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史·花之乱（6）长期化的战争
足利义视的归京
应仁二年（1468年）五月，足利义政下令将伊势、近江、山城三国的寺社领地“半济”给足利义视，作为足利义视在伊势国的开销。在足利义政的请求下，足利义视在九月成功返回了京都。
足利义视回到花之御所以后，向足利义政提出了谏言，表示将军的身边存在着奸臣，并且实名点名了权倾一时的日野胜光。日野胜光是足利义政、义视的大舅子，关系本来也还算不错，然而他是支持义尚继位的派系，因此与足利义视产生不和。
足利义视的做法引起了日野胜光、日野富子兄妹的不满，双方逐渐走向了对立。闰十月十四日，在日野胜光、日野富子的请求下，足利义政下令让文正政变中被流放的伊势贞亲回归幕府重新就任政所执事。
伊势贞亲归来以后，立即着手打压日渐壮大的足利义视派系。十一月十日，与足利义视走得很近的将军侧近有马元家遭到赤松政则的刺杀而死。赤松政则虽然站在东军的一边，但是他并不是细川胜元麾下的小弟，而是直接服从于幕府将军足利义政的。有马元家之死让足利义视感到不安，在十三日的夜里趁着大雨的掩护，徒步逃出了京都，前往比叡山延历寺躲藏。足利义视的出走让西军大名们喜出望外，山名宗全立即向延历寺派出使者，将足利义视接入斯波义廉的府中。在足利义视加入西军的次日，山名宗全、大内政弘、畠山义就等西军诸将便纷纷前来参见，对待足利义视的礼仪完全等同于幕府将军。
从史料来看，应仁之乱以前的山名宗全与足利义视的关系并非通说中的对立关系，相反二者的关系还非常融洽。山名宗全向足利义视奉公的行为最早在宽正六年（1465年）七月就有记录了。根据《蜷川亲元日记》的记载，山名宗全在这年的七月六日派遣使者前往伊势贞亲处询问，在幕府规定的节日八月朔日时应该如何向足利义视进奉礼品。十一月十日，山名宗全、足利义视的使者也先后前往伊势贞亲处询问关于举办义视的元服仪式的相关事务。在足利义视元服的当日，京极持清也派遣使者前往伊势贞亲处打探元服礼的坐席顺序，伊势贞亲则回答说自己并不了解，有疑问可以去问山名宗全。可以看出，在幕府将军继嗣问题上，山名宗全其实反而可能是支持足利义视一派的。
此外，在应仁之乱爆发之际，室町幕府的管领是西军方的斯波义廉，而斯波义廉的管领职位一直到应仁二年（1468年）七月才被罢免，改由细川胜元出任。也就是说，在应仁之乱爆发的一年多时间里，室町幕府的将军、管领处于不同的阵营，这导致了幕府的行政结构发生了改变。早先在嘉吉之乱发生后，由于新将军年幼的缘故，幕府的行政由管领细川持之代为施政，当时通行的行政文书是由管领下发的被称为“管领下知状”。等到足利义政亲政以后，幕府重新开始下发由将军签署的“御判御教书”，而管领则需要将“御判御教书”的内容传达给具体实施的守护大名，便签发相当于“御判御教书”附属命令的“管领施行状”。除了“御判御教书”、“管领施行状”以外，管领有时也会按照将军命令签发由幕府官方下发“幕府御教书”以及由幕府奉行人发出的“奉行人奉书”等等。
应仁之乱爆发以后，由于将军、管领不在同一个阵营中，因此东军便不再下发管领签署的“管领施行状”与“幕府御教书”，而是采用“奉行人奉书”的形式来施政。与之相对的，西军由于失去了对幕府将军的控制，因而便采用嘉吉之乱后惯用的“管领下知状”行政。等到足利义视进入西军阵地以后，西军确立了将军足利义视、管领斯波义廉的体制，便不再下发“管领下知状”，而是又重新开始发行传达将军命令的“管领施行状”。从这时候开始，室町幕府实质上分裂成了两个幕府，平安京内也出现了两个幕府将军。
值得一提的是，成为西军幕府将军的足利义视并未下发过“御判御教书”，而是采用“御内书”的形式下发命令。与“御判御教书”相比，“御内书”则更接近于私人信件。可以看出，足利义视其实并没有想要夺取将军之位的野心，即便与足利义政决裂以后，他也不敢与兄长比肩，而是留下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西国的战争
自应仁元年（1467年）的十月以来，赤松政则的旧臣中村五左卫门尉等播磨国国人便集体侵入了赤松家旧领之一的美作国，侵占了非常多的庄园。随后，赤松政则又派遣了广冈民部少辅祐贵等与中村等军势会合，与西军的山名扫部头交战，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将旧领美作国、备前国大半都给夺回。
