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

（一）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恐怖主义是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一定的对象置于恐怖之中，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策略和思想。 一般的表现形式为有意制造恐慌的暴力行为，意在达成宗教、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而故意攻击非战斗人员（平民）或将他们的安危置之不理，这类行动一般由非政府机构策动。在刑事法律上对恐怖主义的定义都不一致，有些定义还将非法的暴力和战争包括在内。一般来说犯罪组织以相似的手段来勒索保护费或执行沉默守则并不被视为恐怖主义，不过如果由具有政治动机的组织来实施这些行动也有可能被视为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一词带有政治及情感上的含意，其精确的定义便更难以辨识，从学术研究上可以找到多达100余个恐怖主义的定义。恐怖主义的概念具备争论性，因为国家当局可用以将政敌或其他对手非法化，从而使国家武装部队可理直气壮地打击敌人（这种武力行为可能会被敌国描述为恐怖活动）。恐怖主义由广域的政治组织实行以达成他们的目的，这些政治组织包括左翼及右翼政党、民族主义团体、宗教团体、革命分子及当权的政府，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他们会不惜肆意向非战斗人员使用暴力来为团体、思想或个人争取注意。19世纪初由于欧洲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引起底层知识分子不满，随之而来左翼思想在底层知识分子得到广泛传播。随着巴黎公社的覆灭和无政府主义的活跃，各种恐怖活动随之欧洲各国活跃起来，连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也未能幸免。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欧洲各国爆发经济危机，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国内各种问题，在二战之后随着欧美各国通过不同政策来提高本国底层民众生活，恐怖主义也随之消失。20世纪60年代以后全球对石油需求不断扩大，恐怖主义活动又开始日益频繁，在西欧、中东、拉丁美洲和南亚等地区蔓延。

（二）恐怖主义活动严重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秩序，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对策，先后颁布反恐怖主义的法令，建立反恐怖部队，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1972年11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负责研究制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措施。1973年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系列反恐怖主义的公约，还有一些区域性组织也制定反恐怖条约。英语的“恐怖”（Terror）一词来自拉丁语动词“terrere”，即“惧怕”的意思，在前105年“terror cimbricus”一词是当辛布里战士逼近罗马时用以形容罗马的紧急状态和忙乱的状况。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援引此例实施恐怖统治，在雅各宾派失势后“恐怖分子”一词成为贬义。虽然恐怖统治是由政府施行的，但现代的“恐怖主义”通常是指私人团体对无辜者的滥杀，以吸引媒体注意。这可追溯至谢尔盖·涅恰也夫，他自称为“恐怖分子”，他在1869年成立俄罗斯恐怖组织“人民的复仇”。恐怖主义事件策划者主要是由极左翼和极右翼的恐怖主义团体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组织等极端势力所组织策划的，从有关资料记载和分析显示恐怖主义策划者都是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受到社会环境所影响，从19世纪法国巴黎咖啡厅爆炸案主谋埃米尔·亨利到9.11事件策划者本拉登无不是接受高等教育和受到当时环境影响的。恐怖主义和反恐的概念：恐怖主义的问题历史上就有了，但是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因为当前的这种恐怖主义，大家还有一个不同的说法，因为从词源上来说这个恐怖是来自于希腊，但是恐怖并没有太多的色彩。它是反映一种客观的现象，但是一上升到主义，它形成一种理论的系统。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为了反击那些贵族们的一些抵抗，所以采取给这些人都杀了或者是关了，所以最早称恐怖主义的是法国贵族把大革命政府说是恐怖主义。

（三）现代的恐怖主义大概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民族争取、民族自治和自觉权的运动，当时反对一些殖民统治的很多国家独立出来了，20世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期间这个运动结束以后有一些组织也是为了继续寻求一种像爱尔兰、西班牙或者是法国。在欧洲有一些“红”字头的，当然它和当时的运动还有跟争取搞民族分裂的人兴起了，这是现代的一些恐怖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这些恐怖活动非常猖獗，但是国际社会把它看作是一种国别形式的恐怖活动，所以没有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但是要说国际上没有高度重视也不尽然，在1973年的时候联合国针对这种猖獗的恐怖活动尔成立一个叫做反恐特委会，这个特委会就想通过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反恐公约来制止猖獗的恐怖活动，但是由于各国看法不一样，因为它都针对不同的国家，这是现代的。但是对国际社会真正构成重大冲击、威胁是在20个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说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80年代底基地产生了，它真正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恐怖组织，这就是说最全球化的恐怖组织到目前为止人们看到并存着三种形态的恐怖组织：一个是国别性质的，这个划分主要是从它的打击和威胁的目标来看，它的活动当然都是跨国性的，这一类仍然是当前很多国家所面临的主要威胁；第二类是区域性的，就是它主要是为了寻求在一个地区的几个国家寻求一种共同的目标、区域的利益，所以这个称它为区域性的恐怖组织；最后是以基地为核心的国际恐怖势力，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在全球可以对国际社会利益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反恐实际上早也有之，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提反恐，但是没有“9.11”以后它仍然没有上升到国际社会这么高一个高度或者说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或者说各国重视的程度都没有像今天这么一个重视的程度。

（四）在1975年初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就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成立国家咨询委员会，在委员会写作的五册著作当中一册名为《动乱与恐怖主义》，由动乱与恐怖主义的特别工作组所著，他们将恐怖主义的种类分为六类：内乱，干扰和平、安全及社会正常运作的集体暴力行为；政治恐怖主义，为了追求政治目的而计划在社会制造恐慌的暴力犯罪行为；非政治恐怖主义，不以政治目的为前提的恐怖主义，显示出其有意的制造高度恐慌，最终为了争取个人或集体利益，但没有政治上的意图；类恐怖主义，暴力犯罪行为的附属品，其形式及表达方式类似真正的恐怖主义，但缺乏其要素。它的主要目的并非要引起恐慌，但类恐怖主义利用恐怖份子的形式及技巧以达成相似的结果。例如在逃的重罪犯胁持人质就是类恐怖主义，模式与恐怖主义类同，但目的却大相迳庭；有限政治恐怖主义，真正的政治恐怖主义采取革命的形式进行，有限政治恐怖主义是指以意识形态或政治为动机的恐怖活动，但其活动并非是要夺取国家的控制权；国家恐怖主义，指以恐怖或压迫手段进行统治的国家，其程度与恐怖主义相若，又可指由政府为了追求其政治目的或其外交政策而进行恐怖活动。作为人类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恐怖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细究起来时恐怖活动应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专门记述过恐怖活动对敌方居民造成的心理影响，中国古代的荆轲刺秦王、古罗马的凯撒大帝遇刺都是著名的历史恐怖事件，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身亡是当代历史中的典型恐怖事件。1世纪为反抗罗马帝国入侵，犹太狂热党人就曾在罗马帝国饮用的水中下过毒，暗杀与古罗马人合作的犹太贵族，某些恐怖主义与之有相似之处。“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新生政权，执政的雅各宾派决定用红色恐怖主义对付反革命分子。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对一切阴谋分子采取恐怖行动。由此不难看出恐怖主义不是反映一般的、孤立的、偶然的恐怖行动，而是指一种有组织、有制度和有政治目的的恐怖活动。

