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和天使之间：旺代，1793-1796（III）

III- corda hominum (人之心)

III-i. “大军”( la Grande Armée)

在邦尚的努力经营下，旺代军得以保障一部分后勤供应，他们的大部分武器火药仍来自缴获的共和军装备。事实上不止武器，旺代军的很大一部分兵源也来自共和军：除了共和军逃兵，共和军在很多地区不加区分的屠杀所有参加叛乱和疑似通敌的农民，迫使一些原本不愿参战的农民和被俘士兵不得已加入反军。

旺代军的主体大多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无法区分“后退”和“败退”。大多数人不习惯执行命令，多数时候将领们只有带头向前猛冲，才能使军队勇于作战。有共和军将领在报告中称，旺代军在进行大型会战时只有一种战术，就是一拥而上，凭借人数和勇猛淹没对手。旺代军的首领也很清楚，这些民军最大的优势就是热情。为了鼓舞士气，每次作战时指挥官们必须冲到队伍的最前面，用实际行动来激励农民英勇作战。共和军的将领曾提到当罗什雅克兰的亨利不带头冲锋，或是斯托弗莱不在阵前时，白军就会犹豫不前。

出于这个原因，旺代军的首领冒着被狙击的危险穿戴各种标志性的显眼服饰。夏雷特是一个典型，认识他的人说他“对奢侈嗤之以鼻，但肯为衣服花钱”。他的标志是宽金边的亨利四世帽子，上面插着一枚白花结和一大簇招摇的白羽毛，最常穿的一套制服是鲜绿色金边红翻领的猎骑兵军装。

其它人不至于太过夸张，但也都试图用各自的方式表明身份。虽然这会让他们置身险境，但他们不得不在两军阵前以身作则。年轻的亨利总在头上和胳膊上系红色的手巾，他的这个习惯人尽皆知，以致战斗时共和军纷纷高喊“照着红手巾开枪！”。他的很多部下怕他成为敌人的靶子，纷纷劝他改变装束。亨利拒绝。于是所有人都照他的样子绑起了红布巾，这个装扮一时间成为旺代军的标志。这里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丰特内战役时，民兵们畏惧敌军炮火不敢冲锋。百般激励无果，勒斯居尔冲出队伍挥舞着帽子只身奔向敌军阵前高呼国王万岁，引来对面一排枪响后又毫发无伤的跑了回来，告诉他们就像他们刚刚看到的一样，蓝军的枪弹根本打不准所以不用害怕。

当战况不利，农民们要四散奔逃时，常听到忠心的部下高声呼喊：“你们要抛弃你们的将军吗？”。比起军法和纪律，捆绑起旺代的农民兵和他们选择的首领的更多是道德责任和情感。首领们对民兵们的称呼也反映了这一点：德埃尔贝的口头禅是“我的孩子们”，邦尚常会说“我的同伴们”，而夏雷特则是  “我的朋友们”——从军官到普通士兵都是“他的朋友”，还有不少“女朋友”——当然比起律法，情感和责任心不总是十分稳定。这样的联系可以很坚定，也可以很薄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领本人的个性与能力。

初来旺代的塔尔蒙必须像这些人一样，在战斗中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勇气，用实际行动赢得旺代人的信任和拥戴。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塔尔蒙带领的旺代军骑兵队。

夏雷特的一个指挥官把他们的骑军的形象描述为“荒诞的闹剧”。根据同代人的形容，旺代军骑手们胯下多数是拉车耕地用的苦力马，体格参差不齐，花色各不相同。就像它们背上的骑手。很多人用载货架当马鞍，用草绳代替缰绳。骑士们腰间或者别着手枪，或者背着火绳枪，或者挂着缴获夺来的刀剑。穿着更是五花八门，往往脚上踩着木鞋而非靴子。骑兵中最具有战斗力的是德国逃兵，大约有五六十人，每十人被编成一个小队。

从南特到绍莱，塔尔蒙带着这支“荒诞的闹剧”般的骑兵，参加了每一场主要战斗。他们多次击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共和军，在战场上从没让对手轻易讨得便宜。这个年轻人的痛风痼疾似乎在旺代不治而愈，所有记录里留下的只有他在战场上的勇猛。有时甚至太过冲动冒失，但就像之前所说的，旺代军的首领们在战场上有进无退。

