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 （英国）保罗·威利斯 （三）文化元素（中）

补充说明：

1972年至1975年，我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资助，研究工人子弟从技术学校到上岗工作的转变历程；本书即该项目的成果。

实验研究关注的是一个镇上十二名受中等教育的工人子弟，我们称这个镇为汉默镇，称他们的学校为汉默镇男子学校。我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和学校反抗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反抗文化的成员，就是成员的朋友。

我选这所学校，是因为它位于一个典型的建于两战间隙的工人公屋社区的中心，而这个社区正处于汉默镇中心。虽然这所学校的学生完全来自工人，它却是所名声不错的“好”学校。这似乎意味着这所学校基本上代表了学生行为和穿着的“合理标准”，而这些标准由负责任、有能力的资深教职人员执行。我想尽可能确保所选的群体是工业区中典型的工人，而他们享受的教育至少和同等环境下英国所能提供的教育一样好。

（尽管这里讲述的是1975年的英国工人子弟学校，我们仍然发现如同在今天的中国同样的熟悉的场景。）

          第一部分    民族志

          第一章       文化的元素 （中）

1

从很多方面看来，我们看到的上述种种对峙可以理解成正式与非正式之间对立的经典案例。

学校是正式的领域。它具有明确的结构：学校的建筑、学校的规则、教学实践、国家认可的教职工权力等级——我们已于细微之处见识到了这种权力、法律的威严，以及作为国家镇压机器的警察。

“书呆子”接受了这种正式结构，并希望通过牺牲部分自主权以换得官方监护人对神圣法规的维护，但这通常超越了他们的职责范围。信徒心甘情愿的牺牲必然被不忠者所利用。 

反学校文化则属于非正式领域。在此，正式制度的入侵要求遭到反学校文化的拒绝——哪怕代价仅仅是在时尚、微观互动和非公共话语中表达出的对抗。

在工人文化中，对抗通常以撤退到非正式领域为标志，并以超越规则可及范围的方式来表达。 即使反学校文化中没有公共规则、物质结构、等级关系或制度化约束，它也不是空谈。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物质基础和自己的基础结构。

当然，这是一个社会群体。非正式群体是这个文化的基本单位和抗争的基本来源。这也是该文化其他要素存在和成为可能的基础，同时，它的存在也使得“家伙们”和“书呆子”泾渭分明。反学校文化的成员对这个群体的重要性了然于心。

［一次小组讨论］

“我们每天在学校都见面，不是吗（……）”

我们已经形成一套说话、做事的方式，我们对那些巴基斯坦佬、牙买加佬以及所有别的学生都很不屑……那些小人物，和他妈的书呆子们……我们学会了钻空子，比如怎么逃课之类的，我们知道去哪儿抽烟显摆又不惹麻烦。你可以来青年中心玩，对吧……你所有的朋友都在这儿，你知道吗，感觉就像现在这样，明年还会如此，对吧，然后你知道你今天不得不上学，如果你感觉不爽，你那些哥们儿很快就能让你兴奋起来，因为你在这儿上学，要是十分钟内找不出什么东西开个玩笑、找点乐子，你就上不下去了。”

2

成为“家伙们”的关键是融进这个圈子。自己不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一个人没法制造乐趣、气氛以及社会身份。加入反学校文化意味着加入一个群体，享受这种文化则意味着能够在群体中打成一片。

就如何成为“家伙们”的一员而展开的讨论］

“你自己一个人打盹，没意思，但是你和你的哥们儿一起打盹，你们就是一块儿的，一起找乐子，这才是打盹。”

“如果你不做别人做的事，你就会感觉离群。”

“你觉得脱节了，没错，对啊。就像，你感觉别人在做什么……”

“我能想象……当我一天没来学校，但第二天回来的时候，你不在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那天没来学校呢”。你知道吧，“我本来可以过得挺开心的”。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你回来了，但是他们说：“哦哦，你昨天应该过来的。”你知道吧。”

