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上）（其三）

九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机器

　　与过剩人口问题有关的，是机器的作用问题。

　　艾弗鲁西热心地谈论西斯蒙第关于机器的“真知灼见”，认为“把西斯蒙第当作技术革新的反对者是不公平的”（第7期第155页），认为“西斯蒙第并不敌视机器和发明”（第156页）。“西斯蒙第不止一次地强调这样一种思想：并非机器和发明本身对于工人阶级有害，它们所以有害，只是因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不增加工人阶级的消费，也不缩短工作时间。”（第155页）

　　这些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对西斯蒙第的这种评价又一次十分清楚地证明，民粹主义者根本不了解浪漫主义者，不了解浪漫主义所固有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和科学理论观点的根本区别。民粹主义者也不可能了解这一点，因为民粹主义本身并不比浪漫主义更高明。但是，如果说西斯蒙第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矛盾性，在19世纪20年代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么，现在还只限于进行这类粗浅的批评而不了解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就完全不可原谅了。

　　艾弗鲁西在这一方面（即在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最新理论的区别问题上）［注：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艾弗鲁西到处竭力援引西斯蒙第与现代理论的这个对比。］固执己见。他甚至不会提出问题。他指出西斯蒙第已经看到矛盾，就心满意足，以为历史上不曾有过各种各样批评资本主义矛盾的方式和方法。艾弗鲁西说，西斯蒙第认为机器有害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由于它在该一社会制度下所起的作用。但是艾弗鲁西没有觉察到，就在这一议论中已经表现出多么粗浅的感伤主义观点。西斯蒙第的确议论过：机器有害还是无害呢？他用箴言“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有当生产适合消费时，机器才是有利的（参看《俄国财富》第7期第156页的引文）。作了上面的一切叙述之后，我们在这里已没有必要来证明，这种“解决”不过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来代替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决不能因为西斯蒙第没有进行这种分析而责备他。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责难的不是西斯蒙第，也不是他的粗浅的感伤主义观点，而是《俄国财富》的那位经济学家，他迄今还不了解这种观点和最新观点的区别。他不了解［注：在1898年和1908年的版本中，没有“这种观点和最新观点的区别。他不了解”这些话。——编者注］，为了说明这种区别，应该提出的问题并非西斯蒙第是否敌视机器，而是西斯蒙第是否了解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是否了解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在这种制度下的作用。如果了解这一点，那《俄国财富》的这位经济学家就会注意到，西斯蒙第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观点出发，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新理论的不同处，就在于它提出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了解这一点，那艾弗鲁西就会懂得，西斯蒙第用机器“有利”和“有益”的条件问题来代替机器在该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作用问题，自然就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危险性”的学说，呼吁必须“阻止”、“节制”和“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变成了一个反动者。不了解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的历史作用，这就是最新理论认为西斯蒙第的学说是反动学说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叙述最新学说（即马克思的学说）是怎样论述机器生产的。我们介绍读者去看一下尼·季别尔的上述著作的第10章《机器和大工业》，特别是第11章《机器生产理论的研讨》［注：季别尔在这一章的开头说道：“老实说，我们所叙述的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学说，是新思想和独创研究的取之不尽的泉源，谁想充分衡量这一学说的相对长处，他就必须就这一个问题写出整整一本书。”（第473页）］。我们只极简略地指出它的实质。它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是历史分析，它确定了机器生产在资本主义其他发展阶段中的地位，确定了机器工业同以前这些阶段（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关系；第二是对机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分析，特别是对机器工业使居民的一切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的分析。在第一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阶段（即最高阶段），并表明它是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在第二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大进步，不仅因为它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和使整个社会的劳动社会化［注：季别尔在比较村社中的“劳动结合”和拥有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结合”时说得十分正确：“村社的‘和’与拥有机器生产的社会的‘和’之间存在着类似10个单位和100个单位之间的区别。”（第495页）］，而且还因为它破坏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工人必须变换工作，彻底破坏了落后的宗法关系，特别是农村中的宗法关系［注：上述季别尔的著作第467页。］，并且由于上述原因和工业人口的集中，极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前进。这一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进步一样，也带来了矛盾的“进步”，即矛盾的尖锐化和扩大。

　　也许读者要问，这样分析西斯蒙第对这个人所共知的问题的看法，这样概括地指出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赞同”的新理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好吧，我们现在就拿自以为严格运用最新理论的最著名的民粹派经济学家尼·—逊先生为例来看看这种“赞同”吧。大家知道，尼·—逊先生在《论文集》中把研究俄国纺织工业的资本化当作自己的专门任务之一，而这种工业的特征恰好是使用机器最多。

