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地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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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毛于久
一、形成
中国地名，特别是行政区划名，大都是经过反复斟酌认真讨论后决定的名称。其名号来源，在帝制中国主要有四种：当地曾用名、山川景物名、当地下辖乡村名还有吉祥怀柔词。而当帝制结束后，出于对共和及共和志士的纪念，地名又多了两种来源：主义理念词和人名。不过同其它的分类标签一样，上述六种名号来源其实都还可以具体细分。比如主义理念词就可细分为三民主义理念词与共产主义理念词，前者是河南民权县的名号来源，后者则促成了江西共青城的诞生。
而在以吉祥怀柔词命名的行政区中，也有一类数量不多，但具有足够特殊性的细分群体——年号地名。
年号，按照宋人的说法，是汉武帝创造来自娱自乐的一种纪元名词。年号最主要的意义，是将作为个体人类的皇帝，与无穷无尽的时间相绑定，塑造出皇帝的超自然属性，帮助皇帝对下实施专制统治。但在实际行用的过程中，由于年号与皇帝个人，及皇帝代表的朝廷高度绑定，它本身也开始具有政治的、超自然的属性。譬如帝制中国汲汲于兹的“正朔”问题，在年号诞生后便与年号日渐绑定，形成了行用某朝廷年号即为尊该朝廷为“正朔”以至于奉该朝廷皇帝为宗主、接受该朝廷名义统治的政治惯例。
这样一类利用“命名”时间来宣示治权的词汇，与利用命名来宣示治权的地名，本是两条互相井水不犯河水的平行线。但因为被选作年号的词汇，多为当时人认为的吉祥优美词，用作地名似也合乎“吉祥怀柔”的命名原则，所以两者最终还是出现了一些交集。
第一个明确以年号为名称来源的政区，是东汉末年孙策设立的建安县。《太平寰宇记》引《建安县志》说，该县为孙策横扫江东时，分会稽郡东侯官县而置。不过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东侯官县，而是存在一个叫东冶候官县(附录一)的政区。此东冶候官县治所在今福州市鼓楼区，县域基本与现今福建省范围重合。
建安县设立于建安初年，其后于吴末帝孙休永安三(260)年随着建安郡的成立升格为建安郡治所。经晋宋齐梁陈隋六朝，建安郡无迁移或改名。唐朝于此立建州，隶属江南道，后改属以福州、建州之名命名的福建观察使；入宋后依唐例，将管辖今日福建省范围的两浙东南路改名为福建路，并增置瓯宁县与建安县同为建州附郭县（附录二）。南宋改建州为建宁府仍隶属福建路；元改为建宁路，隶属江浙行省；明改回建宁府，隶属福建省(布政司)；清沿用明制。民国废府存县，将建宁府撤销，取附郭两县建安、瓯宁首字组合形成建瓯县，今为福建省建瓯市。
自建安县设立之后，大约四百年间，再无第二个以年号命名的行政区。从这种情况来看，或许当初孙策设立建安县时，并非是遵从普遍的命名方式，经过思考挑拣，选择了以建安年号命名新设县域。而是凑巧——比如他自己想不出什么好名字，又急于给新县命名时——将手边的建安年号拿来充数，肇建了这第一个年号地名。且就其后吴国和两晋南朝的新设郡县命名思路来看，这批继承汉朝衣钵的政权，似乎从未想过学习孙策以年号命名县域的方法，用自己的年号给地区命名。他们更喜欢的，是汉朝皇帝们发明的吉祥命名法——比如以祥瑞为地区命名，或者以祈求自己兴旺的词汇为地区命名(如吴兴郡)。
另外，东晋明帝时虽设置了永嘉郡，但从已有文献来看，该县的名称来源并非晋怀帝的年号永嘉，而是单纯的美好词汇“永嘉”。故其不属于年号地名，大约可谓是“与年号撞车的地名”吧。这一类地名亦有不少，文中省去，列表于后。
不过在此四百年间，北方的元氏魏朝，出现了一类用年号作为名称的寺庙。据《洛阳伽蓝记》载，洛阳有以宣武帝正始年号命名的正始寺；有以宣武帝景明年号命名的景明寺；还有一座与宣武帝之子孝明帝年号重名的熙平寺，似乎也是以年号命名。通过如上三例可以看出，北魏时已出现了以标明时间的年号，为空间中的区域命名的行为，且北魏的统治者有意识地重复着这一行为，形成了跨世代的传统。这种超越时间与空间隔阂，以年号为地点命名的传统，或许成功催生了第二、第三例年号地名，并最终藉由北魏的继承者们形成了以年号为行政区名号来源的模式。
