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六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58、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59、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

60、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61、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62、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

63、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64、调查粮食征购和供销情况的通知

65、关于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问题

66、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

67、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已的命运

58、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五百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积极分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的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今天很多人讲了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呢?有几个好处。首先，少数人议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为广大人们所赞成呢?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其次，在讨论中搜集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不包括疑问)。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什么又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的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

　　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2]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4]，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5]，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6]。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这也是灵活性。又如统一战线，《共同纲领》中写了，现在宪法草案的序言中也写了。要有这么一个“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经济特点是什么?比如第五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宪法草案第七十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当然，今天它还只是草案，过几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今天我们就要准备实行。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我们的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这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国际上会不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看到我们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他们会高兴的。中国人高兴，他们也高兴。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们也会高兴的。当然也有人不高兴，帝国主义、蒋介石都不会高兴的。你说蒋介石会不会高兴?我看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就知道他是不高兴的。我们对蒋介石很熟悉，他决不会赞成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高兴，也要说它不好。他们会说我们这个宪法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但是很坏的道路，是一条错路，什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犯了错误。他们也不赞成灵活性。他们最喜欢我们在一天早晨搞出个社会主义，搞得天下大乱，他们就高兴了。中国搞统一战线，他们也不赞成，他们希望我们搞“清一色”。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跟我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很多，人口在世界上占多数，我们有了一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有帮助的。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后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最后，解释一个问题。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2]指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清政府为对抗武昌起义、保持清王朝封建统治而发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其中规定“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一九一二年三月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公布的。其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通信、结社、信教等项自由权利。这个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一九一四年五月被袁世凯废除。

　　[4]指袁世凯政府的《天坛宪法草案》和《中华民国约法》，曹锟政府的《　中华民国宪法》和段棋瑞执政府的《国宪草案》。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政府为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拟定了《天坛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赋予总统以很大的权力。但袁世凯还不满意，又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规定由大总统总揽国家统治权，为复辟帝制作准备。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锟在贿选总统后颁布了由贿选议员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当时被人们叫做“贿选宪法”。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段祺瑞执政府起草的《国宪草案》，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没有正式通过。

　　[5]《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是一九三一年六月国民党政府为使其一党专政和法西斯独裁统治合法化而公布的。

　　[6]指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操纵“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

 

 

 

 

59、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中国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欢迎你们来访问，把你们当自己的朋友看待。请你们在这里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吧。你们到中国来看看是很好的。

　　我们彼此一定还有很多的不了解。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过去日本统治过中国，这是若干年前的事了；对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又代替了日本，帮助蒋介石欺负我们。在这两个阶段，英国都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过去是日本人的问题，现在是美国人的问题。我们同美国之间也有一个洋，叫太平洋，可是太平洋不太平。有些问题我们不了解。例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签订了一个条约[1]，声明说是为了反对共产党，说我们要侵略澳大利亚，因此有必要同美国和新西兰一起签订这个条约，一齐反共。反共的声浪在世界相当高哩，特别在前一个时期。据说，中国人犯了大罪，主要的是把一个很好的人叫蒋介石给赶走了，这个人好极了，他有完全的道德和全部的真理。我们就做了这一件“坏事”。我读过比万[2]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新逻辑，说中国人自己侵略了自己。

　　美国说我们犯了大罪，现在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结。关于蒋介石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两种议论。在美国看来，蒋介石比我们好。你们的看法不同些，因为你们早已不承认蒋介石了，所以我说和你们没有根本分歧。我们彼此在日本问题上也没有根本分歧，因为对日本问题，英国今天管不了了。因此我们看见你们觉得很高兴。

　　我有点意见想谈一下。所谓反共，这事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带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

　　你们问，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能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我们之间首先就不会打仗。何必打仗呢?我们不仅不会和工党开仗，也不会和保守党开仗。

　　你们问，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3]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至于建设近代化的国家，那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我认为，英国工党朋友们对苏联的了解是不恰当的。英国是个大国，苏联也是大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不搞好，世界和平就成问题。问题不在于中国应和苏联离开，而是英国应该和苏联靠拢。我劝你们和苏联靠拢，这是我们的建议。为什么你们这样不喜欢苏联呢?

　　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国彼此都靠拢些，观点不要一成不变，情况就可以改善。怎么样?再说一句，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国人彼此对骂得很厉害。我想，反对中国的不是美国多数人，而只是少数人。东南亚条约[4]，美国为什么不要中国参加?我们要参加，他们却不要我们。中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都参加有什么不好呢?

