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吉尔斯·维伦纽夫:最后一天
考试中……
感觉维伦纽夫和Pironi的内斗最近好像讨论度变高了,正好之前找Sid Watkins的资料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顺便就翻译出来当这周的更新了。
原文地址: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723131404/http://www.one18racing.com/the_last_day.htm

与一般的比赛周末不同,吉尔斯·维伦纽夫在那个改变他命运的比赛周末独身一人前往了比利时佐尔德赛道,他经常带去的motorhome也不在那条赛道上。在他参加的68场F1分站赛中,他的妻子有超过60场都与他同行。但在1982年5月的第一个周末,她并不在爱人身边。
维伦纽夫驾驶着自己的直升机于周五早晨到达了围场,像他往常习惯的那样低空通过了整个围场宣布自己的到来。他的直升机险险地略过赛场上空的电线和电话线,但是没有人关心这一点。这就是维伦纽夫,他总是在危险的刀尖上跳舞。他并不是一位有经验的飞行员,这架价值90万美元的奥古斯塔107七座直升机也是那一年他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买下的,当时他的妻子Joann为此生气了很久。他曾经故意在油箱接近干涸的状态下飞行,只是为了减重并且让直升机的速度更快一点。
他的妻子Joann和两个孩子Jacques[1]以及Melanie一般会跟着他一起到达围场,这两个孩子可以说是在F1围场中长大的,但在这个比利时的周末他们因为要准备正好和比利时站时间冲突的Melanie的第一次圣餐[2]待在了摩纳哥的家中。
(注1:1997赛季F1世界冠军)
(注2:原文是communion,虽然感觉译成圣餐读起来怪怪的)
维伦纽夫住在佐尔德赛道附近的一家酒店中,在周五晚上和他的一位老朋友,比利时商人Philippe de Laey共进了一顿晚餐,这位老兄曾经是他在北美跑Formula Atlantic(太平洋方程式)时重要的赞助来源之一。按照De Laey的回忆,维伦纽夫当时仍然对两周前在圣马力诺站上队友皮罗尼[3]的背刺行为耿耿于怀——皮罗尼在最后一圈超过了维伦纽夫并且拿走了胜利。维伦纽夫还认为法拉利车队内部正在密谋针对自己,因为法拉利的车队领队皮奇尼尼[4]对维伦纽夫显得不够支持,当时加拿大人的不安程度是肉眼可见的。
(注3:Didier Pironi,1982赛季在同样遭遇严重事故并且缺席赛季最后四站比赛的情况下仍然获得车手亚军,仅落后老罗斯伯格5分。1987年在赛艇事故中去世。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女友为他诞下一对双胞胎并命名为Didier和Gilles,其中Gilles在2014赛季加入了梅奔担任工程师,并曾在2020赛季英国站代表车队上台领奖)
(注4:Marco Piccinini,1977-1988赛季间担任法拉利运动总监,协和协议的缔造者之一,1998-2008年担任FIA副主席,主管WMSC。曾任摩纳哥公国驻华大使)
实际上维伦纽夫的担心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当时皮奇尼尼拒绝对皮罗尼的行为进行指责。如果他批评了皮罗尼,或许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并不奇怪,因为皮罗尼和皮奇尼尼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几周前,皮奇尼尼在皮罗尼的婚礼上担任了伴郎,但维伦纽夫甚至没有被邀请参加那次婚礼。
于是维伦纽夫开始向遇见他的每一个人宣传自己要时时处处打败皮罗尼以报复对方,在赛道上的每一圈,每一秒。这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并不新鲜,因为维伦纽夫在赛道上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比别人都跑得更快,向来如此。但他想干掉皮罗尼的心情实在是太过强烈了,很多人都担心这件事影响到他在赛道上的判断力。