“就像在第一、二年，你可以说，哦……你那时有点书呆子。然后你想试试看，变成他们那个样子……就是说，一个男孩，你想尝尝他们那种滋味，而不是当书呆子，然后你很喜欢那种感觉。”

3

尽管不正式，但这样的群体却有一些规则——不过这些规则照例与一般意义上的“规则”相对立。

“我们不过是破坏其他的规则。”

“我们之间没有规则，是吧？”

“我们没有规则，但是我们之间有些共识，我们这儿，你知道，哦，就像，我不会去泡别的哥们儿比如乔伊的“马子”，他们也不会对我这么干，你知道我说什么吗？情况是这样的，哦……你要是给他一个苦差事，你就要料到他会以牙还牙，就是这样。”

“这不是什么规则，只不过是一种协议。”

（问：这些协议包括哪些？）

“哦……我想想……我自己不是，但我想我们当中大部分人第一、二年的时候都没怎么玩尽兴，就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比如说弗雷德来看我，说：“我刚刚在那儿和那个二年级的搞了两回。”我就会想“多骚的娘们儿”，你知道吧。”

“我们可亲了，就像他们说的，总黏在一块儿。”

4

在非正式群体中，将牵连到其他成员的信息向正式权力告密是一个普遍禁忌。告密违反了非正式群体的核心本质：为了抵制“规则”的渗透而维护对抗性的意义。

汉默镇的“家伙们”称之为“告发”。教职工则称之为说真话。“真话”是官方对“告发”的正式补充。只有找到人“告发”——强迫他们打破这个最神圣的禁忌——正式组织的地位才能得以维护。

因此，难怪整个学校可能因为对一次重大事件的突然打击以及之后的整肃而变得人心惶惶。这是一场争夺权力和权力合法性的斗争。学校必须在这场斗争中获胜，而某个人最后必须“告发”：这是学校自身得以再生产、“书呆子”的信念得以修复的途径之一。

但是，不管“告密者”是谁，他都会成为特殊、软弱和受人瞩目的人。“家伙们”常回顾这些事情，不断重新评估自己性格中的致命弱点，这些弱点普遍存在，但直到关键的当口才真正暴露出来。

［有关臭名昭著的“消防栓事件”的小组讨论。在那次事件中，“家伙们”从学校偷出一个消防栓，拖到当地的小公园里玩］

“这事被搞大了，有点可怕。当时不过就像这么一下［他打了个响指］，在我看来，我们干的不过是小事一桩，就好比在街角抽烟，或者跑到商店买点薯条。”

是威毕［一个处于反学校文化边缘的人物］告发了。

之前在那个公园（……）这个没用的家伙和我，还有艾迪把消防栓打开了，是吧？看守公园的人走过来了，他撒腿就跑，随后我和艾迪朝另一个方向跑了，我们坐在那儿，像两只猴子一样。然后威毕就站在那儿，看守公园的人走过去，对他说：“行了，出去。滚出这个公园，我禁止你来。”他走过我和艾迪两人的时候，说：“我知道你们不在那儿，你们当时正坐在这儿呢。”然后威毕就说：“不是我，是……”他就要说出来了，对吧？”

“就是，我当时说“嘘”，他才记起来不能告发我们。”

5

加入这个非正式群体让每个成员对生活中看不见的非正式领域都变得相当敏感。在官方定义之外，一个新的领域被打开了。他们发展出一种双重的能力，一方面领会公共的说法和目标，另一方面识破这一切，考量其暗含之意，然后再去弄懂实际情况。

种阐释能力通常被看成是一种成熟的标志，显示他们开始“精于世故”，知道“事情来的时候该怎么处理”。这种能力让真正的“局内人”掌握知识，帮你顺利度过每一天。

（问：你觉得你在学校学到东西了吗？你学到的东西改变或者塑造了你的价值观吗？）

“我不觉得学校对我有他妈的什么用（……）学校对谁都没什么影响，我觉得你也就学到点基础知识。我觉得学校每天的四小时真够受的。塑造你的不是老师，而是你遇到的那些孩子。你和老师相处的时间不过是你在学校时间的30%，另外那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他妈的聊天、争论和胡闹上了。”