　　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所以你们最好劝劝美国人把第七舰队拿走。几条船好办，一拿就走了。他们是违反国际形势、违反历史的。他们只是美国的少数人，如杜勒斯[5]之流。我们希望工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

　　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

　　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

　　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让我们大家统统解除武装，我们自己的几个兵也都不要了。让我们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这些亚洲和欧洲的国家倡议一下，向美国提出这个建议　。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原题是《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

　　【注释】

　　[1]指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美澳新安全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生效，并无限期有效。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将单独地和共同地采取自助和互助方式保持和发展单独和集体的军事能力；缔约国任何一国受到“威胁”时应进行协商，受到“武装进攻”时应采取共同行动。

　　[2]比万，英国工党领袖。当时是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成员，毛泽东会见时在场。

　　[3]日内瓦会议，见本卷第336页注[6]。

　　[4]东南亚条约，全称是《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是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称，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一九六七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5]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威胁要实行“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一九五○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60、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

　　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代表总数一千二百二十六人，报到的代表一千二百十一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十五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七十人。今天会议实到的代表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合于法定人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制定宪法；

　　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根据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61、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

　　开幕词

　　今天到会的有一部分人，我们过去是不认识的，只是闻其名而没有见过面。过去不认识的人，今天可以坐在一起开国防委员会会议，这种情形是很可以想一下的。今天是大敌当前，敌人很强大，他们包围我们、威胁我们，我们应当团结起来。今天在座的，有人民解放军的骨干，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以及过去做军事工作有经验的人，都是在各方面联系群众的，对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能起作用的。

　　美国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很不满意我们，仇视我们。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卖国集团，现在还盘踞在台湾，全国解放战争在台湾这一部分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胜利。

　　我们国家的国防任务很大。除了工业问题以外，还有建军问题和作战问题。建军和作战，联系到各个方面。我们现在的作战任务是解放台湾，将来的作战任务是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建军中各方面的问题很多，比如兵役制度，现在有一个文件已经发下去了，请大家提意见，有些文件还没有发下去。我们军队要提高，编制、装备要改进，训练要改进，而军队的训练是同国民军训相联系的。

　　国防委员会今后的任务是:团结起来，训练我们的军队和人民，逐步建设一支近代化的革命军队。除苏联军队外，我们要建设世界上第二支强大的近代化的革命军队。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计划，文化建设有计划，军事建设也应当有计划，以便有步骤地达到我们建设强大的近代化的革命军队的目标。这是人民的目标，是宪法规定的目标。

　　讲话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1]。新军有三十六镇，就是三十六个师。今天在座的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那个军队，里面有日本士官学校的；有云南讲武堂的，我们的朱德副主席就是云南讲武堂的；有湖南讲武堂的；有保定军官学校的，唐生智[2]委员就是保定军校的。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人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

　　第二代是黄埔军[3]。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今天在座的中间，有许多人，共产党的非共产党的，都是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的。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周恩来总理是当时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以黄埔军为主干的国民革命军起初成立了八个军，黄琪翔、蔡廷锴[4]是四军的，程潜、李明灏[5]是六军的，唐生智是八军的。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共产党那时候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不要军队，只在军队里派党代表。后来蒋介石把党代表一驱逐，进行清党，在共产党直接控制下的军队就只有叶挺[6]的一个独立团。南昌起义后，党所领导的军队变成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打了二十二年。

　　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

　　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三个阶段。中国要搞一部军事史，把这三个时代的进步写一下就好。

　　我们的军队，首先是游击队，以后比较正规一些，现在更好一些，但严格地说来，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必须努力学习。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建军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但是在朝鲜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末期，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搭上了线，不久国共两党分裂，北伐军队变更了方向，我们单独地搞。天下是蒋介石的，我们只有几支烂枪，可是，我们的斗争代表着人民的方向，我们能把游击队集合起来，成立了军团、方面军，以后又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我们这里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长征结束时，我们的军队没有剩下多少。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到了遵义，进行了自我批评，才纠正了错误。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一共有一百二十万人。重庆谈判前，蒋介石请我们一定要去商量国是，国是者全国之是也，不能不去。其实到了重庆，蒋介石毫无准备，只临时召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他们一面谈一面发兵。我们几个人在重庆也商量了。古语说，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们也发兵，只要把蒋介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谈。高树勋[7]委员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义的。打到一九四八年冬天，局面就差不多了，到一九四九年春天，局面就定下来了。现在来算算这笔账，我们所以能获得胜利，基本的条件是我们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方向。日本投降后，当时全国人民希望休息，哪怕是两三年也好。结果只休息了一年，但就是在这一年里也打了不少的仗。

　　人民的希望，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各种努力，过去可以北伐，可以解放全中国，可以开始进行国家的建设。今后，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解放台湾，也一定能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但他们对我们的估计有一条是失算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潜在力量将来发挥出来是惊人的。

　　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有空军，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支小小的空军，就像在天安门阅兵时看到的那样。一九五四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

　　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有一句俗话，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为什么还不能翘尾巴呢?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的好。希望大家一面努力工作，一面保养身体，一来是为了继续工作，二来是为了看一看将来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坦克、大炮、拖拉机。

