉军的骑兵队也由彰武出动，陆续攻占直军控制的建平、赤峰等地。是时直军第3军司令冯玉祥因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己，正与援军第2路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备司令孙岳等密谋倒戈，在古北口一线按兵不动。9月28日榆关方面的战事日趋激烈，直军虽然居高临下，但奉军精锐张学良、郭松龄的部队却前赴后继地奋勇仰攻，双方都遭到很大的伤亡。奉军在正面进攻未能奏效后侦知九门口直军的守备力量比较薄弱便转而集中兵力猛攻九门口，并于10月7日攻占，直军的长城防线被打开一个缺口。吴佩孚在九门口失守后急调后援部队开赴前线，并于12日亲临榆关组织直军进行反扑，一度曾将九门口夺回。奉军在直军反扑面前全力抗击，与直军进行反复的争夺，终将直军的进攻击退，再度攻占九门口，在20多天的反复争夺战中双方战死者达一万余人。10月9日奉军攻占赤峰，15日赤峰被赶来前线的直军第3军二部夺回。时冯玉祥在古北口举行会议，认为倒戈回京的时机已到便电告孙岳，叫他迅速将驻防大名的军队调至北京南苑，同时下令部队将后队改为前队，于10月19日回师北京。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联名发出呼吁和平的漾电，发动 “北京政变”，推翻直系贿选总统曹锟的反动统治，占领北京。25日冯玉祥等人在北京北苑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胡、孙二人分任副总司令兼第2、第3两军军长。“北京政变”后吴佩孚把前线指挥交给张福来主持，亲率其嫡系第3师、第26师各一部（共八千人）于10月25日乘车回救北京。26日吴佩孚命令部队开往杨村一线布防，对冯军采取守势。企图等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沿津浦铁路北上，李济臣、萧耀南的军队由京汉铁路南来，再在这两路援军的支援下从冯玉祥的控制下夺回北京。到10月28日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攻占滦州，截断榆关直军的退路和榆关-天津之间的交通线，直军纷纷溃退。

（十）31日奉军占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直军的枪支达3万余件，直军主力丧失殆尽。从10月31日到11月2日冯军先后攻占杨村和北仓，并俘虏北上援吴的鲁军旅长潘鸿钧，吴佩孚见大势已去，率残部2000余人由塘沽登舰南逃。张作霖、冯玉祥等随后在天津曹家花园召开会议，决议成立中华民国执政府与善后会议以取代国会，并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统总统与总理之职之后政权落入奉系军阀手中。此次战争使社会遭到破坏，人民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了。在北洋军阀混战的同时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也建立了，为了推翻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的统治，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基本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之后在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加入下于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的张作霖撤往东北并被日本刺杀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伐完成，北洋军阀统治覆灭。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已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熟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在此期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谓的“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就是由日本拿钱供给武器在幕后给予支持的。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徐树铮所说：“我北军势力的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万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日本对华借款约1.2亿日元比较时仅二年时间里增加三倍。

（十一）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支持，只要给钱和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的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中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佩孚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佩孚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帝国主义列强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与日皖关系相比时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作霖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作霖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

（十二）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时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作霖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作霖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时表现的又有所不同。势力分布：直系军阀分布在黄河、长江中下流域及直隶，头目是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靠山是美国、英国；皖系军阀分布在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头目是段祺瑞、徐树铮、王永泉、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靠山是日本；奉系军阀分布在奉天、黑龙江、吉林，头目是张作霖、张学良，靠山是日本。善后大借款是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为取得帝国主义在财政上的支持，铲除异己军事力量，巩固其反动统治，以办理辛亥革命“善后”为名而向帝国主义列强举借的巨额债款。北洋军阀统治之初国内混乱、财政空虚，袁政府一开始就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大举外债，帝国主义列强也乘机通过财政贷款激烈争夺在华政治经济权益。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以办理善后改革为名向国际银行团贷借的长期巨额借款，1912年2～6月间国际银行团提供5次垫款，积极支援北洋政府。为了全面控制中国财政和排除其他财团的干预，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和北洋政府代表于1913年4月26日在北京签订善后借款合同21款和附件6号。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年息5厘，按84%实交，47年偿清。本息共计6789,3597英镑，以盐税、关税为抵押。按照合同规定，借款额中必须扣还附件中各项到期应还的中央和各省外债及赔款本息，这些扣款就超过借款额的半数。1912年3月袁世凯为整顿北京的统治机构，加强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统治力量，偿还积欠的外债和赔款，履行对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件。派亲信周自齐访问在华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银行团，借以处理清政府债务善后事宜之名义，策划将清政府在1911年与美国资本团、 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签订的清政府为改革币制和振兴实业借款1000万镑的合同（资金到位仅10万镑，清政府就垮台了） 改为民国北洋政府的“善后大借款”。北洋政府许诺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并把四国银行团列为北洋政府借款的优先权国家。

（十三）利息率形式上是5厘，而按84%实交，实际接近6厘。在发行交款期前都用年息7厘或6厘的垫款方式付款，于是银行团又获得双重利息。并且利用金银汇价涨落，在交收款项时攫取汇兑差额利润。债票的发行由英、法两国各募741,6680镑，德国600万镑，俄国277,7780镑，比利时138,8880镑。银行发行价格是90%，银行团净赚了6%的纯利。从1912年2月到1915年10月期间北洋政府的实收数仅有银1,0557,8046元（计998,2512镑），只占借款总额的37%。在这实收数中除拨付南京临时政府和留守府863,2314元外北洋政府的军政费大部分依靠这项借款支持，达7344,9231元，占69.56%。袁世凯（1859～1916）用这项借款贿买沪、汉海军，并派出编遣各省军队的监视员，会同各埠海关税务司，拨发军饷2349,6500元，消灭异己的军队。作为抵押的关、盐两税统归银行团掌握，盐税的收支由银行团聘用外籍顾问和会计，设立盐务稽核所，稽核监督征解。关、盐两税的税率不断提高，征税范围日益扩大，税款存储也从本国银行、钱庄移归五国银行团。从1915年到1939年初关、盐两税收入中偿还这项借款的本息银数共计3,8320,3981元，为实收银数的3.63倍。代表：袁世凯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汇丰、东方汇理、德华、华俄道胜、横滨正金）在1912年3月北洋政府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商议善后大借款后至6月初四国银行团添入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6月20日六国银行团正式成立，并以六国银行团名义向中国提出善后大借款必须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必要条件。次日财政总长熊希龄等人表示六国借款条件太苛刻拒绝接受，7月14日袁世凯批准熊希龄等人辞职，8月善后大借款谈判中止。9月到11月底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重与六国银行团商议借款条件，到了1913年3月3日六国驻京公使团通知北京政府，重申向六国银行团借款必须以六国监督中国财政为条件。