这个群体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少与外界的联系，使每个人都建立起了有关社会现实的另一种认知，获得了信息，以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

基本上只有通过这个群体，其他群体才得以相互接触并维持连续性。学校的各种群体相互联合，并和社区内其他群体彼此联系，形成一个网络，传递某些独特的知识和观点，从而逐渐将学校在工业城市的工人阶层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地位推向边缘。

正是这种非正式群体的基础结构，使一种区别于主流的、独特的阶级联系或者阶级文化成为可能。

以“哄骗”、“欺诈”和“局外人”为基础，反学校文化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在成年工人世界里更为明显。

“如果谁说“我想搞盘便宜的磁带”，好吧，他说了，我们中一个听说便宜的磁带这件事，对吧，所以我们就达成一个交易，然后说“啊，我去给你搞磁带”。”

和商品交换一样，文化价值和阐释就这样非正式地“暗地”流传。

6

对抗学校主要表现为与学校制度和规则争夺象征空间和物理空间，并击败学校公认的主要目标：让你“工作”。

作为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的形式，获胜和奖励发展出了非正式的文化意涵和实践。关于教师/学生的力量关系，后文将进行探讨。

当反学校文化发展成形时，其成员已经很善于对付学校这个正式系统，能把学校要求限定在最低限度。他们利用现代制度包容不同能力人群的复杂性，阻碍学校执行课程表和“提高离校年龄”计划提供的各种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底限仅仅是上学注册而已。 

［关于学校课程的小组讨论］

“周一下午我们没课，是吧？基本上没有什么和学校功课有关的；周二下午我们有游泳课，其余时间他们就把你们集中在教室里；周三下午是游戏；只有周四和周五下午我们要做功课——如果那个算功课的话。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我们常常就是去打盹，我们一半人摇摇摆摆地开溜，另一半进教室坐下，然后直接睡觉（……）”

“躲过这节课，到河堤上走走，抽根烟，然后再去上下一节课，因为那个老师会点名（……）”

“其实要回家也很容易，像他［艾迪］……上周三下午，他被点到名之后就回家了（……）”

“今天下午我本不该在学校呆着，我应该在社区学院［按要求，学生每周要花一天时间在学院内上相关课程，接受职业指导］。”

“我本来打算什么都不写就过完这个学期的。自从回来之后，我就什么都没干过。［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学期］”

7

用“旷课”来衡量是否摒弃学校非常不准确，甚至没有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逃学”（这已发展成为“家伙们”得心应手的一种技艺）之前还是得到学校注册，而且这只能用来衡量非正式学生流动性的一个方面。

一些“家伙们”自由出入学校的能力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实际上，他们把学校提供的日程表变成了自己的安排。相对而言，旷课只是一种不怎么重要、相当粗糙的自主表现，自主性有多种体现，表现在各种活动中：随意离开课堂、呆在教室里却什么事都不做、走错教室、在走廊里闲逛四处寻求刺激、偷偷睡觉等。

体现这些的核心技术是能够自由离开任何一堂课：保留个人机动性。

［一次小组讨论］

“我从厨子那儿搞了张条子，证明我在给他们帮厨（……）”

“你只要走到他［老师］跟前，说：“我能出去干点活儿吗？”他会说：“当然，怎样都行。”因为他们也想摆脱你。”

“你知道走廊里有些洞吧，我不想去运动会，他让我替他取钥匙，我就把钥匙放进走廊的洞里，他只好去找电筒来掏钥匙。”

对于那些成功叛逆的人来说，屡屡得手也可能是种困扰。一天内，频频在自主的道路上做取舍并非易事。

这种自我导向和阻碍正式组织目标实现的行为也是一种对官方时间观念的攻击。副校长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制定时间表。在大型学校里，有若干课程供五年级学生选择，因此，每个细节都必须考虑周到。

