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隋炀帝最公允的评价是怎样的?
坐标轴原点左边的兆古一帝,加强版的人体行为艺术家尼禄,解决人体的效率堪比波导,造成了华夏五千年最绝望的时代,如果不是真正的“世界光复者”逆天改命,杨广将成为汉民族的终结者,“黄帝子孙”将和古埃及古罗马一样成为纯史书中的光辉。如果说,清末“掩迹郑洪为民辟”的革命,所反抗的是人类史上最黑暗的压迫政权与最森严的奴役模式,那么,隋炀帝这条充分体现权力毒牙的恶龙,蓄意造成的,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内政烂摊子、最危险的外患局面,没有之一。
兆古一帝一以贯之的行为艺术:掳掠民女,丝绸绕树,胡人白吃,雁门吓尿,人海垒辽东,官仓敛民粮,何惜小民饿死,敢收反贼粮就按公里杀绝……各种旷古折腾,和被滔天权势所放大的反社会人格,配得上“罄竹难书”这个为他发明的成语。
兆古一帝空前绝后的人体艺术:五胡乱华以来空前爆发、惨烈超过永嘉之耻的最低谷,酿成130军阀(几十个沦为突厥傀儡,隋流亡皇室还跑到突厥当坐上宾),和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西突厥、高句丽、契丹、靺鞨、吐蕃、中天竺等十几个围攻者,对当时一切有可能复兴华夏的力量,都形成内外双圈合围的死局:
——中原,130个军阀乱无天日,暴虐、分裂自古所无,包括但不限于吃人肉,军阀大多为汉奸,背后由突厥指挥,导致今天的晋、冀、鲁、豫、皖、陕、甘、宁、青、内蒙,控制在入侵者东突厥手里,而东突厥作为战争策源地,使得抵抗者无暇他顾,西域继续控制在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西突厥手里,辽东继续控制在高句丽手里,吐蕃、天竺亦同时崛起,东西南北,四面强敌;
——北方,控弦百万、拥有制铁技术远超匈奴的东突厥连年肆虐,而且是摆脱了季节性入侵规律向国家转型的空前强大类型,还有薛延陀重压;
——西域,原住民汉民族,沦陷几百年,被吐谷浑割据,高昌阻隔,西突厥霸占,焉耆、龟兹围攻;
——东北,汉四郡同样沦陷几百年,被高句丽崛起霸占;
——南方,面对吐蕃侵扰,中天竺虎视眈眈。
——世界,也因罗马覆灭,落入茹毛饮血的蛮族、封建采邑、宗教法庭的黑暗。
——祖先扭转乾坤的经验,也只有八百年前,在类似局面下,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几代人分别接力而做到的,而且那种局面没有隋末复杂,而且高祖文帝与武帝的路线是矛盾的(藏富于民的黄老之道、国进民退的外儒内“法”),似乎民安不能国强,国强不能民安,国民认同难以在一姓受托的特殊阶段形成——而这本来是不应该出现的矛盾。更为关键的是,没那么多时间。
也就是说,任何人穿越到那个时代,要以这两百万户逃荒的希望,没有指挥经验的军队,面对这一切,而且必须全部战胜,而且要同时做到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三人的业绩总和,同时调和其治国路线之矛盾,才能在时不我待、破釜沉舟中,结束这一切的全面绝境,实现逆风翻盘。
“到晋朝,那五胡,异常猖獗,无非是,俺同种,引虎进狼。自从此,分南北,神州扰乱,到唐朝,才平定,暂息刀枪。”
——陈天华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中写下《猛回头》这句话的背后,是从五胡乱华开始的400年长夜,而兆古一帝留下的,是长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的最漆黑的地狱。地狱的制造者,今天似乎没有在第18层煎熬,仅仅是因为,有人把地狱硬生生扭转到了人间的光明,所以地狱的制造者跟着变成了“功在千秋”、“为后来的捡漏者留下了最好的局面”、包括但不限于50年白吃的粮食,和一条虽到唐宋还多段没通、但让两岸纤夫补充了蛆虫蛋白质、让两岸少妇享受“广大帝恩泽”的大运河。