　　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应当搞出些名堂来，使国家像个样子。能不能办到?能够的，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所有干部，都要努一把力。

　　今天，国防委员会有各方面的人，具有各个时代经验的人，大家为爱国主义所鼓舞，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一点是很可宝贵的。在座许多人是老前辈，你[8]当师长时，我还在当兵。我们有一条是好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事，使全体人民都知道。过去蒋介石有什么意见，人家要猜摸一番，过了一个时期就变了。现在对我们用不着猜摸，我们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这是载于宪法的。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要摸底，有什么底?宪法就是底。共产党的底就是发挥一切有用的因素，破坏阻碍的因素。有用的因素是建设性的力量，包括各种知识分子，旧军队出身的将军和士兵。共产党的将军们，很多也是从旧军队来的，像贺龙[9]副主席就是当过湘西镇守使的。没有天生下来就是共产党人的。一个人初生下来并没有什么任务，母亲生儿子也并不是要他当军人，当将军，这是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

　　我们的海军，目前还只是一点萌芽。去年我还坐过一次军舰，从汉口到南京，在南京还看过鱼雷快艇演习，海军战士都是十九到二十三岁的青年，见了他们就忘了我们是老朽。当时也看到林遵[10]委员，你们变成先生了。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要团结他们，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当然，没有新人也不行。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指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制编练的新式陆军。

　　[2]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湖南东安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战争，一九二三年任湘军第四师师长。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一九五四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3]黄埔军，指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的以黄埔军校校军为主干的国民革命军，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发展为八个军。

　　[4]黄琪翔（一八九八——一九七○），广东梅县人，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一九五四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广东罗定人，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一九五四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

　　[5]程潜，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一九五四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李明灏（一八九七——一九八○），湖南醴陵人，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第五十四团团长，一九五四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6]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广东惠阳人。北伐战争前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

　　[7]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河北盐山人。一九四五年十月率领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起义。起义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一九五四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8]指程潜。

　　[9]贺龙，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独立第十五师师长。一九五四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0]林遵（一九○五——一九七九），福建福州人。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率领所部二十五艘舰艇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四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62、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毛泽东：吴努总理大概可以看到，我们的方针是同你们友好。五项原则[1]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我知道吴努总理曾经同刘少奇委员长谈过缅甸国内的情况。我们希望你们国内和平。至于具体地如何取得国内和平，那要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我们在这个具体问题上表示态度，那就不妥当了。

　　共产党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有共产党。因此各国都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在你们国内也有对我们不友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在别国如印度、印尼也有。但是我们不好干涉，不好对这些党派、团体和个人说，他们不应该反对我们。每一国都有几种党。对于这几种党，我们不能表示反对哪些党，赞成哪些党。我们只能以每一国的政府为对象来解决问题。希望你们谅解我们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

　　吴努：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任何别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

　　毛：缅甸人民和中国人民都看到我们所采取的步骤，例如五项原则和会谈公报[2]中所解决的问题。在我们两个民族、两个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我们不去区分党派，而是把我们的共同问题初步解决了。

　　中国也有各种党派和团体。中国的各种党派是有差别的，并不是在一个水平上，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分别。中国各民主党派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也有各种团体，有工人的团体，甚至有资本家的团体。但是缅甸政府、吴努总理和吴拉茂大使对中国各党派只能一律平等看待，不能表示满意这一个党，不满意另外一个党。否则就会引起一些党的不满意。

　　我们对于缅甸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用政府的名义对缅甸的任何一个党表示态度，我们就会得罪这个党和一些群众。

　　既然已经谈起了这个问题，我们愿意说，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吴努总理说缅甸的内战已经成为很重的负担。我看你们自己是否能够谈谈，看看是否能取得妥协。如果能够这样，缅甸就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上。我们将很高兴看到这一点。作为我个人的建议，你们自己先非正式地谈谈，试试看，不要把路堵死。最好是先非正式地、试探性地谈谈，如果谈得拢，最好，如果谈不拢，就暂时放一下，以后还有机会再谈。

　　我们对西藏的办法，可以供你们参考。我们准备在很长的时期内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同他们商量。关于西藏的社会改革，我们不是坚持现在一定要做，如果同他们商量了以后，他们说可以，我们就做一点，他们说不可以，我们就暂时不做。当然，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因为我们两国内部的情况不同。各国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处理自己的问题。

　　在这里也可以同时谈谈革命的问题。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革命不受外国的影响。像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3]这几个国家的独立，也不是完全不受外国影响的。但是缅甸的独立，并不是由于任何外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帮助而取得的。

　　我们看到中美洲危地马拉就有不同的情况。美国在那里进行干涉，帮助反对党在别的国家组织军队打进危地马拉，而美国大使又在危地马拉内部策动。我们决不会干这种事。我们决不会在云南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并且由姚仲明[4]大使在缅甸内部策动。姚大使决不会干这种事，如果他干这种事，我们一定马上撤他的职。