应仁二年（1468年）三月，细川胜元的家臣长政连、内藤孙四郎等也率领军队自细川家的领地丹波国侵入山名宗全的领地但马国，但是细川军遭到了山名宗全的部将太田垣新兵卫尉、行木山城守等人率领的山名军的反击，长政连、内藤孙四郎均被山名军斩杀。随后山名军在山名宗全的指示下侵入丹波国，占领了与但马国交界的边境地带，以监视丹波国内细川军的动向，防止再次遭到入侵。
九月，细川持贤的家臣天竺孙四郎与武田信贤的家臣逸见骏河守分别从丹波国、若狭国对西军一色义直的领国丹后国发起攻击，遭到一色义直麾下国人众的反击。同时山名宗全还指示山名军自但马国出发救援丹后国，将东军击溃并斩杀了天竺孙四郎。细川胜元随后又派遣了一宫左京亮率军侵入丹后国，继续骚扰西军大名的领地。
早先在西军大内政弘上洛之时遭到大内军席卷的摄津国的国人们也在领地作乱。自应仁二年（1468年）正月以来，大内政弘陆续派遣军队前往摄津国讨伐当地的国人，并在七月击破了占据仓桥的东军，但是大内军随即在九月就遭到了东军的反击战败。
此外，西国方面对东军来说也不乐观，从应仁元年（1467年）年末开始，东军武田信贤的领国安艺国就爆发了许多反抗武田家的动乱。国人小早川一族的小早川弘景（竹原小早川家）在西军的调略下掀起反旗，相继攻略了安艺国内的许多土地。武田信贤连忙下令命小早川熙平返回领国讨伐竹原弘景，另外还派遣了守护代武田基纲返回安艺国维持领内稳定。返回安艺国的武田基纲在应仁二年（1468年）三月一度率军侵入了山名氏的领国石见国，遭到了山名氏一方的顽强抵抗。
另外一方面，备后国守护山名是丰虽然加入了东军，但是备后国的国人们却分裂成了支持山名宗全方与支持山名是丰方，并且山名宗全方的支持者占据了上风。对此，东军命令备中国守护细川胜久、安艺国守护武田信贤派出军队进入备后国，支援是丰方的国人，但是联军仍然在十一月被西军方国人击败。山名是丰得知己方战败之后，于当月二十三日从京都返回了领地备后国，细川胜元也请求赤松军从备前国对山名是丰进行支援。
在西国再往西的九州，此时也因为应仁之乱的波及爆发了战乱，趁着大内政弘率领大军上洛，领国空虚之际，九州岛肥前国的少弍武赖、对马岛的宗盛直合兵一处对大内氏分国筑前国发起进攻，于博多湾、太宰府与大内军的驻守军队交战，不过大内军明显早有准备，少弍武赖、宗盛直偷鸡不成蚀把米，非但没有取得胜利，二人还都战死在了战场上。
近国的战争
西日本许多东、西军大名麾下的领地都陷入了战争之中，而在平安京以东的分国，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平安京所在的山城国东面是自古以来的东日本豪强上洛的必经之路近江国，北近江国守护京极持清自从应仁元年（1467年）十月返回领国以后，就对从属西军的南近江国守护六角高赖发起攻击。但是东军方随即遭到了六角军的反击，反而还丢失了同六角高赖争夺家督之位、加入东军的六角政尧麾下的长光寺城。在这之后，东西两军持续在近江国交战，直到应仁二年（1468年）十一月时，西军笼城的守山城被京极持清、六角政尧联军击破，随后因为家臣叛变，六角家的本城观音寺城也落入了东军手中，京极氏暂时占据了上风。
文明元年（1469年）五月，此时六角家经过多次拉锯夺回了观音寺城，京极持清便派出多贺高忠进入近江国与六角家作战。次年六月，京极持清在京都病逝，其子京极政光继任家督，近江国顿时陷入了混乱中，多贺高忠率领的京极军遭到了六角高赖及多贺一族的多贺出云守的攻击，被迫逃往伊势国。近江国就此落入了西军的手中。
近江国的邻国、西军大名土岐家麾下的美浓国、伊势国也在应仁之乱后陷入战争中。伊势国的国司北畠教具在应仁二年（1468年）七月率军夺回了被土岐氏一族的土岐政康占领的上箕田城，随后北畠军又相继攻陷了林崎城、柳城、若松城、楠原城等北伊势诸城，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此地。而美浓国方面，守护代斋藤妙椿在应仁二年（1468年）九月率军攻陷了东军麾下的郡上城，随即又在十月攻灭了居益城，讨杀了城将长江景秀父子。
