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狱相权取其轻：NKVD将军G·S·柳什科夫向日本的叛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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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什科夫当时住在东京目黑区，他偶尔会从那里去位于九段的一家照相馆门面二楼的办公室上班。在那里他会与受雇于第11分局的日本文职俄语专家着手处理反斯大林策略和宣传。参与其中的六人是一个多变的团队，其中包括两名在美国和苏联有经验的前共产党员，他们曾在日本被捕，并且已经招供。

 柳什科夫因此得以在1938年7月的张鼓峰（哈桑湖）事件（他在该地区的叛逃可能间接地促成了这一事件）和第二年非常危险的诺门罕（哈尔欣戈尔）突发战争时可以作为日军的顾问。如我们所见，他试图将布柳赫尔的消失和红军在张鼓峰之战中被揭露出的弊端联系起来。关于1939年5月-9月的不宣而战的重大战争，柳什科夫语言，远东军在张鼓峰表现出的弊端会再次出现。即使在由俄国人泄露出的信息的基础上，他们在诺门罕的伤亡也是“非常巨大“的。苏联军队的士气必然会进一步下降。柳什科夫接着说了些关于红军缺乏战斗动力的有趣言论——这些言论毫无疑问是日本人喜闻乐见的，因为他们具有误导性的，甚至是事实上并不真实的：

1938年，斯大林表达了他对他的军队的官兵是否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在与日本的战争中被要求在苏联的偏远地区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怀疑。因此，人们也不能合乎理性地去指望红军战士会为保护与他们热爱的俄罗斯本土相去甚远的蒙古荒漠英勇战斗。

事实证明，柳什科夫对于形势的估计和对苏联行动的预测是非常接近事实的。在与日本人一样的客观事实下工作，他和日本人一样，以同样的客观事实开展工作，，并通过一个俄国共产党人和军人的眼睛作出了判断。日本人发现这是非常有帮助的。随着柳什科夫不断地证明他自己，他被允许参加日本帝国陆军(IJA)的战争游戏，在那里他披上了假想的苏联指挥官的外衣。他最大的成功是预测了德国与苏联之间在1941年敌对行动的爆发——这让日本措手不及；他还淡化了纳粹快速胜利的前景，而亲德国的日本陆军总参谋部AGS）则信心满满地期待着这一胜利。受柳什科夫影响，俄国科要求谨慎行事，反对过早入侵苏联，而AGS行动科的鹰派在1941年夏天就嚷嚷着要入侵苏联。

这并不是说柳什科夫反对日本与德国协同参加对俄战争。他仍然相信斯大林的控制将被对西伯利亚的入侵打破，这并非巧合，而是将有利于他自己的前途；但是他不是个不计后果的赌徒，并且也并不期待苏联军队的过早崩溃。同时，日本人计划在关东军真的进攻的情况下利用柳什科夫。在1941年7月开始的关东军特别演习（关特演）后期（即战争准备期的委婉说法）中，他的才能已经得到了发挥。柳什科夫被押解远至位于南满洲里的特务机关的分总部，他还被允许在战争中的随后的每个夏季访问（伪）满洲国。

柳什科夫在他返回俄国家乡的梦想和对德国攻势结果的怀疑之间徘徊着。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开始热切地对日本人说他想要移民到美国。他告诉他们，他喜欢那个国家。表面上，他是被美国知名的宁静与和平所吸引，在那里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工作。有人猜测他注意到美国存在着的巨大的犹太人社区，并且也与托洛茨基接近（其他人猜测他可能对日本心灰意冷了并且不确定他在日本还是否安全，特别是在日本与美国而不是苏联开战后——一场他显然预计日本会输掉的战争。但是，正如矢部（Yabe）大佐的说法，“如果柳什科夫坚信德国将会胜利，那么他似乎几乎没有必要如此热情地讨论迁往美国的问题。”

如我们所见，柳什科夫在东京生活得相当好，但日本人几乎不可能资助他绝望的移民计谋或是在另一个国家供养他。他因此着手获得资金保障并联系一家美国出版社将他的自传或他对斯大林共产主义历史的批判带出去。他在手稿上下了功夫并显然引起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答复。在日本本土，他为《改造》（Kaizo）等期刊写了几篇文章，并把收到的报酬囤积起来。

 矢部大佐说，他认为对于一个像柳什科夫一样敏锐的人来说，想去美国并非没有道理，但他害怕他在帝国陆军的继任者可能不会赞同并因此可能不会兑现而仅仅是作口头承诺。因此，矢部为柳什科夫准备了一份安全通行保证书，并诱使他的长官，当时的少将若松忠和（Tadakazu Wakamatsu）在上面签字。当然，我们不能肯定，如果真的存在安全保证的话，它的作用是否并不仅仅是为了安抚柳什科夫。无论如何，这位政委后来一直把它和他的存折带在身上，徒劳地期待着可以启程去美国的那一天。