　　试问，尼·—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是什么观点呢？是西斯蒙第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资本主义的很多方面都赞同西斯蒙第的观点）还是最新理论的观点？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他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注：这里只是由于书报检查关系，才用“现实主义者”这个词而不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由于同样原因，也才没有引证《资本论》而引证了转述马克思《资本论》的季别尔的著作（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我们看到，最新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机器工业产生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事实作了历史分析。尼·—逊先生是否提出过俄国机器工业的产生问题呢？没有。固然，他曾经指出在机器工业之前有过为资本家进行的家庭劳动以及手工“工厂”［注：第108页。《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3编第32页上的一段话（统计学家们在这里叙述了科尔萨克的《论工业形式》）：“手工业组织本身从1822年以来发生着彻底的变化，农民不再是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而只是大工厂生产中某些工序的操作者，他们只能领取计件工资。”］，但是，他不仅没有解释机器工业和以前那个阶段之间的关系，甚至没有“觉察到”，按照科学术语不能把以前那个阶段（家庭手工生产或资本家作坊中的手工生产）称为工厂，只能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注：季别尔十分正确地指出，普通术语（工厂等等）对于科学研究是不恰当的，必须把机器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分开。第474页。］。

　　读者不要以为这个“疏漏”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它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尼·—逊先生就把资本主义和机器工业混为一谈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科学理论的意义正在于它阐明了作为资本主义一个阶段的机器工业的真正地位。如果尼·—逊先生所持的是这个理论的观点，他还会把机器工业的发展和胜利说成是谁也不知道的“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形式”［注：尼·—逊的著作第322页。这与西斯蒙第把宗法式的农民经济理想化有丝毫区别吗？］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经济形式的斗争”吗？（第2、3、66、198页及其他各页）其实我们看见的是机器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斗争。关于这个斗争，尼·—逊先生只字不提，虽然根据他自己引证的话，在他专门从事研究的（第79页）纺织工业中，正好发生了资本主义两种形式的这种更替，但是，尼·—逊先生却把它歪曲为“资本主义”更替“人民生产”。事实上，他对机器工业的实际发展问题丝毫无兴趣，并且用“人民生产”的幌子来掩盖完全适合西斯蒙第口味的空想，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第二，如果尼·—逊先生提出了俄国机器工业的历史发展问题，他还会根据欧洲也有过的、政府给予支持和援助的事实，来谈论“培植资本主义”吗？（第331、283、323页及其他各页）试问，他是在仿效同样谈论过“培植”的西斯蒙第呢，还是在仿效研究过机器工业如何代替工场手工业的最新理论的代表呢？第三，如果尼·—逊先生提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形式（在纺织工业中）的历史发展问题，他还会忽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俄国“手工业”中的存在吗［注：在这里，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来证明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只要回忆一下如下一些手工业就够了：巴甫洛夫镇的五金业，博戈罗茨克的制革业，基姆雷镇的制鞋业，莫尔维季诺区的软帽业，图拉的手风琴业和茶炊业，克拉斯诺谢洛和渔村的首饰业，谢苗诺夫的制匙业，“乌斯季扬希纳”的角制品业，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的制毡业等等。我们是根据记忆列举的，如果看一下任何一份手工业研究材料，那这张清单是开列不完的。］？如果他真正信奉这个理论，并想对这种也是“人民生产”稍微作些科学分析，那他怎么会把俄国社会经济涂成一幅苏兹达利式的图画[45]呢，这幅图画所描绘的，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人民生产”和脱离“人民生产”而仅仅拥有“一小群”工人的“资本主义”。（第326页及其他各页）

　　概括起来说：从机器工业问题上的最新理论和浪漫主义理论的区别的第一点来看，尼·—逊先生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前一种理论的信徒，因为他甚至不了解提出机器工业这一资本主义特殊阶段的产生问题的必要性，同时又闭口不谈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一先于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存在。他以“人民生产”的空想代替了历史分析。

　　第二点谈的是最新理论关于机器工业改造社会关系的学说。这一问题尼·—逊先生甚至不想去分析。他对资本主义满腹牢骚，因工厂而痛哭不已（完全象西斯蒙第因它而痛哭不已一样），但他对工厂［注：我们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术语的科学意义不同于日常用语中的意义。在科学上只把这一术语应用于大机器工业。］所完成的社会条件的改造连想也不想去研究。要知道，进行这种研究，正是需要把机器工业与尼·—逊先生认为不存在的以前那些阶段加以对比。新理论把机器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因素，这个观点对他也是格格不入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注：例如，阿·沃尔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见《沃龙佐夫（瓦·沃·）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他又是连提也没有提出，而且他也不可能提出，因为这一问题只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为另一种形式所代替的事实进行历史研究的结果，而尼·—逊先生却干脆以“人民生产”……代替“资本主义”。