（五）18世纪以前恐怖活动基本上以暗杀、投毒为主要表现形式，从18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和1914年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遇刺，这一时期两起最严重的恐怖事件，他们都是在没有群众支持的情况下通过谋杀某一政府要员向社会宣传自己的政治目的来吸纳民众参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真正形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时期完成的。在此期间恐怖主义的活动热点是在殖民地、附属国或刚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时期的恐怖事件明显增多，手段日趋多样，劫机、爆炸、绑架与劫持人质都有。袭击目标和活动范围已经超出国界，越来越具有国际性，逐渐形成国际恐怖活动。70年代以后恐怖主义组织已经形成一个较为松散的国际网络，据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有关资料显示80年代全世界共发生近四千起恐怖活动，比70年代增加30%，死亡人数则翻了一番。据有关专门研究国际恐怖活动的机构统计在1970年到1979年的9年间因遭恐怖活动丧命的人数多达4000人，年均400余人；1988年国际恐怖活动发生856起，死亡人数多达660人。其中中东地区因民族矛盾比较复杂，共发生313起，占全世界恐怖事件的36%，是恐怖活动的多发地区。进入90年代以后恐怖活动有了明显的变化，老的恐怖组织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组织开始出现。从联合国发表的一份关于“全球恐怖活动状况”的报告中获悉1997年全球恐怖活动再次增多，高达560起，死亡420人。报告称：“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中死亡的人数增加了，因为恐怖活动日趋残酷地袭击无辜平民，并使用爆炸力更大的炸药或炸弹。”与此同时报告强调：“恐怖行为更具隐蔽性和杀伤性。”事件发生后再也没有人像过去那样站出来声称对事件负责，这是90年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因为他们发现保持神秘也是一种武器，其恐怖作用高于以往的声张，像美国驻东非使馆在1998年8月17日被炸至今还没有人声称对其负责就是一个例子。

（六）国际倾向：恐怖主义活动范围已从西欧、中东、拉美三大热点地区向全球各地区和国家蔓延，已有100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其危害。在1968—1997年期间国际恐怖活动的三大热点地区依次是西欧、中东、拉美，这些地区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占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著名的恐怖组织有联邦德国的“红色旅”、法国的“直接行动”、美国的“地下气象组织”、“北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的“埃塔”等。东亚国家当时发生恐怖活动的数量较少，从事恐怖活动的主要有日本的“赤军”等左派激进组织以及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泰国的一些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分离组织。但从80年代开始亚洲国家的恐怖活动大幅度增加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国际排名从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90年代仍保持这一地位，但到了2001年亚洲已排第二名，占全球恐怖活动总数的19.54%。美国虽然“反恐”多年，但恐怖主义依然是现实威胁，正如英国《泰晤士报》2021年9月11日的社论所指出的美国的反恐战争事实上助长一代激进分子，他们的意识形态已经从中东蔓延到非洲，新的恐怖主义分支在那里策划对西方发动新的袭击。打击目标：已由外交、军事、政府扩展到商业、一般平民和公共设施，尤其是“9·11”后美国发动针对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全球性反恐战争以来东南亚穆斯林聚居地区的人民反美情绪高涨，针对西方人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增多，严重影响一些国家及本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之一。手段多样：由传统的绑架、劫持人质与暗杀等方式到使用爆炸、袭击、劫持以及生化武器和网络恐怖主义等，此外当前恐怖主义的活动策略也在不断变化，手法越来越野蛮、残暴，以致于不择手段。主义交织：恐怖主义总是同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主义交织在一起，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中恶势力之间相互重叠，集中表现为国际恐怖主义。其具体活动是反社会、反人类，以绑架、暗杀、爆炸等极其残忍的手段制造大规模的恐慌。同时还与毒品买卖、武器走私、贩卖人口等跨国的有组织犯罪相联系，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动乱的主要原因。

（七）表现形式：攻击“合作者”是用以恫吓人民，削弱人民跟国家的合作关系，美国独立战争、爱尔兰、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及塞浦路斯的独立战争都采用过这个方法。攻击知名度高的象征目标是用以撼动目标国家的反恐活动，使其人民趋向两极化。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用这些方法袭击美国。这种袭击也用以吸引国际的注意力以争取支持，如1970年的道森机场劫机事件及1975年荷兰的南摩鹿加人质劫持事件。产生根源表面是民主政治与国内恐怖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有人认为恐怖主义在中度政治自由的国家最普遍，而在高度政治自由的国家最不普遍。不过有研究发现自杀式的恐怖份子却是例外，有证据显示这种恐怖主义的自杀行动会以有一定程度政治自由的国家为对象，另外有研究亦指1980年代至1990年代对恐怖份子的忍让增加这种自杀式袭击的频率。非民主政治国家的恐怖主义包括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时期的埃塔、秘鲁阿尔韦托·藤森时期的光明之路、土耳其军人执政时期的库尔德工人党及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民主国家拥护公民自由，比起其他政权采纳更高的道德标准，在这种国家里发生恐怖活动会使之陷入两难：维持其公民自由，但可被认为无力应对这种问题；限制公民自由，但违背其支持公民自由的主张。因此前任中央情报局主任迈克尔·海登认为本土恐怖主义开始造成更大的威胁，一些社会理论家认为这种两难正好合了恐怖份子的意思，以贬损目标国家。产生根源实质是人性对自己的恐惧心理的抗争极端结果，当人的生活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导致人心理由对死亡的恐惧到面对死亡的坦然，再与报复心理相互纠结，利我利他心理的权衡极端倾斜后造就出人性审判的恶魔与英雄。现代恐怖主义的根源：美国成为冷战后惟一的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在武器技术方面远远超过它的盟国，因此它极易倾向于单边主义。从实质上说美国在许多方面的单边主义是由于其遍布全球的利益所驱使的，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单边主义的外交策略极易使美国成为众矢之的，单边主义使它得罪或失去盟友和朋友，同时它在中东的单边主义使它招来阿拉伯世界的广泛嫉恨。

（八）就国际反恐斗争而言美国需要建立最广泛的多层次的联合阵线，这也需要美国实行多边主义，更多地关注共识，更多地关注别国的利益。西方文化价值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冲突是造成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无庸讳言西方文化价值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于大部分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极不发达、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穆斯林民族来说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无异于洪水猛兽，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的、腐败的、颓废的和不道德的，竭力抵制西方文化对穆斯林生活方式的影响。美国社会对性的公开性与容忍性是传统的保守的东方文化所无法接受的，这与对性事讳莫如深的伊斯兰文化形成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无疑会被视为异端邪说。同样7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义的兴起对伊斯兰文化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在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中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在塔利班统治下妇女的处境就是一个例证。美国竟然要掀起女性主义浪潮，全然属于大逆不道。美国的个人主义超越东方的家庭价值，只有6%的祖父母生活在孙子辈的家庭中，这在传统的重视家庭价值的东方文化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现代无节制的工业生产对全球的气候以及大气的生物化学功能造成极大的破坏，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仅5%，却向大气释放25%的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人们对于以自然为代价的美国生活方式产生疑惑。恐怖主义将其主要的矛头针对美国是一种狂热的宗教冲动，它所指的是其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不管美国愿意与否，恐怖主义所发动的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带有强烈的反基督教反犹太的宗教动机。广而言之西方面临的是一个不同的文明，即伊斯兰文明，而伊斯兰文明面临的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扩张的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两个文明不可避免地处于更加尖锐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使伊斯兰文明产生一种深重的危机感。而冲突的结果之一是有些伊斯兰社会更加自我封闭，对现代性产生恐惧。一个是强者，一个是弱者，一个是先进的，一个是落后的，这决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只能采取隐蔽的恐怖主义的手段。