只要日本军队萌生出在“真正的战争“中和苏联战斗的想法并开发出一系列应急计划来实行，柳什科夫就将被需要在东京以顾问的身份存在。到了1943年，那些被珍视的日本帝国陆军计划的不现实性终于显现出来；苏联正在逾越德国的进攻，日本基本上把战略主动权让给了盟军。基本的反苏情报责任被移交给关东军，关东军的大部分兵力被抽调去对接濒危的战区。大部分在库丹（Kudan）的柳什科夫的同事们在1943年至1945年间被送去了位于哈尔滨特别情报机关分部。

1944年底，浅田三郎大佐（ Saburo Asada）向日本陆军总参谋部（AGS）建议，应该考虑将柳什科夫移送至(伪)满洲国。现在是苏联在以战争威胁日本，而且衰弱的关东军对最大限度的情报和宣传顾问有急切的需求。在满洲里，没有能和柳什科夫相比的专家，甚至在庞大的白俄殖民地中也没有。将柳什科夫调离还有其他原因。日军最高司令部忙于准备本土防御，对于这个目的来说，东京并不需要柳什科夫。事实上，如果日本政府要按照1945年6月决定的那样继续实施其冒险的计划，即寻求仍然保持中立的苏联对日本和英美列强之间的战争进行调停，那么，在日本首都保留前内务人民委员部政委的服务可能会被证明是令人尴尬的。浅田三郎还有另一个更加人性化和务实的考量：(伪)满洲国对柳什科夫来说可能比东京更安全，在东京，一系列灾难性的B-29轰炸已经开始。柳什科夫看上去似乎非常愿意离开。

浅田大佐在1944年12月被调去了哈尔滨特务机关。不久之后，就有了将柳什科夫转移至大连的决定，因为有苏联总领事馆和3万白俄居民的哈尔滨似乎太危险了。1945年1月浅田三郎给27岁的特别机构大连分支的负责人竹冈丰大尉（Yutaka Takeoka）送了一封私人信件。电文称，总参谋部已要求哈尔滨特务机关接收“马拉托夫”(译者注：柳什科夫的日军代号)，马拉托夫曾表示，由于美国空袭带来的危险，希望被转移到比东京更安全的地方，而随着日本国运的逐渐恶化，空袭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只会越来越高。哈尔滨办事处已决定满足这一要求，并反过来要求竹冈为马拉托夫在大连找到合适的住处，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大连被认为是最适合的。大约在同一时间，柳什科夫在库丹时期的一位老同事田中光夫--现在是驻哈尔滨的少尉--收到柳什科夫的信，信中说：“我去满洲里的行动已经决定下来了。因为你在那里，我感到很舒心。”

到1945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高潮已经开启。3月，在硫磺岛上的日本守军已被歼灭。4月，苏联向日本发出正式通知，表示不再延长一年后到期的互不侵犯条约，关东军于同月进入战时状态。5月，英国人重新占领了仰光，而纳粹德国也在希特勒自杀和柏林陷落后无条件投降。6月美国人粉碎了日本在冲绳岛和吕宋岛上的抵抗。7月，杜鲁门、丘吉尔（后来的阿特利）和斯大林在波茨坦举行了一次首脑会议。

然而，无故的延误阻碍了将柳什科夫快速转移到满洲里。这不是竹冈的错。虽然他在收到浅田三郎的消息之前从未听说过马拉托夫-柳什科夫（除了在1938年的报纸上），但他迅速跟进了大佐的要求。首先，他权衡了下最佳场地的问题。大连也许能不受B-29袭击，但柳什科夫不可能在一个有着1000名白俄居民和一个苏联领事馆的城市内被轻松地保护。竹冈偏向于临近的亚瑟港（Port Arthur，即旅顺），哪怕那个选址有它自己的问题。日本海军港口总部就设在那里并且周围的要塞区域对于外国人是禁区，这意味着柳什科夫不可能被允许居住在那。竹冈提议将南满铁道公司企业集团经营的黄金饭店(大冈)（Ogon）的全部附属设施出租。在概述了他的担忧后，竹冈赢得了亚瑟港总部高级参谋、关东租界驻军总部参谋兼警察局长、大连宪兵队长的非正式认可。

 浅田大佐从哈尔滨调到了新京的关东军总部，被留下的同事不了解柳什科夫案的背景和细节，而这无助于事态的发展。可能是每一级指挥部都需要进行审批和达成共识的耗时工作造成了延误。当然也有现实因素：在经历了7年之后，柳什科夫已经变成了“过时的新闻“，特别是现在日本和(伪)满洲国正在面临分别来自美国和苏联的迫在眉睫的入侵。