塔尔蒙在旺代军中参与的第一场主要战斗是围攻南特。南特扼守卢瓦内河的入海口，因为奴隶贸易极为富足。城中不少市政官员偏向吉伦特派，很多富有商人通过收购教会财产获利颇丰，大量底层贫困居民更是热烈拥护革命。虽然他们不喜欢巴黎来的国民公会代表，但更不喜欢旺代乡下的“菜肚子”乡巴佬。旺代战争期间不少南特居民志愿入伍，组成“南特兵团”与旺代军作战。这个兵团的成员包括后来在滑铁卢之战中扬名的Pierre Cambronne（1770-1842）。

1793年六月十二日，索米尔之战后天主教王军成立军事委员会，会上一致推选卡特利诺为总指挥。六月十八日，天主教王军攻下昂热。这时又传来下普瓦图的消息：夏雷特等人的部队重新夺取了马什库尔，当地主要道路上的几座重要城镇也被反军首领控制。马什库尔的守军被迫退回南特。大军的军事委员会立刻意识到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南特在卢瓦内河以南的屏障几乎完全瓦解，而南特城里的守军不过万余，这座布列塔尼首府几乎唾手可得。攻取南特相当于控制住整个卢瓦内河流域，向北可以联系布列塔尼的反军，向西可以接应来自不列颠的援助，向东则是进军巴黎的道路。更不用说这座城市本身的丰富资源。

大军首领们联系了夏雷特，邀请他和下普瓦图首领一起合兵攻打南特。夏雷特同意了。六月二十日，军事委员会在昂热开会，最后确定了围攻南特的作战细节。发动总攻的时间定在六月二十九日清晨两点，旺代军将分为四路，分别从城北的两个主要道路，城南和城东发起攻击。主力进攻部队在城北，由卡特尼诺和德埃尔贝指挥；邦尚将会占领卢瓦内河上的重要据点昂斯尼，从东面发起进攻；夏雷特和下普瓦图军从皮尔米勒桥发动进攻，配合城北的攻击。亨利和勒斯居尔没有参战，两人会在索米尔和沙蒂隆驻防，提防可能从东部来援的共和军。决议通过后，勒斯居尔致信夏雷特，向他通知了作战计划。

围攻南特是“大军”的第一次集体行动，旺代人将在这座城市中邂逅一个他们的长期对手。不过只有时间才能展示，这个“对手”究竟是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

II-iii.“残渣余孽”（ ci-devant）

现在是1793年六月。从卡特利诺在雅莱敲响集结钟声开始，旺代的反叛已经进行了三个月。如星火燎原势不可挡，如今已经烧到南特城下。

旺代军早期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共和军内部的混乱，起初国民公会对旺代的动乱并不重视。随着战况告急，国民公会中不断有人发声，要求彻底毁灭旺代烬尽叛军。对共和国来说，这也是场事关存亡的战争：国王被处死后各国趁机起事，他们必须尽快解决地方叛乱，好腾出手来专注对付来自边境的威胁；各地省份陆续爆发小型动乱，虽然目前规模不大，都在可控范围内。但旺代的战事如果持续下去，前景恐怕会非常不妙。

1793年上半年，在旺代作战的主要军队是拉罗谢尔海角军团和布莱斯特海角军团。五月底，拉罗谢尔海角军团的总指挥（Jean-Francois Berruyer,1741-1804）因战事不利被召还问责，换成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约克镇英雄,“前洛赞公爵”（duc de Lauzun）比隆（Armand Louis de Gontaut-Biron，1747-1793），一个支持革命的“前贵族”（ci-devant）。至于布莱斯特海角军团，五月初上任的总指挥也是个“前贵族”：刚从布列塔尼平乱归来的“前”侯爵坎科洛。