　　如果我们根据尼·—逊先生关于俄国纺织工业资本化的“研究”，提出尼·—逊先生怎样看待机器这个问题，那么，除了已经从西斯蒙第那里知道的东西以外，我们不可能得到别的回答。尼·—逊先生承认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一点还不承认！），这也是西斯蒙第所承认的。尼·—逊先生说，有害的不是机器而是机器的资本主义的使用，西斯蒙第也是这样说的。尼·—逊先生认为“我们”在使用机器时忽略了生产应该适合“人民消费能力”，西斯蒙第也是这样认为的。

　　如此而已。尼·—逊先生再没有谈出更多的东西。关于最新理论所提出和解决的那些问题，尼·—逊先生根本不想知道，因为他既不想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式的历史更替（即使是用他所举的纺织工业的例子），也不想研究在该一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进步因素的机器的作用。

　　总之，在机器问题这个理论经济学中最重大的问题上，尼·—逊先生也抱着西斯蒙第的观点。尼·—逊先生完全象浪漫主义者一样议论问题，当然，这丝毫不妨碍他反复引证。

　　不仅纺织工业一个例子是这样，尼·—逊先生的全部议论也是这样。只要回忆一下上述面粉生产的例子就够了。指出使用机器，只是尼·—逊先生感伤主义地抱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适合“人民消费能力”的一种借口。对机器工业引起的社会制度中的那些改革（它确实在俄国引起了这样一些改革），他根本不想去分析。关于这些机器在该一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是进步的问题，他完全不了解。［注：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本文提出了批判尼·—逊先生的观点的任务，这些任务后来我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完成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我们对尼·—逊先生所说的这些话，更适用于其他的民粹派经济学家，因为直到现在，民粹主义在机器问题上还抱着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观点，用感伤主义的愿望代替经济分析。

十 保护关税政策[46]

　　在西斯蒙第的观点体系中，使我们感兴趣的最后一个理论问题，是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在《新原理》中有不少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偏重于分析实际方面，即英国的反对谷物法运动。这后一个问题我们下面再来分析，因为它还包括其他一些更广泛的问题。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西斯蒙第对保护关税政策的看法。这个问题所以使人感兴趣，不在于西斯蒙第还有上文没有提到的什么新的经济概念，而在于他对“经济”和“上层建筑”的联系的了解。艾弗鲁西要《俄国财富》的读者们相信，西斯蒙第是“现代历史学派最有才华的先驱之一”，他“反对把经济现象同其他一切社会因素分离开来”。“西斯蒙第的著作中贯穿着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不应该把经济现象同其他社会因素分离开来，而应当把它们同社会政治性的事实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俄国财富》第8期第38—39页）现在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看看西斯蒙第是怎样理解经济现象同社会政治现象的联系的。

　　西斯蒙第在《论关税》一章（第1卷第4篇第11章）中说：“禁止进口同禁止出口一样，也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险的。发明禁止进口是为了使国家获得它还没有的工场手工业；决不能否认，禁止进口对于新兴的工业等于是给它一笔最大的奖金。这种工场手工业也许只能生产该国某种商品的全部消费量的1％。这样一来，100个买主一定会互相竞争，以便从唯一的卖主那里得到商品，而被卖主拒绝的99个买主就会被迫以走私的货物来满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损失将等于100，而利益只等于1。不管这种新的工场手工业给予国家什么利益，毫无疑问，都远不足以弥补这样巨大的牺牲。要使这种工场手工业发生作用，总是可以找到不太浪费的办法。”（第1卷第440—441页）

　　请看，西斯蒙第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多么简单：保护关税政策是“不合理”的，因为“国家”遭到损失！

　　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说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呢？他把该一社会政治事实同什么样的经济关系作比较呢？他没有拿任何特定的关系来考察，而是泛泛地谈论国家，即谈论他认为应当是什么样的那种国家。这种应当如何如何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建立在排除资本主义、让独立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的。