第二、第三例年号地名，都是唐朝设置的武德县。
武德元(618)年，李渊逼迫自己的表侄孙杨侑将帝位禅让，正式建立李唐朝廷。当时的唐朝，仅据有关中平原与河东谷地。虽然这次禅让，使李唐相对于其他割据势力多了几分虚无缥缈的“正统性”。但根据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定律，这点似有实无的“正统性”加成，并不能让李唐比其余势力更像是能兼并天下的一方。
在此前提下，李渊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以钱财权位亦或大道正义，吸引住天下吏民的人心。作为北周贵族的后代，他很有可能接受过北周虏获的萧梁士人的教育，并学习到了梁武帝萧衍的用以争取人心的治国之术——
广泛接纳降将，并大量胡乱设立州县，产生许多地方官职用以安插降将。
武德元年李密来降时，李渊正忙着和李世民争权夺利，同时由于形势大好，是故未对瓦岗军治下州县进行切分以为爵赏。待到武德二年，虽然在河内地区唐军基本清除了王世充的势力，但李渊的老巢晋阳，却被南下的刘武周围困。世人很自然地会开始担心，刘武周是否会如同数年前的李渊一样，获得晋阳而后长驱直入关中，使新兴的唐王朝中道崩殂。
为了稳定人心，李渊决定在不变更各地区治理体系的情况下，给治下所有地方官加官进爵。在河内地区，唐朝廷一口气新设西济州、北义州、陟州三州，用以加封当地瓦岗降将为刺史，各州治下亦遵循萧衍“广置州郡，虽户不满百，割作三郡；人无所集，辄名州县”的教诲，大量增置县份，用以酬功封赏。
譬如自武德元年以来镇守怀州的瓦岗降将黄君汉，初为怀州刺史、行军总管，由于无属州、无临时配给的下属部队，其实际行政等级与普通刺史别无二致；武德二年分州后，虽然黄君汉实际管辖的土地人口反而减少了(中间由于李、王拉锯产生了两个新的直辖于唐朝廷的降将州)，但他的官衔变成了使持节总管怀、陟、西济、北义诸军事兼怀州刺史，行政级别从刺史升到了管刺史的总管，并最终作为围攻洛阳的李唐八大总管而留名史册。这种莫名其妙的政治地位提升，就是大量新造州县给人加官进爵的成果。
不过武德县的诞生，与李唐多设州县的政策没有直接关系。按研究，为该县冠名武德的，很可能是秦始皇。而自始皇设武德县以后，汉晋沿用此名不改，东魏孝静帝年间还曾将之升级为武德郡。然而隋文帝统一天下后，在整理地名时不知为何将武德县改名为邢丘县，但是邢丘明明不在该县境内。大业二年时，杨广又发起了一次整顿地名行动，这次大约是发现了邢丘不在邢丘县的问题，将该县的名称改从县域内的西汉安昌侯国遗址，命名为安昌县。可惜的是，就是从安昌县被命名的大业二年起，隋炀帝建东都、巡天下、挖运河、征高丽，彻底破坏了这大隋的安宁与昌盛。
大约是在武德二年，管辖权缩小而政治地位上升了的黄君汉，将安昌县改回了武德县。鉴于现在并无其接到朝廷改名诏书的记载，同时他本人另有新设“大基县”于大基城，以夸赞伟大唐王朝基业的记录。则武德县恢复旧名，或许便是这位祖上世代为北魏官僚的总管公，发挥北魏传统，扩散年号意义，明确地使用年号命名县域以示忠诚于李唐的行为。
此武德县在北宋熙宁六年随着北宋的政区合并运动，降级成了武德镇，并最终保留至今，是为如今的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武德镇。
以上的第一武德县，由于没有明确佐证，证明其改回旧名与武德年号的相关性，并不被视为开创以年号为县名来源的范例。但作为读史之人，有时需要明白，观念总是先于事物而存在，而且广泛存在于社会上的共同观念，正是某些政治、经济、文化产物立足的基石。当基石存在时，构筑于其上的各色产物才能稳定存续，而若基石不存在，即便诞生了类似的产物，在实际层面由于其不具备社会意义，仍不能将之视作构筑于基石上之物的同类。
第二武德县位于今广西桂林市境内，武德四年时自桂林郡(桂州)割出设立，同时在该县设立象州，明显是对秦代象郡的致敬。该县虽然亦未留下明确的得名因由记录，但学界广泛认同它是一个名称源自于年号的县份——因为它是全新设立的，名为武德的县份。
