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中国人的范围，是华夏近代化的主线，从晚清意识形态崩溃讲起
什么是中国？谁又是中国人？这些问题，对于当下的民众来说，是非常简单清晰的。
你具有中国国籍，同时又自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那你就是合法合规的中国人。
至于中国，概念也一样明确，作为已经转型成功的现代国家。
我国的领土范围，主权界限等等，每条每项都是可以用文字很精确地定义出来的。
一、古今之变
当然，如果大家对近代史有所了解，应该知道。
中华民族的概念，是在1901年，才由梁启超首次提出使用的。
中国第一部成文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则是在更晚的1909年，才正式成文颁行。
至于主权观念，晚清大众对此的认识，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开眼看世界比较早的，像曾纪泽，洋务运动中期，就已经利用类似规则与列强交涉了。
而反应比较迟缓的大臣，甚至直到甲午战争前夕，还在沿用宗藩理论，与日本进行理论。
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并非天经地义，自古有之。
事实上，相关概念在国内传播扩散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过只有100多年而已。
那么在此之前呢？古代的华夏文明，又是怎么构建世界观，以及自我认同感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之前的很多文章中，已经详细剖析过了。
答案也很简单，就是儒家。
自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儒门虽几经变革，但其最核心的价值观，却从来没有动摇过。
从宏观的角度看，儒家经典《春秋繁露》强调：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用现代语言翻译一下，就是全世界有且只有一个天命统治者，即天子。
天子受上天委派管理大家，任何政治实体，甚至包括塞外的蛮族部落，也必须在得到其任命后，才具备治国的合法性。
那么，这种情况下，什么是中国？
按照儒家信徒的看法，中国，或者说中华，应当是一种天下观，一种普世价值，一种文明圈的概念。
是全世界一切势力，在接受孔孟教化后，或直辖，或羁縻，团结在天子身边的统治模式。
换言之，古代之中国，并非代指有着明确疆域，特定人群的单一邦国。
相反，凡是接受了儒家教化，愿意维系天下秩序之政治实体，均可称之为中华的一部分。
由此，翻阅典籍，大家可以发现，中国一词在古代的运用是很复杂模糊的。
西周将首都称之为中国，《诗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又将整个周礼世界，统称为中国。
赤壁之战前夕，根据《三国志》记载的黄盖信件：
“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
此处的中国，显然变成了北方的地理概念。
而在周边的藩属国中，安南自称南天中华，李氏朝鲜自称小中华。
日本大化改新后，由藤原广嗣带头，也开始在各类文献里以中国自居。
类似行为，在今天看来，或许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却又是完全符合古人逻辑的。
说完了中国，我们再从微观角度剖析，儒家理论下，谁又是中国人？《春秋繁露》有云：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这段话所论述的内容，后来被高度概括为“三纲五常”理论。
即认为“君君臣臣”、“尊尊亲亲”、“等级有序”的伦理道德，是取法于天，不可动摇的。
只有遵守这套礼教，各按其位，各守本分的人，才是开化的、文明的，否则便是蛮夷。
简单概括一下，按照儒家的标准，凡是能遵守礼教者，皆属于“华夷”中的“华”，也就是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人，反之则不是。
这套标准是非常普世的，是能够跨越族群、地理界限，不断将周边各色邦国、部落囊括进来的。
儒家经典《孟子》中，曾提出“用夏变夷”的概念。
孔子在《左传》中也夸赞过楚国，所谓：
“抚有蛮夷，以属华夏。”
言下之意，哪怕是最蛮荒，最偏远的部落，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儒道，成为华夏的一部分的。
同样，原本在中原的邦国，如果放弃礼乐，那也就不再是中国人了。
二、大一统
好了，到此为止，本文用这么长的篇幅，对比了古今中国、中国人定义的不同。
那么这些概念，和本文主题，华夏文明最危险的存亡时刻，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其实可以思考一下，孔孟思想，虽然在今天，常常被人批判为落后文化的代表。
但当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古代中国，是完全没有彻底分裂的可能性的。