　　但是要知道，把属于而且只属于某个经济制度的社会政治因素同某种虚构的制度加以对比，完全是荒谬的。保护关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因素”，但西斯蒙第不是把它同资本主义比较，而是把它同某种笼统的国家（或者是同独立小生产者的国家）比较。也许他还会把保护关税政策拿去同印度的公社比较，得出更加明显的“不合理”和“危险”，但“不合理”的正是他的比较，而不是保护关税政策。西斯蒙第用幼稚的计算来证明保护关税对群众的好处微乎其微。但这用不着证明，因为这从保护关税政策概念本身就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不管这是直接颁发奖金或是排除外国竞争者）。至于保护关税政策反映了社会矛盾，这是不容争辩的。难道在造成保护关税政策的那种制度的经济生活中就没有矛盾了吗？相反，它充满着矛盾，西斯蒙第本人在其全部叙述中也指出了这些矛盾。西斯蒙第不是从他自己也确认的经济制度的那些矛盾中划出这一矛盾，却把经济矛盾忽略了，从而把自己的论断变成毫无内容的“天真的愿望”。他不是把这种用他的话来说是服务于小集团利益的制度，同这个集团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以及这个集团的利益加以对比，而是把这种制度同关于“公共福利”的抽象原理加以对比。因而我们看到，与艾弗鲁西的论断相反，西斯蒙第正是把经济现象从其他现象中孤立出来（不是把保护关税政策同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根本不懂经济事实和社会政治事实之间的联系。我们上面引用的那一大段话，包括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对保护关税政策问题所能提供的全部东西，其余一切只是它的重复而已。“很值得怀疑，各国政府是否完全懂得它们为了取得这种利益（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付出的代价，以及它们加在消费者身上的那些可怕的牺牲。”（第1卷第442—443页）“欧洲各国政府都想压制天性（faire　violence　à　la　nature）。”压制什么样的天性呢？保护关税政策“压制”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天性吗？“迫使国家进行可以说是（en　quelque　sorte）错误的活动。”（第1卷第448页）“某些政府甚至贴补本国的商人，使他们有可能卖得便宜些；这一牺牲愈是令人惊异，愈是与最简单的计算相抵触，则愈会使人把它归咎于最高的政策……政府是靠牺牲本国百姓来贴补本国商人的”（第1卷第421页），如此等等。请看西斯蒙第用什么议论来款待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好象从这些议论中作结论似的，把资本主义称作“人为的”、“培植的”（第1卷第379页opulence　fa-ctice）、“温室的”（第2卷第456页）等等。他起初用天真的愿望来代替对这些矛盾的分析，后来则直接歪曲现实以迎合这些愿望。结果是，大家如此热心“支持”的资本主义工业是软弱的，没有根基的等等，它在国家经济中并不起主导作用，因而这种主导作用是属于小生产的等等。保护关税政策只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和该制度一定的矛盾造成的，它反映了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现实阶级的实际利益，——这个不容置疑、不容争辩的事实通过几句感伤的话就变成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了，甚至变成与自己对立的东西了！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有关农业方面的保护关税政策——第1卷第265页，论谷物法的那一章）：

　　“英国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大农场是改进农业技术即用更便宜的开支获得更丰富的农产品的唯一手段，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在用更多的开支生产农产品……”

　　这段话是极其典型的，它清楚地表明了俄国民粹派所精通的浪漫主义的论断手法！农场经济的发展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这一事实，被描绘为蓄意实行的制度：英国人（即英国经济学家）把这种改善农业技术的制度说成是唯一的手段。西斯蒙第想说：除了农场经济以外，“可能”还有别的方法来提高农业技术，也就是说，又是在某个抽象的社会中有“可能”，而不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的社会中，即不是在英国经济学家所谈论的、西斯蒙第也应该谈论的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有“可能”。“改进农业技术就是使自己〈国家？〉获得更丰富的产品。”根本不是“就是”。改进农业技术和改善群众的饮食条件根本不是一回事；在西斯蒙第一心想逃避的那种经济制度中，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例如，马铃薯播种面积的扩大，可能意味着农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种植块根植物）和额外价值的增大，但同时工人的饮食却每况愈下。这又是民粹主义者的……不，是浪漫主义者的那套手法：用空话避开现实生活中的矛盾。

　　西斯蒙第继续说：“的确，这些农场主很富裕，很有学识，而且得到各种科学成就的大力支持（secondés），他们套车的马很漂亮，篱笆很结实，田地上的杂草除得很干净，但是他们经不起没有知识、遭受奴隶制压抑、只能在酗酒中寻找安慰、农业技术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可怜的波兰农民的竞争。波兰中部汇集的粮食，在付出数百里约的［注：里约是法国旧长度单位，约等于4．5公里。——编者注］水运、陆运、海运运费之后，在付出等于本身价值的30—40％的进口税之后，仍然要比英国最富庶的郡的粮食便宜。”（第1卷第265页）“这一对比使英国经济学家们惶惑不安。”他们拿捐税等等作借口。但问题不在这里。“经营制度本身是很坏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之上的……不久以前，所有作家都把这一制度说成是值得我们赞美的东西，但是相反，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它，以防去模仿它。”（第1卷第266页）