（九）全球化使有些穆斯林国家边缘化，个人与过去割离，反而趋向贫困，坠入社会经济阶梯的最底层。人口过剩，在财富与资源消费中的不均使世界上许多贫穷的人无法享受现代化的好处。其实只有当所有的人都能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人类创造带来的美好生活，一个国家的人民和一个国家才会真正地繁荣，才会真正地享受安全。真正的全球化应该是多元的，应该是一种全球民主，应该是平等的。在全球民主的框架下各种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不分大小，都有存在的权利，有发展的权利。全球化意味着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只有这种思想才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生存。美国与拉登的对立是世界上富有者与穷人之间冲突的反映，当人群和文化被窘迫得过于无奈时极端的思想在怪异的信仰驱使下就有可能应运而生。“基地”等极端组织的根源可以在全世界被遗弃和遗忘的人群中找到答案：民族分裂和人们被褫夺公权。在现代城市化运动中发展中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贫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10月全世界由于战争造成的难民数达1490万，比2000年增加40万人，仍然羁留在本国内的难民数达2200万人。阿富汗和巴勒斯坦难民数分别达到400万，占全世界战争难民数一半以上，恐怖主义正是在这块贫穷与落后的土地上生长的。然而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人认为国际恐怖主义与贫穷无关，对于从1966至1976年报载的属18个恐怖组织的350名恐怖分子的调查表明2/3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在1980年一位埃及社会科学家访问关在狱中的极端分子，发现他们都受过教育，在社会中属于上升的阶层。Daniel Pipes在《国家利益》中用证据表明中东的激进分子大多出身于中产家庭，这是问题的一面。还有问题的另一面，即使Hezobollah激进分子是受过教育的，但他们的教育大多是在宗教学院中接受的，而这些学院无异于恐怖训练营。根据世界银行对1960年以后世界冲突的调查，如果经济发展，如果人口压力减少，如果10多岁的孩子有学可上，如果经济多元化，内战的可能性就减少。拉登之所以能在阿富汗生存就因为混乱与无能的当局给他提供极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就这一点而言恐怖与贫困有关。

（十）美国在中东对以色列的支持是造成阿拉伯人仇恨美国的主要原因，阿拉伯人仇视美国也不是自今日始，这种仇恨早就存在了，是根深蒂固的。特别在美国施行反恐战略后以色列搭车，也展开它的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反恐战争，这种以暴易暴的政策加剧阿拉伯世界的反美与反犹情绪，据《先驱论坛报》报道美国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区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引发整个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商品的抵制浪潮。通过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短信息号召抵制美货的组织大多是非政府组织，如学生团体在网上号召人们特别抵制麦当劳、星巴克和微软。《国际先驱论坛报》和Pew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大部分美国以外的人士认为恐怖主义是对美国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反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是造成巴勒斯坦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感到屈辱与侮辱的根源。可以说如果巴以之间不和解，未能找到双方和平共处的途径的话，如果以色列不退回到1967年6月4日以前的边界以内的话，那么反以色列的情绪以及由这种情绪而衍生出来的对美国的仇恨将延续下去，国际恐怖主义就不可能销声匿迹。恐怖主义成为一种反犹和反美的结合体，他们把以色列人与美国人都统称为“异教徒”，担心沙特的圣土被美国军人异教徒非神圣化就可见其一斑了。正如“9·11”事件策划者之一Zacarias Moussaoui在自我辩护中表白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美国”。有些穆斯林国家政教合一，阿拉伯人生活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受到宗教上层人士的管制，他们无法容忍自由精神，无法容忍不同的思想和人。知识缺乏与自由缺乏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痼疾，这样的闭关自守的文化环境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温床，是培养追求殉道者道路的最佳环境。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追随者在精神上去进行一场“圣战”，他们运用宗教来传播他们的反美和反犹思想，鼓励追随者通过暴力去追求一种更高的宗教目标。而恐怖主义者之所以死命追随他们的思想有的是出于精神的、情绪的需要，有的则是由于赤贫，是出于经济的需求。他们相信虽然他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得很不如意，在自我爆炸之后将在“下一个世界”中获得新生，对于“下一个世界”美好生活的憧憬是这些恐怖主义分子的最高的精神寄托和驱动力。这些人一般来说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十分贫穷并没有希望，他们生长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环境中，是社会中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精神创伤与被污辱的人生是驱使他们走向恐怖主义与暴力的精神原因。

（十一）恐怖主义者往往以信仰的名义行事，对于人道主义、女权主义和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在世界上的传播感到恐惧，认为这是异教徒的势力在扩张，将危及他们根本的信仰。驱使恐怖主义分子进行圣战的原因在于他们所感到的无助感，他们在社会与生活中所受到的侮辱，他们的焦虑，他们对于前景的绝望，死亡成为他们在圣战中追求和崇拜的终极目标。国际恐怖主义的形成有其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与文化的原因，因此对付恐怖主义也应有政治的一手。由于恐怖主义没有国界、来去无踪、隐藏很深，混杂在一般民众之中，政治的一手就更为重要。然而布什总统宣布恐怖主义的行为是一场战争行为，这样这场反恐战争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反恐战争应该是两手的，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将被证明是一场花费昂贵的灾难。事实上上述种种事件虽然都实施暴力行为，但（除个别例外情况外）在性质上并非恐怖主义组织或恐怖主义行为，把它们列入恐怖主义的范围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都缺少上述格兰特·沃德劳提出的第三个要素——政治目的。恐怖主义属于政治范畴，它是为了达到一种政治目的，是在非理性的社会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国家冲突中矛盾双方为了解决矛盾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手段，因此它总是为了并服从于一定的政治目的。在恐怖主义的定义中列入政治目的这个要素就可以把许多并非基于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和暴力组织，排除在恐怖主义之外，例如黑社会组织、邪教组织等等，一般说来它们的行为并非基于政治目的，而是为了贪利或其他个人目的。它们的暴力行为并非解决政治冲突的手段，因而不属于政治范畴，不是恐怖主义。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有的非政治性组织如邪教、黑社会组织也可能介入政治活动，实施某些基于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例如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创建奥姆真理教后始终没有放弃他青年时代的政治梦想。1990年春麻原以“真理党”的名义角逐日本众议员的竞选，结果惨败。此后麻原就暗中从事政治活动，试图建立政治、神权一体化的奥姆帝国。

