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十一章 “我的无产阶级生活”

第十一章 “我的无产阶级生活”

20世纪50年代早期，墨西哥城仍然残留着政治和艺术繁盛过的痕迹，30年代和40年代，这里的政治和艺术氛围达到顶峰。逃脱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数千名流亡者涌入墨西哥，给这里带来了世界各地的风俗，而且让墨西哥文化得到了复兴。一到晚上，作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就会聚集在热闹的酒馆里。兴盛的电影工业制造了一个个影坛传奇。

墨西哥在反帝国主义的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者中很受欢迎。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总统拉扎罗·卡德纳斯将墨西哥的油田全部收归国有，并且推动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计划。墨西哥实施独立于华盛顿的外交政策，这里的环境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到处充满了阴谋，美国和苏联在这里都设有重要的使节和进行间谍活动，流亡者、间谍和流浪者在这里混迹。墨西哥城还发生过几起臭名昭著的暗杀事件——1929年暗杀古巴共产党领袖胡里奥·安东尼奥·梅拉的事件和1940年暗杀列夫·托洛茨基①的事件。

20世纪50年代的墨西哥城还没有变成现在这个烟雾笼罩、人口稠密的城市：你仍然能看见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山顶覆盖着白雪，伊克斯塔希瓦特尔火山耸立在地平线上。历史悠久的中心城区如同迷宫，这个古老的西班牙殖民城市建立在古阿兹特克首都的遗址上。这是个宁静的城市，有乡村式的社区和林阴大道。

人们无法确切地说出墨西哥所谓的“浪漫时代”是何时衰败的。1954年7月2日重病的弗里达·卡罗②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出现，这件事最能代表“浪漫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是个寒冷潮湿的日子，正在忍受肺炎折磨的弗里达走下病榻，参加了反对中情局推翻阿本斯政府的群众抗议活动。她的丈夫迭戈·里维拉③推着她乘坐的轮椅穿过街道，加入到集会中，他们和抗议群众一起待了4个小时。之后，这位47岁的女艺术家病情迅速恶化，11天后，也就是7月13日，她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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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1879-1940)，苏联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列宁最亲密的战友，红军的缔造者，第四国际领导人，联共党内反对派“托派分子”的首领。
②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1907-1954)，墨西哥著名的女画家，以她的自画像闻名于世。
③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壁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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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斯托在9月30日从墨西哥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这封信是给舅妈贝亚特里斯的。他在信上说：“墨西哥这座城市，或者更恰当地说，这个国家，是个贿赂之地，它像一只巨兽一样毫不在意地接纳了我，既没有对我表示好感，也没有冲我露出牙齿。”

他眼下的计划是找工作，挣到足够的钱生存下去，然后环游墨西哥，“申请北方巨人(美国)的签证”。如果顺利，他打算拜访纽约的埃尔西莉亚舅妈，“如果不顺利，就去巴黎”。他估计自己的钱最多够用两个月。他立刻开始找认识的人。一个是他父亲的朋友，电影编剧乌利塞斯·佩提特·德穆拉特。离开危地马拉以前，埃内斯托曾经跟伊尔达提到过佩提特，说他也许能有机会在墨西哥找到个临时演员的工作，可以尝试一下他“没能实现的当演员的艺术抱负”。伊尔达不同意这个想法，要他不要浪费自己的才能，建议他还是应该找医生的工作。埃内斯托争辩说这只是为了挣钱，不过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伊尔达的观点。

佩提特邀请埃内斯托住在他家，并提出帮他申请奖学金，可是埃内斯托拒绝了。埃内斯托和佩提特在政治上的看法显然不同。埃内斯托在写给父亲的信里说决定靠身上的钱维持独立。
接下来“无所事事”的几天里，埃内斯托在这个城市四处游览，逛博物馆，看朋友。他找到了伊莲娜·蕾娃·德·奥尔斯特，她离开危地马拉后也逃到了墨西哥。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伊莲娜和伊尔达之间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她提到伊尔达的时候，带着“非常轻蔑的态度”。不管伊莲娜对埃内斯托说了什么，都让埃内斯托打定了主意，因为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认为自己必须打断和伊尔达的这种无法让人忍受的局面。”