　　这位浪漫主义者不是太天真了吗？他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说成是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不正确的制度，把闭眼不看农场经济的矛盾的经济学家们的“惶惑不安”看作是反对农场主的充分论据。他的了解多么肤浅！他不是在各个集团的利益中，而是在经济学家、作家和政府的谬误中去寻找对经济过程的解释。善良的西斯蒙第竟想使英国和大陆的农场主感到羞愧，使他们不去“模仿”这种“很坏的”制度！

　　可是不要忘记这是70年以前写的东西，那时西斯蒙第所看到的是当时还十分新颖的现象的初步情况。他的幼稚还情有可原，因为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他的同时代人）也同样幼稚地认为这些新现象是人类永恒的天性的产物。但是我们要问，我国民粹派在反对俄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异议”中是否对西斯蒙第的论据增添了哪怕是一个独创的字眼呢？

　　总之，西斯蒙第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议论表明，他根本没有历史观点。相反，他和18世纪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也是十分抽象地进行议论，不同的只是，他宣称，正常而自然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因此，他完全不了解保护关税政策与一定经济制度的联系，而用他在摆脱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时所用的“荒谬”、“危险”、错误、不合理等等感伤词句，来摆脱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这个矛盾。因此，他叙述问题极其肤浅，把保护关税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47]的问题说成是“错误的”道路和“正确的”道路的问题（用他的术语说，就是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最新理论彻底揭发了这些谬误，指出了保护关税政策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与这个制度中得到政府支持的主导阶级的利益的联系。最新理论指出，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自由的问题是企业主之间（有时是各国企业主之间，有时是该国各派企业主之间）的问题。

　　我们把这两种对保护关税政策的看法同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政策的态度加以比较，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抱着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是把保护关税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是把它同某种抽象的国家、干脆同“消费者”比较，宣称保护关税政策是对“温室的”资本主义的“错误的”和“不合理的”支持等等。例如，在引起工业企业主和农业企业主冲突的免税输入农业机器的问题上，民粹派当然是全力拥护农业……企业主的。我们并不想说他们不对。但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是一个一定历史时期的问题，是关于哪一派企业主代表更普遍的资本主义发展利益的问题。如果民粹派是正确的，这当然不是因为课税意味着“人为地”“支持资本主义”，免税则是支持“自古以来”的人民手工业，而只是因为农业资本主义（它需要机器）的发展加速了农村中世纪关系的消亡和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从而意味着资本主义更广阔、更自由、更迅速的发展。

　　我们预料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种异议，反对把民粹主义者归入浪漫主义者之列。有人也许会说，这里必须把尼·—逊先生区分开来，因为他直截了当地说过，贸易自由和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且不止说一次，甚至还作过“引证”……是的，是的，尼·—逊先生甚至还作过引证！但是如果有人要向我们引证尼·—逊先生《论文集》中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要引用另外一些地方，在那里，他宣称支持资本主义就是“培植”资本主义（而且还是在《总结和结论》中宣称的！第331、323页和第283页），把鼓励资本主义说成是“致命的谬误”，“我们忽略了”，“我们忘记了”，“我们被弄糊涂了”等等（第298页。与西斯蒙第比较一下吧！）。怎样能使这一点与下述论断相容呢？这个论断就是：支持资本主义（用输出奖金）是“我国经济生活中麕集的许多矛盾之一［注：正如《论文集》中“麕集”着对“我们”的号召，“麕集”着忽视这些矛盾而空谈“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的叫喊一样。］；和其余的矛盾一样，它的存在也应归因于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第286页）。请注意：整个生产！我们要问一问任何一位没有偏见的人，这位认为支持“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是一种“谬误”的作家所持的是什么观点呢？是西斯蒙第的观点还是科学理论的观点？尼·—逊先生的“引证”在这里（和在上面分析过的问题中一样）也是与本题无关的笨拙的插语，丝毫没有反映出认为这些“引证”可以应用于俄国现实的真正信念。尼·—逊先生的“引证”是用最新理论装饰起来的、只能把读者引入歧途的一块招牌。它是一个纯种的浪漫主义者借以藏身的一套不合身的“现实主义者”的服装。［注：我们怀疑尼·—逊先生是否把这些“引证”当作抵御任何批评的护身符？否则很难解释，尼·—逊先生从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里知道有人把他的学说与西斯蒙第的学说相提并论，为什么他还在《俄国财富》（1894年第6期第88页）的一篇文章中，“引证”了把西斯蒙第列为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者和空想家的新理论代表所作的评论[48]。大概，他深信用这类“引证”可以“驳倒”把他本人和西斯蒙第相提并论的做法吧。］

