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录

一、家庭住地和环境
辽宁省沈阳市南郊20公里,关沟村(岺岗),是关沟村的一部分。因地处丘陵地区,到处是沟沟、坡坡、岗岗,各自然村都处在沟沟、坡坡、岗岗之中。如关、佟、张、李等。因此,号称十三道沟。
我家就坐落在岺岗上,座东朝西,面对从北至南的公路,砖土结合的三间草房,北侧还有一间半库房,60米见方,2、5米高的土院墙,房后还有小花园,园内有桃、李、杏树和各种花草。前院北侧有猪圈、马圈、碾房、磨房;南侧有个水坑,也就是造粪坑。大门外侧各有一块近千斤重的大石头,都有平面,就是上马石。还有6株60-70厘米直经的大柳树。院墙外的北侧和东侧是园田地,每年种菜和粮食,还有一口砖砌的水井。院墙的南侧隔一条道是我们关性家族的较近支的关文阁家。也是大院套三间正房和一间库房。道西对门是夏老二、夏文祥家,对门南侧是夏老大和夏文玉家,在南侧是老张家,张家门前北侧有一座小型关帝庙。高3,5米,基座4米见方,庙身2米见方,前面有一米高的庙台,是烧香上供用的。庙不太大,但修建的较精致基座是石板,庙身全是青磨砖对缝,上方有砖雕花纹,前面庙台上有个拱形小门,能钻进一个人,里面有关羽的画像和牌位。大家吃过晚饭常来这里坐着聊天。大家对此通称为老爷庙。这就是老家的住地基本环境。
我们关性家族属满请八旗子弟,听说是镶黄旗和正蓝旗(不清)。祖父关德亮我只见过穿着清朝官服的画像,当什么官不知道。先后有七个奶奶。我只见过六奶和七奶,并在一起生活。六奶奶是1850年生,1936年86岁在荒山子去世。七奶奶后来回了娘家不知去向。大伯父关文学、父亲关文润、还有大姑、二姑,都不知是哪个奶奶所生。只知二姑好像是七奶奶所生,因为二姑父是张学良属下一个军需官,有一次开着三轮摩托车来我家接我姐姐去串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张学良的东北军进关,留下两个孩子,孟金锁和孟银锁,随七奶奶带到我家管七奶奶叫姥姥。老二银锁现在还在苏家屯住着,老大金锁和我在一个工厂,学过徒。大姑家姓高,住在我家东南方向十几里路瓦子屿。来过我家两次。伯父关文学(伯母早已去世)未见过,以前和爸爸在一起住过,以后分出去了,有三子一女,老大关奎恩,是旧知识分子,经常和大哥关奎梧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老二没见过,老三关奎本,在吉林九台矿区。现在其后人还在九台。女儿嫁到瓦子屿史家,我们都管她叫,老史大姐和大姐夫,常来我家串门印象很好。
爸爸关文印,1878年出生。20几岁时与荒山子的陶家姑娘结婚,大哥关奎梧、二哥关奎栋是陶氏所生。十几年后陶氏去世。爸爸36岁那年1914年和我母亲结婚。当年母亲是20岁到我家。母亲姓 ?叫什么名?。 先后生有关奎柱(三哥)、关雅珍、四哥关奎相、我是老五、妹妹关雅琴、弟弟关奎林。母亲有姐妹三个,大姨家姓刘,住在沈阳大西城门,外家是开煤局的,卖煤球、白碳、麻刀、耐火砖等。我有时去串门。二姨家距我家不远。家有几十亩地,全部出租,二姨父不劳动,没事就去玩鹰抓兔子。解放后土改时,划为小地主。
还有俩个舅舅,但很少来往。印象不深。1929年前后,我三、四岁时,家庭状况是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当时有六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大嫂、二哥、三哥、四哥、和我。先后又出生了妹妹和百策共12口人。这样一个大家庭,其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农业生产。主要是农田劳动是爸爸和二哥, 一共种了二、三十亩地。有各种农具,一台车、俩匹马、一头毛驴。大哥是文人,不会农田劳动,在东北军中当文书,学过医,开过药铺,给人看病,但是大哥为人厚道,乡里乡亲的看病、抓药常不付钱,时间一长,就干不下去,干了几年不但没赚钱,还赔了钱。因此,就不干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到派出所当了文书。没事就种花养鸟,三哥一只胳膊和手残疾,还有些呆傻很少说话但有些力气能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大嫂姓吴,娘家住吴家屯,有父母和一个弟弟。父母靠放牌局抽头为生活来源。其弟弟吴忠臣, 参加东北军,当个小官,事变后,随张学良进关,一去无音信。