比隆想方设法使自己看上去像个“爱国派”，坎科洛则是一个“爱国热情”不太高的“共和派”。坎科洛家族发源自南部，本家在曾经的加泰罗尼亚首府佩皮尼昂。这是一个不完全是“贵族”也不完全是“平民”的家族，如果他们曾受过封爵，很难说清这个爵位到底来自亚拉冈，卡斯蒂利亚，卡佩王朝，还是更久远的马约卡王国。路易十五世时期，坎科洛的曾祖父来到首都，通过成为国王的行政官员“贵族化”。坎科洛本人的“侯爵”头衔其实继承自他的布列克龙涅（de Bragelongne）叔父。

坎科洛少年从军，参加过七年战争的最后六场战役。和平时期先在军校里教了五年骑兵理论课，后在孔蒂龙骑军中任职十余年，期间翻译了大量德文战术书籍，致力于军队内的改革。他有圣路易骑士勋章，由路易十六世升为准将。此外，无论敌友都对他的品性毫无异议：“严克己，宽待人；虔敬但不夸张”，“充满责任感并慷慨慈善”，“众人之中独为可亲”（Puisaye）；洁身自好到近乎“一丝不苟”（austere），让他“周围的公民们”在一个“残渣余孽”（ci-devant）身上“终于看到了所有美德的外在体现”（Beauvais）。

比起他“周围的公民们”，坎科洛明显与他的“敌人”有更多相似之处：他是共济会法兰西大东方社的成员，就像亨利的父亲。他在政治观点上支持君主立宪制，就像勒斯居尔。他还是所在堂区的临时管事，就像卡特利诺——和很多旺代的家族一样，坎科洛家世代奉教，直到近现代仍保持了天主教的家庭传统：他有个亲戚是终身执事，亲姐姐是修女——更妙的是，坎科洛母亲的家族与科尔贝尔家族（Colbert）有亲属关系。科尔贝尔家正是斯托弗莱现在流亡军团的老雇主，莫来夫里耶伯爵的本家……之后他会与科尔贝尔家联系的更紧密。

之所以坎科洛会出现在三色旗下，主要原因似乎是他的老上司孔蒂亲王。孔蒂亲王对他有知遇之恩，坎科洛没有跟随移民的人流出国，完全是因为孔蒂选择留在国内。1792年后，孔蒂在帽子上扎起了三色徽，军队中一大批资深贵族将领纷纷换旗，比如拉法叶，比隆，Custine, Pichegru, Dumouriez……等等。坎科洛也转为国民公会效力。

国民公会交给坎科洛的第一个任务是前往布列塔尼，镇压莱昂的农民叛乱。从坎科洛抵达莱昂到叛乱平息，总共不到一个月：他技巧性地使用优势兵力突袭和重炮轰击冲散叛军，取得两场决定性胜利后与反军谈判纳降。他们收缴了反军的武器和火药，参与叛乱的市政官员和城镇被处以罚款，两个带头起事的农民和两个市长上了断头台，其余参与反叛的主要人员被扣押作人质。随后军队进驻当地城镇巡察守备，此后的舒昂党起义中莱昂地区始终平静如常。动乱中反叛农民的伤亡人数在两三百之间，共和军的伤亡只有个位数。

平乱期间，坎科洛“走遍所有反叛地区”，“与很多民众和神父交谈过”。他在上交国民公会的报告中清醒的分析了布列塔尼和旺代两地的形势，建议对布列塔尼以温和的安抚政策为主（见前文《野兽和天使之间-I》 ），避免激发新的叛乱。他的提案没有被采用。但战争部把他升为中将，委任为布莱斯特海角军团总指挥，派往旺代镇压保王党反叛。

坎科洛前半生一直在研究普鲁士军队的结构和战术理论，无疑希望能够重返北方前线抵御外敌。但用他的后人的话来说，坎科洛的“全部军事生涯都被诅咒在内战中”。在西部作战期间，坎科洛的军报中最常出现的单词是“不幸的”：“不幸的地区”、“不幸的居民”、“不幸的敌人”，等等。对他而言用法国人的鲜血浇灌法国沟壕完全是“不幸”。无论如何，收到命令后他选择“像一个共和派一样服从”。