十一 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总的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西斯蒙第在理论经济学方面所有最主要的论点。总结起来，我们看到，西斯蒙第处处都绝对忠于自己，他的观点始终是不变的。他在各方面不同于古典学派的，是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不能（而且也不想）在任何一点上把古典学派的分析推进一步，因此只限于从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感伤主义的批评。这种以感伤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他的见解是非常肤浅的。最新理论接受了资本主义存在着矛盾的观点，并对这些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在各方面都得出了和西斯蒙第根本不同的结论，因而得出了和他截然相反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Zur　Kritik》[49]，俄译本1896年莫斯科版）对西斯蒙第在科学史上的总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评价：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货币弄得虚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缚，但是，正象布阿吉尔贝尔非难货币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资本。”（第3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

　　作者是想说：正如布阿吉尔贝尔肤浅地把商品交换看作自然制度，反对货币，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同上，第30页）［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一样，西斯蒙第把小生产也看作自然制度，反对大资本，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布阿吉尔贝尔不懂得货币和商品交换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他是把“资产阶级劳动”（同上，第30—31页）［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的两种形式当作外来因素对立起来。西斯蒙第不懂得大资本和独立的小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这是商品经济的两种形式。布阿吉尔贝尔“对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进行激烈的攻击”，“对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却空想地加以赞美”（同上）［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西斯蒙第反对大资本，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一种最发达的形式，陷入了空想，而把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另一种仅仅是萌芽状态的形式捧上了天。

　　《批判》的作者接着说：“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第3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

　　这样，《批判》的作者就把西斯蒙第的作用归结为：他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矛盾的问题，从而提出了进一步分析的任务。《批判》的作者认为，虽然西斯蒙第也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一切独立见解都是不科学的，肤浅的，反映了他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参看上述一些评论和下面一个同艾弗鲁西的“引文”有关的评论）。

　　我们把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民粹主义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除了否认李嘉图的地租论和马尔萨斯对农民的教训以外）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有时甚至措词也一模一样。民粹派经济学家完全持着西斯蒙第的观点。下面，当我们从西斯蒙第的理论谈到他对实际问题的看法时，我们就会更加确信这一点。

　　最后，至于说到艾弗鲁西，那么，他无论在哪一点上都没有给西斯蒙第作出正确的评价。艾弗鲁西指出，西斯蒙第强调并斥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他完全不了解西斯蒙第的理论和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论有很大的区别，不了解在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上浪漫主义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民粹主义者对浪漫主义者的同情，他们的令人感动的一致，妨碍了《俄国财富》文章的作者对这位经济学中的浪漫主义的古典作家作出正确的评价。

　　我们刚才已引证了对西斯蒙第的评论，说“他表现了”古典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

　　但是，西斯蒙第并不想只起这种作用（这种作用使他在经济学界享有光荣的地位）。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企图解决这些怀疑，但这种企图完全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责备古典学派及其科学，但不是责备这种科学没有分析矛盾，而是责备它采用了不正确的方法。西斯蒙第在他那本书的第2版序言中说，“旧科学没有教导我们去了解和预防”新的灾难（第1卷第ⅩⅤ页），他解释这个事实时，不是说这种科学的分析不完全，不彻底，而是说它“陷入了抽象”（第1卷第55页：亚·斯密的英国新学生们陷入了（se　sont　jetés）抽象，把“人”遗忘了），“走入了歧途”（第2卷第448页）。西斯蒙第对古典学派的责难（这种责难使他得出了上述结论）究竟是什么呢？

