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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许多西方学者和一部分国内学者认为，人类婚姻形式的演进和发展是多样的，甚至无迹可寻；认为杂婚，群婚不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原始氏族部落中。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笔者认为，由于人的社会结构依存与依赖着物质生产实践，并且由于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机制，婚姻形式必然会适应于当下的经济基础；虽有例外，但一定是少数。婚姻形式的选择应满足使种群的生存繁育资源分配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基本规律，与生产力密切相关。本文旨在使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人类婚姻史的主要发展历程，探究人类社会结构发展变化下的经济规律。

一、种群生存繁育的经济学分析和其与婚姻形式的联系

        张延华教授认为，对于自然界中的动物来说，“繁育与生存是其基本功能。而这两种基本功能，哪一种相对于动物来说更加奢侈，则决定了动物采用的婚姻方式”。生存能力是动物繁育和生存的支出约束，而自然选择又会使动物在做出分配生育和繁殖的决策时满足效用最大化以保证种族的延续。摆在动物面前的，是一道条件极值难题，而自然选择下的最优解，便是其社会内部的婚姻制度。“婚姻制度的形成是生命从雌雄个体水平专业化分工到形成高级一体化组织的过程，使生命从个体上升到两类个体的过程，其是一种经济选择”。[1]

       实际上对于动物而言，婚配制度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它取决于食物的分布和保证情况、保卫资源和进行婚配消耗的能量和种群密度诸因素，这诸多因素可以用该种群延续和生存的能力概括。

        对于动物种群而言，其延续和生存的状况大体可用以下公式(1)表示：

        x表示个体的数目，Px为个体的生存成本。y为繁育的个体数目，Py为繁育一个个体的成本，而c则表示一个种群延续和生存的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式(1)并不是一个对c的定义式或决定式，公式(1)所表示的直线即为种群繁育—生存预算线。假设种群的生存能力不变，繁育和生存产生的效用不变，可将生存和繁育的投入进行不同组合，构成经济学上的效用无差异曲线，用公式(2)表示：

        实际上，效用u是一个二元函数，其等值线是第一象限凹向原点的连续曲线，曲线的这种形式表明了对于一个种群的个体来说，生存和繁育的投入的边际效用（每变化一个单位的生存或繁育支出，它所引起的对于种群的效用变化，也即是“效用─生存或繁育”图的斜率）递减。

       这实际上是一个在约束条件公式(1)下，求效用函数最大值的条件极值问题（可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本文采用换元的方法）。

        由公式(1)，(2)可得，可将效用无差异的曲线看为关于x的隐函数，消去其中y项（用一个约束减少一个自由度），将其转换为一元函数的极值问题。则一元函数F(x)为：

        其取得极大值的必要条件之一为一阶导为0，可得公式(4)：

       公式(4)变形之后可以得(5)：

       当然，取得极大值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应为一元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数，即公式(6):

       公式(5)(6)是动物在达到效用最大化时（帕累托最优状态）满足的必要条件，公式(5)(6)所表达的曲线即为动物的生存能力扩展曲线，也就是收入扩展曲线。曲线上的点既在效用函数u上，也在预算线上。生存扩展能力曲线可以用关于c的一元向量值函数描述，矢径r满足：

        由于人的实践性本质（直接现实性，主体能动性的特点），人与有机生命体和高等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使得人的生存能力c不断扩大（生产力的发展与其高度正相关）且随时间t呈现单调递增趋势；同时，生存能力发生变动，也使得满足效用最大化的位置发生变化，生存和繁育支出的组合方式发生变化，即婚姻形式发生变化。 

       人类的生存能力扩展曲线大体如下图所示，由公式(5)(6)决定： 

二.人类婚姻形式的演进历程与对应的经济基础

       当下包括过去大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人类社会的婚姻形式存在着“性杂乱（杂婚乱婚）——群婚制（血缘婚、亚血缘婚如伙婚）——对偶制——专偶制（一夫一妻婚俗）”发展规律和演进历程，这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演进相对应。

（一）性杂乱——原始人类早期的杂婚乱婚

        在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下，生产力极其底下。人类种群的生存扩展曲线在此时的斜率接近零，是一条直线。意味着尽管生产力得到发展，生存繁育能力预算c提高，原始社会的人类种群会将提高的生存能力预算全部用于生存上面，以获得种群的延续。完全繁育后代对于人类种群来说更像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奢侈品。因此，采用杂婚乱婚的婚姻形式，即在群团生活中实行杂乱的配偶关系，并由原始群的男性和女性集体照顾婴儿，尽可能地减少繁育的资源分配，是此时人类种群婚制最优解。这种婚姻形式没有固定的配偶形式，构不成任何家族，也就不需要在繁育上投入较多成本。显然，最重要的繁育成本便是女性的怀孕生产过程，这也就是在杂婚乱婚的婚制社会下女性的政治经济地位比男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终使得原始社会母权起重要作用，形成母系氏族社会。