他从家人那里听说大部分逃到阿根廷的“危地马拉左派人士”被关进了监狱。他曾经让一些危地马拉朋友到阿根廷后住到他家去，在10月份的一封信里，他责怪母亲为什么家人没有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除了发脾气，他说对危地马拉发生的一切感到失望。埃内斯托还在回想危地马拉的经历。他想让每个人都了解危地马拉发生的“真相”。他认为，危地马拉和西班牙共和国一样遭到了“从里到外”的背叛，可是危地马拉不像西班牙共和国那样是带着尊严陷落的。让他最感到厌恶的是阿本斯政府的修正主义。整个美洲的报纸上印着的全是“谎言”。

埃内斯托相信，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干涉只是美国和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交锋的第一次小冲突，他在给妹妹塞莉亚的信里表达了他对未来的这种可怕预测。塞莉亚要和年轻的建筑师路易斯·罗德里格斯·阿加纳拉斯结婚了，他也是格瓦拉一家的朋友。塞莉亚向埃内斯托询问了墨西哥的工作前景，埃内斯托在回信里说：“留在阿根廷，别考虑去其他国家了，因为暴风雨就要来了，就算不是原子弹，也会是其他别的什么。阿根廷会受到较小的影响，因为阿根廷对北方朋友(美国)的依赖性较小。”

埃内斯托也向父亲重复了他的这些可怕的预言。他在几个月后的一封信里说，世界大战不可避免。随着斯大林死后克里姆林宫的变动，这种风险“大大”加剧。“阿根廷是美洲的绿洲，我们必须尽可能给予贝隆所有的支持，避免卷入这场可怕的战争——不管你是否喜欢，事情就是这样。”

埃内斯托继续寻找工作。他想得到医院工作的面试机会，可是没有什么进展。那时，他靠新相机在公园和广场给人照相挣钱。他把接下来的几个月形容成“希望与骗局交织的日子，这正是我的无产阶级生活的特点”，他做过各类其他工作：夜间看守、阿根廷新闻机构“拉丁社”的摄影记者、全科医院和儿科医院的过敏症专科医生和研究员。

此时，伊尔达·加德亚再次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就在埃内斯托离开危地马拉后，伊尔达再次被捕，被关押一晚后，被押送到墨西哥边境。几天后，她花钱让看守把她偷运过边境河。她在边境城镇塔帕丘拉滞留了8天，等待墨西哥政府批准她政治避难，之后，她到墨西哥城找到了埃内斯托。在他们分开后，埃内斯托从想法到行动都没有表现出对她的关心。甚至在听说她从边境逃走的时候，也没有为她做任何事，而只是在日记里事不关己地写道：“伊尔达在墨西哥的塔帕丘拉，不知道情况如何。”

他们继续见面，偶尔出去一起吃饭或者看电影。伊尔达很快搬进了富人群集的康蒂萨区的一个公寓里，和一个委内瑞拉流亡诗人卢西拉·贝拉司克斯住在一起。伊尔达和埃内斯托一样，也开始联系各路关系找工作。

让埃内斯托高兴的是他和在危地马拉认识的古巴兄弟重逢了，特别是他的朋友尼科·洛佩兹。一天，当埃内斯托作为全科医院的志愿者坐班时，尼科来找人为他的一个得了过敏症的朋友进行治疗。照伊尔达的话说，埃内斯托和尼科之间的友谊立刻被重新点燃。尼科对未来很乐观，他很有信心地对埃内斯托说，他预计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以及其他被关押的同志很快就会被释放了。

1954年初，追随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收到让他们在墨西哥城聚集的命令，之后他们从美洲各处来到这里。他们在玛丽亚·安东尼亚·冈萨雷斯的公寓建立了临时总部，玛丽亚是古巴人，她的丈夫是墨西哥职业摔跤手迪克·麦德拉诺。