为什么？首先，就像上文所说，儒家以“三纲五常”，在整个东亚范围内，构建起了超越族群、地理、统治集团的，广泛的中国人认同。
传统的中原地区，人们知道要尊尊亲亲，偏远的交趾、朝鲜，大家也同样明白孝悌大义。
官僚、地主、读书人，可以对孔孟经典、伦理道德信手拈来。
穷苦的平民，哪怕大字不识一个，也知道吃饭、祭祖时谁先谁后，父母、长辈谁的地位高。
这种同一性，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翻阅周边部分国家的古籍，感觉可能会更加强烈。
比如越南胡朝开国君主作诗《答北人问安南风俗》，开头就是：
“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后来阮朝著名大儒李文馥，更是作《夷辩》一文，长篇累牍地论证交趾，是根正苗红的华夏成员。
其次，在缔造了广泛的认同感后，儒家又在政治层面强调，所谓：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这句话里，至少包含两个关键要素，其一，天子是唯一的，至高的。
即在任何历史时期，真皇帝都是有且只能有一位的，天命不会同时眷顾两人。
其二，天子在法理上，有权插手世上的一切事务。
这里的“一切事务”，当然也包括那些听调不听宣的诸侯，以及偏远的朝贡国家的内政。
于是，每当中国古代王朝，因为历史周期律走向分崩离析后。
蜂拥而起的豪杰们就会发现，他们必须承担起天命一统的责任，分家当，各过各的日子，是行不通的。
因为在儒家文明圈的范围内，天子之位只有一个。
如果你积蓄实力，却又不称帝，那么别人一旦登基并获得广泛认同，你在合法性上，就完全无法与之对抗了。
而选择称帝，你就必须去将敌对势力全部扫平，否则遍地狼烟，天命在身的宣称便难以服众。
总之，纵观中国古代史，上述思想理论，在融合了法家秦制模式后。
最终的演变结果，从横向上看，就是中原王朝在核心区，采用郡县制直接统治。
在缘边地区，则通过推行教化的方式，羁縻分封，看实际情况，或允许自治，或改土归流。
而从纵向上看，便是俗话所说的：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所以，什么才是华夏最危险的生死存亡时刻？
是十室九空的汉末？多国体系的宋、辽、金、西夏？还是北方入关的元、清时期？
其实都不是，这些历史时期，你可以批判他们四分五裂、黑暗混乱、孱弱不堪、故步自封。
但只要儒家还是主流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局面就总会出现的。
大家看汉末，战乱连连，可各路诸侯在法理上，却是始终统一于孔孟的。
曹、刘、孙、袁等豪杰，前期都号称要遵循纲常，匡扶汉室，并将自己打扮为帝国忠臣。
待到后来三国鼎立，先后称帝，便各自寻找依据，宣称拥有天命，从此互相攻伐，直至统一。
整个过程中，所有势力，都是将天下作为整体看待的。
再激烈的战争，也没有造成地域、人群方面的割裂与隔阂。
更鲜明的例子，出现于北宋，当时的东亚诸强并列几百年，辽、金、西夏等国先后登场。
这些政权分属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长期对峙，矛盾重重。
然而他们都尊奉儒家，也都标榜自己是正统。
像是北宋在修订《新五代史》时，把辽国放在了《四夷附录》中，意为按法理，契丹当臣属于宋天子。
然后这件事就激起了两国纠纷，辽人觉得自己才是正统，于是根据《辽史》记载，所谓：
“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
相当于对等把宋朝事迹，也放在了辽史附录中，意为宋是辽的一部分，当附属于辽天子。
至于后来的南宋与金，情况也与之类似，皆是以中华正统自命。
所以，这种多国体系，哪怕持续了几百年，期间经历了无数战争、波折与对峙。
最终也没有在意识形态上，拆散华夏的整体性。
待到后世朱元璋崛起，也依旧能在儒家加持下混同宇内，再次缔造君主华夷的天下秩序。
好了，本文讲了这么多，那华夏真正的，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又出现于何时？
三、萧墙之内
名著《红楼梦》里有一句话：
“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晚清时期，中国虽弱，但得益于祖上基业雄厚，幅员辽阔。
如果内部凝聚力不出问题，仅仅只是向外敌割地赔款，一时半会，倒也是亡不了的。
可是正如文章开头所讲，要是儒家体系崩溃了，被现代国家概念取代了，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问题，我在前两篇文章中，曾详细论述过。
简单来说，现代国家体系的底层逻辑，主要构建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当时的资产阶级，打倒了封建贵族、君主国王。
连带着把欧洲古代世界，那套基督教“君权神授”的价值观，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可问题是，如果说宗教所宣扬的，君主的权力自于上帝的观念，是不正确的，那么在新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统治者的权力，又该来自于哪儿呢？