        实行类似婚制的动物皆为生存能力较弱的低等动物，且对于后代并不会加以抚养培育，因为繁育后代对于此类种群来说是极为奢侈的事情。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就是说，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忌在那时候是没有效力的……”[3]也就是说，杂婚的婚姻形式下是存在性杂乱的，两性之间可以自由性交，没有血缘和伦理的禁忌；这在生物上显然是不利于种族的基因延续。同时由于性杂乱会造成性嫉妒，不利于生产生活；到氏族时代后期，为了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部落氏族之间便逐步形成了伦理禁忌，将生存能力预算开始分配到繁育方面上。       

        史料《吕氏春秋·君览》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无男女之别，无上长幼之道。”由此可见我国确实存在一段时间的杂婚历史。

（二）群婚制——由血缘婚到亚血缘婚的演进

        蔡俊生教授指出，“群婚是研究原始社会形态的科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但是许多研究原始社会形态的学者，对群婚的理解却很不一致”[4]。笔者认为群婚特点主要表现为相对有一定秩序的性行为和地域的限制。此时人类社会进入到母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生存扩展曲线开始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其斜率小于一。但此时的繁育—生存的边际替代率是小于一的，人们更愿意把生存能力的提高用于生存条件的改善，但同时开始注重繁育后代的形式与性的禁忌。此时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开始在生产关系上有了分工，开始出现原始的阶级观念和伦理观念，氏族成员政治经济地位开始出现不平等，私有制初步产生；部落氏族地域特点的也从流动变成了固定，这为实行群体婚制创造了条件。对于伦理观点的出现笔者认为是自然选择下生存的需要，其本质也是边界替代率小于一的缘故。

        第一步便是排斥了父辈和女辈，母辈和子辈的通婚（此时生存仍对于人类属于奢侈品）。“在群团生活中以同胞兄弟和一群姐妹之间互为共夫或共妻……这种同辈人的血缘婚构成了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一种家族制形式，婚姻史上称为血缘婚制”，而子女是群团集体所有的，自然降低了抚育成本。同时最早出现了家族的概念，帮助了亲族之间社会关系的扩展和构成。这种家族内同辈人互为夫妻的婚制，体现了人类对性关系观念的改变，但其中仍有不足的是并未更仔细地区分血缘关系和伦理。

        此时人类的生存扩展曲线迎来了一个拐点，其斜率大于一。生存相对于人类来说并没有这么奢侈了，而繁育则引起了人类的重视，但边际替代率仍然小于一。同辈人的血缘婚便向前进一步发展便成为了一些亚血缘婚。例如我国发展成为了伙婚。伙婚对婚姻的伦理禁忌更多了，“其与血缘婚的最大区别便是排斥了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5]。亚血缘婚也是群婚时期更加高级的形态。

        无论是群婚还是杂婚，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此时的繁育—生存的边际替代率都是小于一的，换句话说繁育是为了人类种群的生存服务的。这种服务性最显著地体现在群婚制的出现伴随着家族个体的出现，这种高级组织形式为生产劳动提供了更加一体化的便利，是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存能力的提高的；同时也为人类文明过渡到更加文明的婚俗开辟了新的道路。尽管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群婚制逐渐被略有稳定性的对偶婚所取代，但其仍伴随和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

        甚至在当今人类社会，生产力较落后的时期，仍有群婚的婚俗。“在云南福贡县傈僳族、怒族杂居的阿塔四都村，唷路相的祖父与唷阿甲的父亲是同一父亲之子，但唷路相却与唷阿甲的姐姐婚配。在相邻的鹿马登村，曲马阶与他的姑妈黑六司婚配。还有，在碧江县二区俄科罗乡的傈僳族中，只要年岁相当，侄儿与姑妈、叔叔与侄女均可婚配”[6]。

（三）对偶制——多偶婚向单偶婚的过渡

        对偶婚即在母系氏族繁盛时期，不同氏族在亚血缘婚的进一步发展下成年男女双方在短时间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婚姻关系，其表现为一夫多妻，一夫一妻和一妻多夫；女性或男性在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婚姻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是多偶婚走向单偶婚的过渡时期。 