　　“那些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太不注意消费和销售。”（第1卷第124页）

　　从西斯蒙第的时代起，这种责难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他们认为应该把“消费”当作一个特殊的科学部门而同“生产”分开；他们说生产以自然规律为转移，而消费决定于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分配，如此等等。大家知道，我国民粹派也坚持这种思想，把分配提到首位［注：不言而喻，艾弗鲁西也没有忘记因此而赞扬西斯蒙第。我们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56页上看到有这样的话：“在西斯蒙第的学说中，重要的不是他提出的个别专门措施，而是贯串于他的整个体系的一般精神。和古典学派相反，他特别着重提出的是分配的利益，而不是生产的利益。”尽管艾弗鲁西一再“引证”“最新”经济学家们的话，但是他根本不懂得他们的学说，仍然说些感伤主义的胡话，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很粗浅的。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在这里也想通过把西斯蒙第和“许多著名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加以比较来解救自己；原来，“西斯蒙第走得更远些”（同上），于是艾弗鲁西就心满意足了！比德国教授们“走得更远些”，——你们还要怎么样呢？象一切民粹主义者一样，艾弗鲁西力图把重心移到西斯蒙第批评了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对资本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既可以从感伤主义的观点批评资本主义，也可以从科学的观点批评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这位《俄国财富》的经济学家看来是不知道的。］。

　　这种责难究竟说明什么呢？这种责难说明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了解是极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只有按前一种意思来了解“生产”，才会把“分配”从“生产”中单独划分出来，而在探讨生产的那一“篇”中所包含的，不是历史上特定的各种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是关于整个劳动过程的范畴，这种空洞的废话到后来通常只是被用来抹杀历史社会条件的（例如，资本的概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始终把“生产”看作是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那么无论“分配”或“消费”都会丧失任何独立的意义。如果生产中的关系弄清楚了，各个阶级所获得的产品份额也就清楚了，因而，“分配”和“消费”也就清楚了。相反，如果生产关系没有弄清楚（例如，不了解整个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那么，关于消费和分配的任何议论都会变成废话，或者变成天真的浪漫主义的愿望。西斯蒙第是这种论调的创始人。洛贝尔图斯对“国民产品的分配”也谈得很多，艾弗鲁西的“最新”权威们甚至创造了一些特殊的“学派”，这种学派的原则之一就是特别注意分配。［注：英格拉姆极其正确地认为西斯蒙第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史》1891年莫斯科版第212页），他天真地说：“我们已经〈！！〉赞同西斯蒙第对国家的看法，认为国家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应该关心……把社会团结和最新进步的福利尽量普及于社会各阶级。”（第215页）西斯蒙第的这种“看法”是多么深奥，我们从保护关税政策的例子中就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些“分配”和“消费”的理论家们都不能解决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一直陷在亚·斯密所未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注：例如，见《政治学辞典》中罗·迈耶尔的《收入》这一条目（俄译文载于《工业》文集），它叙述了“最新”德国教授们议论这个问题时的极其混乱现象。使人感到奇特的是，罗·迈耶尔直接依据亚当·斯密，同时在参考书目中又引用了《资本论》第2卷中完全是驳斥斯密的那几章，而他在条文中却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有一位经济学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来不把分配单独划分出来，他最坚决地反对对“分配”作“庸俗的”议论（参看彼·司徒卢威在《评述》一书中所引证的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意见，见第129页第4章的题词）[50]。不仅如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进行分析。作者既没有把消费也没有把分配当作特殊的问题来谈，但是当他对生产进行了彻底分析以后，无论是消费或分配就都十分清楚了。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Charaktere）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一道消失。”

　　“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进行的、但具有局限性的〈不彻底的，befangen〉批判。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没有任何社会帮助也必须进行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资本论》德文原版第3卷第2部分第415、419、42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997、999页。——编者注］

　　西斯蒙第对古典学派的另一种攻击，在他的《新原理》中占的篇幅更多，这种攻击也同样糟糕。“亚·斯密的英国新学生们陷入了抽象，把人遗忘了……”（第1卷第55页）在李嘉图看来，“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第2卷第331页）。“他们〈为贸易自由辩护的经济学家〉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实际利益”（第2卷第457页）等等。

　　这种攻击是多么陈旧，又是多么新颖！我指的是民粹派所恢复的这种攻击，他们对公开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俄国真正的、实际的和不可避免的发展大吵大嚷。难道他们叫喊“为货币权力辩护”和“社会资产阶级性”[51]等等不就是用不同的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吗？对感伤主义地批评资本主义所作的下述评语，用之于他们，比用之于西斯蒙第，还要合适得多：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词句！［注：同上，第4卷第94页。——编者注］

　　我们说“还要合适得多”，这是因为西欧浪漫主义者还没有看见过对资本主义矛盾的科学分析，他们第一次指出了这些矛盾，并抨击了没有看到这些矛盾的人（不过是用“抱怨的话”）。

　　西斯蒙第攻击李嘉图，因为后者从观察和研究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坦率地得出了一切结论：他公开肯定，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劳动力变成了商品，人们把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看待；对“社会”来说，重要的只是纯收入，也就是说，只是利润量。［注：例如艾弗鲁西一本正经地重复着西斯蒙第的感伤主义论调，说什么企业主纯收入的增加对国民经济并无好处等等，只是责备他“还没有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第8期第43页）。