　　在缅甸的华侨中也有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我们教育他们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取得联系。我们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我们在印尼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嘱咐缅甸的华侨不要参加缅甸国内的政治活动，只可以参加缅甸政府准许的一些活动，如庆祝活动等等，别的就不要参加。否则会使我们很尴尬，不好办事。

　　我们在泰国有三百万华侨，我们的方针也是一样。泰国对我们不友好，原因不在于我们。我们实在是想搞好同泰国的关系。我们同泰国如此邻近，按道理应该搞好关系。外国报纸怀疑我们搞傣族自治区是要侵略泰国，是要建立什么“自由泰国”。傣族在云南省有三十万人，他们组织一个自治区[5]。在广西省的壮族有七百多万人，他们也组织一个自治区。我们还有好几十个这样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例如，朝鲜族、蒙古族的。我们也准备在西藏建立一个自治区。我国少数民族的种类很多，但人数总计不到四千万。我们并不搞“自由泰国”，也不想打进泰国。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不是如此想的，不是如此准备的，也不是如此干的。

　　我们很想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它互相承认。如果泰国愿意的话，它也有资格在昆明设立领事馆。

　　泰国说怕我们侵略，但是缅甸也怕啊!而缅甸的做法却是搞好同我们的关系，并且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要侵略缅甸。可是泰国却连看都不愿意来看。如果泰国在昆明设领事馆，他们可以到我们的傣族自治区去看看。

　　希望吴努总理把我们的意思向泰国当局说一下。

　　努：我已经答应了周总理。我将在曼谷过一夜，会见到泰国的总理。我不仅会告诉他，中国总理表示愿意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我还会进一步告诉他，中国的这种意愿是真诚的，这一点是我在这次访问中发现的。我希望尼赫鲁[6]总理会全力支持我这种说法。

　　毛：我们同尼赫鲁总理谈过，但是没有说得这样详细，没有说得这样多。希望吴努总理把我们今天说的转告尼赫鲁总理。如果你们两位一起同泰国当局谈这件事，使得中泰两国之间也能有像中缅之间这样的关系，我们将会很高兴。

　　努：我一定尽力来做。

　　毛：我现在说说大国小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艾德礼[7]先生批评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做法是，就像一个中世纪家庭的父亲替他的儿子找一个自己看得中的媳妇。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现在南北美洲的情况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家庭，美国是家长，其他国家是它的子弟。我们在亚洲不要这种关系。过去日本是想这样干的，它说的是共存共荣，但实际上是要剥削和侵略人家。

　　我们同缅甸已经有了五年的相互关系。可以再看五年，再进行五年的共处和合作，来看看我们究竟是讲讲算了，还是要真正实行的你们的态度很好，你们有话，有怀疑和不满意的地方，就讲出来。以后我们两国之间还会发生一些问题，互相之间还会有些怀疑和不满意的地方，希望我们互相都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好，使我们的友好合作更发展。

　　努：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就讲出来的，怕的是我们被误会是英国、美国的走狗，怕的是反对我们的党正是这样向你们报告的。不过现在我们互相见面以后，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不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昨天在周总理家里会谈以后，我已经把这一点告诉了我的朋友周总理。

　　昨天我甚至请求周总理释放美国飞行人员，这是我通常不会做的也是不应做的一件事，因为这有干涉内政之嫌。但是由于我同周总理互相有了很好的了解，因此我提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周总理的误会，这使我很高兴。

　　毛：释放总是要释放的，但是现在不能释放。我们对犯间谍罪的外国人是不杀的，犯同样罪的中国人就会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犯了罪，我们不能不执行法律。

　　我国是一个大国，原因就是人口多，地方大，但是并不强。吴努总理去看过我们的汽车厂，我们连一辆汽车都出不了，此外连一架飞机都不能造，那末强在哪里呢?但是，即使我们再弱，美国要把它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也是不行的。过去我们在延安，就没有屈服过。在解放战争中，我们也曾把侵入我们地区进行间谍活动的美国人逮捕起来。不论美国多强，能产多少钢，能出多少辆汽车和多少架飞机，我们也是不会屈服于它的压迫的。对于友好的国家，我们的态度像兄弟一样。对于压迫我们的国家，只要它们一天继续如此，我们就一天也不屈服。

　　这些美国间谍乘的飞机是在中国境内，在东北打下来的，但是美国说他们是战俘。真正的战俘是二万多名朝中被俘人员，他们被扣住不放，并被交给了李承晚[8]和蒋介石。这是毫无道理的事，令人愤慨的事。

　　像我们这一类国家受过很多气，亚洲、非洲国家都是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大国的气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主要的就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我们现在还在受气。总有一天，我们真正独立起来，把自己的国家搞好了，就可以少受一点气。