来到旺代的坎科洛先视察了各个营地。他发现军队中一片混乱缺乏所有必需品，从日用物资到有经验的军官。士兵们是“装备低劣的乌合之众，为了求存而劫掠，在民众间名声很糟”，两万多士兵中只有一半能够作战。他的副指挥是前医生贝瑟（Jean-Michel Beysser，1753-1794），被称为“全法兰西最俊美的男人”，无比英勇但缺乏经验。此外在营中酒色无度，战斗后带头剽掠。

在制定出任何能够投入实施的作战方案之前，坎科洛必须先整顿部队。西部冗杂的人事只是让情况更加复杂，与军队关系密切的除了国民公会的众多特派代表还有地方官员，派系之争无休无止。布莱斯特海角军团里的特派代表是雅各宾派中的极端分子，蒂永维尔的莫兰 （Merlin de Thionville），曾因为言论太激进被禁止在俱乐部中发言。

坎科洛自然知道这些人是来监视他的，但在旺代作战期间，他设法和包括莫兰在内的国民公会代表们建立了有效的合作关系——说到底，军队中特派代表的根本任务不是骚扰将领引起纠纷，而是激发士气，建立和维持秩序，促使军队服从指挥，并协助后勤周转——通过神奇的方式，坎科洛让军中的国民代表们最大程度的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尽量快速的把布莱斯特海角军团调整到了能够作战的状态。

坎科洛在后世引起争议的一点是，他严格军纪的同时默许了以贝瑟为首的一众军官的不法行为，有时甚至是放纵。他在发往巴黎的报告中提出巴黎的志愿兵团剽掠成风，但士气高昂充满“爱国情怀”；地方志愿兵们只有在烧掠城堡，扫荡反叛者财货时才会表现出“爱国奉献精神”。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适当纵容，采取这种最快速的手段来激励士兵。另外如果所有犯罪行为都依法严惩，必然会枪毙光大半个军团。坎科洛采取预防为主的措施，尽量从根源上慢慢提升士兵的道德水平：布莱斯特军团内部发行的宣传小报毫无政治色彩，只是一味宣讲“公民美德”和“共和精神”，几乎像是布道手册。

与所有这些同时进行的，是从不间断的大小战事。五月一日，坎科洛抵达南特的第一天，就传来夏雷特在莱日（Legé）击败守军，进逼马什库尔的消息。不过这次共和军很走运，夏雷特攻打马什库尔前写信给下普瓦图的另外两个反军首领，请他们前来合兵。其中一人没有回复。两天后，人数处于劣势的反军在马什库尔城外被共和军骑兵冲散，毫无秩序的败退回莱日，只来得及带回所有火炮。

坎科洛立刻制定计划，调集四个纵队从南特迅速出击，亲自赶往莱日。听到风声的夏雷特自知不敌，立刻带着火药辎重弃城逃走。坎科洛的部队五月5日进入已经撤空的莱日，在镇上留下了少量守军。

很快意识到他的军队力量薄弱，坎科洛决定先集中兵力确保主要城市的安全。五月9日，坎科洛命令放弃莱日，守军退往马什库尔。共和军撤出的当晚，夏雷特立刻率部返回，在莱日建立了大本营。

第一次莱日之战是坎科洛和夏雷特之间的初次交锋，或许第一印象不错：传说中马什库尔的凶残屠夫在莱日留下了二十多个共和军伤员，纷纷表示受到了很好的照料。之后他们会在下普瓦图继续进行这种猫捉老鼠一样纠缠不休的“小战争”。他们之间的“纠缠”会持续很久，甚至两人先后离世之后……

1793年六月20日，昂热陷落的消息传来，南特顿时人心惶惶。在南特的两个国民公会代表打算清空城市退往雷恩。但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南特市长巴科（Baco）态度强硬的拒绝弃城，发誓要与城市共存亡；贝瑟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支持守城。思考过后，坎科洛也赞成据城防守。

在坎科洛的安排下，防守的预备工作立刻展开。六月24日，南特市政官员收到旺代军的招降信，为避免动摇军心，他们没有公开这封信。这时在南特能调集的士兵只有万余，有经验的部队更少，他们只能主要依靠战壕和火炮进行防守。城外进逼的反军是守军数目的至少三倍。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能指望的外援。