（十四）3月19日美国政府表示六国银行团以监督中国财政为条件实为不妥，宣布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5月2日美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由于美国脱团，银行团只有五国，所以善后大借款的名称也被称为“五国借款”。袁世凯起初要处理的善后事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整顿北京的统治机构，加强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统治力量；结束南京临时政府，首先是遣散南方的军队；偿还积欠的外债和赔款；履行对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件。简言之就是解决革命中所产生的或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袁世凯以全国领袖自居，急于以解决这些问题来建立他的新统治体制和统治秩序，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钱。而北京政府本来就已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一时又无法打开国内财源，所以只好向外国告贷，而最方便的乞求对象就是四国银行团。具有深意的是这时的第一个借款要求并不是为北京政府本身，而是为南京政府提出的。在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刚刚一星期他的度支部副首领（这是当时的称法）周自齐找到四国银行团驻京代表门上，说南京政府需银七百万两，其中二百万两为急需，要求四国银行团紧急提供帮助。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在孙中山主持下仍在执行职务，包括也在向外国谋求借款。袁世凯的出发点是尽快以北京政府取代南京政府，如果他能找到钱给它用，那自然就可提高他的地位，进而证明他的全国性政府能为南京解决问题，南京临时政府将无必要继续存留下去，这笔钱如用于遣散南方军队会对他更有利。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金融资本来说清朝既已退位，中国南北两方已走到一起则保持中立（包括金融中立）的问题已不复存在。它们心目中的“能负责任的中国政府”即将由袁世凯建立起来，对这样的政府时它们是乐于帮助的。加之由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内部及列强在华争夺的形势的变化已使原定1912年春发行的币制实业借款不可能发行，因而四国银行团更急欲承揽对华新贷款。在此情况下它接受袁世凯政府的要求，于2月28日由汇丰银行经手，付银二百万两给南京临时政府作军政费用。这是四国银行团给中华民国政府的第一笔垫款，它成为善后大借款的契机。

（十五）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袁世凯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作最后的谈判，签署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合同21款，另有7个附件，2个附表。规定：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净收入2100万英镑。借款指定用途，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府行政费外仅余76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特别条件是：今后未经银行团允许，不得向他国借债；由外国人参加盐税征收，在审计处设华、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款项之领款单须有华、洋稽核员会同审核，签押后方可提款；中国政府在北京设立盐务署，由中国总办1员、洋人会办1员主管；各产盐区设稽核分所，设中国经理、洋人协理各一员，共同担负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人员的任免由华洋总办、会办会同定夺；盐区之盐纳税后须经华洋经理、协理会同签字后方可放行；盐务进款存于指定银行，非有总办、会办会同签字的凭证不得提用。借款合同的主要附加条件：善后大借款的借款期内中国不得向五国银行团以外的银行团借款，中国以后兴办实业如需再借款，只可聘洋技师，按照普通合同办理；借款支出领款凭单必须有一中国人和一外国银行团的稽核员签字方能有效；中国的盐务收入、支出和管理都必须有洋会办参加，盐、关两税收入必须存储在五国银行团之银行，统归五国银行团执掌，而北洋政府要动用两大税收偿付每期债款本息后余额仍需征得五国银行团同意。从此，中国的盐税、关税主权落入洋人把持的海关税务司、盐务稽核所的洋会办手中。善后借款商议之初因其条件有损国家主权，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及各界人士的极力反对，借款合同签署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一片反对和抗议之声，纷纷谴责袁氏的卖国行径，参议院也提出责问书。

（十六）但袁世凯借口借款事宜曾于1912年底由临时参议院秘密通过，拒绝将此议案交由国会表决，债券照常发行。与此同时袁世凯得到债券发行的资金后加快对国民党的打击、分化的步伐，镇压“二次革命”后竟然强令解散国民党。1913年4月26日晚袁世凯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等人为全权代表，未经国会讨论通过，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英国汇丰银行与英、法、德、俄、 日五国银行团正式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二十一款、附件六号。借款总额英金2500万镑，对外发行金镑债券，年息五厘。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即按2500万镑的84%计算给北洋政府），债券发行后被五国银行团扣除了到期各项赔款、借款、垫款后实际得到的资金只有760万英镑。借款以盐税、关税和税源较多的直隶、山东等四省的中央税作担保，期限47年，偿清善后大借款本息共计6789.36万英镑。袁世凯政府在短短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向四国银行团告贷充分显示他手头拮据，一意要依靠外国金融资本的窘态，四国银行团决心不失时机地以最有利的条件抓住这笔大生意。3月12日四国财团的代表在伦敦开会讨论对华贷款问题，关于袁刚提出的五百万两的要求，他们只同意就其中预定用于支付军饷的二百万两给予垫款。至于4月以后所需的垫款则重申全部承担，为此会上制定包括监督原则在内的严苛条件，除对六千万英镑的借款有“优先权”、此项借款以盐税为担保等已为袁政府同意的各点外还有：中国应立即采取步骤以整顿盐税，并选用海关总税务司所建议的外国专家给以帮助；四国银行团应得到适当的保证，以控制和监督中国对借款收入的使用；在四国银行团交付垫款期间以及各次国库债券尚未赎还、善后大借款尚未发行完毕以前中国应承担义务，除通过四国银行团的中介外决不去商谈或签订任何借款或垫款合同。由此可见四国银行团的明显目的在于垄断全部垫款和善后借款，对借款的用途实行监督和控制，以外国专家干预中国的盐税。

（十七）四国银行团还来不及把这些条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突然发生一件大出其意料的事，3月14日袁世凯政府同一个国际财团签订一项一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于是在四国银行团与袁政府之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个财团渊源于1911年初，当时俄国政府指使俄亚道胜银行去组建一个同四国银行团竞争的机构。俄亚道胜银行网罗了一些与四国银行团无关的英、法、比资本于1912年1月24日正式组成这个国际财团，它刚一成立就由华比银行出面向袁世凯政府承揽这笔借款，一般称为比国借款。合同规定：借款利息五厘，九七扣，签订合同十五天后付款；中国以通常岁入以及京张铁路的净利和财产为此项借款的担保，并同意给该财团以出借一千万英镑的优先权。整个说来这笔借款的条件比较温和。袁政府在急切地向四国银行团告贷的同时又悄悄地搞成这笔交易，显然是想使借款来源多元化。这项借款的谈判开始于该财团成立之时，2月20日已订立草合同，可见袁政府的本意并不是以此项借款与四国银行团抗衡。但这个借款合同签字于3月9日袁世凯复函四国银行团、同意给以垫款及借款的垄断权之后这就把袁政府自身置于矛盾的境地，四国银行团一得知比国借款的事后立即责袁世凯不守信用，停止垫款及谈判，有关四国的公使也于3月25日就比国借款提出抗议。事情的实质是比国借款抢了四国银行团一部分利益，而且合同中没有规定对借款用途实行监督，这对四国银行团刚制定的对华借款条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一定要加以破坏。初时袁世凯政府还要为自己辩解，并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唐绍仪（这时他已担任袁政府的内阁总理）在上海更与华比银行第二次定议（4月6日）该财团再垫款25万英镑（连前一次总共付款125万英镑）。但它终究受不住四国银行团及四国政府的压力，唐绍仪回到北京后不得不为比国借款一事亲自向四国公使道歉，4月27日进而通知这些公使，决定废除比国借款合同，要求四国银行团恢复关于借款的谈判并支付垫款以应急需。29日四国公使同意命四国银行团代表恢复谈判，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小站练兵