六奶奶非常勤劳,六、七十岁了,还要喂养猪、鸡、猫、狗。总是干活、劳动。
二哥除参加农田生产外,就是爱好打黄皮子,抓兔子。黄皮子就是黄鼠狼。用竹板做夹子,白天雪地跟踪找洞,晚上下夹子,早晨起夹子。一只黄皮子的皮可卖5元钱(当时豆付一块5分钱)。我家有两只大狗、一只黄狗、一只黑狗。黄狗叫大虎,黑狗叫二黑。二哥一走,两只狗都跟着,帮人找洞和抓免子。有时我也跟二哥去。
四哥上了几年私学,在上学期间同瓦子屿陈家姑娘定了娃娃亲(未来的室嫂)后来就上沈阳市里小西边门外义兴成私人铁工厂学徒。9.18事变后进了飞机厂(满飞)。
姐姐关雅琴,当时农村女孩子不能上学,只能在家做针线,绣衣等活。我们关姓家族较近支的有关文阁、关奎振、关士其。
关文阁就住在我家南邻,有二子、一女。老大关奎柏,老二叫小二(大名不知道),女儿叫小妞子,后人还在关沟。
关奎振,旧知识分子。有三子:老大关百文,老二关百信,老三小名叫老肥子。
关士其年纪大辈数小,孙子辈的知识分子与大哥常来往。以上几家与我家来往较密切,但不知是家族的那一支。
二、童年
1931年后,当时我5岁。有一天近中午、大门前大道上,从南到北来了一大队日本兵,因为我们是住在冈上,很远就能看到了,人们很害怕,特别是青壮年,男女都进了高梁地里躲藏。六奶奶、三哥、和我没有走。看着大队的日本兵从公路南边走过来。从我家的大门口走过,没想到等队伍走过一半却停了下来休息吃午饭,当兵的都放下背包和武器,拿出方便木制饭合吃起来,与此同时几个当官的 却进了我家。他们也都有饭合,但他们却逼着奶奶要鸡蛋,他们用枪托打奶奶,奶奶没有办法只好把家里的十几个鸡蛋找了出来,他一看太少,有拿着枪逼着奶奶到别人家里去找,冈上就那么几家,一会奶奶用围裙兜着有二十来个鸡蛋回来,要奶奶给他们煮着吃了。同时还让三哥去挑唆水。让三哥先喝几口后,他们才喝,他们都吃饱喝足,就往沈阳城里走去。以后这种事情就经常发生,人们就不得安宁。
1931年9.18事变后的几年里,社会状况就非常混乱,盗贼,土匪四起,大白天就拦路抢劫,我家的两匹马,在一天夜间马厩后墙被扒开,被偷走了一匹好马,剩下一匹老马,勉强能种地拉车。为自卫,各家组织起棒子队,互相看家护院,夜间打更。1943年3月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其伪满洲国,傅仪当了傀儡康德皇帝。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苛捷捐杂税的增加。青壮年还有劳工、修路。在这种情况下,大伯父关文学和二哥关奎本去吉林九台子煤矿当了矿工。干了两年又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家里少了主要劳动力,马又被偷了,就得少种些地,农忙时还得顾短工。男女老少大都得下地干活,实际是老的老小的小,状况一年不如一年。
大约是1938年姐姐17岁那年同苏沟苏家老大苏成富结婚。我还去送了亲。当时苏家条件较好,称苏家大户,兄弟多劳力多,种的地也多。以后也是走的走了,剩下的也分了家。
姐姐结婚后,这个家维持两年。到了1 940年这个家就维持不下去了就分开了,大哥、大嫂、二哥、百策和六奶奶在一起。爸爸、母亲、三哥、四哥、妹妹弟弟和我共七口人。卖了房子和土地就都搬到荒三子村。大哥他们在荒三子后就租了两间房子安了家。
我们家在荒三子村前典了三间瓦房安了家。房子的建筑是很讲究的全部是磨青砖、青瓦。室内装修也是很好,青砖铺地。房子的主人全部搬到城里去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很大的套院,房后有菜园子。爸爸又租了几亩地维持生活。
荒三子是爸爸的前妻,大哥、二哥的亲生母亲的娘家。其后人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舅舅,一个表妹,两个弟弟。老大陶明正、老二陶明顺和我、四哥年龄差不多。老大陶明正在家种地老二陶明顺后来听四哥说在佳木斯公安部门工作。