在伊势国、美浓国之间，是斯波家的领地尾张国。尾张国的国人们也分裂成了加入东军与加入西军的两方。应仁二年（1468年）九月，东军派遣饭尾弥三郎前往尾张国讨伐支持西军方的国人。斯波家的另一个分国越前国中，东军与西军的争斗也没有中断。应仁二年五月，东军斯波义敏亲自返回越前国，讨伐支持西军斯波义廉方的国人。十月，西军派遣了猛将朝仓孝景返回越前国抵抗斯波义敏的攻击，而朝仓孝景也正是趁着与斯波义敏交战的这个机会，在越前国大肆扩张朝仓家的势力。
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外，再往东的关东早在应仁之乱前就陷入了“享德大乱”之中，这场战争发生的比应仁之乱早，结束的却比应仁之乱还要迟，详细情况我们后文会表。
以上便是应仁之乱发生的前两年，京畿以外的山阴、山阳、九州、东海道、北陆道的因为应仁之乱的波及而发生的战事。应仁之乱中的东军、西军为了争夺各国国人众的支持，不惜派遣军队偷袭，诱导国人叛变，最终使得各国的国人相互之间埋下了深深的矛盾，这也为之后战国时代的群雄争霸吹奏了前曲。
西幕府的施政
应仁之乱中围绕京都的主要战斗大部分都发生在大乱爆发的前两年，自应仁二年（1468年）年末西幕府成立以来，东西两军战事算是彻底僵持住了。
足利义视自从进入西军以后，很快就扮演起了西军幕府将军的角色。应仁二年十二月，足利义视命令大内政弘发布了关于京都内诸役的法度，展现了西幕府支配京都的意愿。文明元年（1469年）四月，足利义视向四国、九州的大名们发去了御内书，以将军的身份催促他们率军上洛。当然，此时东军的将军足利义政也在向全国各地的大名发去了同样的命令，双方都在积极争取外援。
例如在前文提到的安艺国小早川弘景举兵作乱的事件中，就可以看到足利义视活跃的身影。在六代将军足利义教时期，幕府曾插手安艺国国人小早川家的家督继承之事。当时小早川家发生了争夺家督的内讧，最终足利义教裁定不承认原本的嫡系小早川熙平（沼田小早川家）的家督之位，命令他将家督传给分家竹原小早川家的小早川盛景。当然，随着足利义教在嘉吉之乱中死去，这件事也不了了之了。应仁之乱爆发后，小早川熙平加入了东军的一方，而竹原小早川家则加入了西军。西幕府成立之初，足利义视向小早川弘景发去御内书，劝说其加入西军，并表示因为小早川熙平加入了敌军，所以承诺在讨伐小早川熙平后，让弘景成为小早川家的家督，并将沼田家的领地全部赐给竹原家。足利义视此举实际上在向小早川家宣告自己是足利义教的继承者，是幕府将军的正统继承人。
不仅如此，足利义视颁发给各地的御内书中，除了催促加势西军以及赏赐新领以外，还擅自给西军大名们封官加爵。在幕府时代的日本，虽然朝廷的存在感降低，并且朝廷的一些官职的职能也被幕府的“职役”给取代了，官职和位阶，逐渐成为了一种荣誉头衔。尽管如此，幕府依然不能干涉朝廷的加官进爵，这官位可以要、可以买、甚至可以强买强卖，但是绝对不能擅自给自己升官。在战国时代虽然有很多人冒称朝廷的官职，但是只要没有经过朝廷的认证，哪怕你坐地千里，冒牌货却依旧是个冒牌货。
文明元年（1469年）七月，足利义视推举大内政弘为左京大夫，同时还给西军的一众武将都加升了官位。不过，此时的朝廷掌握在东军的手上，足利义视所谓的“推举”不过是走走形式，西军也并没有指望能够从东军手上的朝廷获得任官的许可。次年五月，因为肥后国的相良为续对大内政弘进行了支援，因此足利义视对其发去了御内书，推举其补任从五位下左卫门尉，还在御内书中直接称呼大内政弘为“大内左京大夫”。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西军的幕府管领之位。文明二年（1470年），斯波义廉向石见国的国人益田贞兼发去了管领施行状，足以见得在西幕府成立之后，西幕府的幕府管领依旧是斯波义廉。除了幕府管领以外，西幕府的政所执事是伊势贞亲的弟弟伊势贞藤，幕府奉行人则为饭尾为修，均是东幕府出任对应职位的家族出身。
不过，因为天皇被东军控制，所以在西幕府建立之初，西军全员就被朝廷撤去官职，并被指认为朝敌。因此西军所谓的幕府将军及一众官职，并没有获得朝廷认可。在东军大名看来，西军阵地中这些漫天飞的官职都是西军在自娱自乐，麻痹自己而已。为了取得与东军抗衡的大义名分，西军很快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复兴南朝