（一）小站练兵是指甲午战争之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订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粮饷制度等为内容的建军方案，小站练兵基本上摒弃八旗、绿营和湘淮军的旧制，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成为中国近代陆军的草创先河。因其队伍训练营地在天津东南70里的一个铁路站位于天津至大沽站中间，故被称小站练兵。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溃败，清廷恫丧师，知募兵不足恃，痛感筹饷练兵为急务。为了维护其统治，开始仿效西法整顿旧军，改练新军，是年冬遂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马厂编练“定武军”。1895年10月移至原淮军屯驻地小站，“小站练兵”自此开始。同年12月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接任督练事宜，定武军原有10营，计步兵3000人、炮兵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4750人。袁世凯接任督练事宜后重新制定《练兵要则》、《营制》、《饷章》和《聘请洋员合同》等，对定武军进行整顿扩编。首先从其在朝鲜时统率的庆军中挑选一些宿将，吸收一批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作为军佐，低级军官哨弁则通过考试录用委任。此外派副将吴长纯等分往淮、徐、鲁、豫等地，选募兵丁2250人，分编为步兵2000人、马队250人。又派都司魏德清等赴新民、锦州、昌图等地，选募骑兵300人，并购置马匹。总计7300人，改名为“新建陆军”。新军由步、炮、马、工程、辎重等各兵种组成，从国外购置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等装备，军用器械，始成一律。其部队建制、训练、技术、战术、操典等基本是模仿德国和日本，聘请外籍人担任训练教官，诸如德国人巴森斯参赞营务兼管教练、伯罗恩任德操教官、祁开芬任炮兵教官，挪威人曼德任马队教官。1896年始袁世凯在小站创设德文、炮队、步队、马队4所随营学堂，其中以炮队学堂最著名，学堂课程设有兵法、枪、炮、算学、测绘、地理、战阵攻守、外语等。其教育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学堂规定，灌输封建伦理纲常。军事上采用其他国家技术，照搬其他国家典章授以高等兵学等。

（二）小站练兵是中国从封建军制向近代军制演变的重大转折，是中国近代陆军训练的开端。但它以封建伦常关系笼络军心，完全承袭并发展私人军队的性质，从而为民国前期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奠定基础。中国近代军事上有两大突破，一是曾国藩针对绿营兵的弊端，在军队编制、将弁选拔、兵勇招募等方面仿效戚继光束伍成法而加以发展，作了兵为将有的大胆尝试，使晚清军队发生一次大转折；二是袁世凯在小站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订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粮饷制度等为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八旗、绿营和湘淮军的旧制，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成为中国近代陆军的草创先河。小站练兵的成功之秘重要的一项就是律兵极其严格，新建陆军的治军章程、律条、法令周备而细致。对于士兵遵章守律突出的，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犯纪的，严惩不贷。惩罚之法有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最严厉的惩处就是论斩。《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十八斩”，规定十八项违规现象要处斩，其中包括临阵不听号令、临阵退缩、诈功冒赏、逃亡、装病、监守松懈、贻误战机、首领战死兵丁不前、失火误事、抛弃枪械、泄露密令、烧抢奸淫、造谣惑众、惊呼扰军、打架斗殴、违抗军令、夤夜离营浪游、官弁纵兵扰民、吸食鸦片、酗酒赌博等等劣行。《查拿逃兵法》规定在小站附近各道口隘派员设卡，专门捕抓逃兵，每拿到一名，赏银二十两。逃兵被抓回，以军法从严惩办。新建陆军常常集合全军处决逃兵，杀一儆百。设卡之处所俗称卡子房，至今小站北边津歧公路上仍有一个地名叫做卡子房，那即是新建陆军查拿逃兵的历史遗存。1899年袁世凯上奏的《特参都司张国栋等片》写道：“训练营伍，纪律为先，其庸劣之员，必须随时惩治，方足以儆效尤而严军政。”

（三）奏折讲把花翎补用都司张国栋、哨兵千总杨正国革职，就因为他们一个外出购马沿途向地方索要饭钱；一个纪律废弛，不知振作。除却这类参奏革职的情况外袁世凯从不姑息兵目越轨违纪，一次他偶尔独自外出巡查，下边营房一个小军官吸食鸦片烟，被他正好遇上。尽管小军官跪地求饶，但他还是亲自用腰刀当场把吸毒人的首级砍了下来。每月小站新军发饷银，长官一定亲自点名，按名发给。一次发现饷银有假，铁币镀银冒充银圆，士兵大哗，袁世凯即令执法处斩杀粮饷局的几个军官。小站盛字营的农民当年每日都会遇到操练的新军队伍——盛字营的小张庄，最先为河南彰德府张家营的移民（张家营曾是袁世凯的祖籍）。秋日稻谷上场时路边到处脱粒扬场，新军训练的队伍从飞扬的稻谷中经过，军官却不准影响农民干活儿。新建陆军的禁令陆续颁出有三十八项之多，每项都是针对军中发生的现象制定的。比如勇丁扰害乡闾，允许地方百姓指认该勇号衣，据实控诉，或扭送来辕，以凭查办。据史料记载，袁世凯认为号令不行，溃散之由也。历久生懈，废弛之基也。姑息情面，军家之忌也。因此他曾用惩罚自身的办法来警示官兵，自罚薪水十分之一，交执法营务处，作为建立昭忠祠的基金，以儆全军。就在袁世凯这次自罚之后对各级军官、洋员以至于下边的士兵各样的处罚接踵而来，一次马队哨长范树杞演练走排时帽子上的翎枝掉在地上，操练中正兵刘朝举忽然下马拾取，违犯操规，被罚二百军棍，哨长范树杞被责摘去顶翎。正兵李允德出操路上，乘驴代步，棍责二百，其所在右哨哨官李凤举、哨长陈熙春、张永胜分别记过一次。正兵范荣新在队伍回营时背枪出队，因河堤柳阴下买食甜瓜，被插耳箭示惩。其所在营的领官吴金彪摘去顶戴，其所在哨的哨官张殿如责打二百军棍。哨长刘三胜带领本哨奉命在东寨门内一带巡逻，巡逻的兵丁竟敢带着刺刀潜赴河南，擅离职守，遭到严惩。