对此，西方近代的思想家宣称，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此后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也都是从这里慢慢演化出来的。
总之，这套体系，系统化保障了私有财产，建立了适于商业和资本运转的规则。
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也由此才能持续大踏步地前进。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进步，十分完美？
不过问题在于，当一个国家选择了这条道路后，其内部民族主义必然快速诞生、兴起。
小国尚且无事，传统的多民族大国，就很容易解体了。
为什么？因为古代多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就在于大多数人都相信“君权神授”。
在类似思想的指导下，不同民族，只要皈依同个宗教，又都认为统治者生杀予夺的权力，来自于大家共同信仰的神。
那么即使是语言、习俗、文化天差地别的人群，也能够轻易团结在君主周围，供人驱策。
这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没有主体民族，却能维持稳定。
古代中华之巅峰汉唐，可以大量招揽外族精英效忠的根本原因。
而当“主权在民”的思想扩散开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你说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首先，“君权神授”之国王，马上会被推翻。
接下来呢？推翻旧的统治者后，新诞生的国家，必须要解决另一个重要议题，谁是人民？
人民这个词如此宽泛，总不能全世界随便来个人，都能成为本国人民吧？
于是近两百年来，世界各地通常都将民族，作为人民的边界。
这就是近两百年来，民族国家的底层逻辑，以及奥斯曼、奥匈帝国等传统强权，在近代瓦解消失的根本原因。
现在让我们回到华夏。
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什么？无非君权天授、尊尊亲亲、等级有序而已。
类似规则，是很难适应近代化世界的。
于是，一个悖论就形成了，中国想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向西方全面学习。
而且不能只学技术，必须将近代民族国家模式这个“体”也搬过来。
但真要学到如此地步，儒家肯定会彻底瓦解消亡，儒家没了，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华夏文明，又该如何维系？
往宏观上看，儒家在的时候，东亚几乎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是天子的臣民。
日本、琉球、安南、李氏朝鲜等等，衣冠制度，文字礼仪和中原高度均质化。
古代王朝也往往不把他们当外人看，比如安南，曾和清朝有土地纠纷。
结果根据《清实录》记载，雍正皇帝直接把争议地区给赏赐了出去，理由是：
“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壤。”
相当于整件事情，完全被当做内部纠纷来处理了。
所以，在帝制终结，民族国家体系建立后，这些深受孔孟熏陶的外围族群，还要不要算作新共同体的一员？
往微观上看，不说藩属国，也不提边疆地区了，内地十八省的差别都很大。
在列强不断入侵的局面下，要是处理不当，说不定秦朝以来的基本盘，也会被掰碎。
比如当时的日本思想家，出于种种目的，曾炮制过很多危险的理论。
大家注意，为照顾民族感情，下面我已将相关文献中的“支那”，替换成“中国”。
一个是冈仓天心，此人在游历中国后，曾在《山笑录》中强调：
“中国真的是一种欧洲，欧洲没有全体的通性，若非要强求，只有基督教，中国也没有全体的通性，若要强求，只有儒教。”
随后他还以习俗文化，进一步将十八省划分成了河边与江边。
河边大概包括直隶、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山西。
江边大概是四川、湖南、安徽、江苏、江西等。
除此以外，还有另当别论的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以及具有中间性情的江淮地区。
另一个是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根据《燕山楚水》的记载，他在天津与蒋国亮笔谈时，曾提到：
“我觉得贵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并不是一个种族。”
所谓祸起萧墙，随着旧的意识形态崩溃，中华文明的确已经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四、新的共同体
当然了，外国思想家能看明白的事情，清朝的精英阶层自然不会不明白。
甚至可以说，谁是新时代中国人的问题，在当时，已经成为了近代化变革的重大阻碍。