众所周知，室町幕府建立于南北朝乱世，最终在三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时期统一。室町幕府在统一之前，允诺会继续保留镰仓幕府时期的“二统迭立”制度，让南、北两朝的皇族轮流出任天皇。然而在统一了日本以后，南朝皇族们才发觉自己被骗了，室町幕府以及北朝的“持明院统”皇族根本就没有打算再让南朝皇族插手皇位，因此许多南朝后裔们又重新跑到了大和国掀起反旗，建立了“后南朝”。不过这个后南朝却掀不起什么风浪，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为了他们而去与室町幕府抗衡，直到应仁之乱爆发以后。
文明元年（1469年）十一月，南朝皇室后裔分别在大和国的吉野与纪伊国的熊野起事，并制定了南朝的年号“明应”。南朝皇室后裔的动作引起了西军的注意，西军大名们的脑中逐渐浮现出了一个足以能与东军的天皇、将军公仪抗衡的想法——拥戴南朝皇室后裔为帝。然而，畠山义就却坚决反对拥立南朝天皇，因为在南朝的政权结构中，畠山家的领地纪伊国、河内国都是南朝重臣楠木氏的领地。一旦南帝登基，那么这些地盘究竟还属于不属于畠山家呢？在足利义视与西军大名们的游说之下，畠山义就才勉强答应妥协。
文明三年（1471年）闰八月，南朝皇室后裔在西军的护卫下自大和国上洛，进入了北野社松梅院，被时人呼作“西方新主”。不久后，此人又被送往由山名宗全妹妹出任住持的寺院安山院，接受西军大名以及大和国金峰山寺等寺院的朝见。这名西方新主的具体身份不明，据说是南朝后龟山天皇的后裔小仓宫圣承亲王的孙子。不过，小仓宫圣承亲王死后家系绝嗣，因此日本历来对这个突然冒出的后裔身份感到怀疑。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足利义视一转先前的态度，并不赞同拥立这位来历不明的南朝后裔为帝，并拒绝觐见南帝。此外，进入文明年间，西军内部不断地出现叛徒，例如斯波义廉麾下的猛将朝仓孝景都被东军策反，东军逐渐占据上风。足利义视不想一条道走到黑，他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要知道自己出任西军幕府将军还只是分裂幕府而已，若是拥立南朝天皇的话，相当于让日本重新进入南北朝时代。这样一来不但应仁之乱难以结束，还会把朝廷都给一起得罪了。也正是因此，足利义视才会在南帝上洛之前突然改口，表示反对此事，在发现自己无力改变事实之后，又拒绝觐见这个来历不明的南帝，将此事与自己撇清关系。
足轻的时代
在《碧山日录》的记载中提到，应仁二年（1468年）十一月三日，东军的一支约三百余人的足轻部队聚集在了宇治大庙，足轻们手持长刀以及强弓，各自穿着金色的甲胄，带着用红色的毛装饰着的斗笠，不穿任何防雨、防寒的衣服，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单衣，像飞一样地迅速前进。次日，这支东军的足轻返回了宇治，他们的亲族约有数百人从东山边前来相迎，但是西军的军势知道这支部队会在今天返回，埋伏在了道路两旁，随后突袭杀死了二十余名足轻。
应仁之乱这样长期的战争使得东西两军都陷入了困境，双方的军队均在战争中被不断地消耗，远离平安京的领国内的军备又无法及时补充大军，在这样的急需新战力的背景之下，足轻与野武士渐渐地活跃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野武士就是指没有主家的流浪武士，而“足轻”一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于记载“保元之乱”的《保元物语》一书中。在源义朝火烧白河殿之际，源氏军队中除了有骑马的武士以外，还有“郎党足轻四五十人”。可以看出在《保元物语》里的“足轻”一词并非是指下级士兵，而是指徒步的轻步兵。足轻们与穿着着笨重大铠、骑着战马的武士不同，仅仅穿着简便的腹卷铠，手持薙刀或太刀作战。