（四）这里所说的河南是指小站马厂减河南岸，据小站老人回忆河南实际是指妓院坐落的地方。炮队中哨，拉炮的兵丁任意喧嚷，摘去该哨官徐武魁顶戴。马匹不肥究治马队，哨官穆永胜在京求人向袁世凯请托提拔晋升领官，结果不仅不提拔，反而将其哨官的顶戴也摘去了。哨长李殿文于操演时在河边呼唤对岸的闲人，责打五百军棍，并摘去顶戴。新建陆军正是靠这种严正军纪，有错必纠，绝不偏袒，才造就一支足以使袁世凯左右中国历史的军队。1881十月22岁的淮军子弟袁世凯以捐纳“中书科中书”身份到山东登州投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中，不久委任帮办营务处，办理军需、军法、参谋等事。翌年朝鲜发生“壬午政变”，袁世凯随吴军赴朝，负责前敌营务处，参与诱捕大院君李昰应。他的表现受到吴长庆的赏识，也给了朝鲜国王以深刻的印象，受到国王的单独接见。平乱之后袁世凯受到朝廷的褒奖，以“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得“以同知分发省分，优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当时日本谋朝日亟，朝鲜国王请求清朝代为练兵，北洋大臣李鸿章嘱吴长庆筹划此事，吴长庆派袁世凯办理为朝鲜练兵事宜。袁世凯在朝方的协助下选壮丁千人，仿淮军制，为朝鲜练“新建亲军”左右两营，后又练兵五百，名“镇抚营”。此次练兵规模虽不大，但为日后小站练兵积累经验。1884年吴长庆率庆军三营回国，留汉城三营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以袁世凯总理营务处。十二月四日朝鲜亲日派发动政变，挟持国王，杀亲华派，改组政府。日军亦参战，吴、袁与“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立谋镇压，仅用七日即击败日军，平定政变。第二年李鸿章谕令陈树棠辞职，十月二十八日奏请委任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袁世凯上任后扩大公署组织，采取多项措施，强化中国的宗主权，招致日本的不满。国王也对袁有损朝鲜主权的某些作法表示不满，日本乘机怂恿朝鲜自立。

（五）袁世凯为了与日本争夺朝鲜的控制权在政治上扶持朝鲜的亲华派，打击亲日派势力。他的行动受到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给袁世凯的评语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在李鸿章的奏保下袁世凯于1893年五月补授浙江温处道，1894年五月朝鲜东学党起义，国王请求清军赴朝平乱，蓄谋已久的日本也借机出兵朝鲜，袁世凯于七月十八日因病奉旨回国。不久中日即在海、陆爆发全面战争，袁世凯从朝鲜回国后朝廷本欲令他上前线带兵打仗，李鸿章为保全人才，派袁世凯去辽宁凤凰城办理清军前敌营务处兼筹转运事宜。他不但完成任务，还实地了解大部队作战的指挥和后勤保障情形，及时向李鸿章报告前线军情，给李章留下“知兵”的印象，为日后经营练兵事业做好铺垫。甲午一战中淮军惨败，旧式军队腐化懦弱之缺点完全暴露，帝、后及主政的王公大臣意识到湘淮军已不足恃，必须组建一支新式军队才能维护国家的安全。1894年底清廷接受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决定训练新式陆军，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小站招募开办，胡招募兵丁四千七百余人，名曰“定武军”。1895年袁世凯在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他广泛采纳各国兵制，总结以往练兵经验，提交详尽的新建陆军“营制饷章”、“练兵要则”和“聘请洋员合同”。十月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李鸿藻、兵部尚书荣禄等人奏请“变通兵制”，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袁世凯奉旨即赴小站，接管“定武军”，添募两千多人，仿德国军制，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训练，名曰“新建陆军”。新建陆军与旧淮军不同，它按新标准募兵，按新操典练兵，用最先进枪炮进行射击训练。按新营制进行多兵种协同作战训练，按实战要求配置后勤保障体系，还要建立培养军官的随营学堂，做好官兵的精神教育工作。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它是一支带有实验性质的训、教、战综合体部队。

（六）新建陆军的指挥机构为两处四局：督练处，由袁世凯亲任督练官兼分军总统（下设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辖文案、稽查、马弁、护勇等297人）；教习处，洋员、翻译各13人；粮饷局，总办委员一人，文案及职员44人；军械局，总办委员一人，职员28人；军医局，正医官一人，副医官及职员15人；转运局（即辎重营），行军时另设。指挥机构人员共计410人。新建陆军的战斗部队配属步、炮、马、工四个兵种，原拟营制为：步队一军（相当一个旅）分两翼（团），每翼设统领一员，辖二至三营，每营辖前、后、左、右四队（连），每队设左、中、右三哨（排），每哨辖六棚（班），每棚正副头目（班长）2人，正兵12人；每营士兵1008名，统带官至哨长46名，文案、委员、医生、书识、号兵、护勇、伙夫、长夫500名，合计1554名。炮队一营，分左翼重炮队，辖3哨、27棚，每哨重炮6尊，共计18尊，兵378名；右翼快炮队，辖3哨、24棚，每哨快炮8尊，共计24尊，兵336名；接应马炮队，辖3哨、18棚，每哨接应马炮6尊，共计18尊，兵252名；每营士兵966人，统带官至哨长46名，文案、委员至长夫481名，合计1493名。马队一营，辖4队，一队辖3哨、12棚、每棚正副头目2人，马兵8人、每营士兵480名，统带官至哨长26名、文案、委员至长夫303名，合计809名，马556匹。工程一营，辖桥梁（111人）、地垒（193人）、电雷（60人）、修械（66人）、测绘（43人）、电报（20人）六队，营部28人，合计521名。新建陆军的待遇在当时的清军中最为优厚，它将官、兵、文员及长夫的饷银制度化，精确到每一职位、每一个人，甚至炮兵的擦炮油布、马匹的喂养银等杂项开支都有定额。步队正兵每月饷银4.5两，副头目5两，正头目5.5两。哨长（副排长）15两，哨官（排长）20两，公费银10两。领官（连长）50两，公费银100两。帮统带（副营长）100两，统带官（营长）100两，公费银300两。

（七）炮队因是技术兵种，官兵的饷银都较步队从优，正副头目、正兵的月饷分别是6.5两、6两、4.8两，而连、营级军官均比步队同级军官月饷多50两。马队、工程队官兵饷银也稍优于步队，按当时的物价时一名正兵刨去一两伙食费后剩下3.5两银子已足够养家糊口，而营长的饷银加上公费银竟达4800两（炮兵营长是5400两），一般省份的州县官和四品京官都难企及。发饷的办法也有改进，每月由粮饷局派员会同军官在操场公开点名发饷，杜绝吃空饷和层层克扣的陋习，而不同职位的饷银拉开差距对官兵的立功上进欲望有较大的刺激作用。新建陆军的武器全部从外国采购，都是新出厂的产品。步兵使用奥国造曼利夏步枪，骑兵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这些枪炮在当时清军中都属一流的装备。十一月初六日袁世凯报奏新建陆军编成，步队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二营，右翼三营，炮队一营，马队一营，工程兵一营，总计11301人，若减去指挥机构和各营的文职人员3851人后战斗部队是7450人。新建陆军的营制饷章还不算完备，也不尽合理，但已具备后来北洋六镇营制饷章的雏形。在当时来说已算是一项创举，它迈出清末军制改革的第一步，缩小与外军的差距，加快清军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小站练兵期间袁世凯注重军事教育和军官的培养，因缘际会，招揽一大批优秀的文武高才。袁世凯在步兵、炮兵、骑兵中创办随营学堂，还开设一所德文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1896年初袁世凯从正兵中考取识字者234人，80人学步兵，80人学炮兵，24人学骑兵，50人学德文。各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学期两年，毕业后学德文者派往德国留学，其他学员分派各营任下级军官。袁世凯每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三分之一（200两）奖励学员，还选送优秀学员去日本军校留学，为后来的北洋新军培养出很多中高级军官。