那么，拉罗谢尔海角军团在哪里？比隆麾下至少有一万多名能够战斗的士兵，是否能调集他们援助南特？

比隆这时被钉在了东部。不是被反军，而是被“友军”。

五月底上任的比隆面对的是和坎科洛一样的情况，他上报巴黎称拉罗谢尔海角军团“根本不能叫做是军队”：士兵毫无经验和秩序，不少军官“自认为是军团首脑”；没有战地医院，甚至没有运送物资的车架！六月，几个国民公会特派代表在索米尔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协助整顿拉罗谢尔海角军团。比隆坚持亲自查访各地驻防军队的情况，在此之前拒绝执行任何作战计划。视察之后的结果更加令人悲观：一万五千条步枪中只有两千条能够使用。比隆认为在增援到来之前，当下唯一可行的方案只有和南特的坎科洛建立联系，与布莱斯特海角军团配合行动。

六月中旬索米尔失陷后，将指挥部迁往尼奥尔(Niort)的比隆进入战略防守状态。他命令怀斯特曼（Francois-Joseph Westermann, 1751-1794）带领他的北方兵团攻取帕尔特奈（Parthenay），扫清周边地区的威胁，防止反军逼近海岸线。期间中央委员会屡次命令比隆向索米尔进军，比隆态度坚决的一再拒绝，称除非是战争部直接下令否则不会行动；发生任何后果都是中央会员会的责任。他上报军队缺乏必要资源，无法发动攻击；贸然北进不但会向反军敞开东部道路，还可能丧失对海岸的控制。军队中和旺代当地的一些国民代表支持比隆的观点，他的主要反对者是以侯撒(Charles Philippe Ronsin, 1751-1794)为首的埃贝尔派将领，而侯撒的埃贝尔派同志们正陆续来到西部……

比隆拒绝进军索米尔或许因为他太过谨慎，知道真相后他大概会后悔。旺代的反军确实在人数上远超过共和军，但这些农民兵们总是习惯性的在战斗后“换衬衫”回家务农。正值夏收季节，随亨利驻守在索米尔的农民们纷纷离去，守军人数日渐减少，最后还留在城里的士兵只有十几个。为了不暴露真正的兵力，亨利每晚带着骑兵在城市中四处巡逻，沿街高呼“国王万岁！”……他用不足两位数的士兵拖住了六位数的军团！

拉罗谢尔海角军团内部的混乱一直持续到南特告急。六月中旬，中央委员会认为比隆已经无法控制军队，不得不下令军团中“凡是能维持足够武装和秩序”的将领各自领兵，尽快赶往南特赴援。

整个六月，比隆两度向战争部递交辞呈，表示他无力应对西部战情。公共安全委员会第二次拒绝他的辞职信，命令他制定计划救援南特的公文日期是六月28日，旺代军对南特发动总攻的前一天。

II-iii. 南特

1793年六月28日夜，旺代军队进逼南特周边地区。战斗正式打响前几个国民公会代表给了坎科洛一把手枪，神情沮丧的说这是最后的解决方案。

“——用来饮弹自尽！”坎科洛笑了起来：“还是让我们先准备防守。这些事之后总是有时间的。”

六月29日两点，夏雷特部如约抵达南特城南的皮尔米勒桥。虽然他们没有听到北边的枪炮声，仍然决定按时发动进攻。皮尔米勒桥的炮声宣告南特攻防战正式开始。

北边的进攻延迟，因为卡特利诺的部队渡河时被一股顽强抵抗的共和军拖住了，四个小时后才抵达预定发动攻击的雷恩大道。旺代军之间的通信不畅使得他们无法按照计划同时发动攻击，让人数处于劣势的共和军守军得以分别应对。让战况更加激烈的是，南特人已经下定决心要抵抗到底。市长巴科在战斗中腿部负伤，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对守城士兵们高呼：“同伴们，不要怜悯我！嫉妒我！这是光荣之座！”。贝瑟骑着铺了虎皮的马，率领他的骑兵四处增援激励士气。