刚开学的几个星期会不断地修改时间表，因为有些年轻老师抱怨，有些安排难以实现。时间好比金钱，非常宝贵，不能浪费。每项安排都必须与学校的方便大多数人的目标相吻合。各个科目被分成时间块，并保证相互之间搭配合理。就像学校建筑的布局，课程表是学校制度对于时间的安排。校长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的复杂图表展示了课程的运作机制。

理论上，检查一天中每个人在特定时间所在的位置是可行的。不过，这些对“家伙们”而言可不管用。如果想找他们，你应该知道和掌握他们自成一套的行动节奏和模式。

这种节奏摒弃了官方时间表所含的明显意图和时间观念。教师和“书呆子”对“家伙们”抱怨最多的就是他们“浪费宝贵时间”。然而，时间对于“家伙们”而言不需要小心节约，不是为实现设定的目标而谨慎使用的东西。对“家伙们”来说，时间是他们想标榜为直接认同和自我导向的一部分的东西。时间是用来维持“家伙”这种状态的，而不是用来实现某种目标或者获得文凭的。 

当然，他们有时也会有紧迫感，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学期即将结束而需要找工作的时候。但是，就他们的文化而言，时间的重要性仅仅来自于不受制度时间的约束。在这个文化的时间观里，时间以相同单位均匀流逝。时间没有计划，不存在浪费或者可预期的兑换。

8

非正式群体从学校及其规程中赢得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并在其中形成和发展了专门用来“找乐子”的独特文化技巧。

“乐子”是反学校文化中一个多元性工具，格外重要。我们之前也已看到，能逗乐是成为“家伙”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可以逗他们乐，但他们就没法逗我们乐”。但是，“乐子”也用于很多其他情境：打发无聊和恐惧、克服困难和问题——总之是可以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法子。

在很多方面，“乐子”是非正式群体特有的工具，而命令则是正式机构特有的工具。“家伙们”自然知道“乐子”的特殊重要性。

［一次个人访谈］（乔伊）

“我觉得他妈的乐子是所有事情里头最重要的。什么都不能阻止我笑（……）我记得有一次，我和约翰还有另一个家伙在一起，有两个小子不知为了他妈的什么事情过来猛揍了我一顿。约翰和另外一个家伙在远处（……）我想还击，但我总是后退，所以我就跑了，跑着跑着，我抄起他妈的一巴掌雪，摁在自己脸上，当时我就笑死了。他们一直说：“他妈的你不能笑。”我本应该吓得半死，但是我却他妈的在笑（……）”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笑，我不知道笑为什么这么重要。只是（……）我觉得这是不错的天赋，就是这样，因为你能化解任何情况。如果你能笑，如果你能让自己笑，我是说如果你能笑得非常令人信服，那你就能摆脱无数的麻烦（……）如果你不能时不时地笑笑，你会他妈的发疯的。”

一般而言，学校是产生“乐子”的沃土。学校是“家伙们”形成、塑造其特有幽默的重要环境。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探讨那些充当他们搞笑和文化发展素材的教学方式。

9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他们的幽默是如何测探、玩弄和利用学校权威的某些特定主题的。他们的很多恶作剧和玩笑在其他场合并不具有同样的意味，而且根本不好笑。

当一位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他被告知：“好吧，先生，副校长会来代我们的课，你可以走了。他说这段时间你可以休息。”

在学校，“家伙们”把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拦下来，说：“阿盖尔先生想见你，我想你遇到麻烦了。”很快，阿盖尔先生的房间挤满了忧心忡忡的学生。

一位新老师会被拦住并听到这样的话：“我是学校新来的，校长问你能否带我参观一下校园。”新老师刚要开始这么做，转过脸去的窃笑暴露了这个把戏。

有谣传说，校长为了找出是谁污损了新街区的石膏像，正在核对每个人的字体。法兹就吹牛说：“那个笨蛋不会来核对我的，我什么也没做。”

