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闲阶级的“劳动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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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拥有可观的财产，而且还不需要工作，整天悠游度日。那么，你就可以被归入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
一百二十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出版了生平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作品《有闲阶级论》。此书奠定了凡勃仑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也确立了旧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此书有个副标题，名为 “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在凡勃仑看来， 制度是由人们的气质和思维习惯所形成的，所以，制度不过就是一种“精神状态”或“思维习惯”。该书主要探讨的是：有闲阶级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式的制度，它何以出现？它有哪些特质？它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光里形塑人们的劳动禁忌心态和炫耀式休闲心态？
古今中外的有闲阶级，大致有两种特质（也可以理解为爱好或行为偏好），那就是劳动禁忌和炫耀式休闲。本期读书报告，我主要对有闲阶级的劳动禁忌及其影响进行阐释，炫耀式休闲留待下一期再做探讨。
一、劳动何以成为禁忌？
文化人类学家们普遍相信如下假说：远古时代，人们的生活习惯有过一次根本性的演进，即从平易相处型生活习惯（原始社会）演进到掠夺型生活习惯（奴隶社会），私有制由此诞生。凡勃仑也相信这个假说，并认为有闲阶级是此一演进过程的伴生物，它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职业歧视心态：初民们认为某些职业是有价值的，其余的则没什么价值。
在这种古老的歧视性心态中，有价值的职位往往带有神圣色彩或功勋色彩。典型者如部落里的祭司和勇士（首领往往从这两类人群中产生），他们均不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将劳动视为禁忌。祭司依靠编织神话故事体系来将自身神圣化，成为克里斯马型人物，以此“神力”受到全族人的拥戴和供奉；勇士则在与外族的战斗中，凭借自身武力掠夺奴隶、土地和财宝，以此“功勋”受到全族人的崇拜。《左传》里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对上述心态的极好诠释。
而初民们认为没什么的价值的则是那些每日必要的劳动，缺乏功勋色彩或神圣色彩。古往今来，大多数人所从事的都是此类工作。
关于人性，有很多普遍性的假设，“攀比”就是其中一项。凡勃伦认为，一般而言，某人总会将比其高一个阶层的人作为攀比的对象（跳一跳就够得着），而鲜少将比其地位低（害怕下滑）或高太多的人（难以企及）作为攀比对象，这种心态也许就是尼采所说的“力量”，即向上攀登的欲望。按照这个逻辑，“攀比链”的最顶端一定是有最有权势、最有名望、最富有的那一群人，而有闲阶级大多从这个群体中产生，他们的特征是“劳动免除”，或者说是四体不勤。
因此，有闲阶级的心态必然会成为社会的风向标，对大众心态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在职业选择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影响。当下中国的职业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工人供给之间严重失衡，若要从心态上找原因，恐怕还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老心态在作祟。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对有闲阶级“劳动禁忌”的摹仿。
制度往往具有惯性，初始制度设计会影响后来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任何时期的人类社会都具有时空整体性特征，即当下从过去延续而来，过去蕴含在当下之中。初民们的有形之体早已消散于天地之间，但其无形之心态却代代传承，或多或少地蕴含于当下人心态之中。“劳动禁忌”就是一个例证。
二、民众对“劳动禁忌”的逆反式解读
制度或曰心态本身是一种话语，它们由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所精心编制而成。根据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传播者对话语进行精心编码，受众对于话语进行解码，解码的方式有三种：霸权式解码，即受众几乎完全认同传播者的观点；协商式解码，即受众部分认同传播者的观点；逆反式解码，即受众几乎完全不同传播者的观点。这个理论也适用于用来分析民众对“劳动禁忌”的解读。
《有闲阶级论》的主要篇幅用于论述民众对于有闲阶级心态的霸权式解读，即民众对有闲阶级心态的摹仿。凡勃伦的目的是要揭示奠基于私有制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理性因素如习俗、嫉妒、迷信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影响。民众越是认可有闲阶级的心态（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就越强；反之，则越弱。虽然该书中对民众的逆反式解读着墨甚少，但书中对于有闲阶级的评价甚为辛辣，甚至有些尖酸刻薄，由此也不难看出凡勃伦的立场。
凡勃伦在书中曾辛辣地调侃过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三世（1578-1621）之死。费利佩三世不务正业，对于政治漠不关心，整天沉浸在打猎、歌舞、宴会和斗牛之间，是个典型的有闲阶级。据说他的死因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他在烤火时，由于仆人睡着了，没有像往常一样为他挪动椅子，而他又固守“神圣”传统，不愿意自己“劳动”，以至身体的一面持续被烤，体温过高而骤然去世。
中国的民间故事有个经典的IP——刘三姐，体现的就是民众对“劳动禁忌”的逆反式解读。在电影《刘三姐》（1960）中，刘三姐与众秀才们对山歌的部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劳动观”。山歌唱到：“富人只会吃白米，手脚几曾粘过泥；一块大田交给你，怎样耙来怎样犁？”一滴水可以体现江海的特征，这部电影中的劳动话语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化，即从私有制社会变为公有制社会；在思维习惯即心态上，劳动禁忌为劳动光荣所取代。
制度就是流行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就是思维习惯的加总。当下时代，围绕 “ 996 ”和躺平展开的争议，其实都是对于劳动心态的争议，这些心态中又夹杂了消费主义的因素。在平常甚至平庸的工作中如何寻找意义？加班是反人性还是福报？为了获取自己想要的物品或生活，就必须屈从于无聊的工作吗？抑或，为了避免被寻不到意义的工作异化，干脆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