（八）袁世凯非常注重扩充自己的干部队伍，只要得遇人才就想方设法招入麾下。新建陆军的班底有些是他的亲信旧部，如管理参谋营务处的徐世昌是他少年时的朋友；粮饷局（兼转运局）总办刘永庆是他的表弟，在朝鲜时任他的秘书；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吴长纯是他在朝鲜时的老部下，后任北洋第五镇统制；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吴凤岭是袁家佣人的儿子，在朝鲜时任他的卫士，后任北洋第四镇统制。有些是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的教习和学生，如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段祺瑞，李鸿章派他到德国学习炮兵一年；督操营务处总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冯国璋是秀才出身，武备学堂毕业后留任教习，曾任淮军将领聂士成的幕僚，参加过甲午战争。1895年夏由聂推荐充当出使日本大臣裕庚的随员，结识日军中将青木宣纯，考察日本军制，汇编成书。新建陆军训练操典多出其手，是北洋系著名的军事教育家；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王士珍，武备学堂毕业后长期督办随营炮队学堂，曾率学生参加平壤战役，后由武备学堂总办荫昌介绍给袁；武备学堂毕业的曹锟、张怀芝、段芝贵、王英楷、陆建章、李纯、王占元、刘承恩等都在新建陆军任中高级军官。有些是淮军旧将，或由李鸿章及淮军将领引荐的人才，如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姜桂题；行营中军（相当于督练处总务长）张勋；还有后来成为袁的重要智囊的阮忠枢等。这些人才后来都成了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期的重要干部和北洋新军的高级将领。袁世凯是清朝官员中第一个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1897年七月袁世凯以练兵有功，升任直隶按察使，短短三年里他从正四品升至正三品。翌年十二月荣禄奏准成立“武卫军”，自募一万人在南苑编练，号称武卫中军；以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1.5万人为武卫前军，驻芦台；以甘肃提督董福祥的1.2万人为武卫后军，驻蓟州；以四川提督宋庆的毅军1.2万人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内外；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一万人为武卫右军，驻小站。

（九）1899年五月德军在山东日照等沿海地区滋扰，清廷准荣禄所奏，命袁世凯率武卫右军以操练行军阵法为名开赴山东德州驻防，六月授袁世凯工部右侍郎。当时义和团已在山东漫延，巡抚毓贤以仇外心理，庇护纵容，其势大张。清廷命袁世凯移师沂州，十二月六日命袁署理山东巡抚（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实授），二十六日袁率军抵济南接任。从朝鲜铩羽而归，到荣任封疆大吏仅用了五年时间，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的成就和政治上的机敏练达是主要原因，前者使他在一帮庸碌无为的谗臣败将之中脱颖而出，后者使他取得荣禄、庆亲王和慈禧太后的绝对信任，即使迭遭参奏，照样加官晋级。但此时出任山东巡抚对袁世凯来说却并非幸事，他面临着相当艰巨的任务：一要防止德军借保护胶济铁路之名进入内地；二要迅速剿灭拳民，保护洋人和教堂，安定社会秩序，不给外国干涉的借口；三要充当两江、湖广的屏障，严防拳民向南方流窜。哪一项完不成都会断送他的政治前程，然而袁世凯不但完成以上任务，还利用清剿拳民之机扩充军队、庚子之乱，武卫军之中、前、后、左四军几乎全都溃散，只有他统领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还扩充到1.96万人，相当于两个混成协（旅）的兵力，成为当时一支最强大的军队。史家对袁世凯在庚子年间的功绩评价极高：“若以小站军人之有大功于国家者，未若在阻拳匪南下一事。直隶山左，究皆瘠地，且交通不便，若拳匪之祸一延及长江流域，则中国之损失当有数倍于庚子赔款者。长江互保条约之能成，袁氏扼山东之功也。”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病逝，袁世凯凭着庚子年间的功绩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了李鸿章的继任者，42岁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末政坛上堪称奇迹。十二月十日诏命袁世凯参与政务处，跻身于朝廷推行新政的领导核心，直隶总督的班次高于两江、湖广总督，他成了超越刘、张的首辅大臣。慈禧太后自西安回銮后袁世凯从军中挑选一千精锐担任紫禁城卫队，他还派兵接管京、津和华北地区的防务，武卫右军成了朝廷唯一可以倚靠的劲旅，这使他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

（十）《辛丑条约》签订后占据东三省的俄军拒不撤兵，英、日干涉无果，与俄国的矛盾日益加剧，东北形势危急。朝廷意欲调兵加强东北边防，武卫右军驻防区域的扩大又使兵力不敷使用，扩充新军势成必然，这一任务又落到袁世凯的头上。袁世凯未雨绸缪，1902年正月十三日上奏“拟定募练新军章程”，派王士珍在正定等地选募壮丁六千带至保定训练，称“新练军”。二月十一日他从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中挑选优秀生55名送入日本陆军学堂，以为日后训练新军培养教官。朝廷发表袁世凯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五月四日实授）仅过11天，他就在五月十六日连上“北洋创练常备军营制饷章折”、“直隶创设军政司拟定试办章程折”、“建设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拟定试办章程折”，这三道奏折是中国军制史上的开山之作，也是清末改革史上的重要文件，堪与刘、张“江鄂会奏变法三折”媲美。袁世凯设计的常备军制度是一项创举，计丁抽练，入伍当差，支给全饷。在营三年，退伍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又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平时各就其业，冬季操练一月。它解决平时练兵与战时扩军的衔接问题，也解决在财力不足的条件下使军队（包括续备、后备兵）维持最大规模的供养问题。他创设的直隶军政司是常备军的管理、训练和教育机构，为日后各省编练新军在组织机构、营制饷章方面提供样本。他规划完备的军事教育体系，陆续开设陆军小学堂、高级军官学校以及不同兵种的专科学堂，以此为起点，袁世凯开始新一轮的练兵事业，直至练成北洋六镇。美国记者托马斯·米拉德赞扬袁世凯：“在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编制上已经打破旧军的框架，基本上采用近代德国陆军的编制。军队分为步、马、炮、工、辎重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不等，每营官兵1128人等。