这时荒三子已有了公立学校,爸爸和母亲让我去上学。当时我十一岁,在这时小弟弟关奎林三、四岁时非常聪明可爱。可是因为吃栆时,栆核的两头有尖,没吐出来卡在食道里了,当时的条件是无法医治了,几天时间就活活卡死了。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使全家都处在十分悲痛之中。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只能把可怜的的小弟弟埋在了荒山子脚下。
三、少年的学徒生活
我上学不得两年,家中困难。如典人家的房子到期要付钱的,爸爸和母亲就让我走四哥的路到城里去学手艺当工人,一是能有个吃饭的地方,以后还能赚钱。经人介绍,到沈阳市里工业区铁路对门一家两人合资的小工厂当学徒。厂主一个姓吴,外号叫吴小鬼,一个姓许,外号叫迷糊。生产的主要产品是各种铜螺丝和锁类。有三四个学徒和几个师父。一个大型工作台、有几台虎钳子,还有一台车床。一座化铜炉。条件非常艰苦。晚上在吊铺上睡觉。没有足够的铺盖,木板上铺的是草帘子。特别是冬天非常难过。盖着破被还得盖上一条麻袋。学徒第二年就得了严重得风湿病,有时全身都抽筋,拉都拉不开,老板只好让师兄弟们把我背到卫生所,打针。打完针,全身发热,很快就好了。打一针五元钱。一年要犯几次病。学徒四年。1944年就满徒了。但是,小工厂也不赚钱,干不下去了也就倒闭了。自己也就回家了。这时家里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四、搬家进城与日本投降
荒山子的家典的房产早已到期,在无力支付房费的情况下房主因也要赎回房产。在者四哥已到飞机厂正式当上了钳工。每月开资,也得要有个家住。所以全家都搬到城里。
在沈阳市小南边门西侧居民区租一间房子,安了家。这里还有老家关沟,岺岗道西协对门南侧的老张家老二张永海也在这里落了户。张永海是电工,在电业局上班。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排十几间正房的东头第一家。门前手压井。我们用木板围个小院,把水井围在院里,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区,我们房前是边不远是菜园子,后面是苇塘。
这时全家是六口人,有爸爸、母亲、三哥、四哥、我和妹。一间房住六口人,可想而知是很紧的。一铺顺西三墙的长条炕。北头是锅灶。安好家后这时到了1945年初,四哥上班每月开资,爸爸背个木箱卖打饼子,每天能赚个块八角的补贴家用,三哥给人家担水还有点收入。生活还能过得去。我有时还犯风湿病,当还是能坚持去打柴烧。这时妹妹也十四、五岁了,也想找点工作赚钱。经人介绍,给一家日本人当堂役,也就是小保母。这家日本人家了有三口人,两口子、一个孩子,男的是个军官,妹妹去干了几天,发现这个日本军官有些不老实,妹妹有些害怕,和母亲一说,就不干了。这时已到了1945年6、7月份。突然一天,甲长到每家要酒盅,说是上面保长派下来的,有就献出来,实在没有就算了。人们都感到奇怪,上面要酒盅干什么哪?这时爸爸背地里和我们说,日本快完了。(没了归终)事实证明真应了爸爸得预言,没过一个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苏联军队很快进了沈阳,这时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出现了打砸抢现象。有仇报仇有怨抱怨,朝鲜半岛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有些高丽人被人们称为二鬼子,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欺负中国老百姓,被欺负的老百姓就都起来报仇,拿着镐把,见着高丽人就打,我眼看着几个中国人拿着镐把在小南边门派出所北侧打死一个高丽人。
再有就是抢仓库,成千上万的人砸开各种仓库。背的背扛的扛,还有的合伙用马车拉。这时苏联红军一看这种情况太乱套,很容易出人命,就朝天放了枪,维持治安。这时我就在远处看热闹。不敢往里走。过些时候看人家把东西抢得差不多了,人也少了。我就上前拿了人家不爱要得白线手套用麻袋装了多半麻袋背回家。以后就再也没出去过。以后那些用马车拉的人家也背人抢过。
这时中央军52军和八路军先后进了沈阳,甲长让大家去欢迎,52军都是美式装备。八路军穿着灰色棉衣。但他们都是来接收的。