（十二）麻原在教内模仿日本政府机构，建立奥姆帝国的“政府”，他自己是“神圣法皇”，下设外务省、谍报省、防卫厅、建设省、科技省、车辆省、治疗省、厚生省、自治省等17个省和东西信徒厅以及圣音乐院。有了巨额的金钱和强大的帝国，麻原开始实施他的报复社会的计划。1995年3月中旬麻原决定于3月20日上午在日比谷、丸之内、千代田三条铁路线上同时施放沙林毒气，3月20日8时五名放毒者按原计划行动，沙林毒液溢出，12名乘客死于非命，5500名乘客中毒受伤。警方经过缜密调查取证，将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定性为“奥姆真理教有组织的恐怖事件”。许多学者也把它列为恐怖主义事件这是有根据的，据调查80年代麻原派人到美国寻求获得美国的能测量钚的激光测量装置等高技术设备，到俄罗斯购买一架俄制武装直升飞机和一台检测芥子气的军用仪器。90年代初在澳大利亚西部买一家占地50万英亩的牧场、8个采矿区，澳大利亚警方对牧场的羊尸和土壤进行化验表明奥姆真理教在牧场对羊进行过神经性毒气实验。麻原派人勾结少壮派军官，企图通过他们取得生产核武器、细菌武器和毒气的军事技术及作战指挥技术，在必要时进行军事政变。1995年麻原指使教徒在地铁施放毒气也是想让人们误认为毒气是美国军人所为，企图以此激起美日战争。但是日本警方并没有把奥姆真理教定为恐怖主义组织，其性质仍然是邪教组织。一个组织的性质是不能仅根据它的一次恐怖主义行为来确定的，恐怖主义的暴力是政治暴力，但是恐怖主义并非唯一的政治暴力。政治暴力很多，例如战争暴力、革命暴力、国家暴力等等，他们也会带来恐怖，但并非当然是恐怖主义。它们中间既有非法的暴力，也有合法的暴力。有的暴力是恐怖主义，也有的暴力不是恐怖主义。如何把它们与恐怖主义相区别？这是给恐怖主义下定义的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战争暴力、革命暴力、国家暴力，恐怖主义暴力并非暴力的四个种类，它们是相互交叉、部分重叠的。恐怖主义暴力则可以被前三种暴力中任何一种所使用或者成为其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把它们一起进行分析，分析这个问题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政治观点的分歧。

（十三）首先是对革命暴力的看法，它直接影响到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在联合国关于恐怖主义的一场激烈的争论。1972年慕尼黑（德国城市，巴伐利亚州首府）奥林匹克运动会发生11个以色列运动员被杀的恐怖事件后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提议：“对于世界上到处发生的恐怖主义者的暴力行为时联合国不能再当沉默的观众了，应当采取实际的步骤以防止更多的流血。”这个提议引起激烈的争论，联合国的多数西方国家成员支持秘书长，但却遭到许多亚非拉国家代表的反对，他们说：“为了从外国压迫和剥削下获得自由而战的人们，有权自己决定使用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方法。”毛里塔尼亚大使指出：“正因为所有解放运动被那些使他们沦为奴隶的人们称为恐怖主义者，因此联合国通过谴责恐怖主义，就是批准强者有权支配弱者，批准已建立的实体有权支配未建立的挑战者，因而事实上是现状的维护者。”毛里塔尼亚的代表说：“恐怖主义一词几乎不能适用于那些反对外国占领的国家的被剥夺最基本的人权、尊严、自由和独立的人们。”这场争论延续到第二年，叙利亚代表坚持认为：国际社会负有法律的和道德的责任去促进为自由而斗争，并反对把这场斗争描写为恐怖主义和非法暴力的同义词的任何企图。这场争论的结果是联合国为了促进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所作的努力由于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而毫无实质性的进展，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革命斗争是否有权采取一切暴力，包括恐怖主义的暴力，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的回答是肯定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反对把这种恐怖主义的革命暴力称为恐怖主义，反对把他们称为恐怖主义者。布鲁斯·霍夫曼教授指出：“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毫不掩饰地声称自己是恐怖主义分子，并且坦白地声称恐怖主义是他们的策略。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当恐怖主义成为一个贬义词的时候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恐怖主义分子，而说自己是自由战士。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恐怖主义组织几乎毫无例外地竭尽全力否认自己是恐怖主义者而且否认自己与恐怖主义有任何联系，恐怖主义分子坚持说是社会、政府或者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法律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者。”

（十四）布赖恩·詹金斯指出：“这样一来所谓恐怖主义似乎取决于个人的观点，使用这个术语意味着一种道德判断。因而如果一方能够成功地把恐怖主义的标签贴在对方身上，那么就意味着间接地说服其他人采取他的道德观点。”坚持这种立场和态度，当然不可能制定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统一的恐怖主义的定义。短短200多年间人类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武器的推陈出新同样一日千里。当今恐怖分子手里有的是炸弹、导弹还有核弹，杀人于无形的基因武器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会掌握在这群人手中，难怪有人惊呼恐怖主义将是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敌对力量。恐怖主义威胁着全人类的安全，但最感头痛的还要数向来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人，他们四处忙着反恐怖，而自己也屡屡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仅本·拉登一人就让美国人寝食难安。其实当今恐怖分子还是美国人自己种下的苦果，本·拉登就是明证。跟黑社会相比时恐怖主义对国家、社会的危害要大得多，它不仅有组织、有制度，更因带有政治目的导致极端与疯狂。再加上恐怖主义的存在与民族、宗教矛盾以及复杂的国际形势密不可分，这也注定反恐怖斗争的复杂与艰巨。主要的危害有：影响周边国家的安全；严重破坏各国的民族和睦，引发社会动荡；极大地阻碍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影响一些国家世俗政府形象，造成政局动荡、社会不安；破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等等。宗教极端主义是政治学概念，是一种打着宗教旗号出现的一种极端主义思潮，其目的是要恢复神权统治，建立政教合一国家。冷战结束以来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空前活跃，进入21世纪后又与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结合，给国际秩序和地区稳定带来巨大安全威胁。宗教极端主义具有极端性、欺骗性、政治性和暴力性等基本特征，其本质是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是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一股邪恶的反动势力。

（十五）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宗教进行任意歪曲篡改，煽动宗教狂热，煽动教派之间、不同信仰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制造暴力冲突。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政教分离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展，宗教政治传统受到普遍的冲击和挑战，逐渐丧失在政治领域中的优势和权威。二战结束以后宗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出现复兴的势头，其重新回归政治的倾向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各宗教势力开始积极介入各国、各地区的主流政治生活，甚至成为国际政治格局多元化现实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这些宗教势力在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冲撞和对抗过程中逐渐分化出一股打着宗教旗号而从事政治活动的极端主义浊流，即宗教极端主义。纵观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历程，恐怖袭击已构成当代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的主要内容，其原因首先是历史上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在广大殖民地种下仇恨的种子；其次当代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造成发展中国家产生反西方情绪的直接因素；再次西方现代文化的泛滥给一些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经济方面首先是经济恶化，贫困、失业严重和两极分化的加剧造成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成为宗教极端主义滋生和蔓延的最主要的国内根源。其次一些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加深，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泛滥。政治矛盾是经济矛盾的进一步集中表现，各种国内政治矛盾的畸形化和极端化成为当代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首先政府的腐败和政治权威的丧失为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依据和借口；其次国内宗教政策的失误也是引发宗教极端主义泛滥的重要原因。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剧变所产生的巨大震荡是引发当代宗教极端主义泛起的又一重要根源，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是当前世界宗教极端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一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则主要是由冷战结束这一国际政治格局的剧变所引起的。

