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索绪尔和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时间性意味着什么？语言学如何连接政

索绪尔与政治经济学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中，索绪尔将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做了强有力的类比。他通过提醒读者这两个学科都可以看作是关于价值的科学而为这个行为做出解释。即使语言的价值和经济价值并不一样，索绪尔也暗示了他们两个享有共同的逻辑基础。价值只能通过两个符号之间的差异而显现出来。哪里有差异，哪里就有价值；价值也因此既不能以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以商品的性质层面，即它的使用价值作为基础。价值的独立反映了差异系统的绝对的自动性。持着这样的观点，索绪尔为后世对马克思做结构主义的解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能指和交换价值变得无法区分。 

但是这里有一个困难便显现出来了，因为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资本论》的第一卷正是开始于对商品复杂性的关注，这揭示了一种有着广泛的结构和社会影响的不等性。对商品形式的仔细审视则展现了，商品这个看似无问题的经验客体，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上是分裂的。这种商品内在的质和量层面的分裂被反映在质和形式之间的分裂，或者正如让-克劳德.米尔奈（Jean -Claude Milner）重新表述的那样“没有物质的质和没有质的物质”（qualities without matter and matter without qualities）。米尔奈的规定密切地和现代科学视域中的物质性的新概念化相关，在这一运动中物质不再被表示为由一些性质（例如固体性，延展性以及连续性）所确定的积极的实体，而是变成了一个几何的也随之成为数学的抽象。物质的基本元素是一个从经验观察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客体。物质的去实体化（dematerialisation），这种先进的从积极的质的分离，仍然暗示着客体和人类观察者之间的联系，并在量子力学中到达了顶峰。但是这样却并不能够对于历史的发展做一个详细的说明。这里重要的是，物质和经验的质之间在科学上的差异会直接导向商品的非经验物质性以及马克思在他的针对商品形式分析中所提取出来的商品之间关系的非经验物质性。 

让我们继续讨论实际上索绪尔从语言的价值科学中所排斥的商品的分类。使用价值和劳动产品的经验的质可能会少一些重要性，但是这个概念却极大地支撑了马克思对于商品的不等性和由于它们的双重特性而产生的必要幻觉之描述。使用价值使得每一个商品作为能够通过它的性质满足人类需要的客体而出现。这种需求并不必然先于商品出现，但是可以一同被商品所塑造。因此，一个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结合无论所制造的产品是多么抽象（服务，网站，智能手机应用以及其他）。商品必须至少和对于其自身质的幻想绑定在一起，这表现出来了针对相应需求而进行的生产的最小基础。能够快速得到的结论是需求并不是一些准自然的（quasi-natural）或者非符号的（non-symbolic）趋势而是早就包含了符号的中介。即使商品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首要的为了交换和刺激消费，作为价值生产的基石之一，他们也必须保持实用性和需求的虚构，无论这种虚构是多么的抽象、徒劳和虚幻。那么也确实是幻想支撑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结合、没有物质的的质和没有质的物质这两个异质性的毫不相干的层面。交换的维度和商品的流通暗示着商品似乎丧失了独有的、看起来是唯一的满足人类需求（产品和需求之间的丰富联系）的特征，并且生产的另一个层面——价值的生产——凸显出来，人们通过它最终进入差异系统的自主性。同时，交换和市场都把商品从独特的客体转变为大量的产品，因此会显露出一种重复，这种重复和使用价值的层面无关，或者更加精确地说这种重复复杂化了交换和实用性之间的联系。 

一个商品包含着双重差异而非单一的差异。除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别，还有交换价值自身的分裂。使用价值在商品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中显现，并使得前者成为需求的标志以及心理的主体，而需求可以归因于这个主体。交换价值涉及到商品之间的联系，并且很明显没有一个主体的。马克思随后指出，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商品世界中，有一种商品是例外，那就是唯一生产商品的商品——劳动力。这个例外意味着交换价值不是什么主体都没有而只是没有需求的主体（心理学的或者经验的主体）。马克思从他的前辈（斯密和李嘉图）那里采纳的劳动价值论现在决定了价值的主体也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被解读为马克思的主体理论。 