东北特别是沈阳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大后方,工业发达,苏联运走了很多重要的机器设备。
这时社会状况逐渐安定下来,商店开始营业,有的工厂开工生产。工人开始上班。有一家印刷厂招工人,我就去报了名。工厂还管吃、管住。开始不知道干什么工作,后来才知道是八路军接收的造币厂,是印钱的。印的是东北流通卷。让我到制板和晒板室学徒,印出很多新票子,用大汽车拉走了。
这时已到了45年的10月份。印刷厂停工了。听说要转移,为什么不知道。把机器都拆卸包装起来,装上马车,出发前把人们集会起来开会,一个姓佟的干部向大家讲要到通化去。当时自己也没什么想法,管吃、管住就跟着走吧。
从沈阳出发,路过抚顺,梅河口,柳河到了通化。到通化几个月里。制板、晒版没有停,但没有出产品(票子)这时一到了46年春节前夕。领导要我们放假回家过年。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实际是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内战就要开始了。所有,以过年为由,把大家遣送回家,只留几个高级技师。我们走后,很快就转移到哈尔滨去了,这些情况以后才知道的。我们起身前,每个人给几块银圆,还给一些黑布。一共就几个人,把我们送上火车回到沈阳。
五、家庭变故
这时家里情况是四哥已到机床厂上班,爸爸还是卖大饼子,母亲有时到农村背高梁米回来卖也能赚钱,就是太累。
我回来后,一时没有工作,每天还是去打柴,烧柴还是不可缺的问题。回家后发现少了一个人,就是三哥没了。母亲对我说:三哥几个月前得了癫痫病,就是羊角风,一犯病就突然倒在地不省人事,口吐白沫,一、二十分钟后就没事了,起来就跟没事了,跟好人一样。一个月前。一天出去就没回来。找也没找到。三哥就这样没了。
这时,妹妹已十六岁了,以前和一个杨姓的,名叫杨云桥订了婚,很快就要结婚了。杨云桥家住在距我家西边不远处。妹夫家条件较好。有三间房子,装修也不错共5口人,杨云桥有爸爸、妹妹(杨忠武)、大哥和大嫂、大哥是军官和大嫂经常不在家住。杨云桥本人一米七的个头,长相也可以。妹妹的长相、个头都不错。两个人还般配。但杨云桥就是没有正当职业。
听说以给了几十元钱的彩礼钱。买必须的东西,做几件衣服。当时结婚没什么手续,也不需登记。对方做了简单操办,就接过去了。
1946年4、5月份,沈阳市南市区,发生传染病(霍乱)灾区很快被封锁,不准进出。爸爸和母亲年老体弱,先后都被传染上,连拉带吐。爸爸对我们说,死后就把木板围墙订个棺材就行了。没想到母亲先去世了。只好把板墙拆了先给母亲订个棺材,装好抬到后苇塘边草坪上埋了。几天后爸爸也去世了,没办法买了一领炕席,把爸爸卷上,用绳子捆好,抬到母亲坟附近埋了。
父母的这些后事,都是二哥、姐姐、四哥和我处理的。二哥是听信儿后从荒山子赶来的。爸爸死时是68岁,母亲是52岁。
妹妹想母亲经常到父母坟前去哭,妹妹性格内向,有话没处说。这时妹妹已怀孕几个月了。想母亲过于悲痛,杨云桥对此也有意见。劝也听不进去。终于造成早产,孩子没保住,又得了产后风的病。有一次,杨云桥和妹妹杨宗武雇个三轮车,带妹妹去看病。我也跟去了。看病的是在我大哥学医的时的老师,冯先生的中药店里。在小南街中段。距我家不远处。冯先生给看完病,抓了药并对家属说:这种病是难治好的。事实上未过多久妹妹就死去了。小妹妹的死是我们家非常痛心,小小年纪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实在太可惜了。
这时我家就只有四哥和我了。过了不久,姐姐就把四哥的未婚妻陈立兰带到我家,当时四嫂十六、七岁买些必须的用品。把炕从中间隔开,他俩住在里头,我住外头。就算结婚了。这个家就算又立起来了。
六、当国民党的兵
这时中央军国民党以接受了整个沈阳。八路军共产党已向北转移。国共两党都在扩军,准备打内战,中央军在市内到处招兵。但很少有自愿去的,后来就按户口查。青年男子,兄弟多者必须去一个,我和四哥正适龄,所有必须去一个当兵。四哥上班,还有四嫂。没办法,就得我去当兵。不然这个家完了。人们都知道,去当兵等于送死。
这是1946年9月份,我姐姐哭着把我送到团营区。两个去一个,实际这是骗人得鬼话,我走后不久就要抓四哥,四哥听信后就跑到乡下姐姐家躲了起来。这个是后来听说的。