（十六）各政治力量在重新分化组合过程中原有的矛盾和利益冲突逐渐凸现出来，同时社会制度的剧烈变迁也使人们的心理承受空前的重压，这些都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从事暴力恐怖和分裂破坏活动，特别是利用宗教极端思想，煽动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盲目追随，甚至走上从事暴恐活动的不归路，成为其实现政治图谋的牺牲品。为了达到煽动宗教狂热、控制信教群众的目的，宗教极端势力大肆歪曲篡改宗教教义，编造各种打着宗教旗号的异端邪说，他们鼓吹：“圣战殉教进天堂，杀一个异教徒胜做十年功，可以直接进天堂，在天堂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以此来迷惑、引诱信教群众，以自杀袭击等极其残暴的方式发动所谓的“圣战”。鼓吹神权政治论，煽动群众除了真主以外不能服从任何人，教唆信教群众抵制政府管理。鼓吹异教徒论，把一切不遵循极端做法的人都视为异教徒、宗教叛徒、民族败类，煽动辱骂、排斥、孤立不信教群众、党员干部和爱国宗教人士。鼓吹宗教至上论，反对一切现代文明成果，排斥传承已久的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传统文化。宣扬不能看电视、听广播、读报刊，不许人们唱歌跳舞，婚礼不许笑，葬礼不许哭。强迫年轻人留大胡须，妇女穿着蒙面罩袍。把“清真”泛化，不仅在食品上，而且在药品、化妆品、服装上都打上清真标签，宣扬政府资助盖的房子不清真、内地企业生产的生活用品不清真。通过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挑起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信教群众与政府的对立，形成对抗政府的现实力量，并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活动制造社会动乱，破坏发展和稳定。宗教极端势力制造的暴力恐怖活动导致大量无辜群众丧生，导致社会动荡、人心恐慌，严重破坏人民幸福安宁的生活，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西方敌对势力特别是“三股势力”把利用宗教渗透作为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重要手段，教育领域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十分激烈，宗教极端主义刻意在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甚至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之间制造隔阂与对立。

（十七）当前敌对势力利用“支持宗教”与“反对宗教”的过激言论向国内群众渗透的手段越来越隐蔽，方式方法越来越多样，产生的危害越来越大，防范的难度不断加大。他们的歪理邪说和罪恶行径，其本质根本不是宗教行为，而是打着宗教幌子、披着宗教外衣的极端主义。当代世界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和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消除宗教极端主义也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世界各国在严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同时更应重视和加强全球性治理，如倡导宗教理性和宗教间的和平对话，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状态等。只有消除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宗教极端主义活动，也才能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国家恐怖主义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词汇，指一个政府或卫星国向其国民干犯暴力行为，而该活动属恐怖主义与否则以它属于武装冲突与否，或是由国际社会判断。恐怖主义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国内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反对普通法律、反政治、反社会恐怖主义；直接和间接恐怖主义；个人、政府恐怖主义。联合国在《关于反人类和平安全犯罪》的草案法典中体现有关国际恐怖主义含义的内容，第4条：为政治目的，武装从一国领土入侵另一国领土。第5条：由一国政府支持或执行造成另一国的内乱纠纷，或者该国当局对组织造成另一国的内乱纠纷予以容忍的。第6条：由一国政府支持或执行的对另一国的恐怖活动，或者该国当局对组织造成另一国的恐怖活动予以容忍的。当前尤其首要之重是限制一国当局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联合国曾在颁布的《关于“反人类和平安全犯罪”》的草案法典中有关国际恐怖主义定义的内容。在法典的第4条中的“为政治目的，武装从一国领土入侵另一国领土”，第5条的“由一国政府支持或执行造成另一国的内乱纠纷，或者该国当局对组织造成另一国的内乱纠纷予以容忍的”，第6条中的“由一国政府支持或执行的对另一国的恐怖活动，或者该国当局对组织造成另一国的恐怖活动予以容忍的”都反应出有关恐怖主义蕴义。

（十八）草案法典的第6条也清楚描述国家有可能采取恐怖主义行动，按此草案法典时国家可以被认为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犯罪，显然这里是有国家恐怖主义了。在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中针对“恐怖主义“的讨论大多是指非国家组织，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表示：“前12份关于恐怖主义的决议均未涉及国家恐怖主义，因为其并不是一个国际法律概念，且滥用职权的政府应当受到国际公约中有关战争罪的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的审判，而不是违反国际反恐法规。”同样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是时候停止对‘国家恐怖主义’的讨论了，国家的武力使用已经受到国际法的限制，而且不管政府间在恐怖主义的定义上有何不同，明确且得到我们一致认同的是任何针对无辜平民或非战斗员的故意袭击，不管其原因如何都是不可接受且适用于恐怖主义定义的。”布鲁斯·霍夫曼博士认为：“无法分清国家和非国家暴力会导致忽略一个事实，即这两种暴力间的本质不同。”霍夫曼表示：“即使在战争中也存在规约和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即禁止使用一些特定武器和策略以及袭击一些特定目标。比如《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规定战争中禁止将平民作为人质；对平民或战俘进行报复；入侵中立领土等。”霍夫曼表示：“即使是对发生在过去25年来的恐怖袭击做最粗略的回顾，我们也能看到恐怖分子已经违反所有规定。”霍夫曼同样认为：“当国家违反这些规定时应以‘战争罪’论处。”国家恐怖主义的含义不为国际刑法所认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不能被认为是国际刑法体系的违犯者。国家应该成为国际犯罪（包括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只不过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不同于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而已。关于国家恐怖主义在很多文件中都曾提到，相关的一个建议是在阿尔及利亚提交给国际恐怖主义特别和会的一份建议草案中，草案将政治性恐怖主义区分为两类，即国家恐怖主义和反国家恐怖主义，其中列举具有恐怖主义因素的国家行为：集体收监形式；使用酷刑；集体大屠杀；大范围报复；人体炸弹；使用化学武器；对国家经济结构的毁灭等等。国家是实行暴力和恐怖主义，当其意欲破坏人们的愿望，目的是令人们遵从一项政策，或违反人们利益使用其领土和资源。

（十九）当其实行扩张政策和霸权主义时很多影响到国际共同体的情况是：维持殖民统治；外国占据一领土强迫其人口迁移；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一国对另一国的“惩罚性”侵略；外国干涉一国内政；外国掠夺一国的自然资源；外国势力对一国的体系，如人口、动植物、传输手段、经济结构等等的破坏；一国对另一国运用武力（除国际法定义下的一国战争外）。国家恐怖主义概念还出现在1948年《人权全球宣言》第30条中、1966年《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盟约》第5条、1966年《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5条中，所有这些条款规定都很相似。例如第30条中写道：“本宣言中内容不是暗指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及由此参与任何旨在破坏权利和自由的行为和活动。”有一点可以确定以上所提文件的条款均是既承认个人也承认国家恐怖主义的，据此在个人与国家代理人参与的被称为恐怖主义的行为之间在文本中是一视同仁的。如有人指出：“如果恐怖主义是指暴力恐吓或暴力威胁，且如果我们允许定义中包括国家及国家代理人的暴力的话，那么它就是这样，个体或小集团就不是世界上重要的恐怖分子”。恐怖主义行动可以分两大类：一是个人为私人目的而为的行为；另一个是由一国的首脑集体进行的行动，范围更广。伊朗提交的草案建议中作了相关的一些陈述，这个草案列举一系列可能的恐怖主义行动，包括：干预他国内政；侵犯人们基本自由；及对不同受保护人们不利。草案对恐怖主义定义如下：暴力和恐怖行为是针对人们为其自决权利或其民族解放的战斗的；其组织的恐怖活动是针对其他主权国家的；个人或个人集团实施的暴力威胁到无辜人们的生命或其基本自由；针对个人的暴力行为，这些个人因其职能应该享受到国家的特殊保护。“国际恐怖主义”一词应受批判的主要方面是该词常用来指主体为个人和组织集团，且是为了自身使用暴力。很少用该词来描述国家的犯罪行为，国家的恐怖活动是秘密的，因此事件的总数无法得知，要国家对其自身的恐怖活动予以承认并提供信息实在是过于乐观了。