马克思的价值科学的第一个教益因此已经加倍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差异揭露了价值的自主性并且定义价值为与其他价值的差异。在这个点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似乎和索绪尔有重叠的部分。尽管这一教益意味着一个直接的推论：交换价值并非没有主体，但这一主体与使用价值（需求）的主体并不相同。交换价值不仅仅是价值能指和商品所指之间的纵深关系，也是交换的主体的表征。它可以在所有商品中被预设，而它也被马克思和劳动力联系在一起。索绪尔没有得出这个结论，并且在这个方面拉康从能指逻辑推演出来的主体，早就在第一次回归弗洛伊德时超越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认识论框架。 

因此，价值科学似乎在先于交换的，非符号的使用价值层面就早已开始了。马克思的批判开始于名为“商品学”（Warenkunde）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即关于商品的专业知识），价值科学应该是这门学科的一个分支。“在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在一个脚注如此写道“法律的拟制普遍认为，作为买家，每个人对于商品有着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每个人在进入市场时有着预设的知识，特别是作为“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他/她可能有着对于私人利益的自发的知识，并且尤其是作为价值科学家。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预设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因为它把每个人当作认知的主体。经济主体的预设知识，首先在人们和商品相联系的方式中被检验，即在商品拜物教中被检验，马克思再次于此表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差异暗示着两个互斥的异质性主体，其中一个是中心化的需求、利益和肯定性知识的主体，另一个是去中心化的非心理学的价值主体。但是现在重要的是，无论我们谈论的是语言学中的价值还是经济学中价值、语言学中的交换还是经济学中的交换，知识对于主体来说总是已经被预设了。这种知识不一定体现在商品和价值之间的关系中，但一定体现在每个人与商品的关系和结构与人的行为中。 

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进入价值和商品、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时，会首先遇到它们价值的双重特性。但还有一个额外的要素使得这两门价值科学的问题复杂化。索绪尔指出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是内在加倍的，并不是因为价值的概念包括质的维度和量的维度，而是因为量的维度凸显出了其科学对象的时间性。历史再次进入了结构。价值的场域同永恒的变化交织，使得价值随着时间变化。价值的震荡揭示出了大他者中的“膨胀”，即一种结构的动力和系统中的不稳定。为了说明这一点，索绪尔举了一些科学的例子，在这些科学中时间性的进入并不会给其研究领域和对象的结构带来特殊的复杂化。天文学就是如此，它研究恒星的组成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时间性并不要求对天文学h本身进行内在的区分；地质学也是如此，它研究不同的地理时代，但也可以很快地转向对于不变状态的描述。时间上的变化并不会改变对象，其背后的法则则被认为是稳定的状态。 

在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所有这些科学性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客体的变化取决于我们是在时间性的范围内还是之外去思考它，也意味着是在和主体的关系内还是之外思考它。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中的两个独立学科，静止语言学和进化语言学也是如此。这已经表明了语言学模型和经济学模型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它们总是-已经受到历史和地理的限制，这一点在批判性的经济学家那里也是得到承认的。经济模型的局限性和市场的不稳定性是直接相关的，同样也是语言领域的特征，拉康在这个特征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他的被画杠的大他者理论（theory of the barred Other） 

正如先前提到的，两门价值科学中的内在分裂是由和社会的交换维度相关的时间因素导致的：“这两门科学都涉及讲不同的事物等价起来的系统——一门是劳动和工资，另一门是能指和所指。”而这种平行关系并不就此结束。正如政治经济学处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别一样，索绪尔在语言的价值和意义之间引入了类似的区别。意义仍然预设了言说者之间的联系，而语言价值则暗示了能指本身之间的自主关系。价值关系对于言说者和意义的生成则是未知的，为了达到这种语言水平，语言学需要讲语言从言语中抽象出来。索绪尔将这一行为总结为著名的论断，即语言学的对象，la langue, 是 le langage (语言) 减去 la parole (言语)。只有完成了这一操作，语言才能作为抽象差异系统出现。说语言中只有差异，是意味着我们通常作为语言所体验到的东西包含着两个异质性的层面甚至是两种不同语言，价值的语言和意义的语言。当人类通过它们进行交流时，人们并不知道自己说着价值的语言，这种语言并不能传递意义，但问题是它能否完全传递。能指的自主性代表了语言交流的非交际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