　　我们不妨把这种论调和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的结果比较一下：

　　社会总收入（Roheinkommen）是工资＋利润＋地租。纯收入（Reinein-kommen）是额外价值。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1页。——编者注））

　　可见，作者十分赞同李嘉图和他的“社会”“纯收入”的定义，这个定义使西斯蒙第提出了“著名的异议”（《俄国财富》第8期第44页）：“怎么？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第2卷第331页）在现代社会中当然是这样。］但是李嘉图说的完全是真理，事实上一切正是这样。如果西斯蒙第觉得这一真理是“卑微的真理”，那他就完全不应该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去寻求这种卑微的原因，完全不应该去抨击“抽象”；他对李嘉图的叫喊完全是属于“令人鼓舞的谎言”的范围。

　　而我国现代的浪漫主义者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货币权力”的现实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这种权力不但在工业人口中，而且在农业人口中，不管在“村社”农村，还是在穷乡僻壤，都是万能的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这一事实和商品经济的必然联系呢？对此他们倒无意表示怀疑。他们只是力图不谈这些。他们害怕说出事实的真相。

　　我们也完全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因为公开承认现实，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批评就会失去任何基础。他们这样感情冲动地投入战斗，甚至来不及擦净生锈的浪漫主义的武器，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不择手段，想把对感伤主义的批评的敌视说成是对一切批评的敌视，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要知道，他们是在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

　　西斯蒙第甚至企图把自己的感伤主义的批评吹嘘为社会科学的特殊方法。我们已经看到，他责备李嘉图不是因为后者的客观分析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矛盾（这种责备是有根据的），而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是客观的。西斯蒙第说，李嘉图“把人遗忘了”。我们在《新原理》第2版序言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必须反对那些往往是轻率的、错误的通常评判社会科学著作的方法。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比各种自然科学问题复杂得多；同时，这种问题要诉诸良心正如要诉诸理智一样。”（第1卷第ⅩⅥ页）俄国读者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社会科学要诉诸“良心”这种思想是多么熟悉啊！［注：“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n’est　pas　une　science　de　calcul），而是道德的科学……只有注意到人们的情感、需要和热望时，它才能达到目的。”（第1卷第313页）西斯蒙第认为这些充满感情的词句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正如俄国主观学派的社会学家们认为自己的十分类似的叫喊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一样，其实，这些词句只是说明对资产阶级的批评还处于何等幼稚的原始状态。难道作为严格客观“计算”的对矛盾的科学分析没有正是为了解“情感、需要和热望”（不过不是一般“人”——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把特殊的小资产阶级内容塞进去的抽象——的热望，而是一定阶级的人的热望）提供坚固的基础吗？而问题在于西斯蒙第不能从理论上驳倒经济学家，因此只能说一些感伤的话。“空想的肤浅议论不得不向任何一个多少有些学问的维护资产阶级制度的人实行理论上的让步。这位空想家为了减轻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的感觉，他就安慰自己，责备自己的论敌具有客观性：说什么就算你比我更有学问，可是我比你更善良。”（别尔托夫的书第43页）］西斯蒙第在这里发表的这些思想，经过几十年后，在遥远的欧洲东部被“俄国的社会学派”“重新发现”了，并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加以运用……固然，西斯蒙第（我国的社会学家也是这样）呼吁“要诉诸良心正如要诉诸理智一样”［注：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不也是要诉诸“良心”吗？！］，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一个小资产者的“良心”已经战胜了一个经济理论家的“理智”。

补遗

［注：补遗是为1908年版本写的。——编者注］

　　这里就感伤的西斯蒙第对科学的“客观”的李嘉图的看法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这在1905年出版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的一段评论（《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304页及以下各页：《对所谓李嘉图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0页。下面两处引文见第124页和第126页。——编者注］）中完全得到了确认。马克思把可怜的剽窃者、被有产者收买的辩护士、无耻的诽谤者马尔萨斯和科学家李嘉图作了对比，他说：

　　“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象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象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西斯蒙第只是与那些掩盖这种对立、否认这种对立的经济学家相比较而言，才是正确的。）”（第309页）李嘉图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完全可以把无产者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机器和商品等同看待。“这是斯多葛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Es　ist　dieses　stoisch，objektiv，wissenschaftlich”）。”（第313页）显然，这种评价只适用于一定的时代即19世纪刚开始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