　　你们的国家并不小。你们有近两千万的人口，相当澳大利亚的两倍多。你们国家的面积很大，相当于九个到十个锡兰。你们的国家有各种物产，人民勤劳聪明，各种事业都能逐步地办，例如制造汽车和生产钢铁。你们的国家大有可为，我们愿意看见你们的国家兴旺起来。

　　努：谢谢。

　　毛：假如亚非各国都能如此，到那时候就不会由几个大国称霸了。整个亚洲的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亚洲的地方也是好地方，有两个洋:太平洋和印度洋。

　　努：缅甸的情况是很特殊的。最好是中国共产党派一些公正的人士到缅甸研究一下情况，我们不仅会很高兴地接待他们，还会给予他们各种便利。他们可以实地研究一下缅甸政府的立场以及缅甸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感觉。

　　毛：我们派观察团到缅甸去，是不妥当的，会使外界得到不好的印象。我们的大使和领事可以根据报纸上的材料和公开的文件进行研究。他们不能同反对派直接联系，但是可以通过合法的党派来间接了解反对派。我们的大使馆进行这种研究，正像你们的大使馆在这里进行研究一样。至于你们自己的纠纷，我们是不能介入的。

　　努：你们是应我们的邀请而来的，不是违背我们的意志而来的，因此不是干涉内政。如果我们请求的话，你们甚至可以派军队来，也不是干涉内政。

　　毛：不能说凡是政府愿意的，就不是干涉内政。有四种情况:

　　第一，同盟国家为了反对侵略，和共同的敌人作战时，一个同盟国家的军队可以到另一个同盟国家的土地上去，这不是干涉内政。　　　　　　　　　　　　　　　　　　第二，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去建立军事基地，附带军事和政治条件的援助和贷款，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的宗教机关进行间谍活动等，都是干涉内政。

　　第三，纯粹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如民族之间或党派之间的斗争，如果外国介入，就是干涉内政。

　　第四，请外国的教授和专家，这不是干涉内政，这是互助。

　　第二、第三种情况是干涉内政，因为侵害了一国的民族利益。

　　如果我们派观察团到缅甸去观察民族之间和党派之间的纠纷，缅甸政府可以不认为是干涉内政，但是缅甸别的民族、别的党派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别的国家也会有不好的观感。

　　努：我没有预见到这一点，那末就不提我的建议了吧!

　　毛：我向吴努总理提出建议，不是以政府工作者的身分，而是以党的工作者的身分。我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还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我是以中国共产党主席的身分向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提出建议。

　　刘少奇委员长和我都同吴努总理讲了一些中国经验，这是朋友之间交换意见。至于缅甸政府是否照办，那完全要由缅甸政府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我们同缅甸做生意，决不以缅甸政府对哪一个党关系较好作为条件。

　　努：我把主席和刘委员长对我提出的建议，看作是大哥哥们对一个小弟弟提出的建议。大哥哥是比小弟弟更有经验的。当我相信对我提建议的人是诚实、真诚而且是为他们的人民献身的，我就像小弟弟对大哥哥一样的谦恭，听取他们的建议。

　　毛：我们不是大哥哥同小弟弟的关系，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兄弟。况且，缅甸取得独立是在一九四八年，还比我们早一年。

　　努：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进行这些会谈。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9]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毛：任何人都是从不了解到了解，这是很自然的。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原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

　　【注释】

　　[1]五项原则，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见本卷第336页注[5]。

　　[2]指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北京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会谈公报》。主要内容是：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在两国适当城市互设总领事馆；开辟航空线，恢复公路交通并缔结邮电协定，促进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保护双方侨民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勉励侨民尊重侨居国法律和社会习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3]锡兰，今斯里兰卡。

　　[4]姚仲明，一九一四年生，山东东阿人。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

　　[5]一九五三年我国在云南省曾建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后分别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改为自治州。

　　[6]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7]艾德礼，英国前首相，当时任英国工党领袖。

　　[8]李承晚，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9]希特勒，见本卷第94页注[3]。

 

 

 

 

63、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三月)

　　开幕词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们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有三个议事日程:第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第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1]的报告；第三，关于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党的总路线以及党为着实现这个总路线而采取的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办法，已经在事实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我们的许多办法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规定得很恰当，这应当在实行中根据新的经验加以补充和修正。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一一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

　　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鉴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事件，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

　　同志们都知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2]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内部是团结的；而帝国主义阵营则是虚弱的，在它们那里有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和危机。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如果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一九二一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根据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结论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

　　大家发言已经完了。我就下面的几个问题讲几句话:关于这次会议的评价，五年计划，高饶问题，目前形势，八次大会。

　　一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本来我们是有共同认识的，但是在若干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是有不同意见的，经过这一次会议，统一了我们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思想的、政治的以及许多政策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使我们党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正如恩来同志所说，如果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它以前一个时期全党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风，奠定了我们党的统一思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民主革命的胜利，那末，这一次会议就会使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次会议证明，我们党的水平是大为提高了，不但比十年前的七次大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而且比一九四九年的二中全会、一九五○年的三中全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这个情况是好的，这次会议表明我们是进步了的。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全党同志钻得有深有浅，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像医生一样，有的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够打静脉，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虽然有些同志没有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有许多人是钻进去了，就是有一点内行的味道了。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是极大的好事。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将促使我们党大进一步。