那么这种局面，该如何挽救？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看法。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暂时只列举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意识形态流派。
第一是立宪思想。
什么是立宪？当下互联网上很多人，对此其实都有误解。
有人觉得这是保皇派搞出来的，有进步，但还不够进步，所以失败。
还有人觉得，这是当时的人们不成熟，不顾实际情况，照抄日本、英国的结果。
其实都不是，立宪派的含义，在晚清，事实上更接近于稳健派。
他们反对立刻革命，认为天子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旧秩序对国家统一的维系。
如果骤然间推翻帝制，中国不可能马上稳定下来，相反，还会进入一个大乱世。
届时列强一旦干涉，后果是什么样的，就很难预料了。
生灵涂炭是必然的，华夏还可能因此永远分裂，甚至被彻底瓜分。
于是众多立宪代表人士，据此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名噪一时的杨度，曾著《金铁主义说》一书，与革命党辩论，曰：
“欲保全领土，则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君主既当保全，则立宪亦但可言君主立宪，而不可言民主立宪，此予所以主张立宪之唯一理由也。”
翻译家严复也于1905年，也在《政艺通报》上反对草率地进行共和革命，理由是：
“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怅怅无归，或以灭绝。”
还有当时各派论战的重要文化阵地《新民丛报》，也刊载过类似的思想，所谓：
“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
上述理论，后来被总结为革命亡国论、革命分裂论。
虽然最后没有变成现实，但其所描述的风险却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按立宪派的想法，如果不想冒险，大家是不是就只能忠于大清，拒绝变革了呢？
当然不是！
各位如果仔细阅读当时立宪派人士的文章，便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事实上对爱新觉罗氏是毫无忠诚度的。
严复曾大量翻译、宣扬了包括《群己权界论》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思想的西方著作。
梁启超的作品中，基本上字字句句绕不开民权思想。
杨度那么坚定的立宪派，不但认同民权论，早期还是个非常坚定的反清革命党。
甚至连立宪派大本营的报纸，如《扬子江白话报》，也在长年宣传民权理论。
那什么是民权？简单来说就是“主权在民”。
从逻辑上讲，权力要么来自人民，要么来自上天，两者不能兼容。
认同前者，大清皇帝就没有统治合法性，认同后者，那便不能提民权，否则理论就不自洽。
由此可见，立宪派相当于保大清，又不忠于大清，其底层思维和孙文等革命党没区别。
就像杨度在《金铁主义说》里说的那样。
立宪人士不忠于清廷，暂时保全皇帝的唯一理由，是出于对中华文明解体的恐惧。
简而言之，便是希望能够暂时维持大清这个框架，以足够的缓冲空间，慢慢捋清“谁是中国人”的问题。
梁启超为此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杨度也对“五族合一”理论进行了完善。
立宪派中还有信仰亚洲主义的，总之，华夏文明圈的民族边界如何划分，各类言论可谓五花八门。
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希望和清廷做交易。
以保皇上国祚不灭为筹码，换取爱新觉罗氏主动放弃权力。
当然，后来的历史大家也都知道了，皇族内阁后，立宪派销声匿迹，大多转投了革命党。
改良主义道路从此寿终就寝。
第二是亚洲主义。
由于受到二战时期，旧日本军国主义野蛮行径的影响。
现在一提起亚洲主义，大家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兄弟情”。
不过事实上，亚洲主义有着非常多的流派，秉承该思想的人士，也有不少和平主义者，并非全都是无恶不作的侵略者。
那么亚洲主义是怎么起源的呢？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明治维新开始后，脱亚入欧的思潮，在日本风靡一时。
按照福泽谕吉《脱亚论》的说法，西方文明的风潮是不可阻挡的，与其费力抵制，不如早沐浴其风气。
至于隔壁的大清和李氏朝鲜，《福泽谕吉全集》里的原话是：
“毋宁摆脱他们不与其为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也不因是领国而特别关照，而只是根据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来处理。”
这个阶段，日本民族主义尚未完全成型，民权论与国权论还在持续争论中。
不过当“脱亚入欧”一词被广泛接受时，历史的大方向就已经确定了。
日本主动递上绝交书，准备顺应大势，以岛上居民为民族边界，和中华文明划清界限了。
可是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和中国人，无论文化还是样貌，都是高度均质化的。