（二十）精心策划的恐怖主义活动经常是在政府权力机构之下实施的，不同国家的早期宣言中都曾提到高压政府的含义，均承认人们有推翻高压政府的权利。例如在1793年法国宣言第35条中写道：“当政府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时人民反抗，这是各阶层人民最神圣的权利和应有的责任。”实际上法国革命是一场神圣和必然的法律之上的战争，照此宣称：“是通过起义我们才在1789年砸碎锁链，也是由此才在1792年推翻暴政。”《法国宣言》因而承认当政府当权者实施压迫统治时起义超越法律，政府以不同方式实施镇压活动，包括杀人、毁灭、酷刑、非法监禁、恐怖和不同形式的侵略，政府恐怖主义如阿根廷、萨尔瓦多及前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的恐怖统治都是典型的例子。多数恐怖统治都包括杀人、毁灭、政治监禁、酷刑，较突出的是大量人口的绑架。应予关注的是美国政府与其代理人及其多国组织的同谋，一方面第三世界的本土生意和军事同党；另一方面保证对这些国家的全面控制，把他们发展为合作的基础。毫无疑问政府恐怖主义是最危险的恐怖活动，并侵犯人们的基本人权，违反最根本的国际法原则。国际法多对个人犯罪有禁止条例，甚至世界尤其是公众对政府恐怖主义并不很感兴趣，而政府恐怖主义更有被接受为无可避免的并经常被视为必然发生的趋势。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是以“个人的刑事责任”为基本原则的，这里的个人包括犯罪组织在内。国际犯罪的主体主要是个人，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主要是个人责任，这种观点不仅源自现有国际刑法公约中规定的国际犯罪都是以个人的犯罪行为和个人的刑事责任为基础的，而且因为这一点在一系列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文献中得到充分地体现和反复地强调。违反国际法的范畴是个人所作的，并不是抽象的实体所作的，因此只有处罚犯有这种罪行的个人，国际法的规定才能执行。此项由《纽伦堡法庭宪章》和法庭判决所确认的国际法原则，1946年得到联合国大会的一致肯定。

（二十一）所有的这些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逃避其国际刑事责任，国际人道法与规制恐怖主义的法律体系的主要区别：国际人道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参与武装冲突的人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区分平民和战斗员以及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因此国际人道法禁止故意或直接攻击平民或民用建筑，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使用人体盾牌或挟持人质的做法同样受到禁止。在暴力局势升级为武装冲突时将此类行为称为“恐怖主义”并不会起到额外的作用，因为这类行为已经构成国际人道法定义的战争罪。在国际人道法中战争中的一些特定行为以及针对战斗员的攻击不受限制，而在针对恐怖主义的法规中已默认为恐怖分子的任何行为都受到严厉禁止，此外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如果将其人员称为“恐怖分子”则可能抑制其遵守国际人道法。为给恐怖活动的国际刑事责任归类，必须找到合适的归属依据。危险的恐怖主义行为经常具有国家因素，其危险本质由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勾结而愈加严重，这是因为国家层面的恐怖活动是由一国的官方机构在其内部合法权限内实施的。某种行为是否被视为国际犯罪，不仅在于相关国际法律规则的规定，很大程度上是取决地“超级权力”的意愿和兴趣。这些国家的政府“合法”地生产并销售危险武器，仅仅是为了经济效益，而实际上为国际犯罪作了贡献。原子武器、核战争等军备竞赛，这些行为使世界各地均处于危险之中，关系到人类的存亡，一个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成为一个必要性问题，在悲剧到来之前对这种行为应有所规定、加以约束。事关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概念有多方面观点，一些人认为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自身独立；一些人认为国家的责任与其个人是累加的关系，这是减轻国家国际刑事责任的一个理由，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很多政府认为恐怖主义是个人自身行为的结果，其实不然，如果国家以及代表国家行为的人作了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种行为由于其严重性、残酷性和对人类生命的蔑视，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国家以及代表国家行动的人均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和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不仅仅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还有一个可不可能的问题。

（二十二）虽然从应然的角度说国家应该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和承担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主体，但在目前条件下还不宜将国家作为承担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主体。随着各国共享利益的需要进一步增强，国家刑事责任必然会逐渐从国家责任中分离出来。国家或政府恐怖主义的危险性不仅在于其亲自实行恐怖主义，还在于他们对其他恐怖活动的间接或直接的支持，是一种寻求代理人的行为。一战之后支持恐怖组织成为一些政府的时尚,因为这些恐怖主义活动对其外交有利，这种经济支持一直持续。例如从1929年到1933年意大利和匈牙利政府支持克罗埃西亚（南斯拉夫一地区）和马其顿革命组织（IMRO）达四千四百万里拉，IMRO还得到保加利亚的支持。由此引起1937年日内瓦《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的签署，该公约规定各国不仅要覆行避免做出旨在鼓励反对另一国家的恐怖活动的任何事实之义务，而且要承担防止和惩处此类活动并为此目的相互协助的义务。总之国家从不愿意接受或承认他们的行动有利于恐怖主义，一个国家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生产和销售武器，结果却在国际社会制造恐怖。恐怖主义一词的真实性质有时被故意混淆，有些为追求自决权、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行动，不仅合法，而且为联合国宪章所支持，却被有些人称之为“恐怖主义”。联合国宪章从其创立之初即在很多方面强调为了重建权利、消灭法西斯、种族主义、殖民或极权者的斗争是合法的，联合国通过支持受压迫人民已经表示和暗示承认政府恐怖主义的存在，深受恐怖主义之害的最终还是无辜的人民大众。仅仅通过反对恐怖主义的规则，这对于无辜的人们加以保障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解决其根本问题。如果个体和国际法上受保护主体得到尊重，受压迫国家的权利也自然要得到尊重。保护不仅是国际体系对受保护人们的礼物，而是平等国家必须拥有的一项权利，在现实中保护是作为获得平等的立足点出现的。而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国家的实质不平等，如大多数国际组织均是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国家说了算，没有平等又何来同等的保护。一个国际上受保护的对象实际上不被保护，有着“不平等”这样的前提，人们又能可以期望些别的什么。