　　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二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

　　同志们认为，在讨论五年计划的时候，大多数同志的发言很好，大家是满意的。其中有一部分发言特别好，他们讲透了问题，有点专家的味道了。但是，中央各部门的发言中间，有一部分内容较差，分析和批判不够；地方同志发言中间，也有一部分是较差的，分析和批判是不够的。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有些同志发言中间，对严重的浪费问题以及别的错误，只是揭露了现状，没有说明如何处理。对于这些发言，有些同志不满意。我以为这些不满意是有理由的。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这次会上，地方要求中央解决的许多问题，凡是中央已经有了规定的，应当积极解决。其他的问题，由秘书处会同提议的同志，研究解决办法，报告中央处理。

　　中央各部门要求地方协作的事也不少。中央部门在各地方办的事业，要请地方党委给以监督和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地方党委有责任帮助中央在地方所办的事业去完成任务。所以，不仅地方对中央有要求，中央对地方也有要求。只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委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才能够完满地实现。

　　三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3]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4]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5]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6]上，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7]、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8]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们扫了一翅膀；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传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怎么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所表示嘛!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末现在我们决定，不论是关于五年计划还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所有的发言、报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五天之内，把那些没有讲完全的，或讲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讲妥，我们就抓住他的小辫子，将来使他下不去。你还可以修改，以你最后修改的稿子为准。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这一点极为重要。前面讲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当，有些是陷进去比较深，因为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种了一次牛痘，起预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险，还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是三年五年再种一次牛痘，就是开我们这种会。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骄傲，谨防犯错误。高岗、饶漱石为什么对这些人没有惹呢?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人，当然不去传播；第二种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认为无足轻重，现在不必去传播，将来“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着过来的；第三种是他们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较强，他们一看就不对头，虽然这些同志并不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不敢去惹；第四种，就是时间来不及。这个瘟疫散播也要时间，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难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们影响的。

　　我认为，以上就是受高、饶影响的和没有受影响的两部分同志应当注意的地方。

　　第三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

　　第四点，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情，但是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我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听到高岗、饶漱石讲了许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甚至高岗、饶漱石还同他们商量过一些反党活动问题，那就应当看出来。一种是普通知道他们一些坏事情，而没有看出阴谋，这是难怪的，那是很难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冈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们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9]，没有张国焘[10]，没有陈独秀[11]，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孔夫子[12]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

　　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在座的不少，资格很老；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恩来同志今天也讲了这个问题，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比较起来，如果说允许骄傲的话，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就应当更谦虚。让青年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这些前辈，确是有点经验，不要看轻他们，你看他们那么谦虚。”四五十岁的人了，因为得了许多经验，反倒骄傲起来，那岂不是不像样子?青年人就要发议论:“你们那些经验就等于没有，还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以不必。俗语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我就讲这么几点意见。

　　四　关于目前形势

　　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形势，这三种形势怎样呢?是光明面占优势，还是黑暗面占优势呢?应当肯定，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形势，都是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在我们这个会场上也是如此。不要因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以为就黑暗了。这些同志是着重讲了他们的缺点错误，没有讲他们的长处，哪一年参加革命，哪里又打了胜仗，哪里有工作成绩，这些话都没有讲。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末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张、张、赵、马、郭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高岗有什么光明面占优势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至于我们的同志那就不同，略有黑暗，这个东西可以洗干净，用肥皂多洗几回。

　　为什么要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呢?这是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个，也只有五双，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估计到了。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五　为胜利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个议事日程:(一)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明年七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要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的工作，经济、文教、军事、党务、政治思想、群众团体、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工作，都要大进一步。

　　我顺便讲一讲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国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汉族住的，还是什么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讲在这一年中各方面的工作要大进一步，就是要把已经揭露出来的缺点、错误加以改正。不要在这次会上许了愿，到明年召开“八大”时还照样有那么多缺点、错误，原封未动。所以要为召开“八大”而斗争者，就是要把缺点、错误改正，比如铺张浪费、大屋顶这样一些东西，认真地负责地改一下。不要在这里许了愿，一回去大家就把两脚一伸睡起觉来了。

　　有人建议一年或者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使同志之间互相监督，我认为可以考虑。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是迅速进步，不是慢慢地进步。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不要每个人去检讨一篇，但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要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是不行的。

　　批评要尖锐。这次有些批评，我觉得不那么尖锐，总是怕得罪人的样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所以，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建议各省、市委同志们考虑，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你们不是学中央吗?我看这一点是可以学的。