我到了团营区,就像到了监狱。上便所都有人拿着枪跟着,够了一定人数就把我们押上闷罐车开走了。把我们运到吉林市,松花江北岸,一处日本时代留下的很多的被废弃的化工厂,这是中央军新兵训练基地。我们这批新兵组建了一个新兵营,营长是一个少校,个头不高,较白胖。但很精神。新兵训练三个月,然后分到正规部队。在训练期间操场四周有很多拿枪的士兵站岗,怕新兵逃跑。要抓回逃跑者就处死新兵逃跑是常有的事。有一天,下午吃晚饭时。听说抓回一个逃兵,心想完了非枪毙不可。几天后新兵集合开大会。把我们带到操场外边的一个小山包的地方。新兵团长给大家讲话,最后说经上级批准,把开小差者执行枪决。这无疑是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这时把逃跑者带了出来。一看是个很棒的小伙子。1、75米左右的个头。园脸、大眼睛。听说还是个回民。太可惜了。小伙子被带到小山包脚小,面对山包。我们哪个营长是指挥官。高喊口令。立正,这时,队伍里有人跪下来求情,可能都是一起来的。但为时已晚。听一时喊执行。一声枪响人已倒地。有几个人哭了起来。回去后有几个人被关禁闭。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很快就结束了。各部队派人来领新兵。我们29个人被领到国民党王牌部队新一军扩编的新七军,军长陈明仁。207师113团直属战炮连。连长姓张,是个少校。这是个机械化连。全部美式装备,全连共计4个排,我和一起来的三个回民高凤林、张维臣、沙有义分到第三排,第一班。班长是个抗日时期新一军远征缅甸的的老兵,姓赵,名叫赵有为。全连四个排。八门平射、中卡车托炮连驾座人。全连中卡车和吉普车进20台。排长们都是军校毕业生。
我们的住地是长春市内孝子坟附近一座废弃的楼里,前面有个小操场,后有停车场。这时已到1947年末。内战早已开始,我们这个连用不上,平射炮一般是打碉堡和坦克的。但解放军这时没有碉堡、更没有坦克。所以一直在城里呆着始终没动。
这时沈阳吃紧,要我们师增援,当走过四平快到昌图时受到解放军的阻截,又开着汽车跑回四平。当时还下着小雪,第二天一看不敢在住下去了,就又回到了长春。回长春不久,也就是1948年初,长春就被解放军包围了。里不出外不进,时间一长,人们就受不了,特别是粮食紧张。部队里先是高梁、黄豆勉强维持,先头还能吃干的往后就只能喝稀的了。当时粮食是有,但都让资本家给囤积了起来。国民党印的金圆券毛的没边,一麻袋金圆券买不到半袋粮食。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谁给饭吃就跟谁走。
连长还对我们说,上级要派飞机来把我们接走。但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兵团司令郑洞国、曾泽生经过谈判起义投降了,接受了改变。连长接到上级命令,把我们集会起来,还说师长要带我们近山里开荒种地去。把武器码好,带上自己的东西到团部集合。到团部大院放下背包等候发落。这时解放军把排长以上的军官集合起来带走了,说是受训。这时突然天上飞来几加飞机。扫射一通就飞走了。后来就是(兵临城下)电影的历史背景。 这些当兵的就没有人管了。我们几个沈阳一起来的高风林、张维臣、沙有义几个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办。想回沈阳但现在还在被围困,现在还回不去。最后决定往沈阳方向走,走那算那。背起背包,顺着沈阳方向公路走。路上有很多人都是往沈阳方向去的。实际路上的人大部分都是从沈阳来的,没走多远,前面有解放军叫我们停下,一个姓陈的指导员和我们讲,现在去沈阳还进不去,先到村子里集会,到一个大院子里,院面有三十多人,让我们坐下休息,解放军的战士担来开水,让我们喝。然后陈指导员和我们讲共产党、解放军是干什么的,又讲当前的战争形势,说:东北很快就解放了。我们一看场外围着很多老百姓有说有笑,和解放军就像一家人,说话都很和气。心里就踏实了许多。晚上吃饭是白菜顿土豆,大饼子。晚饭后就几个一组叫到屋里问话,如:家住那里?姓名、年龄、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干过什么工作、民族,然后就安排睡觉。