在古巴，卡斯特罗已经全国闻名。巴蒂斯塔召集了选举，要将其统治合法化，现在民众正在向他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让他特赦，释放卡斯特罗和其他在蒙卡达兵营袭击事件中被捕的人。尼科告诉埃内斯托，一旦卡斯特罗获释，墨西哥将成为卡斯特罗的宏伟计划的基地，组织和培养武装起义人员，然后回到古巴岛打响游击战，打倒巴蒂斯塔政权。然而对埃内斯托而言，这样宏伟的计划看起来十分遥远——丝毫不能缓解他当前持续不断的经济窘迫。

埃内斯托收到母亲的来信，她在信里说看不惯埃内斯托送回家的那些危地马拉流亡共产党人的一些行为。埃内斯托回信说：“共产党人的友谊和你的不同，不过在他们自己人中间有着同样的友谊，或者说比你的友谊更甚。在危地马拉陷落后的大屠杀中，我看到每个人都只想着如何救自己的命，(可是)共产党人仍坚持他们的信念，坚持紧密的同志情谊，他们是唯一继续工作的队伍。……我相信他们值得尊重，我迟早会加入共产党；之所以现在不这么做，是因为我仍想环游欧洲，而共产党纪律严格，在其约束下我是没法环游欧洲的。”

一个月后，也就是12月，他再次给母亲写信，从这封信里可以明显看出，母亲曾对他宣布最终要加入共产党的想法提出了警告。他在信里对母亲说：“我有两种途径做成你害怕的事情。正面途径，直接说服你；负面途径，对你说谎。我采用第二种途径的时候立刻意识到应该使用第一种途径。外国佬……对待美洲的方式越来越多地激起了我内心的愤怒，可是同时，我也研究了他们行动背后的原因，我发现这里头很有学问。后来就发生了危地马拉事件。”

他写道，在看到危地马拉的情况后，加深了他从某一刻开始信仰的信念。“在我离开理智道路的那一刻，选择了某种类似于信仰的东西，我甚至没办法粗略地告诉你，因为这条路很长，会走很多弯路。”确实如此。虽然家人给了他很多警告，但埃内斯托现在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愿，宣布自己转变了。他是一名共产主义者。

1955年开始了，埃内斯托没有多大改变。他的现实状况是一个拿着医学学位的阿根廷年轻流浪者，在外国苦苦寻找工作。他和伊尔达之间的关系起起落落，不过在新的一年里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因为埃内斯托现在又偶尔需要向伊尔达借款了，如同他在日记里写的，为了满足他“对女人的急迫需求”。现在，他意识到伊尔达可以同时满足他的这两样需求。

现在，约有12名左右参与蒙卡达兵营袭击事件的古巴人来到了墨西哥城。几个住在古坦伯格大街的出租屋内，尼科·洛佩兹和卡利斯托·加西亚分别离开了市中心的加尔维斯顿酒店。他们与这次行动的非正式领导人玛丽亚·安东尼亚·冈萨雷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医院和尼科·洛佩兹恰巧碰面，埃内斯托和他以及他的同志也进行了断断续续的联系，他逐渐见到了更多的新面孔。他雇用了其中两个人，塞维利诺·罗塞尔和费尔南多·马尔格雷斯，帮他冲洗为“拉丁社”照的第二届泛美运动会的照片。另一个叫何塞·安赫尔·桑切斯·佩雷斯的人刚从哥斯达黎加来，和埃内斯托同住一个旅馆。

就在运动会开始前，桑切斯·佩雷斯把埃内斯托介绍给玛丽亚·安东尼亚。由于埃内斯托和尼科·洛佩兹、卡利斯托·加西亚以及其他古巴人很熟悉，所以被接纳了。埃内斯托也很快和玛丽亚的丈夫迪克·麦德拉诺混熟了，开始频繁往来。

与此同时，伊尔达急于和埃内斯托再续前缘，因为他们在最近一次争吵后就断了联系。“我决定了，我想埃内斯托，我要挽回，”她写道，“我应该采取主动。”米尔娜·托雷斯从加拿大来到墨西哥，她决定嫁给男友阿姆伯托·皮内达，他在危地马拉逃亡几个月后来到了墨西哥。伊尔达的机会来了。“我让她陪我去古巴人住的出租屋，我知道埃内斯托经常在那儿冲洗照片。”这次见面给了伊尔达想要的开端。埃内斯托同意来看她，如她所想，重续前缘。