反全球化运动

（一）全球化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古时人们就曾因为贸易交往而有国际化的概念，在中古世纪的中国就曾经有与西方通商贸易的概念，借由输出丝绸和茶叶来赚取大量外汇，18世纪的德国学者就因此将这条道路取名为丝路。后来奥斯曼帝国崛起，通商贸易受阻，为了能够不假于土耳其人之手，西欧国家纷纷海上探险寻找新丝路，史称地理大发现，可谓是早期全球化的开始。全球化影响：全球范围内的通用标准的数目的增长，例如版权法；国际贸易的增长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由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经济的股份的增长；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更多的国际间的文化影响，例如通过好莱坞电影的出口。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各种文化的融合及创新，贫富差距可能扩大；国际旅游业的发展；部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部分发达国家把工业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遭到破坏；文明以及价值观的冲突；通过诸如互联网和电话等的技术使得共享的信息资源不断增长；移民的增长，包括非法移民；恐怖主义也在全球化，参与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分子很多时候不在本国行动。与本国无关有这样的一种经济理论：相对优势使自由贸易可以让资源分配变得更加有效，并且对参与贸易的双方都有利。二战后通过很多诸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的国际组织已经使得国际贸易间的障碍大大降低，特别是从关贸总协定演化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二）提升自由贸易：商品，较少或消除关税，建立自由贸易区来降低关税；资金，减少或消除资金控制（资金控制会影响贸易发展），减少或消除对当地产业的津贴补助金（达到公平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在国家间对知识产权法律进行协调（通常来说，是添加更多限制）。也有很多反全球化运动人士认为这些是有害的，当今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等的冲击，其社会使用功能正处于逐渐弱化或消失的危险境地。因此有关机构和语言学界都应该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抢救濒危民族语言，保护民族语言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当代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方面：国际化主要是指跨越国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自由化常常被经济学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则更多地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价值观念，即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于文化上趋于同质化；星球化则涉及消息的传播与文化安全问题。对关于全球化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现象还是只是一个说法还存在学术上的讨论，虽然这个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一些学者争论到这个现象早在其它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很多人注意到那些令人相信我们是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现象，例如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跨国公司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它们开始被建立的时候并不是制定的。因此有很多学者更喜欢使用“国际化”，而不是“全球化”。简单的说它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的角色在国际化中更重要，也就是说全球化在程度上比国际化更深。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国家的边界还远没有达到要消失的地步，因此完全的全球化还没有开始，也可能不会开始，从历史上考虑国际化从来没有变成全球化。著名的依附理论提出者萨米尔·阿敏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并且对全球化给拉美和亚洲国家带来的负面意义进行精辟地分析。

（三）反全球化是指反对不合理全球化的思想与运动的总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反对全球化的浪潮日趋高涨，1999年11月美国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期间的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被认为是“反全球化现象”的开始。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有三种取向：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反对全球化导致的悬殊差异；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只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明确地将反对全球化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将全球化视为“殖民化”、“西方化”或“美国化”，反对带有这种倾向的全球化。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力量大多来自非政府组织和团体，这种情况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将长期存在。反全球化运动有利于理清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及其本质的认识，促使国际社会正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进行反思，进而促使全球化朝着更公正、合理、透明的方向发展。反全球化的主体可概括为反全球化者，它包括反全球化人士和反全球化组织。反全球化人士：相当突出的反全球化力量，是那种旨在维护以至弘扬本文明、本民族、本地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宗教文化运动，它们抵抗全球化大潮中主导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的侵蚀和支配；以跨国公司和美国的经济文化实力为主要靶子的一些反全球化思潮或意识形态；由于全球化威胁或剥夺其就业而反对全球化的发达国家部分劳工，他们构成那里劳工界的反全球化运动及其社会基础；社会主义等“左派“力量、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人权运动分子等成分构成的部分反全球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种全球化的结果，因为它的成员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没有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便利条件（如交通、信息传递等），这些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来的，因此说离开全球化，“反全球化”也就不复存在 。

（四）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0年4月发表《千年报告》该报告的第一部分重点谈及全球化问题，他认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分布也不平衡最近几十年出现一种不平衡现象：成功地制定促进全球市场扩张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而对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的支持却落在后面。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人们日益焦虑的是文化完整性和国家主权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里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在世界范围看新的全球矛盾仍然是穷者与富者的对立，但它通过新的各种形式（诸如社会抗议、贸易争端、民族冲突、宗教对立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未来世界的危险性是资本的统治、技术的统治与少数集团、少数国家统治（即全球民主丧失）下的全球治理，因而新的世界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未来世界不是没有冲突与战争，而是将面对新形式的冲突与战争，包括世界范围的冲突与战争。如果全球化最后导致的是全球大多数人们没有得到利益，甚而失去家园、失去基本生存保障，那么全球化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全球化使得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问题空前突出，许多国内冲突与民族文化认同关系极大，那些无法在全球经济中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更需要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多元文化、认同、文明如何与单一经济共存是世界性挑战。全球化要具有人性面，这是世界的共同呼吁。但全球化的人性面不是靠联合国呼吁就能产生的，制约全球化黑暗面的只有这微弱的“反全球化”力量，这可能迫使政府与公司不得不增加全球化的人性面，特别是善待全球化中的少数者问题，所谓少数者指那些在全球化中最没有竞争力的、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边缘化的最不发达国家与民族（族群、部落）、被排斥的人群、试图保护自己的特性不受影响的团体与个体等等 。

（五）反全球化不会阻碍全球化这一反映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趋势，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不可抗拒的趋势。全球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这是历史的进步，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实际上反全球化本身也是全球化这一历史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大多数“反全球化”势力也都不反对全球化本身，而只是反对其中不合理、不公正的一面。反全球化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辩证地看待全球化，正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西方国家占有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许多弊端以及许多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反全球化揭露“全球化时代”存在的严重问题，积极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促使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不得不正视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尖锐问题，努力促进国际协调管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近年来在各种国际会议中都认为反全球化不会阻碍全球化这一反映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趋势。反对全球化提醒人们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美国学者罗伯特·塞缪尔逊承认：“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承认：“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贫富之间的鸿沟。”英国《卫报》发表的题为《全球化的受害者》的文章承认：“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推行‘新殖民主义’。”甚至美国《华尔街日报》在1995年7月6日就发表文章承认存在“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人们都还记得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压力下泰国过早地、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导致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泰国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发展成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还导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这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

（六）正是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使几年前曾片面地热中于全球化的人们也转向于冷静地全面地看待全球化。人们可以通过全世界的反全球化浪潮，可以谨慎对待全球化，认识到全球化的利弊。反全球化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延伸，反全球化是让全球化的脚步走向更加公平、公正、自由的方向。反全球化浪潮更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弱势群体的呐喊，应该让大多数人民真正参与全球化，只有广大人民对全球化的利益与风险有了切身感受，全球化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源，就是说全球化才会有可持续性。不能听任全球化进程只受市场力量支配，而必须有驾御全球化的相应制度安排，否则全球化的社会成本太高，将在根本上制约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此要形成三级国际制度。在国内上各国首先要加强适应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在国际上现存国际经济组织要加速机构改革，对各国政府与人民更加负责，增加机构与工作的透明度并接受全球各地公众的监督。地区是沟通全球与国家的中间环节，有关国家应在地区一级积极探讨多边合作、地区一体化的模式，争取使类似欧洲、东亚这样的地区在全球化的制度结构中扮演更大角色。从长远看当前反全球化运动提供的最深刻教训应该是：世界各国应尽快探索“全球治理”之道。为了人类的共同未来，为了一个更均衡的、可持续性的全球化，民主、公正与合理的全球治理是非常必要而紧迫的。因为全球治理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各国之间达成一些能付诸实施的全球化问题框架非常困难（如同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谈判一样）。 只要人们客观正确的对待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必将成为全球化的发展的一块最好的磨刀石。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缘由：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产生许多严重的问题的尤其是社会问题；随着当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前进，世界却日益分裂化；当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能公平对待世界每个国家，不能公平对待世界多数人民；作为客观趋势，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如果继续照此轨迹进行下去，那人类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前途就遥遥无期，人类就会有面临毁灭的危险。