七、参加共产党军队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指导员就按名单叫人。一共叫出24人。到大屋里去。陈指导员就动员我们参加解放军。我们这四个人,高风林、张维臣、沙有义三个回民和我都在名单里,陈指导员也是回民。因此,我们几个都同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了。没叫到名字的那些人,每人给点路费,就都放走了。有些人还不想走。但人数有限。然后,就对我们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又正式的填了表。就这样算是正式参加了解放军。然后就到2连队去。这时我们向陈指导员提出了要求,就是我们四个人不要分开。陈指导员也是回民,就把我们四个人分到一个团的直属警卫连。因为这个的团长也是回民,姓马,马团长,警卫连大部分战士都是回民。这就是中国也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七纵队,第四十四军,一五七师,四六九团警卫连。这时已到了1948年10月份。很快我们就开到了沈阳市外围,西北郊,四方台子村。
1948年10月份中旬锦州解放了。这时东北国民党军进关逃跑的路线已被堵死。11月初沈阳解放了。这样,辽沈战役基本结束。
11月中旬部队进行动员,要急行军参加解放华北解放战役。口号是打进天津过年。11月下旬出发,每天四十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1949年1月初到达天津外围,胥各庄一带。对北京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解放。1949年1月中旬,天津守军指挥官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上级命令,三天时间拿下天津,国军在天津外围建了防御地堡,碉堡编成号码,按号码分配给每一门大炮。要按计划全部摧毁。总攻开始了,成千上万大炮同时开火。我们警卫连帮助搬运炮弹,几个小时就把天津的防御攻势全部摧毁。然后,吹起了冲锋号,一个冲锋拿下了天津。接着又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巷战,总共用了20几个小时天津全部解放。守敌指挥官陈长捷被活捉。
然后我们连参加了打扫战场排长带着我们来到天津到塘沽去的火车道旁看到不少死尸不知为什么都被扒光了衣服,像码劈柴伴似的,码成了井字形,像是准备焚烧。正在这时,突然来了两架飞机,排长高喊散开,快卧倒,飞机很快就向我们冲下来扫射,打到地面上飞起了烟土。有的战士向飞机开枪,但很快飞机就飞走了。打扫完战场部队进行了休整。伤病员都到各庄野战医院治疗。我的脚后跟行军时卡破了,又冻了一下,不爱好也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
这时北京和平解放了。住北京的敌兵司令傅作义接受了改编,算是起义了。实际傅作义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对其父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时已到了1949年的春节,吃的伙食非常好,解放军也组织了秧歌队和老百姓一起欢度春节。
3月份下来命令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之后,从天津出发,要求必须长途行军,一直往南进军,到达长江时已是五月份,这时渡江战役已经结束。我们从九江度过长江,从庐山脚下路过,走向江西省会南昌,又到上饶,从上饶又到翻阳,路过三国名将周瑜府。从翻阳又返回鹰谭,住了下来。我们警卫连住在天主教堂的大院里,院里有很多房子,天主教堂的神父是外国人,还有修女。当时的任务是维持当地社会治安,并成立了治安队。过来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大街上很多店铺挂上了国旗。
八、学习成长