（十一）北洋常备军把军队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三种，服现役的称为常备兵，当差三年，支给全饷。三年后退伍回家，列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又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平时在家各就各业，冬季调操一个月，仍给全饷。后备兵四年期满，退为平民。遇有战事，得征调续备兵、后备兵入伍，把军队区分为现役和预备役也是从外国学来并首次在中国实行的。常备兵的编制开始分左右两镇，以两镇（相当于后来的师）为一军，每镇辖部队二协（旅）、马队一标（团）、炮队一标、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营下为队（连），队下为排，排下为棚（班），全镇共12512名。这种编制是效仿当时外国师团制度制定的，只是人数略有减少。袁世凯看到旧军思想涣散、纪律松弛，因此在严格训练和纪律严明方面特别重视。他曾对张之洞谈练兵的秘诀，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对于违纪的官兵时新建陆军分别予以罚薪、降薪、记过、降职、军棍重责等处分，重者甚至砍头示众。传说袁世凯有一次外出巡查正好遇到一个小军官在田间偷食鸦片，尽管小军官跪地求饶，但袁世凯为正军纪，当场用腰刀把偷食鸦片的军官首级砍下，军中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偷食鸦片。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逐渐制定完善各种章程条规，如《操场暂行规则》、《出操规则》、《打靶法式》、《将领督操》以及考试、考勤、考绩、奖励、惩罚、校阅等章程，分别制定冬春季、夏秋季《日课定程》，对何时操练、何时练考打靶、何时演练行军、何时野外攻守等都做了明确规定。清朝旧军队入伍士兵没有一定条件限制，纪律松弛，不能满足部队需求。袁世凯编练新军以后制定严格的招募条件：年限20岁到25岁；力大限平举100斤以上；身高官裁尺四尺8寸以上；步限每一时20里以外；报明三代家口、住址、箕斗数目；曾吸食鸦片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体质软弱及有目疲暗疾者不收。

皖系军阀

（一）皖系军阀是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其首领段祺瑞为安徽（简称皖）人而得名，主要人物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等。皖系军阀是北洋军阀嫡系分支，袁世凯死后迅速夺得北京政权，并在地方上取得督军团的支持。首领：段祺瑞。核心人员：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段芝贵、傅良佐、卢永祥等。直皖战争中为新直系与奉系击败，退出中枢。江浙战争中皖系卢永祥为新直系齐燮元、孙传芳等击败，皖系势力从此一蹶不振，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大权，他们在日、美为控制中国展开争夺的情况下矛盾日益激化。段祺瑞依靠曹汝霖等亲日派官僚，急欲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积极主张对德、奥宣战，但是参战问题遭到黎元洪和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1917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皖系便煽动十余省区的军阀通电“独立”，发兵进逼北京。7月张勋乘机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率兵讨伐，在全国人民声援下迅速打败张勋，重新控制政权。直系首领冯国璋虽接任北京政府总统，但无实权。北京政府宣布：民国法统中断，再造共和，决定另组国会，重议宪法。皖系不惜出卖国家利权，向日本大借外债，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八笔借款就达1.45亿日元。他们乘机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鼓吹以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秋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势力。与军事进攻的同时他们搜罗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指使地方军阀操纵选举，改选议员，孤立、排挤资产阶级温和派。1918年秋组成以安福系议员占绝对多数的新国会，史称安福国会。皖系军阀又利用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冯国璋任总统，压制直系，以便实行一系专制。皖系军阀武力统一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也为直系将领所反对，直皖军阀的权力争夺日益加剧。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被直军和奉军击败，段祺瑞下野，皖系重要头目被通缉。安福国会解散，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皖系军阀逐步被消灭。

（二）1924年11月段祺瑞受国民军、奉系、直系余部推举，任“临时执政”，但他已不是作为皖系首领执政，而只是各派军阀争夺权力的缓冲人物。袁世凯死后皖系以北洋正统自居，操纵政局，声势显赫，但好景不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中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尽管后来段祺瑞又曾出山担任“执政”，不过是有职无权。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作为段祺瑞的心腹谋士、皖系的核心人物的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与皖系的兴衰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皖系兴则在徐树铮，败亦在徐树铮。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1901年赴济南拟投袁世凯，投袁不成，却意外碰到段祺瑞。段祺瑞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聘为书记官。1905年由段祺瑞支持赴日本留学军事，1910年学成归国任江北军事参议，实为江北提督段祺瑞的总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段祺瑞署湖广总督，统率第一军，委徐树铮为总参谋。时南北且战且和、相持不下，段祺瑞奉袁世凯之命联合北洋军官50人通电拥护共和，电文云：“立定共和政体，以观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这份轰动一时的电文便是徐树铮草拟的，它对促使清帝退位，为段祺瑞捞取政治资本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后段祺瑞为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徐树铮则任陆军次长；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徐树铮则任国务秘书；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徐树铮则任西北边防军（前身为参战军）司令。可见二人一荣俱荣、步步相携，段祺瑞视徐树铮为肱股，徐树铮奉段祺瑞为至尊。扑灭“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利令智昏，意欲帝制自为，段祺瑞一开始就不附和，所以袁段的关系闹得很僵。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亲信的人，陆军部事务基本上由其全权代理，故袁世凯很讨厌徐树铮，几次想把徐树铮调离陆军部，段祺瑞都拒不照办。1915年5月段祺瑞经与徐树铮等心腹密商后决定“藉病退养”，消极对抗。后形势有变，护国军兴，袁世凯很希望段祺瑞能出山助一臂之力。

（三）段祺瑞委他人与徐树铮商量对策，徐树铮建议段祺瑞称病不出，段祺瑞果然一直归隐不出。随着袁世凯一命呜呼，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各大军阀派系势均力敌、争权夺利，徐树铮对段祺瑞的影响和对皖系的作用也愈来愈大。奔走策划不遗余力出于独揽大权的政治需要，段祺瑞二任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矛头直指段祺瑞，段祺瑞以此为由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1917年11月因对南方作战陷入僵局，段祺瑞宣布辞去国务总理职务。11月18日直系将领曹锟和长江三督联名发电，主张停止内战。可是不久曹锟便声明：“电文未经本人同意，故不能负责。”曹锟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地盘又最接近北京，他的态度很有影响。徐树铮见有隙可钻，立刻跑到天津对曹锟大肆诱惑，表示曹锟如倾向主战派，以后改选时一定捧他为副总统。曹锟果然于21日单独宣布，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初看起来是一折衷方案，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战论。段祺瑞的野心、徐树铮的跋扈终于使直皖矛盾公开化，由于自感实力不足，于是段祺瑞派徐树铮到奉天劝调奉军入关，以壮声势。徐树铮十分清楚要把“东北王”请进关内，不给一点好处是不行的。正巧陆军部向日本政府购买的军械有一批将在秦皇岛上岸，徐树铮便自作主张将这批军械留下来，作为送给奉军的见面礼。由于做得十分巧妙，不仅冯国璋抓不住把柄，连段祺瑞知道了也不能多说什么。张作霖本来就很想干预中原政局，有了现成的礼物，自然愿意倾向皖系。1918年3月12日奉军设总司令部于军粮城，张作霖自任总司会，委徐树铮为副司令，总司令一切职权完全由副司令代行。奉军入关对冯国璋构成极大的威胁，他只好亲自请段祺瑞重新组阁。段内阁的复活表明皖系在同直系的争斗中取得极大的胜利，其中徐树铮立了大功，但是奉军入关并非真正要到前线同南方军作战。