泛美运动会结束的时候，坏消息传来了，拉丁社马上要关门了。而它的破产也给埃内斯托带来一大笔收入。他计算过，新闻社欠他5000比索。他写道：“有了这笔钱，就可以付清我的债务，环游墨西哥。”埃内斯托焦急地等待着这笔钱，可是为了以防万一，他带走了一台新闻社的相机。

在“科研”方面，埃内斯托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因为怕被两年的合同拴住，他拒绝了一个去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的新拉雷多市工作的机会。在4月9日的信里，他拒绝了舅妈贝亚特里斯帮他找的一份在药学实验室的工作。

“尽管我不停流浪、不拘小节，还有其他很多缺点，我却有明确深厚的信念。这些信念让我不能接受你所说的那份工作，因为这些地方是小偷的巢穴，而且是最坏的那种小偷，他们拿人们的健康来做交易，我应该保护人们的健康……我很穷，但是很诚实。”

4月份，埃内斯托到瓜纳华托省的里昂市参加一个过敏症研讨会。他提交了一份论文，得到了马里奥·萨拉扎尔·马兰的好评。萨拉扎尔·马兰是埃内斯托就职的全科医院的老板，之后，他邀请埃内斯托到全科医院做实习医生，另外还提供了一份闲职，让埃内斯托开展新的过敏症研究。

5月份，埃内斯托开始在全科医院实习。他的工资不多，一个月只有150比索，可以免费吃住和洗衣服。目前，这份工作至少能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他在一封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如果不是朋友的慷慨，我已经在警察死亡登记簿上了，死因是饥饿。”对于工资他不是很在意：“钱是有趣的奢侈品，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

伊尔达提出要给埃内斯托钱，让他维持生活，遭到了他的拒绝。可是不久后，伊尔达邀请埃内斯托搬进她与卢西拉·贝拉司克斯同住的公寓，他同意了。这两个女人刚刚搬进一个新公寓，伊尔达也在联合国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经济委员会找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

对埃内斯托而言，和伊尔达住在一起，不但意味着解决了吃住问题，而且也让他的社交圈子扩大了。伊尔达在墨西哥的流亡者团体中认识很多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古巴流亡者劳尔·罗亚，《人道主义》杂志的编辑；波多黎各流亡者胡安·胡阿尔布·胡阿尔布，《人道主义》杂志的编辑；年轻的秘鲁律师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尤塞达，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左翼青年团领袖；劳拉·梅内塞斯，波多黎各独立斗士佩德罗·阿尔比祖·康珀斯的妻子。

埃内斯托和波多黎各人的关系尤其好，他开始和伊尔达一起拜访他们，跟他们讨论拉丁美洲的政治，特别是波多黎各的独立问题，他对这一事业抱有强烈的共鸣。

埃内斯托和伊尔达开始过起波澜不惊的平淡生活，但他们很开心。他们见朋友，偶尔去看电影，一起在家做晚饭。卢西拉常常在晚上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他们俩在看书，通常是经济类的书籍。

在古巴，政治事件的步调开始加快。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巴蒂斯塔在上一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1月份，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古巴以示庆贺。4月，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到访哈瓦那并与巴蒂斯塔会面。杜勒斯敦促巴蒂斯塔成立了一个特别警察情报局，应对共产主义在美洲扩散的威胁。于是，在中情局的资助和建议下，“共产主义活动抑制局”得以成立。很快，这个机构就恶名昭著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是杜勒斯还是中情局哈瓦那站的站长在筹建共产主义活动抑制局的时候，都没把菲德尔·卡斯特罗放在心上。5月，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弟弟劳尔以及其他18名蒙卡达兵营袭击事件的参与者在一次特赦中被释放。