　　最后，我请同志们注意，也请全党同志注意:

　　为在一九五六年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为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和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相互勾结，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五五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们开除出党。

　　[2]这句话的新译文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3]张秀山（一九一一——一九九六），陕西神木人。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监委会主任。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4]郭峰，一九一五年生，吉林德惠人。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5]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6]指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张明远（一九○六——一九九八），河北玉田人，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等职。赵德尊，一九一三年生，辽宁辽中人，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马洪，一九二○年生，山西定襄人，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一九七八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等职。

　　[8]向明（一九○九——一九六九），山东临朐人，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因所谓向明反党宗派集团问题受打击，一九六三年甄别平反。扬帆（一九一二——一九九九），江苏常熟人，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一九五五年因所谓潘汉年扬帆案被捕，一九六五年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一九八三年彻底平反。

　　[9]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10]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中担任过领导职务。长征途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11]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12]孔夫子，即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64、调查粮食征购和供销情况的通知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关于粮食问题的情况，请于接电后一个月内将下列各点调查清楚报告我们(计算的范围，除第六项问题外，其余五项都是除去盐民、林民、渔民、牧民、船民、灾民和经济作物的农民，即专算产粮农民，并以省为单位计算平均数):(一)去年定产偏高的占百分之几，偏低的占百分之几，恰当的占百分之几；(二)缺粮户(以缺一个月粮为起点计算)占百分之几，自足户占百分之几，余粮户占百分之几；(三)缺粮户供应方面，该供应的真缺粮户占百分之几，不该供应而供应了的假缺粮户占百分之几(除去周转粮不计在内)，本粮食年度内因对假缺粮户盲目供应而耗费的粮食共有若干；(四)以叫唤缺粮的人为一百，真缺粮而又供应不足或供应不及时因而引起叫唤的占百分之几，假叫唤的占百分之几；(五)销售补课工作，已经做好的占乡或户的百分之几，尚未做好的乡或户占百分之几，何时可以做好；(六)各省市销粮肯定应当减少，下一粮食年度究竟可减销若干。以上六项问题，如因时间来不及，请根据若干可靠的典型材料加以估算，于七月五日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先行报来。精确调查，留待下半年做。

　　中央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65、关于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问题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福建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福建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一)新中农中间出现了富裕中农(即上中农)，这些人中间除了若干政治觉悟较高的人以外，其余的人暂时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原来就不富裕，有些则因为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不正当地受了一些侵犯，这些人在经济地位上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大体相似，他们对于加入合作社一般地感到兴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故在一切合作化还没有达到高潮，富裕中农还缺乏觉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一)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在毛泽东同志报告[1]的修正本中，对于中农只分为上中农下中农两部分，未提中中农，以免分得过细，不易区别。现在所说的下中农实际上包括原来所说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中中农两个部分)，(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人加入合作社为适宜(并应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进来，首先吸收觉悟较高的分子)。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拉入。目前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作价过低，还期过长)，实际上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不可以违反的。至于富裕中农中间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一些人，在目前一切合作社初办或者还不占优势的地方，不论是把他们拉进来，或者他们自己企图钻入合作社谋取领导地位(并非由于真正的政治觉悟)，或者企图组织低级社如黑龙江双城县所发现的那样，对于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都很不利(个别公道能干政治觉悟高的富裕中农，当然不在此例)，而一切合作社是必须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而目前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此外，关于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的问题，还要明了几点。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我们区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或者派到农村指导工作的干部，不去首先依靠农村中的党团员，而把党团员混同于非党团员群众，这是不对的。第二，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的分子，这种人应当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例如一个二千五百左右人口的乡，应有这样的积极分子一百二十五人左右)，我们应当努力训练出这样一批人，我们也不应当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群众。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这个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问题不弄清楚，合作化运动就会犯错误。

　　中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指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见本卷第418－442页。

 

 

 

 

66、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全面规划应当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规划；第二，农业生产的规划；第三，全部的经济规划。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还有什么规划呢?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在整个规划里面都要有这些部分。

　　规划应当有这么几种:(一)乡村合作社的规划。每个合作社应当有个规划，虽然小也应当有规划，让他们学会搞这一套。(二)全乡的规划。我们全国有二十二万多个乡，搞二十二万多个乡的规划。(三)全县的规划。我们希望每一个县搞一个。现在，有的县已经搞出了很好的规划，看了很有味道。他们思想解放，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什么脚镣手铐的束缚，规划搞得很生动。(四)全省(或自治区、各市郊区)的规划。这里面着重全乡的规划，全县的规划。要抓住这两个环节，迅速作出一批，比如一个省里面搞三四个县的规划，发出来要各地仿照办理。