（四）当徐树铮不停地奔走于京、汉两地，计划将前线部队全都换成奉军共6个混成旅时张作霖立刻感到不能容忍了，他以边防吃紧为由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依靠他人军队绝非长久之计，关于这一点时段祺瑞早有意识。1917年底段祺瑞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即着手编练参战军。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很明显段祺瑞以参战为名在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军之名已不适宜，于是改称边防军，徐树铮则选择西北地区作为发展边防军的根据地。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树铮就职不久外蒙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掀起“自治”风潮，北洋政府将库伦都护使陈毅改授豫威将军，由徐树铮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逐步深入外蒙。重兵戍边，措施得力，客观上维护祖国的统一，制止民族分裂，在捍卫国家和民族主权及领土完整方面徐树铮是有一定贡献的。由此既加强边防军的实战能力，又提高皖系及徐个人的政治声望。由于徐树铮出谋划策和积极奔走，皖系的权势日益增大，达到全盛时期。树敌过多、身败名裂造成皖系迅速衰败的原因主要是北洋派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发生和激化都与徐树铮有关。直皖交恶的真正导火线是陆建章命案，陆建章是直系元老之一，曾任陕西督军，也是现任将军。1918年6月督军团聚会天津，讨论战和问题。为了扭转不利于主和派的局面，冯国璋暗中指示陆建章前来说服直系曹锟与长江三督领衔者李纯加强合作，陆建章到天津不久就被徐树铮骗至奉军驻津司令部擅自枪杀了。这是徐树铮跋扈性格的集中反映，也是皖系激进派向直系挑战的公开信号。徐树铮企图以既成事实镇住主和派，不料适得其反，引起直系乃至局外人的普遍不满。徐树铮的个性和为人决定他树敌太多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个方面在和张作霖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五）本来为了压倒直系，皖系对奉系一直采取拉拢政策，徐树铮更是联络奉军的先锋。但奉军入关不久徐张之间就产生龃龉，天津会议结束后张作霖查出从段内阁复出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15万元，而奉军实收仅180余万元，其余部分都用在编练参战军和新国会选举上，张作霖一怒之下撤销徐树铮奉军副司令的职务。在一次宴会上徐树铮似醉非醉地对张作霖说：“大哥汝现在既有地盘，又有兵力，汝不要逞强。我现在兵力单薄，不能征服。我如实在不行，将来总有一天带日本兵打汝。”一时满座失色。张作霖冷静老练地答道：“老弟何至于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吗。干杯！干杯！”尴尬的局面总算应付过去了，但徐张的积怨越来越深。徐树铮在西北地区大肆扩大势力，其所作所为与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发生尖锐的冲突，张作霖怎么可能任由西北王骑在他东北王头上作威作福而视若无睹呢？尽管双方为了某种共同利益暂时走到一起，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徐树铮一直伺机除掉张作霖，直皖大战前夕徐树铮想借段祺瑞在团河会见张作霖之机动手，后因张作霖反对会见而未成。徐树铮又打算趁张返回奉天途经廊坊时突施狙击，张作霖得到儿女亲家靳云鹏的密报，火速微服赴津，才免遭毒手。徐树铮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暗杀团潜入奉天，但阴谋很快就败露了。徐树铮一而再、再而三的暗算激怒了张作霖，张终于撕下“中立”的外衣。直皖战争皖系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很大程度是因为奉军加入直系阵营，致使双方力量顿时发生倾斜。段祺瑞万万没想到当初不惜一切代价引张作霖入关为的是增加战胜直系的砝码，却落得引火烧身的可悲结局。如果说树敌过多表现在对待其他势力还不至于此，事实上徐树铮的行为也引起皖系内部的分化，很大程度上削弱自身的力量。徐树铮的所作所为加速反对皖系势力的联盟，发展到1919年秋冬之际一个以直、苏、鄂、赣为主加上东北三省共计七省的反皖同盟形成了。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皖战争把段祺瑞苦心经营起来的西北军和边防军输得精光，皖系从此一蹶不振。

（六）直皖战争后徐树铮作为“十大祸首”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逃到日本，段祺瑞复出担任“执政”后徐树铮又回国参加政治活动。他忽略一点就是冯玉祥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因为当年他曾将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擅自枪杀，1925年12月29日徐树铮途经廊坊时被冯部逮捕枪杀。直系军阀是民国军阀中北洋军阀派系之一，直系军阀领袖大多出身直隶省，在许多政治理念上存在共鸣，故称为“直系”。袁世凯死后从北洋军阀中分裂出以直隶（今河北）人冯国璋为首领的一派，政治上亲英美，代表旧地主。代表人物有冯国璋、曹锟、吴佩孚、齐燮元、孙传芳等，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继其首领之位。主要将领有李纯、王占元、萧耀南、陈光远、蔡成勋、孙传芳等，主要割据在江苏、江西、湖北三省。冯国璋原是袁世凯的亲信将领，1917年7月在粉碎张勋复辟后直系冯国璋以副总统身份代理大总统职务接替黎元洪，皖系军阀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冯主张南北和谈，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直皖冲突初现端倪。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直系曹锟、吴佩孚崛起，并于1920年7月联合奉系军阀发动直皖战争，击败皖系势力，与奉系共同控制北京政府。是时直系军阀主力有18个师和18个混成旅，军事势力已完全控制华北、华东及中原地区。不久直奉矛盾尖锐，于1922年4月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取胜，吴佩孚声望如日中天。直系曹锟在1923年通过有争议选举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1924年9月皖系残余势力联合奉系挑战直系，先爆发齐燮元对卢永祥的江浙战争，继而引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临阵倒戈，吴佩孚功败垂成，退出北京。1926年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和孙传芳被北伐军击败，直系到此消亡，大部分在北伐战争中被国民革命军收编或遣散。西原借款是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的总称，段祺瑞政府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借了一系列款项，其中最大的八次借款总额达1.45亿日元，这笔外债就叫“西原借款”。为取得这笔款项，段祺瑞把东北的修筑铁路、砍伐森林和采矿等一系列中国主权出卖给日本，为日本后来全面侵占东北埋下隐患。