巴蒂斯塔不是当时拉丁美洲大陆上最恶劣的独裁者。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希略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对国家实施绝对的独裁统治。多米尼加的首都圣多明各被更名为“特鲁希略市”。“上帝在天堂——特鲁希略在人间”，“托特鲁希略的福，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到处的标牌都透露出这样的意思。

与特鲁希略相比，巴蒂斯塔简直就是政治界的优秀青年。他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登上过总统的位子。那时，他通过公平选举赢得总统职务，和古巴共产党党派人民社会党联合执政。随后，古巴的政权落到了格劳·圣马丁和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的手中。1952年，巴蒂斯塔通过政变结束了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的统治。现在，尽管巴蒂斯塔的统治地位在华盛顿看来通过大选合法化了，可是在被剥夺了权利的古巴政治党派、学生、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中，他是个篡夺政权的独裁者，夺走了他们通过宪法改革社会、创造真正的古巴民主体制的希望。

在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代表的新一代的古巴民族主义理想主义者看来，巴蒂斯塔就是个皮条客，把国家出卖给堕落的外国人；美国海军仍然在关塔那摩海湾出现，这让他们更加愤怒。

菲德尔·卡斯特罗希望改变自己的国家，被监禁的日子让他的意志更加坚定。5月15日，他走出监狱大门，丝毫不领情，而且斗志昂扬。媒体报道中说，他完全没有一丝歉意，而且发誓要继续斗争，反对巴蒂斯塔的“专制统治”。

此时，他的行动组织有一个十分坚实的内核，大部分由怀有改革思想的古巴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因为仇恨巴蒂斯塔而团结在了一起。除了少数几个人，蒙卡达兵营袭击事件的参与者都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来自人民党青年团的激进分子，1951年该党领袖埃德华多·奇巴斯自杀身亡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成为了该党的领袖人物。

通过蒙卡达兵营袭击事件，卡斯特罗证明他不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卡斯特罗的追随者都是民族主义者，深受何塞·马蒂传奇故事的影响。何塞·马蒂是古巴独立的倡导者，1895年，在一次抗击西班牙殖民军队的战斗被击落马下。

在这个队伍里还有人隐藏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如尼科·洛佩兹、卡利斯托·加西亚和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在公开场合是反共产主义的，可是已经有迹象显示，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机会主义者，他将来正是以此著称的。他把各种政治立场的人聚集到一起，帮助他实现目标。账可以以后再算，现在正要发动一场艰难的战斗，他需要利用它能获得的一切帮助。

卡斯特罗的组织被命名为“7·26运动”，可是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个秘密组织，知道它的只有卡斯特罗最亲近的追随者。在公开场合，卡斯特罗否认自己有建立政党的计划，而且极力表示自己对人民党的忠诚。实际上，卡斯特罗的计划是在去墨西哥之前利用他在古巴的获释建立起支持他的基础，为下一步斗争做好准备，下一步斗争即进行游击战，把巴蒂斯塔赶下台，让他自己的政党掌权。

尼科·洛佩兹和卡利斯托·加西亚利用巴蒂斯塔特赦返回哈瓦那与他们的领袖见面，帮助他部署战略。他们离开墨西哥的两天前，埃内斯托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提到了他的过敏症研究，然后他开始闲谈未来的旅行计划，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到他“可能会去古巴”。

不过，当听说7月初有艘船要去西班牙的时候，他打算放弃所有计划，抓住这次机会。他也被告知，如果支付部分旅行费用，他就可以参加即将在中国举行的共产青年大会。虽然去参观“毛泽东的地盘”很诱人，可是欧洲的吸引力更强。最终，他留了下来，来往于“病房、实验室和图书馆之间，做些英语翻译”。
同时，埃内斯托焦急地关注着阿根廷的消息。6月16日，阿根廷海军利用贝隆和天主教会之间日益激烈的矛盾进行了一次血腥突袭，试图推翻贝隆政权，几百名市民死在轰炸总统府的炮火之中。海军的计划最终失败，不过贝隆的地位也因此次动乱而被撼动，阿根廷萦绕着紧张的不确定气氛，贝隆的统治摇摇欲坠。