这时部队开始了文化学习运动。有文化教员,根据不同程度上文化课。练习写字。在学习期间,开展互助、互帮,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经过几个月的学习进步很快。经考试,语文课到达了6年级水平。并且能主动帮助别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此大家给我评了三等功一次并被提拔为副班子。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上级动员大家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抗美援朝。全连都报了名。最后只批准的了一名四川籍的战士。1951年中旬我当了正班长。并抽调参加了土改工作队。这时我已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土改工作队分成很多工作组。一个工作组负责一个行政村。几个人一组,我们这个组组长是个大学生,姓钟叫钟俊岺。在大军南下时带了五万名干部,边走边派往各地使用,钟俊岺就是其中之一。土地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评定成分、斗争地主、丈量土地、分田地、分地主的东西。等等。很多工作依靠村干部和基本群众,政策性很强。阶级斗争很激烈。据区政府土改工作简报报道,有的地区工作组被反动地主武装袭击,工作队员被打死的事件。我主要负责保卫土改工作组的安全。特别是夜间很少睡觉,当然白天可以睡一会,土改工作组每人都有武器,组长有两把手枪,一把是左轮子手枪、一支是加拿大橹子。我带的是美式冲锋枪。组长是学生出身,对武器的使用不那么内行。大号加拿大橹子又较重,有三、四斤重,组长白天工作又很忙,所以组长就把大号加拿大橹子给我使用,这样加上我自己的冲锋枪,在加上100发子弹就有30多斤重。当土改工作进行到中旬时,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和有人命的反动分子实行镇压,抢毙了一批。
在土改工作队干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保卫土改工作任务。回到了连队。没过多久又派我带领一个班去看押劳改犯的任务。又派个副排长跟我这个班一起去。在一个山沟里集中了几十个劳改犯。这些劳改犯都是在土改运动中的反动分子和土豪劣绅。几个月后这些劳改犯都交给地方政府管理。我们又回到连队,这时连队转移到余干线住防,这时已到1952年10月份,经两个排长介绍和连队支部委员讨论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年转为正式党员。在这期间连队又开展了文化学习的活动,连队的主要任务时维持当地的治安。有些地主武装和土匪还在一些地方捣乱。所以我们还经常出去摸情况,侦察他们的据点和行踪,有一次夜间我带着一个小组,有目标的出去侦察情况来到一个村的外围苞米地里潜伏下来。但刚潜伏下来,一个战士不小心枪走了火,枪一响,惊动了村里的民兵,吹起了哨子,看样子要集合民兵。我感到不好,怕发生误会。 我决定赶紧撤。回到连队。在连队又待了一年多到1954年连队又要转移了。根据上级命令,连队要往萍乡转移。1954年4月份连队开始出发,几天后到了南昌,从南昌做火车到樟树。从樟树行军几十公里到了萍乡。在萍乡安源煤矿附近住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听说部队实行军衔制和大裁减、大转业、大复员、大整编。
九、战争结束解放复员回家
这时我自然的想起了家。家在那里?我有家吗?自从1946年的10月离开了曾经遭受大灾、大难、而破碎的家又走向了兵荒马乱的战场。九年了,在这九年中,兵荒马乱、社会交替,大战役一个接一个,国内的大战刚刚结束。朝鲜战争又爆发了。国民党的败兵和残余和当地地主武装相勾结,在江南各地到处捣乱。缴匪和土改运动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各种形式的生死斗争的大潮中,作为一个小兵的我就像是沧海一粟,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可能。家?在那里呀?有所谓的家就是因为离家时还有哥哥、姐姐。在这九年中的大潮中,他们都怎样了?想写信往那邮哇?哥哥、姐姐肯定也在想弟弟在哪儿?1946年一走,一去无音讯。九年了、还在人世吗?怎么不见回信呢?