有人宣扬“脱亚”，自然也会有人思考。
既然两国之民众，是如此的相似，那为什么要互相敌对，搞出几个不同的民族来呢？
如果把诸夏秩序，延续到民族国家体系中，东亚会不会更加强大？于是“兴亚派”诞生了。
然后再细分，这一思想理论又可以划分为“革命兴亚论”、“同等兴亚论”、“经略兴亚论”、“连带兴亚论”等等。
当然，这里要特别强调下，上述流派中，有些是真心帮助中国的，如秉承“革命论”的宫崎滔天等国际友人。
还有些则同样是为扩张服务的，且更具有迷惑性，如“经略论”。
其代表人物副岛种臣、头山满，一方面大喊同文同种、保全中国、相互提携。
另一方面又鼓吹，既然双方不是两个民族，那吞并你也就合情合理，不能叫侵略了。
好了，讲了这么多，已知，日本既有脱亚民族主义，又有各流派兴亚主义。
那么亚洲主义思潮，最后是怎么对中国产生影响的？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了。
当时，俄国、法国、德国，出于自身利益，通过外交手段，帮清政府要回了辽东，然后消息传开，日本举国哗然，民间舆论汹汹。
他们那会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你们西洋人是强盗，搞丛林法则，靠着坚船利炮到处抢劫。
现在日本也学会先进技术了，凭什么你们能抢得，我抢不得？
说到底，白人是一家，黄种人无论怎么努力学习，都是不会被西方世界真正接受的。
于是“脱亚入欧”思想式微，一种新的，充满侵略性的“亚洲论”开始发展。
这个阶段，日本思想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冈仓天心。
此人在《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等书中，构建了后来军国主义理论最初的基础。
其逻辑大致如下，第一，亚洲各国的文化，具有某种同一性，亚洲是一体的。
第二，脱亚论中全盘西化的思想是错误的，亚洲文化不比欧洲劣等，甚至是更优秀的。
第三，以中印为代表的亚洲文化，虽然曾经很优秀，但这两个地方多次被蛮族征服，文明早已丧失殆尽，堕落不堪。
只有日本保留了两者的文化精髓，换言之，华夏正统、印度正统，都在日本。
第四，日本为什么能保留亚洲文化精髓呢？因为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有义务振兴亚洲。
各位看出端倪了吧？
上述理论，把脱亚民族主义者，扩张型亚洲主义者，一下全匡了进来，日本主流思想界，开始统一了。
后来军国主义者据此进一步宣传发挥，就演变出了穷凶极恶的鬼子。
他们即将亚洲视为一个共同体，鼓吹所谓“共存共荣”，论证打你是家事，是为你好。
又不把亚洲人当人看待，标榜大和民族是优等人，理所当然地烧杀抢掠。
东京审判中，所谓“哥哥教训弟弟”、“亚洲家庭内部事务”等暴论，逻辑就源于此。
好了，扯得有点远了，讲这些，是想说明。
在甲午战争爆发，儒家意识形态和秩序崩溃的那个时间段，日本思想界，刚好在向这类亚洲主义靠拢。
然后大清治下，甚至包括李氏朝鲜的民众，大梦初醒，惶然无措之余，一下就被欺骗了。
当时亚洲主义之盛况，根据近代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在《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中的回忆总结，所谓：
“日人得其机，而同文同种之说，乃大倡于一般社会间。”
革命党孙文、唐常才，立宪派梁启超、章太炎等等，当时多数名人，都曾宣扬过类似思想。
甚至更激进的，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提出的借才与中日合邦，也同样与此有关。
当然了，欺骗终归是欺骗，日俄战争后，中日民间观感急速恶化。
于是将整个儒家文明圈，划定为民族体系下中国人的努力，也基本宣告失败。
至于原因，很简单，日本在战后不断侵略、压榨，甚至试图吞并朝鲜，于是儒家文明圈的亚洲主义者，理想全都幻灭了。
比如刺杀伊藤博文的义士安重根，就曾在被捕后，撰写《东亚和平论》。
他用大量篇幅强调，大清、朝鲜两国人士，正是因为听信了同文同种的宣传，才会在战争期间，放下甲午旧怨，所谓：
“反以欢迎日兵，运输治道、侦探等事、忘劳专力。”
结果现在日本赢了，照样压迫同种邻邦，这和西方列强的强盗行径，还有什么区别？
既然日本人背信弃义，那么中朝两国人士，必然死战到底，绝不甘心受辱。
最后还要提一下，日俄战争后，东亚各国与日本陷入敌对，但孙文先生仍然接过了亚洲主义大旗。
他在各种场合批判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
在诸如神户高等女校等地发表演讲，号召日本人不要走上西方对外侵略的道路。
而后真正的亚洲主义者，日本友人，如宫崎滔天、梅屋庄吉，也依然团结在中山先生周围。
其中梅屋庄吉，据东京学艺大学教授中村义的统计。
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先后无偿、不计回报的为中国革命，至少筹集了10亿日元。
按当时的币值，几乎等于二十世纪初日本二十五年的国家预算。
待孙文先生去世，真正的亚洲主义，也彻底没落了。
第三是大家所熟悉的中华民族论。
随着立宪派失败，清政府快速垮台，然后谁是中国人的问题，就必须立刻解决了。