与此同时，哈瓦那的政治气氛也迅速恶化。自从获释后，卡斯特罗一直忙着为他的组织招募新成员，而且不断地在媒体上痛斥巴蒂斯塔。6月12日的夜里，11名全国代表在哈瓦那旧城正式成立了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7·26运动”组织。学生和卡斯特罗政党内的好战分子开始对警察的暴行实施报复。一名归国的流亡者被杀。整个哈瓦那受到一连串炸弹的袭击。卡斯特罗指责政府任由暴力横行，政府指控劳尔·卡斯特罗放置了其中一个炸弹，而且签发了他的逮捕令。卡斯特罗在公开场合指控政府密谋杀害他和他的弟弟。警察禁止卡斯特罗通过广播发表言论，7月16日，警察又查封了《大道报》，这是卡斯特罗发表言论的主要媒体渠道。

卡斯特罗意识到没有多少行动时间了，他命令劳尔逃到墨西哥，为他自己去墨西哥做好准备。劳尔在古巴的墨西哥使馆寻求避难，在那里躲避了一周后，他于6月24日飞往墨西哥城。他直接去了玛丽亚·安东尼亚的家。等待与他见面的人之中也包括埃内斯托·格瓦拉。
在一番对话后，两个人立刻打得火热。首先，他们在思想上很相近。劳尔比哥哥卡斯特罗小5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哈瓦那大学加入了古巴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帮助编辑其刊物《箭》。劳尔显然已经从尼科·洛佩兹那里听说过埃内斯托了，尼科在回到哈瓦那后一直跟他和卡斯特罗待在一起。

劳尔抵达后不久，埃内斯托邀请他去伊尔达和卢西拉的公寓共进晚餐。虽然埃内斯托在日记里没有提及这件事，但伊尔达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她立刻喜欢上了劳尔，认为他对革命如何进行以及革命的目的和对象都十分明确。伊尔达还写道：“他答应只要卡斯特罗抵达墨西哥，他就带他来我们家。从那以后，他每周至少来我们家一次，埃内斯托几乎天天跟他见面。”

何时苏联参与到了古巴革命中，这是多年来一直不为人知的秘密。“参与”这个词的语气可能太过强烈，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者最早是在1955年夏天和苏联官员在墨西哥城接触的。

27岁的苏联外交部官员尼古拉·列奥诺夫也在墨西哥城，劳尔在两年前跟他相识并成为朋友。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劳尔回到哈瓦那的时候，几周后，劳尔就参加了蒙卡达兵营的袭击行动，被捕入狱，而那时列奥诺夫正前往墨西哥的苏联使馆任职，并在自治大学学习西班牙语。现在机遇又让尼古拉·列奥诺夫和劳尔·卡斯特罗重新聚到了一起。

据列奥诺夫说，一天他在街上购物的时候偶然间碰到了劳尔·卡斯特罗。劳尔很高兴再次遇见了他，他把玛丽亚·安东尼亚家的地址留给列奥诺夫，邀请他过去玩。在未事先告知使馆的情况下，外交人员是不允许与任何社会人员接触的，不过列奥诺夫违反了这条规定，去了玛丽亚·安东尼亚的家。他在那里认识了埃内斯托·格瓦拉。

列奥诺夫说：“他正作为医生为劳尔治疗，劳尔得了流感。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个快乐的人，爱开玩笑；实际上，他治疗劳尔的办法就是让他高兴起来，给他讲奇闻逸事、讲笑话……”

在相互介绍后，埃内斯托和列奥诺夫开始交谈。列奥诺夫说格瓦拉对苏联的生活充满好奇——“他们如何思考？他们如何生活？”列奥诺夫没有回答他的所有问题，而是提出要给他一些苏联著作读，如果读过之后还有问题，他们再探讨。埃内斯托同意了，跟他要了三本书：一本是关于苏联内战的书，一本是《钢失是怎样炼成的》，一本是关于二战时期一名苏联飞行英雄的书。几天后，格瓦拉到大使馆拿书，他们再次交谈。“这次是作为朋友。”他们都希望保持联系，列奥诺夫把名片给了埃内斯托。列奥诺夫说这是他们在墨西哥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