第一封信,写给沈阳市小南边门派出所,因为我走时,家就住在小南边门派出所后面不远处,所以求派出所帮助我找一找。信中写明了具体地点、姓名。信发出后一个多月未见回信。
第二封信给姐姐。沈阳市南郊,苏沟村苏成富、关雅珍。一个月后也未见回信。感到有些失望。又过了一个一段时,突然一天,连队指导员给我一封信。信很厚,信封上写着黑龙江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宿舍,x栋x号x室。这时有些心跳起来。找个每人的地方,打开信封,抽出信封,掉出一张照片,照片背后有字。是百策和赵竟贤结婚照片,再一看信的最后落款是关奎相四哥。三张信纸写的满满的。可想而知四哥写信时的心情。信中写了我走以后,怎样又抓四哥的,四哥怎样跑到乡下姐姐家躲藏起来。解放后四哥随机床厂转到齐齐哈尔,姐姐家的情况以及大哥怎样投奔四哥的,大嫂怎样死在外地,二哥家的情况等等。随后我就回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我的情况。
这时已到了1955年的二,三月份。部队评定军衔、裁军整编、转业、复员已基本定型。以后就是具体实施了。我是属于复员人员,组织了集训队。进行了到地方的各种政策和法令教育。
登记了每人的去向的地点,是为了准备车票送回家。办理了必要的手续。发了四百元安家费。1955年5月初做火车来到了齐齐哈尔四哥家。
工作问题有市劳动局负责安排。齐齐哈尔几大厂让我选。听说127厂是军工厂所以就到了127厂,要求干我本行(钳工),把我分配到16车间,钳工段。报到后,先让我休息一段时间再上班。我利用这段时间到姐姐家去一趟,姐姐领我走了几家老乡亲和几家亲属。上班干了几个月后经考试订了四级钳工。每月工资60元,很不错了。
《忆写到此,先告一段落》
忆往事,一件件、一桩桩、历历在目,有些事难以想象。我有过无忧无虑而天真的童年。也为非常聪明可爱的小弟弟被枣核卡到食道里而夭折感到十分惋惜和痛心。有过十分艰苦而疾病缠身的学徒生活。也有难忘的勤劳一生,临终前一天还在干活劳动的六奶奶。
为了这个家,为了子女的生存而劳累一生的爸爸,临终前想要几块木板钉棺材也没得到而感到十分难过,爸爸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的预言而感到敬佩。
小小年纪的妹妹因想想母亲过于悲痛,忧郁而死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
在军旅生活中有过凶险、有过幸运、有过欣慰和高兴。
在军队两次分配都没有被分配到战争的第一线步兵连队,遭遇几次凶险都擦肩而过而感到幸运。分给我的几次坚险的任务都能顺利完成而感到欣慰。
为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以及找到家而感到高兴。
关奎檏
二00五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