按照当时的情况看，大清已经把藩属国几乎丢光了，能保住剩余的统治区，就算不错了。
于是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登上历史舞台。按照《清帝退位诏书》里的说法：
“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从字面上看，清朝似乎是把自己的法统，让给了民国，民国作为继承者，也理所当然地继续控制边疆。
但问题是，五族共和说，虽然在初期，客观上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压制住了激进的十八省论、弃地论，另一方面安抚住了边疆的大清旧王公贵族。
最典型的，大清凭什么把法统过继给民国？
上文讲过，大清统一的意识形态来自儒家，所谓皇帝受命于天，统治万民。
可革命党不信这套，他们认为统治者权力来自人民，民国也是建立在打倒儒家的基础上的。
两套水火不相容的理论，谈何继承？《清帝退位诏书》是否还合乎逻辑？
二十世纪初，欧洲正流行民族自决论，一旦形势有变，何以遏制华夏解体危机？
所以辛亥革命后不久，孙文先生等革命党，就开始批判五族共和，倡导国族理论。
当然，构建国族，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想说服大众，必须得讲逻辑。
后来某委员长，据此搞出了中华民族宗支论。
简单来说，就是中国没有五族，只有一族，即中华民族。
华夏各地各族，本质上讲，都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都是能追溯到同一祖先的。
这里其实是家国同构，巧妙把儒家宗法制，嫁接到了民族叙事中。
好了，到此为止，本文介绍了三种，对近代中国人认同重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意识形态。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理论，本文篇幅有限就暂不展开了。
五、乱世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晚清至民国，这几十年的乱世呢？
但是如果没有西方人，大清即便灭亡，中华仍然是中华。
曾国藩、袁世凯等地方实力派，也许会逐渐做大，最终慢慢形成类似唐末藩镇割据的情况。
而后经过混战，新的赢家仍会高举儒家孔孟旗帜，宣称得到天命，重新统一天下。
一切的变化，不过是简单的朝代更替罢了。
可是当大清的周期律，遇上西方的先进生产力以及意识形态后，未来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因为地方实力派可以选择抛弃儒家，寻找新的理论，为自己的割据建立合法性了。
再之后，不同意识形态并存的世界里，冲突各方，都会开始拥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体系。
最终谁会胜利？这就要看几方势力，谁的意识形态，能收拢更大的基本盘。
谁的组织能力，能在基本盘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了。
比如清末新政、洪宪帝制，其基本盘是追求稳定，害怕华夏瓦解的士大夫阶层。
因此清末立宪尚有人支持，待到革命后中华仍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就没有一点吸引力了。
至于张勋复辟，其行为出于儒家忠君，支持的人就更少了。
再比如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他们为什么会失败？
这些人赞成中华民族，理论上，其法统似乎应该拥有全国性的号召力。
但军阀就是军阀，割据是其本能，于是他们支持的是中华民族体系中的联省共治论。
名义是效仿美国，地方自治，实则是想当土皇帝，也别统一了，关起门来各过各的日子。
不过既然要联省共治，那自然也没法从外省汲取资源，吸纳人才了。
因此面对用新三民主义号召全国精英，以统一战线汲取资源的北伐军，当然会一败涂地。
还有东北军，曾因直奉战争经席卷南方，为什么浙奉战争后，又被赶了回去？
因为张作霖未能建立官方意识形态，其核心团体，高度依赖同乡纽带维系，外人无法插足。
像是杨宇霆任江苏督办时，把本地军阀全部排斥在外，当然会被群起而攻之。
而某委员长的国府，虽然腐朽不堪，对资源的汲取和利用十分低效。
但中华民族宗支论，终归是有全国号召力，能够将各地实力派吸纳进来，收为己用的。
总之，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历史，华夏无疑是幸运的。
在儒家秩序崩溃后，还是成功构建了新的中华一统体系，保住了祖上大半基业。
所谓在黑暗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背后是无数先烈的牺牲。
参考资料：
《诗经》
《左传》
《孟子》
《夷辩》
《辽史》
《三国志》
《清实录》
《山笑录》
《新五代史》
《春秋繁露》
《燕山楚水》
《政艺通报》
《新民丛报》
《金铁主义说》
《东洋的理想》
《日本的觉醒》
《东亚和平论》
《福泽谕吉全集》
《扬子江白话报》
《清帝退位诏书》
《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