战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坎科洛超乎寻常的冷静。南特主教座堂上的塔楼能清晰看到敌我双方的动向，坎科洛根据汇报有条不紊的调遣部队四面迎敌。在此起彼伏的炮火声和交战双方的狂热口号声中，他敏锐的判断出夏雷特部在南面皮尔米勒桥的攻击只是掩护，真正的威胁来自北边的雷恩大道。卡特利诺很有可能就在那里。坎科洛立刻调集火炮，亲自带精锐部队前往城北加强防守。

他的判断完全正确，卡特利诺确实在城北。因为战况进展缓慢，卡特利诺亲自率部发起冲锋。士气高涨的旺代人突破守军防线，一直冲进了威亚姆（Viarme)广场。威亚姆广场后的道路直通南特市中心，一旦失守几乎等于宣告南特陷落。虽然旺代人攻势凶猛，共和军节节后退，但后退的守军始终秩序井然，总能迅速重整阵形再次距地死守。因为在广场布防的正是坎科洛亲自指挥的部队。

这一天，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攻守双方的总指挥在威亚姆广场上正面对峙：一个是为国王而战的农民，一个是为共和国而战的贵族。

交战期间一枚子弹穿过坎科洛的外套，打伤了他旁边的一个士兵。坎科洛神色如常，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莫兰对他的镇定自若叹服不已，据说他向坎科洛要求，如果城陷就亲手开枪解决他，好过死在“土匪”手上。

南边的战斗也在进行中。共和军几次尝试性的进攻都被下普瓦图军打退，但下普瓦图人也无法突破守军的工事。两方只能不断以火炮互相轰击，战局一时处于胶着状态。期间坎科洛从南面抽调了一个联队，稳固城东巴黎大道的防守。

从东面发动进攻的是邦尚的布列塔尼部队。邦尚之前受的伤还没有痊愈无法骑马，坐在车里赶赴战场。抵达南特时，邦尚同样因为没有听到北面的炮火声有些迟疑，发动攻击的时间比预定迟了一些。扼守城外道路的塔尔蒙则犯了一个错误：战争开始前，卡特利诺下令部队尽量让开道路放共和军士兵逃散出城，好削弱城里的守卫力量。塔尔蒙似乎没有领会卡特利诺的意图，或者是战斗中的混乱局面影响了他的判断。当逃散的共和军士兵跑出城外时，他用火炮将他们打退，这些士兵只得退回城中继续抵抗。在前线指挥的老弗拉约（Fleuriot）中弹倒下，道提尚波接过军旗继续指挥攻城。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半日，影响战局的关键时刻终于在中午来临。卡特利诺和部下经过威亚姆广场边的一排房屋时，一个鞋匠从窗子里瞄准他扣动了扳机。他的部下正在对他说：“我的将军，您太过暴露自己了，这很危险”。子弹击中卡特利诺的前胸，他应声倒下。

卡特利诺的士兵迅速将他抬出战场，他没有立刻死去，但结果都差不太多。卡特利诺已经战死的消息暴风一样在双方士兵间传开，共和军情绪高涨，抵抗愈发顽强；旺代人惊疑不定，士气跌倒谷底。德埃尔贝试图组织士兵继续发起攻击，结果并不理想。到下午时不得不在南特守军的压迫下后退。在东面的邦尚听说北面战况不利，但对消息的来源并不确定，他们决定继续进攻。但受到影响的士兵们已经丧失了斗志，战斗毫无进展。直到当天晚上听说城北已经撤军，邦尚只得率部撤离。

最后离开南特的是南面的下普瓦图军。夏雷特当天晚上才得知卡特利诺重伤，其他部队都已撤退的确切消息。但这时夜幕已深，贸然退兵有被追击的危险，他们决定在城下过夜。次日清晨，北面和东面的旺代军全部撤离。夏雷特在南面一直留到傍晚，也拔营退去。共和军没有追击。

就这样，坎科洛在南特以一万多守军挡住了三万多旺代军的攻击，使这座城市得以避免似乎已经注定的命运。日后杜罗(Turreau)会在回忆录中说：“南特守卫战或许是我们的革命中最重要的军事事件，或许共和国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防守紧密相连”。坎科洛随后发往巴黎的报告中称赞了南特市长巴科，贝瑟，和莫兰等人的英勇。没有提到他自己。