排位赛那天的赛道状况并不让人感到高兴,30辆车挤在赛道上试图做出一个理想的成绩,而且最快的赛车和最慢的赛车之间圈速相差6秒。维伦纽夫在第一节排位赛[5]中做出的成绩是1分17秒507,排在阿瑙克斯的雷诺之后,位列当节第五。而同时皮罗尼的成绩仅仅只有1分18秒796。虽然维伦纽夫的成绩更好,但他不停地在抱怨自己的赛车在带着固特异的硬胎的时候非常难开:“我有好几次都被吓到了,单纯的就是下压力不够。第二节排位赛的时候我们会用软胎去跑,情况会好一些。”
(注5:当年排位赛的机制为两节各一个小时,第一节称为practice,第二节称为qualifying,每位车手各有2套轮胎做成绩,两节排位赛中取最好的一圈作为排位赛最终成绩)
不祥的是,维伦纽夫注意到他的法拉利赛车的转向机在经过通往山顶的左右连续弯[6],前往Terlamenbocht [7]的时候会出现轻微的锁死。同时,赛道上糟糕的交通状况也让加拿大人感到不满——30辆车分布在长2.648英里(4.261公里)的赛道上,而且不同赛车之间的速度差大得可怕,一些车手可能在做飞行圈但另一些车手可能正在做出场圈、回场圈或者在放慢速度尝试在赛道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做飞行圈的空间。
(注6:即今天佐尔德赛道上的5号弯出弯到7号弯路段,这段路因为上下坡存在一段盲区,全速冲刺的时候如果前面有一台慢车是相当危险的)
(注7:今天的8号弯,在1982年时是今天7、8号弯的组合,当时的赛道上还没有现在的维伦纽夫chicane)
“我猜今天(赛道交通状况)也不比以往更差,”维伦纽夫说,“所以这就意味着‘很坏’。每次我要做飞行圈的时候总会突然发现有个人在赛道上慢慢悠悠地开车。就像我曾经无数次说过的那样,你只有两套轮胎的机会去做出最好成绩,这意味着你必须要冒非常大的风险。”
当天晚些时候,维伦纽夫接受了法国报纸Le Soir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被问及了自己职业的危险性。
“一个赛季出一两次重大事故是很正常的,”他说,“我也知道需要冒着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风险。这并不会吓倒我,因为我对这些风险完全了解。但有些时候我也可能对发生的情况无能为力,比如说如果我在这条赛道上打滑了那就只能喊完妈妈画画十字了。”
在内斗的大背景下,法拉利的队内气氛也非常紧张。
周六下午天色晴朗,车手们将在1点钟迎来排位赛的最后一个小时。杆位自不用说,肯定会归属当时的霸主车队雷诺,他们的两位车手普罗斯特和阿瑙克斯[8]正在围绕这个杆位的确切归属展开争夺,而两台法拉利正在争抢第二排的位次。
(注8:Rene Arnoux,也译作阿尔努,F1生涯18杆7胜,1983赛季车手年度季军)
在排位赛还剩15分钟多一点的时候,皮罗尼在成绩榜上以0.115秒的优势略微领先维伦纽夫。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许多赛车驶上了赛道,希望最后冲一个更好的成绩——其中就包括德国车手约亨·迈斯[9],他当时的成绩1分19秒777只能排在最后一排发车。
(注9:Jochen Mass,1975赛季西班牙站冠军,1989年勒芒冠军)
排位赛还剩下不到10分钟结束。维伦纽夫带着最后一套排位胎驶上了赛道。他已经尽力创造出了一个最佳成绩,但加拿大人仍然留在赛道上跑圈,希望有机会提升圈速打败队友皮罗尼。在他通过发车直道时,法拉利车队经理毛罗·福尔杰利[10]向他打出了p板示意他进站。
(注10:Mauro Forghieri(1935-2022),法拉利队史上的著名设计师,在1961年的大出走事件之后不久开始担纲技术总监一职至1984年,250 GTO、312系列和P系列耐力赛车之父,同时还主导了法拉利的水平对置12缸发动机,126 C上使用的法拉利第一款涡轮引擎以及后来被用在640赛车和F355上的半自动变速箱原型的设计)
“我让他回来是因为他的轮胎已经没了。”福尔杰利回忆道,“他之前已经拿这套轮胎做了三个最快圈而且成绩非常接近于皮罗尼,他没什么能做的了。我相信他自己也知道他做不到更快的成绩并且打算回到p区了,但他的回场圈还是会开到超过125mph。没办法,这就是吉尔斯。”
在场的人都记得,这条隐藏在比利时东部黑暗的松树林中的赛道的上空似乎被一种难以言表的不祥感笼罩着。在早晨的阵雨之后,虽然赛道已经干燥,但天空仍然是灰蒙蒙的。在赛道背面,维伦纽夫驾驶着他的27号法拉利全油门侧滑着通过了之字弯,然后在翻过通往Terlamenbocht弯前的小山之后消失了——这就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圈。