随着庄园制的逐渐成熟，足轻们逐渐成为了庄园领主们的私人武装力量，到了“源平合战”的时代，足轻们不光要作为战斗员上战场，有时候还需要负责工兵与后勤运输等工作。等到镰仓时代，足轻逐渐演变得有些像欧洲骑士的侍从。武士们骑马上战场之后，通常会携带备用的马匹，这些足轻就需要管理主人的备用马，在战场上有敌军士兵来袭之时，足轻们还需要围在骑马的主人身边，一边保护主人一边与敌军的足轻作战。这时候的足轻被称为“郎党”，是代代侍奉某个武士家族的武装农民，在一些富裕的武士家族之中，有时候也会给地位较高的郎党装备战马。镰仓时代的足轻一般戴着乌帽子、穿着胴丸铠、手持薙刀，脸上戴着“半首”面具，穿着草鞋或者甚至干脆光着脚，三三两两地围绕在骑马武士的身边。
应仁之乱以前，因为长禄·宽正年间的饥荒与瘟疫，导致平安京周边的村落又许多饥民流进了都市之内谋生，使得都市内的下层市民人数剧增。当时室町幕府的侍所负责京都的治安，但是侍所却因为人手不足，只能就地招募地痞流氓出任侍的工作人员（目付）。
另外，六代将军足利义教以来，室町幕府插手各大名家中事务，使得许多来自于没落大名家的武士成为浪人或者野武士。这些武士阶层加入下层民众之后，将他们以土一揆的形式给组织起来，形成了一股股拥有强悍战力的团体。另外一方面，原本被室町幕府侍所雇佣来对抗土一揆、维持治安的一些下层民众，在应仁之乱以后被以足轻部队的形式组织起来。虽然土一揆与足轻名称不同，但是实际上两方的参与者以及军事行动基本一致，某种程度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应仁元年（1467年）年末，因为作战兵员不足，东军主帅细川胜元命令曾任侍所所司的京极持清召来了侍所的目付骨皮道贤，让他组织起京都的地痞流氓作为足轻部队参战。据说细川胜元赐给骨皮道贤华美的吴服以及黄金装饰的太刀作为奖赏。随后，骨皮道贤与京都东南方的伏见稻荷神社的社务羽仓出羽守合伙，纠集了三百余人，以稻荷神社的上社作为本阵，活跃于稻荷口与东寺口一带，骚扰、袭击西军的粮草补给部队。
应仁二年（1458年）三月十八日，趁着夜色，骨皮道贤率领手下足轻袭击了西军的粮草基地，随后在附近的民宅放火，从五条大宫到高仓边为止约有五条街左右都焚毁于这场大火中。得知后勤遭到足轻袭击以后，山名宗全决心拔掉这颗钉子。三月二十一日，西军大部队包围了稻荷山，骨皮道贤手下的这群足轻原本就是当地的地痞流氓组成的乌合之众，在面对西军的正规军队时战意全无，纷纷四下逃散，骨皮道贤本人也穿着女装乘着轿子逃出了包围圈。稻荷神社的神官住处被畠山义就手下的军队付之一炬，燃起的大火最终将神社也烧毁了。逃出包围圈的骨皮道贤并没有走出多远就被西军发现，最终被斩首。经觉在《经觉私要抄》中提到，骨皮道贤是自作孽，遭到了上天的报应。
骨皮道贤之死并没有让足轻退出战场，东军尝到了甜头以后便在战场上开始频繁地投入足轻作战。六月八日深夜，从属东军的足轻部队偷袭了山名宗全的本阵，烧毁了山名宗全修筑的大井楼，取得杰出战果的足轻们受到了细川胜元的褒奖。九月七日，东军对船冈山再度发起进攻，参与此次攻击的赤松家家臣浦上则宗麾下有一个年轻的足轻头目，率领着大约五、六十名足轻从贺茂、紫野朝着船冈山的背面迂回，越过壕沟、登上石垣，最终烧毁了西军的阵屋。据说此战中有一个叫驹太郎的足轻头目十分勇猛地作战，直至战死为止。
因为足轻们通常都是以轻装上阵，又熟悉当地地形，因此无论是东军还是西军的足轻部队，最擅长的都是切断敌军补给线、偷袭破坏军械物资的存放点等等。相较于正面战场作战的武士来说，这些类似游击队的足轻部队四下出击，让敌军首尾不能相顾，疲于奔命。不过，因为足轻部队在作战时习惯一边放火一边进攻，使得平安京内的建筑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例如应仁二年八月，西军的足轻部队将青莲院、圣护院等寺院以及周边的民宅烧毁。十二月，东军麾下的足轻部队在西军控制下的洛西的村落烧杀劫掠，在应仁之乱中，这些足轻部队的所作所为，与强盗并没有什么两样。足轻部队的大量应用，使得繁华的平安京在应仁之乱中变成一堆堆冒着黑烟的废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