但是南特的危机没有彻底解除，旺代人仍然占据着周边村镇。坎科洛在战报中惋惜兵力不足，无法趁胜追击扩大战果。他只能派出小股部队扫清周围的敌军，尽量解除来自卢瓦内河南岸的威胁。随后坎科洛率部前往昂斯尼，确保与巴黎的道路通畅，并和拉罗谢尔军团的比隆建立联系，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国民公会代表也随坎科洛的部队离开了南特。他们前脚刚走，南特的市政官员就发表了联邦独立声明。宣布加入联邦派阵营，在之后的战争中保持中立，拒绝接受任何来自巴黎的特派委员进城。留在城里的贝瑟是个吉伦特派，支持这个独立声明。南特市政官员邀请坎科洛也接受声明。坎科洛的回复是：“他会附合（ adhérait）维持共和国所需要表达的原则；但是他不需要进行抉思（délibérations），因为武装力量不能够（ne pouvait）是抉思性的（délibérante）；他不能够（ne pouvait ）受到任何有违国民公会意愿的准则的制约，促发起另一种反对其权力的具体权力”。之后又写道，南特能够在围攻中得以保全，不也是多亏了国民公会代表们操办后勤，激励士兵吗？

坎科洛在旺代作战期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态度，或许解释了他能与特派代表们“相处愉快”的原因：其一，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揣测对方；其二，不把自己当作是人，而是国民公会手中一个不具有思考能力的战争工具。

在巴黎方面作出强烈反应之前，坎科洛设法说服南特市政和贝瑟撤销了独立声明。贝瑟被召回首都问责，但神奇的躲过了国家剃刀……国民公会派他去布列塔尼追捕当地的吉伦特派！贝瑟圆满的完成了任务，不久之后又回到布莱斯特海角军团。

坎科洛这次意外重重的昂斯尼之行还有另一个意外收获。这一次总算是件好事：他发现了在卢瓦内河边驻防的格鲁希（Emmanuel de Grouchy, 1766-1847），另一个日后滑铁卢之战中的重要人物。

格鲁希在第一帝国的元帅中战绩中并不十分突出，但是在1793年的旺代，算是美因兹军到来前西部少有的具备军事知识（或者说是常识）的青年军官。年轻人当年二十七岁，是个热烈的革命支持者，这时每天或者隔着河与反军互相放炮，或者给他父亲写长信汇报日常琐碎。虽然早已按捺不住，但苦于没有出头的机会。坎科洛交给格鲁希“半个”兵团（因为兵员不足），把他招入麾下。

事实上，当时在旺代作战的还有另一个日后的第一帝国元帅，就是比隆的参谋长，拿破仑的左右手贝尔蒂埃。被誉为“具有优秀参谋长的一切素质”的贝尔蒂埃，对拉罗谢尔海角军团束手无策。六月初索米尔失陷时，贝尔蒂埃也参加了战斗，亲身体会了军队中灾难性的混乱：骑兵拒绝冲锋，将领带头逃跑。他更有幸和时代传奇，巴士底英雄桑泰尔（ Santerre）同军共事：战场上没人能阻止桑泰尔部引起溃逃，战场下没人能问责桑泰尔。共和军取得南特防守战的胜利后，东部的一些将领试图向旺代内地进军，趁机扩大战果。行军途中贝尔蒂埃看到两个营发生内讧互相开火，终于理解了比隆坚持不愿发动攻击的原因。他建议撤退。七月中旬，比隆辞职离开旺代，贝尔蒂埃与比隆同时离职，结束了他短暂的旺代生存体验。

不必把名字和拉罗谢尔海角军团连在一起无疑是幸运的。或许对贝尔蒂埃来说更幸运的是，他不用在下一任军团总指挥的部下任职。

III-IV. “祖国长子”（fils aîné de la patrie）

接替比隆的是另一个“巴士底英雄”罗西诺（Jean Antoine Rossignol, 1759-1802）。曾是金匠学徒的罗西诺是个根正苗红的“无套裤汉”，因为无比强烈的爱国热情被称为“祖国长子”。除了攻陷巴士底，罗西诺的辉煌履历上还有围攻杜乐丽宫和九月屠杀。他曾在酒后拔出战刀，自豪的向同桌人炫耀：“看啊，这件家伙在巴黎宰了六十三个圣衣会神父”。