维伦纽夫在翻过山顶之后来到了6号弯,后来专家估计他当时的速度约为140mph。在他前面的是迈斯驾驶的17号March赛车,这正好是德国人参加的第100场分站赛。迈斯向来是个小心谨慎的车手,此时他也在注意着身后的赛车动向。当时他虽然挂着5档,但是为了冷却轮胎没有开快,速度比从后面追上来的法拉利要慢很多。“我在后视镜里看见了吉尔斯,并且预计他会从左边超过我[11]。”迈斯回忆道,“于是我把车子摆到了赛道右边,但当我看到他飞过我头顶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撞上了我的右后轮,弹了起来,然后飞到了天上。”
(注11:按一般逻辑来判断Mass的操作其实没错,因为Terlamenbocht当时可以被视为一个双顶点的大右弯,给快车让左侧的线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起飞事故。赛车旋转之后撞上了坚实的护墙,在撞击之前没有任何减速。维伦纽夫的法拉利在鼻锥着地前在空中飞了超过100英尺,然后重重拍在地上,鼻锥都被砸进了车架里。而在鼻锥着地之后赛车的动能几乎没有逸散,于是加拿大人的赛车再一次弹起,并且开始了恐怖的桶滚,一度砸在Terlamenbocht入弯处右侧的护栏后一段距离的土堤上,然后再次弹回赛道当中,差点砸在迈斯的车上。迈斯紧急将车开到草地中才避免被砸到。
在维伦纽夫的赛车彻底停下来之后,铝制的蜂窝结构车架已经解体了,零件飞得到处都是,安全带也从安装结构上被撕了下来。车手本人、座椅和方向盘被抛出将近150英尺,落在了Terlamenbocht外侧的两层防护网外面,维伦纽夫的头盔也飞到了距离他身体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维伦纽夫和他的座椅以及将他捆在座椅上的安全带被一块儿发射了出去。他的颈椎骨折是发生在被抛出座舱的时候还是落地的时候已经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一位比利时的外科医生在事故发生后35秒内冲到了事故现场,开始对维伦纽夫实施人工呼吸与胸外按压,维持住他的心跳和呼吸。
1点52分,在红旗出示之后,比利时车手布伦塞莱德[12]驾驶着梅赛德斯旅行版医疗车将席德·沃特金斯教授送到了事发地点。沃特金斯教授看到现场的第一眼就认定情况非常糟糕:严重损毁的赛车残骸碎片在赛道上散落在500英尺的范围当中。在赛道中央的是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车身构件,只有右后轮还挂在上面的车架,包括驾驶舱部分在内的整个前车体都被撕掉了。
(注12:Roland Bruynseraede,前F1与DTM安全官,赛事总监)
在赛道外侧的铁丝网围栏中,心急如焚的赛道马修站在医务人员的身边,挥动着双手驱赶人群,那位比利时医生则向沃特金斯挥手求助。
沃特金斯花了两分钟从p区赶到事故发生的现场,那时维伦纽夫已经停止了呼吸。当时医务人员已经给他插上了呼吸管,用急救气囊来给他供氧。沃特金斯事后回忆道:“他当时面色苍白,而且瞳孔已经对光没反应了。当然除了这两个问题以外他看上去没有受到外伤,所以我们认为他的颈椎断了并且伴随着脊椎神经损伤。很奇怪的一点是他当时是赤着脚的,他的鞋子和袜子都掉了。我抬起头,发现皮罗尼就站在我背后,但几秒钟之后他就转身走开了。其它救援人员很快赶到并且给他挂上了点滴。吉尔斯的脉搏一直相当有力,但情况看起来很糟糕。”
很快,马修们举起了一块幕布遮挡现场观众的视线,他们的情绪随着人群开始向事故现场聚集变得越发难以控制,然后和挥舞着警棍的警察们一起开始击退围上来的观众。
约亨·迈斯停下赛车之后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中,沃特森[12]、阿瑙克斯和沃里克[13]当时在事故现场围观,但吓坏了的车手们很快也返回了p房。
(注12:John Watson,5次F1分站冠军,1982赛季车手季军,也是这站的分站冠军)
(注13:Derek Warwick,1992年勒芒冠军)
那时还在为迈凯伦效力的沃特森还能清晰地想起那段有些恐怖的回忆:“我停下赛车,跳出座舱,然后走向了那个车手躺着的地方。然后我看清了那是吉尔斯。我看到了我之前没见过,之后也不想再看到哪怕一次的场景。我看向他的眼睛,里面已经没有一点生机留存了。然后我回到赛车上,被马修们推着重新发动了赛车,回到p区。我告诉人们吉尔斯已经死了,但没人相信我。”