　　合作化的规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的速度。分三种地区。第一种多数地区，第二种一部分少数地区，第三种又一部分少数地区。多数地区要有三个浪潮，三个冬春。三个浪潮是:今冬明春，明冬后春，再加一个冬春。三个冬春就是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两波之间有一伏。这种地区到一九五八年春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第二种地区有两个冬春、两个浪潮就够了。比如在华北，东北，还有一些郊区。这一部分地区中有个别地区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只有一个浪潮就到了。第三种地区，就是另外一些比较少数的地区，需要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冬春。这里还要除开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即大小凉山、西藏以及其他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的不能搞。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这就是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里面有一个回旋的余地，百分之七十也可以，百分之七十五也可以，百分之八十或者超过一点也可以，这样就叫作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剩下一点那是以后的事了。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这样讲老百姓比较容易懂。

　　省(市、区)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切记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来一个总结，放马后炮。过去我们许多工作是这样搞的，中间有问题不去解决，让它去成堆，然后到完了的时候来一个总结，来一个批评。有些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犯过这个错误的。不要专门喜欢事后批评。事后也必须批评，最好是刚露头就批评。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煞车，或者叫停车。像我们坐车子一样，下陡坡遇到危险，马上把车煞住。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有这几条，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质量比较好，就可以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关键在今后两年，主要在今后五个月，就是今冬明春。从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三月，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时间是不是太短?我看有五个月切实钻一下也可以。省级同志认真地钻一下，当然很要紧，特别是县、区、乡的同志，如果他们不钻，搞起许多合作社，自己又不懂，那很危险。如果老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五个月以后，即明年三月以后，中央也许再召集一次现在这样的会。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比质量，大家发言的重点，就不要重复这次的讲演稿，要有新东西，就是要讲全面规划的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领导方法的问题。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说，要讲质量问题。

　　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有几项关于领导方法的建议，看是不是可行。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做的，一年开几次会，或者大会或者小会，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当的结论。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另外，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再一点建议，是不是请你们试试看。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2]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3]你们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编一本书，每个县搞一篇，使得各县的经验能够交流，这对迅速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发简报。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区党委，省委、区党委对中央，都要有简报，报告合作社进度如何，发生了什么问题。各级领导接到这样的简报，掌握了情况，有问题就有办法处置了。这是关于几个领导方法的建议，请各位同志考虑。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结论的第三部分。

　　[2]孔夫子，即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3]指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九月主持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

 

 

 

 

67、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已的命运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有些人偷税漏税当然不好，但是因为现在还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个制度，就有这些问题。要是说私营工商业者百分之百的偷税漏税，我不相信，有些只有百把万元(相当于现在百把元)的就算了，不要尽搞。共产党员中也有贪污百把块钱的，也算了，还算好人。共产党也不是那样干净，政府中管钱的也有少数人还有贪污。

　　从社会上说，总是做好事的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多，错误只是部分的。要有这个估计，不要总是抬不起头。但不要出去吹没有问题，你们可多说些缺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

　　因此，我想劝一些人，每个大中城市有那么几十个、百把两百个觉悟比较高的核心人物，经过他们去说服大多数人，这样比我们去说更好。要有一些人早些下决心拥护共产[2]，因为迟早是要共产的。

　　农民搞合作化，对于私有制总有些恋恋不舍。《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离家时还爱惜家具是有理由的。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新的思想，要慢慢地才能在人们的头脑里占领阵地，才能使旧的东西的影响逐步缩小。一个城市有少数核心人物思想先搞通，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好处的。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委员有三百人左右，各省各市还有一批会员，合起来就有好几万人。在这些人中间争取一批人，早点建立决心，不是立即共产，而是作思想准备，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现在先搞半共产。农民在一九六○年以前也只搞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总之是要逐步地做，不使人们感到突然。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都要逐步改变，不要突然改变，最后是要改变的，但是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都要安排好。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不同。对地主，在一定时期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改变成分后才可恢复公民权，加入合作社，那时就不叫地主而叫农民。对地主来说，这事实上是解放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总共三千万人，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将来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总之，要逐行逐业安排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大家都领薪水，资产阶级不见了，都成了工人阶级，我看这是好事。我总劝人赞成共产，也许一时感觉不好，但将来会说好的。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3]。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做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4]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用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刚才胡子昂[5]副主任说，公私合营企业中有把女老板当家属不安排工作的事。我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现在还只是开始，真正平等要到社会主义，几十年以后。妇女中有极大的潜在劳动力还没有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才有发挥的机会。歧视妇女、不重视妇女的事，要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改掉。在中国，妇女有三亿人口，妇女问题一定要安排好，要同男子同工同酬，在合作社、工厂都要一样。妇女要争取到正当地位好困难，因此要一有机会就说，要统筹安排，同工同酬。

　　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的谈话。

　　[2]本篇所说的“共产”，是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国有化。

　　[3]孔夫子，即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4]参见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恩格斯说：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5]胡子昂（一八九七——一九九一），重庆市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