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5.15 《春秋繁露》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15、《春秋繁露》

  西汉中期儒家主要代表、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的代表作。共十七卷，八十二篇。这是一部尊儒反法的反动著作，它以注解儒家经典《春秋》的形式，大肆吹捧和发挥孔孟之道。它把传说为孔丘修订的编年史《春秋》说成是一切道理的根本，“义出于经，经传大本”[1]。是按照天意写出了做新王的道理，“应天作新王之事”[2]。它反复宣扬贯穿于《春秋》的一条“奉天而法古”的反动路线，“《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3]，并把孔孟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和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方士神术糅合在一起，炮制出一套神学唯心主义反动体系，作为“奉天而法古”反动路线的理论根据。

  《春秋繁露》竭力攻击法家路线，鼓吹儒家路线。它宣称“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4]，“不任德而任力”[5]是《春秋》最厌恶的。它认为一切“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6]，公开鼓吹“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7]，要赞扬复古，效法先王，反对社会变革。它主张“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国立君”[8]，重新恢复分封制。它还大肆宣扬儒家的仁义、礼乐等反动思想，提出要以“贵孝弟而好礼义，重仁廉而轻财利”[9]来“化民”。

  《春秋繁露》鼓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为树立地主阶级顽固派的王权，压制人民反抗大造舆论。它宣称，“天”是宇宙最高的主宰，是“万物之祖”[10]，“百神之大君”[11]，“天”有人格，有意志，不仅有目的地安排了自然界的四时变化、万物生长，决定人世间的治乱兴衰，朝代更迭，而且还安排了君主来统治人民，“王者，天之所予也”[12]，“天子受命于天”[13]，君权是“神授”的。天人之间可以感应，人间如有违背或顺应天意的事，天会发出灾异或祥瑞现象，以表示“谴告”、惩罚或奖励。

  《春秋繁露》提出反动的“性三品”说，把封建社会压迫剥削关系神圣化。它胡说“天”按照自己的构造来创造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人从生理结构到道德品质都是天赋的。天赋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14]，性“善”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而劳动人民只能被统治。

  《春秋繁露》还把神学世界观运用到社会伦理道德上，鼓吹“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15]，即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的主从关系。等级尊卑关系是“天”所规定下来的。它在君权、族权、夫权之上又加上了神权，从而编织出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春秋繁露》和董仲舒整个反动思想体系一样，是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反映，是儒家路线向法家路线的猖狂反扑的表现。但当时以汉武帝为代表的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董仲舒的这套谬论实际上未能得逞，直到汉元帝以后，它的反动地位才越来越被抬高，反动影响也越来越大。

注：

[1] 《春秋繁露·重政》。

[2]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3] 《春秋繁露·楚庄王》。

[4]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5] 指法家的耕战政策。

[6] 《春秋繁露·楚庄王》。

[7] 《春秋繁露·楚庄王》。

[8] 《春秋繁露·诸侯》。

[9]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10] 《春秋繁露·顺命》。

[11] 《春秋繁露·郊义》。

[12] 《春秋繁露·尧舜汤武》。

[13]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14] 《春秋繁露·实性》。

[15] 《春秋繁露·基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