尼禄的艺术,波导的效率,面对这样的兆古一帝,恐怕也只能望而兴叹。

在三人减二、不到200万户民力的萎靡下(比高句丽多一点点),从三国内战和永嘉之耻再到隋末的烂摊子总计400年的压抑中,李世民仗剑而起,甚至从16岁雁门退突厥就发起民族复兴的触底反弹之战,在后方有“赵构和秦桧”不断掣肘和陷害的情况下,从这种绝境中崛起。
李世民作战全过程,都是和突厥、十虏、百傀的包围圈作战,并且是从太原一角起义,面对动员百万的两大北虏(突厥,薛延陀),面对几百年沦陷的西域(霸占者: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西突厥),面对长期沦陷的辽东(霸占者:高句丽),面对南边的中天竺和悄然崛起的最强吐蕃,面对户口锐减三分之二的身后人力物力,面对从三国战乱、五胡乱华、南北朝,一直到旷世暴君和隋末130军阀和十虏围困,这种被压抑了400多年萎靡不振、自信沦丧的集体心理。这种死局若换成赵构的开局,李世民都要笑醒。
在兆古一帝广大帝疯狂折腾搞出史上最大烂摊子之后,隋流亡皇室更是直接去突厥当座上宾,义成公主等提供了古代堪称碾压级的信息战。
扶风、高坡、浅水原,西灭薛仁杲之战,突厥在背后搞事。
北击刘武周、宋金刚之战,突厥封刘“定杨可汗”并让刘奔逃突厥大本营。
东灭王世充、窦建德之战,突厥在洛阳、乐寿指示策应王世充窦建德。
水淹刘黑闼之战,刘黑闼更是带路突厥寇河北、侵山东。
这个过程中,李世民还有三次智退突厥:雁门救驾、五陇阪空城计、六骑临渭水。
最后,李世民对外,伐突厥,夷铁勒,复西域,制吐蕃,服天竺,通辽东,一扫五胡乱华以来历代外侮,东突厥灭国,铁勒灭国,车鼻灭国,吐谷浑灭国,高昌灭国,焉耆灭国,龟兹灭国,中天竺灭国,西突厥打溃,吐蕃打溃,高句丽打溃,依附突厥的数十汉奸如薛刘王窦梁等,全灭,一己之力勘定、光复和开拓的净增领土750万+,贞观末期过900万,高宗继之惯性扩向1200万+。武功的同步,文德亦实现帝制史上最开明和公正的贞观之治,并以“道为先,儒为次,佛为客”全面振兴经史礼乐、恢复固有文化,输出于亚欧大陆,同时亦实现中国古代人口在单位时间内最高效的翻倍增长。
这种逆境反抗、绝地重生,也直接造就了世界史上武功最强韧的帝国——虽间有低谷,但即使到王朝末期,也荡平所有外患,终唐三百年,扫灭或击溃的四夷政权总计:东突厥、西突厥、后突厥、薛延陀、铁勒诸部、车鼻、党项、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中天竺、日本、高丽、百济、拔汗那、突骑施、大勃律、小勃律、石国、大食、蛮僚、松外诸蛮、回鹘、吐蕃、南诏、林邑、交趾、靺鞨、渤海、奚、契丹,无一例外,全部战胜。
正如宋朝人所言“东西南北,张再造之乾坤,春夏秋冬,皎重新之日月”,明朝人所言“英略唐皇近古无,文垂洒藻武攘胡”、“文德武功,卓冠无伍”,正如抗战所言“唐人威声,远播域外,汉族势力,震烁古今”、“太宗诚自古未有之民族英雄也”,李世民驱除十虏,再造中华,完整定义了民族英雄。光是一个从灭吐谷浑开始长途西征、荡平五戎、光复西域的地狱行军,就是宋放弃收复燕云的借口“难度”的十倍以上,更不用说以孤军一隅,面对十胡百傀、四境失地,竟翻摩天葱岭、逾冰雪大漠、跨绝域高原、渡数代陌海,东西南北全部翻转,以七代残破之废墟崛起而横扫亚洲,并且这一切,是在帝制时期相对最主动约束自身权势、相对最尊重民众的基本权利,这个前提下做到的。

所以,最公允评价隋炀帝的前提,就是对比:看他做了什么,看后人做了什么。隋炀帝的本质是把帝制模式的负面发挥到了最大(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完颜九妹、叫门天子之流),正如他身后的“世界光复者”在帝制局限下,把帝制模式的负面最大地遏制,而遏制的关键力量是把“民族英雄”的层面发挥到了最高境界。所以,这里我们分析杨广和李世民两种截然相反的局面,背后的本质:
古代帝制支持者,实际上是把皇帝老儿当成“立法者”或者“终身大法官”,把“行政权”交给宰相。但问题来了,这个行政权如何确保在宰相手里,而不是滑在世袭宫廷手里?除非“皇帝”是全民公投,而且能够被代议制罢免的(典型就是拿破仑“英白拉多”,本质是元首制,而非帝制)。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世袭王权就一定是“僭主”,并一定会由于深宫传承,不知人间疾苦,而堕落于昏暴,造成全民族灾难、国民二分、朝不爱民、养胡为患、联虏平“寇”,民迁怒而不爱国、民爱国而受制于朝廷,一系列恶性循环,帝制数亡天下的历史已为明证。
除非是一个例外,这个“僭主”自己是“全民族奋战的军事统帅”,衡量标准就是“民族英雄”这个意义。但这个统帅也要两方面看:一是,他有没有回归到前面说的“立法者”边界,这就是所谓开明君主,实际上离“君主立宪”也就只有几步了(拿破仑最后的百日新政做到了,而李世民差点做到,身后被武则天破坏,此另论)。另一是,他反过来伤害这个边界,对民族有大功也有大错,这种不稳定态,恰恰是帝制的常态。
所以对帝王不该一视同仁,帝王一定有高下,帝王一定有拉踩,才是对的。帝制在僵化时期已不能胜任民族复兴任务后,必须扔掉(这是辛亥革命不仅光复中华,亦“终帝制而起共和”,也是晚明被甲申国难扼杀的“非君思潮”和兰芳共和国等实践的由来)。但君主时期又是世界各个民族都有的阶段,不是华夏独有,甚至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采邑、君权神授、宗教法庭背景下的君主制,远比华夏的温和君主制更加残暴。所以君主阶段哪些积累了有利于民权的因素,也是评价君主的一个坐标。
所以从有边界的开明“立法者或终身大法官”、作为全体国民的战争统帅的“民族英雄”,二者综合的“有利于民权积累的因素”,这个三足一鼎的立体维度,就基本能衡量中外历代所有君主的功罪了。效果之一就是看内卷有多小、外卷有多大。
近代各国“共和国体”(含君主立宪)这个操作,实际上就是把前面说的不稳定态,变成“立法司法边界”能够和人民的权利\权力相互连通,再和行政权各安其位,这样立法者不会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去操作行政,行政又不会因为军事首领的重叠、加持,反过来去攫取立法者的边界。
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一步“连通”就是最难的。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帝制两千年,禹后王权四千年,国外从闪米特的萨尔贡开始也有几千年寡头及其演化。但这些的表层下,还有社会自治这个层面,与王权是二元体系。这个层面就是生长出一整套“习惯法”,并最终和上层立法权连通变成真正有效的“成文宪法”。而“开明君主制”,恰恰是这个过程不可或缺的;同理,源于西伯利亚的游牧模式,征服了、奴役了农耕文明的深层危害,是把这个“社会自治”也碾碎,把过去的二元状态压扁为权力覆盖一切的一元状态。实际上,那就是历史上的“内亚主奴制”的克隆,模仿头狼垄断食物分配和交配权,狼群才能驯化、围猎,如臂使指,形成日常——实际上,商鞅变法,正是秦国在面对斯基泰(犬戎)和匈奴的持续压力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以夷变夏的制度,而非“固有国情、传统文化”。只不过从轩辕黄帝“建屏万邦”开始的华夏社会自治力量,太过强大,“秦制”无法生根,而从汉高祖开始,就拨乱反正,直到崖山和甲申两次倒退,才由君臣而主奴。
所以,杨广和李世民的区别,正是“华夏非主流”(不是自古以来)的力量一度放大,和“华夏深层主流”(不是哪个皇帝)的力量焕发出来,造成的不同历史路径,而帝王的高下,就是看他主动选择哪个路径,去顺应,乃至掌控。在这个层面,隋炀帝能够得到最公允的评价——他幸运地生活在了华夏文明的环境,幸运地生活在了唐文皇的大时代,在历史长河中,不仅保留了汉籍,还保留了人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