（七）后因段祺瑞政权垮台，后续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该借款，因此借款剩下的1.2亿日元（不计利息）成为呆账，没有还给日本。日本大隈内阁曾以强硬态度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企图一举鲸吞中国，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继任内阁首相寺内正毅鉴于前任之失败，乃以大量借款代替强硬交涉，既可缓和中国人民的激忿不满，又收加紧控制、掠夺中国之效。日本的经济状况因欧战关系增加商品输出，有了过剩的资本，为向中国输出资本提供可能条件。因此日本便采取所谓“菊分根”政策，即像菊花分根移植一样，将资本输入中国，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府，以掠夺中国种种特权，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为了向中国输出资本，1916年12月日本的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组成特殊银行团，专事对华投资。1917年8月段祺瑞政府也成立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作为卖国借款的经手机关。日本三家银行所组成的特殊银行团只是名义上的承借银行，实际上所借款项均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中支出。同时所借款项不以日本政府名义出面，而是由以寺内正毅私人代表身份的西原龟三出面联络。对华借款由特殊银行团承借并由西原龟三出面，这是日本政府煞费苦心的特殊安排，以避免其他帝国主义的注意和干涉，实现其单独对华借款的野心。早在1916年10月段祺瑞就主张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国自办，何者中日合办，何者让日本人办。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支支节节，遇事麻烦，以达到中日亲善之目的。贴现是一个商业术语，指付款人开具并经承兑人承兑的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背书后转让给受让人（持票人），受让人（持票人）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出申请将票据变现，银行等金融机构按票面金额扣去自贴现日至汇票到期日的利息，将剩余金额支付给持票人（收款人）。商业汇票到期，最终持票人凭票向该汇票的承兑人收取款项。

（八）远期汇票经开具后汇票持有人在汇票尚未到期前在贴现市场上转让，受让人扣除贴现息后将票款付给出让人的行为或银行购买未到期票据的业务。同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寺内正毅派西原龟三来华活动，在与曹汝霖、陆宗舆的密谈中商谈所谓“中日密切合作”问题。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向日本大量借款。1917-1918年共向日本借款1.45亿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共计1.45亿日元。通过这一借款，段祺瑞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段祺瑞政府出面办理借款的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西原借款各项名目、时间、金额、条件如下：交通银行借款，1917年1月20日签订，500万日元，以陇海铁路债券、中国政府国库券和中国政府欠交通银行债权证书为担保；交通银行借款，1917年9月28日签订，2000万日元，以中国政府国库债券为担保；有线电报借款，1918年4月30日签订，2000万日元，以中国全国有线电报的一切财产和收入为担保；吉会铁路筹备借款，1918年6月18日签订，1000万日元，担保以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1918年8月2日签订，3000万日元，以吉黑两省之金矿、国有森林以及上两项所生属于政府之收入为担保；满蒙四铁路筹备借款，1918年9月28日签订，2000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高徐、济顺铁路筹备借款，1918年9月28日签订，2000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参战借款，1918年9月28日签订，2000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到期后以同一条件换发新券抵换。上述八项借款总计14500万日元。西原借款从名目上看除参战借款外均属经济借款，但实际上并未用于该项名目，而是90%以上都用于政府的军政开支和偿还内外债本利。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承认当时北京政府军政费用每月需2000万元，而财政部可靠收入每月不足1200万元，所缺800万元则依靠借款弥补。

（九）章宗祥也供认借款常被政府移用，由于军费所需，所借款项就无形地消失了。段祺瑞政府利用日本的支持，维持独裁统治，进行“武力统一”。如同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所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日本政局虽有变更，然扶持我派宗旨，始终不变。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借款，不惜大量出卖国家民族主权，而日本则通过借款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加紧对中国的控制。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对德宣战，派兵侵入中国山东，至11月夺得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全部权益。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按照日本的意图对德、奥宣战后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的要求，反而在西原借款中进一步出卖山东的权益。1918年9月24日即中日签订高徐、济顺铁路借款合同的前四天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国同意日本驻兵济南、青岛，同意在经营和管理胶济铁路方面日本享有种种特权，实际上是以此作为高徐、济顺铁路借款的条件，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借款竟接受日本的要求。同日章宗祥在致后藤的复照中把后藤照会所提要求一字不漏地照抄之后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后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便以此为借口，拒不退还山东。在西原借款中段祺瑞政府将东北的吉会铁路、所谓满蒙四路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金矿及森林等以及全国的有线电信的财产和收入全部抵押给日本，使日本获得大量的经济权益并控制中国的电信事业。日本又在参战借款的名义下派大批顾问钻进段祺瑞政府，派出军官为段祺瑞训练军队，取得段祺瑞编练的所谓“参战军”的指挥权。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向中国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段祺瑞则利用这一借款建立起“参战军”，进一步加强皖系军阀的实力。商业汇票是出票人签发，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商业汇票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由银行以外的付款人承兑（付款人为承兑人），银行承兑汇票由银行承兑。

（十）商业承兑汇票是商业汇票的一种，是指收款人开出经付款人承兑或由付款人开出并承兑的汇票。使用汇票的单位必须是在商业银行开立账户的法人，要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而且汇票经承兑后承兑人（即付款人）便负有到期无条件支付票款的责任。同时汇票可以向银行贴现，也可以流通转让。在商品交易中销货人向购货人索取货款的汇票时付款人必须在汇票的正面签“承兑”字样，加盖银行预留印鉴。在汇票到期前付款人应向开户银行交足票款，汇票到期后银行凭票从付款单位帐户划转给收款人或贴现银行。汇票到期若付款人账户不足支付，开户银行将汇票退收款人，由收、付双方自行解决。同时对付款人比照空头支票规定，处以票面金额百分之一的罚金。贴现市场是指为客户提供短期资金融通，对未到期票据进行贴现的市场，是商业票据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贴现市场的参加者主要是商业票据持有人、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以及专门从事贴现业务的承兑公司和贴现公司，商业银行、承兑公司和贴现公司对企业及个人办理贴现业务，中央银行则对商业银行、承兑公司和贴现公司办理现贴现业务，可贴现的票据主要有商业本票、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等。贴现市场是商业银行运用资金的有利场所，商业银行办理贴现比直接放款更有利。银行承兑汇票是由在承兑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存款人出票，向开户银行申请并经银行审查同意承兑的，保证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对出票人签发的商业汇票进行承兑是银行基于对出票人资信的认可而给予的信用支持，承兑申请人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未付款的，按规定计收逾期罚息。商业汇票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一式三联。开户银行是在票据清算过程中付款人或收款人开有户头的银行，根据持票人向银行提交票据的方式不同，票据清算分为顺汇清算和委托收款清算两种。顺汇清算的资金清算方式中付款人开户银行（付款行）直接将款项划入收款人开户银行（收款行），委托收款清算的资金清算方式中则由收款人委托其开户银行向付款行收取票据款项。贴现银行是承办票据贴现业务的银行，包括贴现银行和重贴现银行。贴现银行一般为商业银行，重贴现银行一般为第一流的大银行，是对贴现公司或贴现银行承办贴现业务的银行，能够承办禀据重贴现业务的大银行通常是各国的中央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