在缺少文件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确定柳什科夫乘坐军用飞机离开日本前往满洲里的具体时间。一个可信的日期是7月20日，尽管竹冈说他直到8月8日才第一次见到柳什科夫。柳什科夫的确可能在向他在大连的最终目的地大连报道之前，在新京或哈尔滨短暂停留过一段时间，但竹冈认为这仅仅是在这个阶段，对柳什科夫来说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为关东军或特别机构做任何事情。然而，一个日本的消息人士声称柳什科夫可以和翻译员高谷角藏（田谷）（Kakuzo Takaya (Tagaya) ）检查边境状况并向哈尔滨办事处负责人秋草俊少将（Shun Akikusa）传递他对于形势的估计。竹冈没有提到这样的插曲，但柳什科夫8月8日到达大连时，确实是由哈尔滨特务机关的翻译高谷（Takaya）护送的，高谷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曾是日本共产党党员，被日本驻莫斯科武官土居大佐（Doi）从苏联监狱中解救出来；他曾任库丹俄罗斯情报处处长，并与柳什科夫共事了三年。

以任何标准来看，将柳什科夫迁到满洲里的时机简直是最差的决定。除了在日本会暴露在B-29轰炸机的袭击下这一个坏处外，柳什科夫可能还不如留在日本。苏联就在竹冈要去见柳什科夫的时候，向日本宣战并且攻击了满洲里，朝鲜，南萨哈林和库页群岛。关东军总部的大部分人员已经在从新京前往以满洲里偏南的通化为中心的预测防御区（projected redoubt zone是什么？）的途中。坦白地说，竹冈认为柳什科夫在1945年几乎不知道足够的新鲜事，以使自己对日本人有用。另外，俄国人在他们第一次接触时给竹冈留下了令人厌恶的印象。说句不好听的话，柳什科夫现在已经不是1938年7月在著名的桑诺饭店记者招待会上所扮演的那个欢快热情洋溢的角色了。竹冈回忆道：

柳什科夫的体格和普通日本男性差不多。他看上去很累，脸色不是很好。他的眉毛是暗沉的，眼睛是瞪圆，衣着很是破旧，这这很正常，因为在战争结束时，日本本身的衣物就很短缺。然而，我不能否认，我把柳什科夫看成是一个 "逃亡者"，一个背叛祖国而逃亡的人。我也为他流露出的印象感到失望。这还是苏联远东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前负责人吗？这还是一位将官吗？

竹冈让柳什科夫和高谷在大连特务机关短暂休息了一下，然后送他们去了亚瑟港。在8月9日的凌晨，苏军从三个方向攻入了满洲里。高谷打电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带着他的负责人回大连。竹冈为他们在大连大和酒店预定了一间房。当他们在8月10日回来后，竹冈在办公室和他们商议了一下。因为柳什科夫懂一些日语，所以高谷带着竹冈去了另一间办公室，并说他想要去新京去讨论如何处理柳什科夫。暂时来说，他想将柳什科夫留在大连。柳什科夫应该被告知是关东军指示了这一行为。

鉴于关东军司令部的修整和苏军入侵后的混乱局面，竹冈怀疑高谷的建议是否切实可行。可疑的是，谁都惦记着柳什科夫，具体的指示会不会出现也是个未知数。可能高谷在新京有家庭并需要在那里办事，所以竹冈批准了这一要求，走回了他的办公室，并让柳什科夫相信了其正在采取的行动的明智性。竹冈再也没听到过高谷的消息。然而，接近20年后，在1964年8月，1945年8月的插曲有一个奇怪的后记。竹冈当时正在东京的一家酒店参加吉瓦尼斯俱乐部的会议，在那里，高谷是发言人。

在演讲开始前（竹冈声称），我接近高谷先生，他正坐在大堂。他在我向他介绍我自己的时候经受了极大的震撼。我抓紧时间，简要地告诉了他柳什科夫事件。高谷为他丢给我的负担找了借口并请求我的原谅。当我们在那天分开时，我们互相保证要再次见面。这未能实现。这之后很快，高谷就去世了。

高谷似乎还参与了其他与柳什科夫有关的诡计。在8月11日，山下智久大佐（Tsutomu Yamashita），在哈尔滨特务机构接替浅田成为高级参谋,召见田中中尉，柳什科夫身边的库丹支部老乡。山下智久的言论的要点是，由于与苏联发生战争这一新的危险情况，有必要对柳什科夫进行清算，而做这件事的人是他的熟人田中。田中很惊恐，因为他将柳什科夫看作亦师亦友的人。（记得柳什科夫曾写信说，田中在满洲的存在让他很放心。）当然，命令就是命令，但田中努力和山下讲道理，尽一个中尉所能去抗拒大佐。他不能实行处决，田中说；没有其他人可以被选择吗？山下暂且暂停了对话，中尉急忙离开了。

  真正发生的事是，在田中踏上离开大连去往新京的虚假旅途后，竹冈队长将柳什科夫安置在大和酒店并发电报给哈尔滨特别机构和关东军以寻求指示。8月15日，日本帝国宣布投降的消息从东京广播出来。在满洲里，弥漫着混乱和不确定因素。日本侨民很是害怕，但只能静观其变，等待必然的结果。火车装满了争相逃离满洲国的平民和士兵。中国人民发起的起义是可想而知的，满洲国傀儡军队和警察的叛乱也可以预期。苏联部队预计在攻克任何继续抵抗的地方后会瞬间到达。曾经叱咤风云的关东军也即将发出让自己放下武器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