通过告密这个神圣的禁忌，他们幽默地测探着权威与非正式准则相遇时的情境。关于假装告密的故事有一大堆，他们是要以此刺激老师更有效地去扮演他们的正式角色：“老师老师，乔伊在说话/在拧罗盘/在抠鼻子/要杀死珀西瓦尔/在**/在放你车轮胎的气。”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乐子”是一种不逊的、抢劫式的不端行为。犹如一支从事秘密、非正式活动的军队，“家伙们”满乡下寻找可以用来消遣、搞破坏和煽动的事件。即使在像礼堂集会这样严肃、巡逻严密的正式场合，他们也能制造出很多类似的事情。

集会中，斯潘克斯把坐在自己前面的人的夹克衫侧兜掏空，然后故意问：“这些东西是谁的啊？”

“当我们聚集在这间礼堂的时候，我们的主要消遣就是玩弄那些固定椅子的小夹子。你把它们弄下来，然后把某人的外套夹在他的椅子上，然后就等着看他站起来……你永远不会认真听……你必须很小心，这样克拉克［副校长］才不会看见而把你叫出去，其他老师就无所谓了。”

“我们即使真唱，也要弄个笑话出来。”

“比如唱错段落……假设应该唱第一节，你就唱第三节。”

［大笑］

10

在礼堂里看电影时，他们把投影仪的线绕成死结，用手在荧幕上比划动物影像或者下流姿势，无缘无故地戳坐在他们前面的“书呆子”的后背。

午餐时间，他们在学校旁边的公园里闲荡，把公园看门人自行车上的发电机打开，因为“这样可以让那笨蛋慢下来”。他们只要看到任何松动或者可以移动的东西，就会推搡一下，把垃圾桶倒空，污损各类标志。要是没人看管，私人财产也是他们的对象。

［一次关于蓄意破坏的小组讨论］

“门是最新的破坏对象。从门上跳过去。从这里搞个门下来，然后安到别人家去。”

“我们尽干这些。我们准备去布朗普顿路那边打十柱保龄球，突然我们看到路上有幢房子正在出售。我们就把“出售”的标志牌拿了出来，放到隔壁家，然后把这家的牛奶箱搬到隔壁家（……）我们把花箱从门廊上弄下来，然后塞进隔壁家。我们这样交换了好多东西。”

“还有垃圾桶！［笑］……每天晚上，我们就溜进花园，搞一个矮人雕塑出来，到最后，有一家的花园里放满了东西：小矮人雕塑、日晷、小桥，还有一个矮人钓鱼的小雕像。然后，路尽头有一个很大的日晷。他就拿着日晷的一头，我拿着另一头，两个人一路把它抬到（……）”

11

对教师而言，组织校外参观堪比噩梦。例如，去参观博物馆。大巴后排的座位毫无意外地空着，留给迟到的“家伙们”。很快，大巴后座会笼上一层蓝色烟雾，尽管从来看不到燃着的红色烟头。当大巴返回车队时，车队经理发现后座那些椅子上涂满了用永久性墨水写的名字和涂鸦。第二天，校长只好把肇事者送到车库，让他们“为了学校的名声”把大巴清理干净。

在博物馆里，这些“家伙们”就如同成群的蝗虫把壮观和庄严一扫而尽。在一个仿维多利亚风格的药剂师商店里，清楚、显眼地写着“请勿触摸”，但只要是看得见的东西，“家伙们”就会东摸西碰，这里拉一下，那里试一下。他们从柜台上拿走了好些装在大广口瓶里的老式止咳糖；还坐在高背椅上，把椅子前面两条腿翘起来，说是“要看看这些椅子到底有多牢靠”。

十五个人在一个村庄模型四周挤成一团，貌似看得很认真。斯潘克斯用手使劲地摇晃车模型，口里模仿着警报：“哦，注意，一辆有轨电车撞上了。”同时，乔伊拿起了一个精心摆设的小人模型：“看，我绑架了一个村民。”

他们只要能躲开老师，就跑到街上抽烟。乔伊正在解剖那个小人，要“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而斯潘克斯担心那些止咳糖会把他吃死。