事实上维伦纽夫还活着,但也就是只是还活着而已。他的身体已经完全被破坏,大脑也已经死亡了,只是还吊着一口气。
维伦纽夫很快被担架抬上了救护车,其间沃特金斯一直护着他的头颈。在赛道的医疗中心里他的情况稳定了下来,但沃特金斯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徒劳了。事故发生11分钟后,维伦纽夫被抬进了一架军用直升机,然后被紧急转送到鲁汶的圣拉斐尔大学医院中。
慢慢地,所有人都回到了p区,车手们则在走向p房后面的围场时将自己的感受藏在了头盔当中。但有些人完全没有遮掩自己的情绪并且哭了出来,普罗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只说了两句话:“我完全没有比赛的动力了。吉尔斯是我的朋友。”
排位赛的最后8分钟恢复了,但只有6台赛车回到了赛道完成了心不在焉的几圈。车队们那天很快就收工了,深受冲击的法拉利更是直接打包了所有设备,甚至包括那个曾经是27号赛车的扭成一坨的金属块,然后回到了意大利。恩佐法拉利的助手皮奇尼尼留在了赛道,表示“奇迹仍然是可能发生的”。悲伤充斥着维修区和整个围场,皮奇尼尼的话语也并没有让情况变得更好。事故只有后一部分被电视转播放了出来,而其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赛道中,这起事故被无数次地重放,许多人都当场哭了出来。直升机起飞后不到10分钟,他们就抵达了目的地。
Joann Villeneuve正在蒙特卡罗家中的厨房里为Melanie的圣餐烤制曲奇。乔迪·谢科特[14]那时正好也住在蒙特卡罗,有人从佐尔德给他打了电话并通报了这起事故,南非人迅速前往了维伦纽夫的家。谢科特直到1980年末退役之前都是维伦纽夫在法拉利的队友,他和维伦纽夫家的关系十分亲近。他知道,他需要成为维伦纽夫家中最坚强的那一个。当时谢科特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因为前几天他才做了疝气手术,正在处于静养状态。他告诉Joann她的丈夫还活着,但是状况非常严重。谢科特回忆道:“我告诉她这件事之后,他们家里就只剩下灾难性的混乱了。你甚至不会愿意尝试回想那时候的情况。”
(注14:Jody Scheckter,1979赛季F1世界冠军,自他之后法拉利整整21年没再拿过车手总冠军)
在医院里,De Looz教授当时正在ICU值班,维伦纽夫被紧急推去做了X光。沃特金斯看到成片的第一眼就注意到了致命的颈部骨折,脊椎已经触及了颅底。他很快给Joann和谢科特打了电话并且很快就决定让Joann马上飞往比利时。谢科特因为还处于术后康复期所以无法陪同Joann一起前往比利时,而Joann当时精神非常焦虑,于是谢科特把自己用的镇静剂给了她一些,并且让自己的妻子Pam陪着她一起前往了布鲁塞尔,然后驾车前往鲁汶。
下午5:40,医院方面发布了一份新闻通稿,称维伦纽夫仍然没有意识而且颈部和脑干严重受伤:官方的说法是颈椎骨折并且伴随脊髓神经损伤,他的身体主要机能靠生命维持系统在支撑。皮奇尼尼不相信什么都做不到了,并且要求沃特金斯联系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吉尔斯·伯特兰[15]教授。伯特兰和沃特金斯是非常好的朋友[16],在看了片子之后他也表示无能为力,皮奇尼尼此时也不得不接受了维伦纽夫没救了的事实。
(注15:Gilles Bertrand(1924-),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名誉教授,神经外科学权威,对脊椎外伤方面的治疗尤有心得)
(注16:实际上沃特金斯本人就是神经外科出身,他说没救了99.9%就是没救了)
Joann和Pam在大约晚上7点的时候到达了医院,之后与沃特金斯和De Looz进行了一次长谈。沃特金斯向Joann详细地解释了目前令人绝望的状况,并且表示医院这边已经没什么好做的了。他们已经咨询了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一些专家并且达成了一致,除了拔管以外别无选择。Joann后来回忆道:“医生们告诉我他们已经没什么好做的了。我恳求他们再尝试一下,做点什么,但他们告诉我经过专家讨论已经一致决定要拔管了,我当时说他们肯定都疯了。”
沃特金斯对当时的情况的回忆则略有不同:“她非常勇敢,沉着而理性,我们一起静静地度过了最后几分钟。”