罗西诺的支持者是埃贝尔派将军侯撒。罗西诺刚抵达旺代参战时只是一个中校，他当着比隆的面宣称除非敌我人数达到四比六，否则他的联队不会参加战斗。比隆愤怒的扯下他的佩剑，对国民代表说他拒绝带领这些懦夫作战。

很快他又惹恼了脾气火爆的怀斯特曼。某日罗西诺和几个怀斯特曼的士兵一起喝酒。葡萄酒上头之后，罗西诺对这些士兵说公民不应当作指挥官的奴隶；比隆是个“残渣余孽”（ci-devant），是个叛徒，“真正的共和派都不会服从他”；公民们应当被赶出他们的屋子，好给军队腾出地方。怀斯特曼胆敢当街殴打马拉，自然不会放过罗西诺。他当即逮捕了罗西诺，指控罗西诺在军队中制造混乱，要求对他严惩不贷。

侯撒把罗西诺放了出来，随即向巴黎指控怀斯特曼是叛徒。怀斯特曼有丹顿的支持，丝毫没受影响。这起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是比隆，因为怀斯特曼以比隆的名义逮捕了罗西诺。之后比隆在巴黎的革命法庭受审时，逮捕罗西诺成为对他的指控之一。

罗西诺在西部的职业生涯格外顺利，短短两个月就从中校升到准将。七月，比隆辞职后他被任命为拉罗谢尔海角军团总指挥。消息传来，罗西诺的妻子冲到国民公会抗议，说她丈夫完全不能胜任这个职位 。

为庆祝升迁，罗西诺洗劫了落脚的旅社，把抢来的衣物分给随行的妓女和侍从，顺便偷了比隆的马。军队中的几个特派代表对他的行为极为不齿，将他停职后押送到巴黎受审。公共安全委员会中的一个成员这样为他辩护：“问题不在于罗西诺酗酒还是剽掠，而在于军中的特派代表有没有权力把他撤职”。而萨瓦利（Savary）战后在书中的说辞更妙：他说罗西诺的行为不是“剽掠”，而是“为共和国的需要征用了一些民间物资”。回到西部的罗西诺不仅官复原职，并且被升为师团将军。

凯西耶（Carrier）对罗西诺的“爱国热情”赞不绝口，但诚恳的评价罗西诺能够很好的执行计划，却没有制定计划的能力，并感慨为什么这些满心赤诚的“共和国之子”们总是缺乏军事才能。杜罗（Turreau）说“罗西诺是我的好友，我以此为豪”，紧接着以“真正的朋友应当坦诚相待”为由，说他“具备所有好共和派的品质，但毫无一点作为将领的指挥才能”。另一个军队中的国民公会代表的表达则更直接：“罗西诺承认自己只是个金匠，他没有一丁点能够担当这个重要职位（军团总指挥）的必要能力……交给他这个职位无非只能展现或证实了他的愚蠢”。

坎科洛对新上任的罗西诺并不熟悉，即使总指挥换人，他们仍然需要和拉罗谢尔海角军团建立联系。罗西诺因为剽掠被指控不能说明什么：贝瑟，怀斯特曼，桑泰尔，等等……在旺代的军队几乎人人都在抢。即使到处放火抢劫，至少他们能够踊跃的“为国奉献”英勇作战。或许他仍对一个军团总指挥的能力有些基本的期望。不过，很快他就会通过灾难性的方式领教到“祖国长子”的军事才能。

这时是1793年七月下旬，北方传来普鲁士攻取美因兹的消息。国民公会许诺会将美因兹的守军派往旺代支援作战，这些精锐的专业士兵将会对西部的战事起到决定性作用。

随美因兹军一起抵达旺代的军官中，有一位将对战局产生巨大影响。这个人也是德埃尔贝的昔日战友。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