他们聚在一起，指着天说“看啊，就在这幢楼上面”，或者目不转睛地盯着地板，当别人也聚过来的时候，大家就笑成一团。

他们在一家电视机商店前停下，盯着正在装饰橱窗的女士，说：“我们一起盯着那个女的，看到她不好意思。”他们达到目的后才会离开。

最后，那些有点闲钱的“家伙们”就脱离其他人，到酒吧里去喝一杯，大声谈论他们的学校，要是有人看他们，就怀疑地窃笑。

回到大巴时，他们又是迟到的一拨，后座还是空着，他们就假惺惺地向年轻老师“相互告状”：“老师，斯潘克斯有点问题，他的嘴里有股味。”“艾迪的嘴着火了，老师，你能把它灭了吗？”

12

第二天回到学校，他们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因为巴士公司刚打来电话，但是在校长办公室门口他们不确定“这次犯了什么事”：“可能是那些止咳糖”，“可能是在大巴上唱歌”，“可能是喝酒”，“可能是在公园的草地上放火”，“可能是叫那些巴基斯坦佬滚”，“可能是我们破坏了村庄模型”。

当发现原来是车座上墨水涂鸦的问题时，他们颇为惊讶，也舒了一口气。“家伙们”中无论哪个人被叫去见校长，第一件事都是在脑子里列一张可能被问及的事件清单，第二件事就是如何给每件事编个听得过去的故事。

当正式权威与非正式力量对峙时，他脑中的愧疚和混乱要比校长脑中认定的罪恶感强烈得多。他们常常惊讶地发现“所有引起小题大作”的罪责其实都很琐碎、微小——尤其是与他们那个可能被发现的隐秘国度相比。

当然，这些“家伙们”不总是从外界刺激或受害者身上找“乐子”。群体内的互动和谈话经常以“嘲弄”的形式出现。他们之间经常相互动粗，对某一个人踢一脚，抡一拳，空手道对打，扭胳膊，长时间的推推搡搡，直到那人快要流出眼泪来才罢手。

这种玩笑或“嘲弄”颇为粗暴，常常为同样的缘由针对几个人。通常这是因为有些人被认为比较蠢。鉴于“家伙们”通常摈弃了学校功课，这种行为颇具嘲讽意味，显示了传统价值观阴魂不散，即使这些“家伙们”急于否认这一点。

尽管“家伙们”通常拒绝用传统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能力，但毫无疑问，那些最能干的会被视为“聪明机灵”。某些文化价值，如谈吐聪明、幽默风趣，还是会在文化课上表现出来。比如说乔伊，他在英语这门课上就小心地平衡着：和“家伙们”一起“逗乐”，同时偶尔写篇“才气出众”的散文。在某些方面，“家伙们”对愚钝同伴的惩罚要比那些“不抱希望”的教师来得更为严苛。

13

尽管什么都可以嘲弄，但充满性暗示的嘲弄最常见：越个人化、越尖锐贴切越好。风趣的精髓在于贬损得恰到好处：不断找出对方的弱点。提升这种攻击力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文化诀窍；若要抵挡这样的攻击，那要求就更高了。

［一群“家伙们”在课间休息时的对话］

（无法过审，只能删除）

他们不断计划着如何拿那些不在场的人开涮：“他来的时候我们别理他”，“他说什么我们都笑话他”，“我们假装我们什么都不懂，然后一直说‘你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会因为“脏”、“笨极了”，甚至总是穿“同一件破夹克”而出名，而遭嘲弄。这个群体所使用的语言，尤其是嘲讽和“欺负”，比“书呆子”所用的要粗暴得多，充斥着随口而出的咒骂，用起本地方言和隐语时亦力道十足。

对于“家伙们”而言，至少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这般说话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一次关于走神的小组讨论］

 “［走神的时候］你总是会注意某个人，然后你总是能就某事说些……什么。”

“聊天，我们可以一直聊下去，当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聊啊，聊啊，聊个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