不过这个武德县的得名因由，也不是完全没有商榷的余地。武德四年的大唐，与两年前一样，仍在执行着广设州县的政策。仅新设象州境内，就全新设立了武德、武化、武仙三个以武开头的县份。其余诸州也各自设有大量全新县份，且这些县份很多都是以吉祥怀柔词为名，例如桂州的归义县、静州的安乐县、林州的皇化县等。短时间内设立如此多吉祥怀柔名州县，肯定会导致没有电子检索工具的唐朝廷陷入起名困难当中，是故他们以武德是吉祥词汇而用来命名州县，亦有可能。
无论如何，年号在唐朝都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单纯的命名时间，而日渐成体系地同时命名时空。自武德以后，唐帝渐渐习惯以年号为地区、景点、公共设施等命名，本文讨论的“年号地名”这一现象，也就完整地成立了。
伴随着年号地名命名体系的建立，唐王朝对地方行政区划的管理力度日渐增强。先是贞观元年，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李世民裁撤掉了绝大部分李渊乱设的州县；其后高宗周帝各自对地名不合他们口味的进行了修改；最终在想要变成千古一帝的唐玄宗治下，唐王朝对地方行政区划的管理力度上升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峰。
玄宗天宝元年九月，为了地名管理的“标准化”，唐朝廷将天下重名州县进行了统一省并改换。象州武德县由于与怀州武德县重名，便被撤销了编制，从此完全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附录一：东冶候官
汉制，边境每百里设一候吏，统兵司防御。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其他最初是临时工，后来转正升级的官职一样，候吏也升格成为了都尉下属的候官。而与汉代管理蛮夷的属国都尉，由于下辖有土地人口，逐渐从主掌兵事的军事官，变为军民都管，类似于郡守的地方官一样，管理边境百里之地的候官，在东汉时也开始与由“百里侯”——县令——主管的县并列，成为地方官的一种。《续汉书·地理志》谓凉州：“郡十二，县道候官九十八”，是此证明。
东冶候官在西汉时名为东冶县，处在汉帝国的海疆，且背靠尚未完全被帝国控制的闽越人，其周围设有候官并不出奇。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东冶县不知为何改名为东冶候官县。后世史籍如《续汉书》等，由于传抄讹误，还有人们心中县份主要以两个字为名的刻板印象，多未能正确记录此名。或曰“东冶”，或曰“候官(侯官)”，不一而足。
但在《三国志·贺齐传》中，尚留有东冶候官县存在之证明：“建安元年，孫策臨（會稽）郡，察（賀）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学界此前虽将上文断作“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然而东冶改名之事，史书已载，王朗若奔，当只能奔候官而无从穿越时空奔东冶。何况若其奔东冶，则其鼓动的也改是东冶之官，与候官县长有什么关系。故知此处当断在“东冶候官”之后，东汉当有东冶候官之县也。
附录二：附郭
古代中国地区治所必有城墙，城墙即为郭。出于节约的目的，古代各级行政区常常在同一城墙内办公。比如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府政府和南海县政府，都在广州城内办公。
同时，由于城区和乡村统治方式的不同，帝制中国的政府一般要求城内由驻该城最高地方行政机构直辖，如县城由县政府直辖、州城由州政府直辖等。这种直辖是行政管理上的直辖，在行政区划上，各级城市仍会被划分入他们该在的下级区划，比如府城理论上仍是其所在县份的领土。省城和都城由于涉及到中央政治，固明面上不由省政府和朝廷直辖，但实际上省政府通过省直机构、朝廷通过监察和军事机构，都能参与甚至架空省城或都城的知府知州等等官员。
所以，当某一县份与其上级政府同城办公时，该县便被称为“附郭县”，意为附身于上级政府管理的城市内的县份。附郭县由于和上级政府同城办公，十分容易遭受上级政府的刁难和调研，所以被认为是及其辛苦的差事。俗话说：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