        许多史学家认为，妇女在推动群婚向对偶婚的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群婚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妇女政治经济地位极高，往往承担着或决定着部落氏族首领的位置，集中体现着部落氏族的利益；一方面妇女在氏族婚姻方面扮演着主导作用（这种主导地位建立在对妇女崇敬和信赖之上）[7]。

        身为主体的女性，其决定应符合氏族的根本利益，即扩大生存和繁育的效用。随着复合工具的产生和弓箭的发明，生产力的提高，生活资料的生产不再是困扰人类的难题。也就是此时的繁育——生存的边际替代率和生存扩展曲线斜率都大于一。人类更愿意将提升的生存能力预算用于人自身的再生产。这一变化显著体现在人们的劳动生产单位和经济生活单位相对缩小的变化趋势。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允许并要求生产过程的个体化进一步加深。而家族这样的个体单位也有着越来越细化的趋势，对偶婚适应并强化了这一过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人类进行繁育的生存能力预算支出。某种意义上说对偶婚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结果，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

        同时由于边际替代率的特性，劳动力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使得妇女们重视抚育后代。为了后代的体格，才智，形成了更多的伦理禁忌，其目的也不再主要是为了生存——即生活资料的生产。

（四）专偶制——财产私有制和父权建立的必然产物

        随着生产力发展，财产私有制诞生，随之而来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瓦解和父权的建立。妇女所从事的生产劳动创造的价值已无法使其拥有足够高的政治经济地位；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的建立，私有观念的产生，渐渐地，繁育对于人类来说成为了一种奢侈品。此时生存扩展曲线的斜率相对来说比一大很多，经济生产单位需求也在更加的细化直至稳定的个体家庭。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夫一妻制的专偶婚，婚姻的目的也发生了异化。父权意识形态下，婚姻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而对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再生产进行资源分配——尽管在客观上其形成的高度个体化的家庭组织确实适应了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而是父权在私有观念的影响下以婚姻的形式控制和独占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也控制了累积的财富。男权世系的发展，使得家庭开始出现向子孙转移财产的继承观念和严格的亲属制度。所谓女性的贞操廉耻观念也是在由对偶制到专偶制转换的过程中产生的，是男性强加于女性的一副枷锁，并不是女性原本就有的观念。尽管本文大量引用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但对于恩格斯“女性为了取得保持贞操”从而推动群婚制向多偶制演进的观点持质疑态度：贞操观念应是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并且不是由妇女主动形成的，恩格斯的观点显然有些不符合历史实际。

        尽管从对偶婚向专偶婚的演进确实是人类社会婚姻史的进步，但拿我国的一夫一妻婚举例，在封建私有的家长制下专偶婚制受到家长制的剥削和摧残：包办婚姻剥夺了两性追求幸福的权利；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底下，受到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妇女的人权受到长期以来的严重侵犯。

        随着农耕经济的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婚姻制度逐渐从原始走向现代。现行部分地区的一夫一妻专偶婚制不可避免的会保留一些封建主义的残余特点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特点，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正在不断淘汰各种旧习俗，旧观念。随着妇女受教育权的保障，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婚姻形式也越来越朝着男女平等自由的方向发展。此时人类的生存扩展曲线有了全新的含义。贝克尔将当今的人类婚姻再次使用效用函数进行分析，将家庭比作工厂，婚姻的最终目的也成为了实现不同欲望和偏好下的满足最大化[8]。

三、结语

        纵观人类婚姻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同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规律性。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人类婚姻形式的发展变化，使我们以一种更宏观、更高维，更质朴的唯物史观的经济学视角加深了对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的发展演进的经济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深刻体会到经济学方法探究社会学问题的优势。

参考文献

[1] 张延华. 动物婚姻起源的经济分析[J]. 绵阳经济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31-34 本文的经济分析方式来源于该文献

[2] 张延华. 动物婚姻中的经济学[J]. 生命世界,2007年第11期24-29 本文的经济模型来源于该文献

[3]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31

[4] 蔡俊生 . 论群婚[J]. 中国社会科学 1983年第1期143-162

[5] 茅蔚然. 漫谈中国婚姻史[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年第3期59-63

[6] 张璇如,孙运来. 《新发现的群婚实例》补证——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J]. 社会科学战线 ,1984年第4期220-226

[7] 王成军. 论妇女在由群婚向对偶婚转变中的作用[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81-88

[8] Gary S Becker A,theory of marriage. Part1[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3，81：813～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