Joann的丈夫于晚上9点12分去世,即使在镇静剂的压制下她仍然完全失去了理智。之后医院发出了一份简单的官方通告:“吉尔斯·维伦纽夫于1982年5月8日晚9点12分去世”。
这条短短的消息迅速震惊了全世界并在第二天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读到这么简短明了的消息。维伦纽夫家的一位朋友John Lane马上飞往了摩纳哥照看两个孩子,谢科特则保护着维伦纽夫的家人不受外界侵扰。吉尔斯的女儿Melanie带着父亲的一张照片进入了梦乡,当时她年仅8岁,而儿子雅克斯当时也才10岁。
星期天,比利时站仍然正常进行了,这是自1976年以来首次出现一场F1比赛中没有法拉利赛车的情况[17]。虽然有人提议在比赛开始前举行一场纪念维伦纽夫的默哀仪式,但这个建议遭到了否决,理由是这可能会影响到车手们的专注度。
(注17:上一次即1976年奥地利站,在德国站劳达受伤之后法拉利选择不参加下一场比赛)
加拿大政府特别派出了一架隶属于陆军的波音707前往布鲁塞尔接回维伦纽夫的遗体。他的棺材上覆盖着加拿大的枫叶旗,同时得到了最高规格的葬仪。皮奇尼尼与谢科特一家陪同着维伦纽夫的家人回到蒙特利尔,完成了这趟令人哀伤的旅程。
抵达机场后,Joann随丈夫的遗体一起前往了Berthieville的市政厅,他躺在铜棺里,穿着一件白色的套头衫,胸前放着一束玫瑰,脚边则是他去世前穿戴着的头盔和手套。超过5500名群众在两天半的时间中前往市政厅表达了哀思。
5月12日,维伦纽夫被下葬。有约900人参加了这场葬礼,其中包括加拿大时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18]这样的政要。但现役车手中只有同为加拿大人的雅克斯拉菲特出现在了葬礼现场。
(注18:即老特鲁多,加拿大现任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1968-1984年间两度担任总理)
之后FIA官方出具的事故调查结果报告中将此次事故的责任归于维伦纽夫的驾驶失误,迈斯被认定无责。但从这次事故的始末来看,要完全划清责任关系是很困难的。劳达就在事后批评了迈斯,认为他没有给维伦纽夫留够空间,但他同时也认为维伦纽夫自己的冒进驾驶是构成事故的因素之一。
劳达说:“我喜欢这家伙的一切。他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天才,但他在赛场上也是我见过最疯狂的魔鬼。我必须说吉尔斯可能是唯一一位会选择全速从正常行车线杀上去套慢车的车手。快车和慢车对彼此的线路产生误判的概率实在是太大了。”
时任威廉姆斯车手科克·罗斯伯格说:“吉尔斯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家伙,所以这件事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精神上讲我们在那个周日都是臂缠黑纱出战的。”
沃特森是第一个跑到维伦纽夫的事故现场的车手,之后他在第二天的正赛中拿到了胜利。在赛后采访中他也谈及了维伦纽夫:“吉尔斯身上有一种不同的光环。他以强烈的热情驾驭他的赛车。我不完全赞成他一贯的勇往直前的风格,但那确实是令人兴奋的。毫无疑问,他对皮罗尼的担忧影响了他的判断,但我也知道对他来说驾驶赛车比任何其它的事情都让他感受到‘自己活着’的事实。我相信,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毫秒都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乐趣。”
第二天,罗斯伯格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经过了佐尔德赛道,他回忆道:“比赛结束之后,这里变成了世界上最空旷的地方。这条赛道好像'死掉了',除了吉尔斯停在赛道外面的直升机以及遍地的垃圾以外什么都没有剩下。这幅景象狠狠地伤到了我。”
沃特金斯教授事后表示:“我非常沮丧,因为我非常了解他。他总是那么理性而随和,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我希望我永远都不需要你’。但是当我们到达事故现场的时候,我认出了那是他的车……好吧,我就是想起了他说的那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