（七）近年来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至少有下列数起：1999年11月美国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成千上万群众抗议世贸自成立四年来推动的贸易自由化政策；2000年4月美国华盛顿五一劳动节前夕游行，2万名工会、劳工组织和环保人士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约有1350人被警方逮捕；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中有数千名群众抗议在清迈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ADB）33届年会；2000年9月11日澳洲墨尔本中围堵世界经济论坛（WEF），示威群众组成人链，希望阻止作为全球富豪和统治精英的俱乐部的论坛召开；2000年9月26日捷克布拉格　反对世银、国基会（IMF），连续多天有1.5万人堵塞会场周围街道，捷克的总统哈维尔派出军警镇压，甚至有纳粹党徒协助警方；2000年10月底韩国首尔抗议第三届欧亚高峰会（ASEM），韩国民主劳总和学生与市民团体发动3万工人、学生团结一致反对全球化，喊出：“另一个世界是可实现的！”；2000年12月6日法国尼斯反对欧洲联盟（EU）高峰会议，共计8万来自各地的示威者包括欧洲工联（CES）发动的工会会员冒雨游行，反对大财团控制下的欧洲和欧盟一体化政策，争取一个保障人民生活的欧洲；2001年1月27日瑞士达沃斯反对世界经济论坛，瑞士军警以防范暴动为由阻止来自欧洲各国群众到来示威。在地球的另一端的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中一万人参与名为“世界社会论坛”的民间会议，讨论有别于财团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和社会模式；2001年4月加拿大魁北克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协定，钢铁工会会员、环保人士和左翼团体走在一起，共同反对贸易协定，指出它方便大资本的剥削自由，使美洲各国工人的待遇竞相向下调低，使财团利润需要凌驾于环境保护之上；2001年5月1日五一国际劳动节中世界各地都有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官商全球一体化政策，要求保障劳工权益；2001年6月16日瑞典哥特堡反对欧洲一体化，8万来自欧洲各国的群众反对欧洲联盟进一步推动经济自由化及抗议美国总统布什到访，警察更开枪打伤群众；2001年7月20日意大利热那亚抗议八大工业国会议（G8），创纪录的15-30万群众聚集在热那亚街头，遭到警方强力镇压，一名青年当场遭警方射杀。

（八）以上所列只是较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事实上在全球各地都有大大小小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全球化的斗争。在东亚地区除上述的韩国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相对强大的菲律宾外反全球化运动也有所发展，邻近中国台湾的中国香港是跨国资本推动中国私有化进程的重要据点，早在1997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年会时就有反对阵线的组成，进行示威活动。2001年5月财富论坛在香港举行会议时《全球化监察》及部份学生、民间团体举行反对富豪瓜分世界，主张全球资源人民共享的抗议行动。在日本的2000年7月在冲绳召开的八国高峰会也遭遇抗议者，日本的进步团体也在筹组ATTAC（国际上重要的反全球化运动组织，1998年创立于法国，创立的初衷是要课征托宾税，以管制资本流动，在尼斯示威和巴西世界社会论坛中都有重要角色）的日本分部准备更积极的推动反全球化运动。托宾税是指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旨在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在人们言必称“全球化”的今天，在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今天却出现一个众多国家、国际组织和世界舆论都高度关注的现象，这就是反全球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很有意思的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反全球公运动本身也成了一种“全球化”，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趋势，一种自然历史进程，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产生为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条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前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能不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除了以召开社会论坛的形式抨击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外，除了频频以黑客身份攻击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官方网站和大型跨国公司以及各种全球性经济机构组织的网站以发泄自己对当前全球化的不满情绪之外反全球化运动采取的主要形式应该说是针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及其控制的世界经济组织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近几年来与经济问题有关的国际会议开到哪里，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就跟到哪里。

（九）例如：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贸易部长会议；2000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2000年2月14日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示威者针对的并非贸发会议，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9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2000年12月在法国尼斯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2001年4月在加拿大最古老的城市魁北克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2001年6月在瑞典哥德堡召开的欧盟峰会；2001年7月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八国峰会。这些大型会议的会场外到处都是情绪激昂的反西方全球化的抗议人群，一名反全球化示威者在热那亚八国峰会的会场外被枪杀身亡后法国总统希拉克当时就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触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是不可能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这里来游行示威的，无论对错，肯定存在某种焦虑、某种困难，对此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的确是人们关注的反全球化运动的时候了，的确是人们反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时候了。正如现代科技进步催生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一样，现代科技手段还有各种非政府组织也极大地促进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由于最近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反全球化抗议的组织工作因而变得越来越简捷高效起来，再加上一些组织主要是非政府组织专门为反全球化的抗议者进行培训，因此反全球化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声势越来越大，从而引起众多国家、国际组织和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所谓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缘由也就是指人们为什么要反全球化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反全球化呢？是因为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产生许多严重的问题的尤其是社会问题；是因为随着当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前进，世界却日益分裂化；是因为当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能公平对待世界每个国家，不能公平对待世界多数人民；是因为作为客观趋势，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如果继续照此轨迹进行下去，那人类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前途就遥遥无期，人类就会有面临毁灭的危险。

（十）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就曾郑重向与会代表指出：“由于其生存的自然条件迅速不断地消失，一个重要的生物物种‘人’有灭绝的危险。”人们对当今全球化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刻，人们对当今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灾难越来越感到切肤之痛，正是这一系列的原因让人们终于开始行动起来，于是人们终于看到在世界各地中一场场反全球化运动成星火燎原之势地爆发开来。那么当今的全球化进程究竟出什么问题呢？或者说当今的全球化进程究竟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关于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主要问题时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其著作《全球化与现代资历本主义》中作了这们的概括：“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带给我们什么，此时此刻有8亿人口挨饿、10亿人口是文盲、40亿人口生活贫困、2.5亿儿童要做工、1.3亿儿童受不到任何教育、1亿孩子流落街头。每年有11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贫困和可以预防或可以治愈的疾病，多个国家内部和多个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生态环境遭到无情的、几乎不可逆转的破坏，不能恢复的重要资源正在迅速被浪费和消耗，大气、地下水、河流、海洋受到污染。所候的变化已经带来不可预言的、明显的后果，20世纪1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消失了，还有同样面积的土地变成沙漠或无用的土地。”可见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首要问题就是全球日益贫富分化的问题。哥伦比亚总统内斯托·桑佩尔曾经指出：“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从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同样的好处，在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在分配经济蛋糕时大蛋糕分给富人，其他人只得到面包屑。”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其趋向不是使发展全球化，而是使贫穷全球化。不是尊重而是侵犯我们各国的主权，不是主张各国人民之间团结一致而是主张在不平等的市场竞争中各寻活路。”在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日益贫富分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十一）美国《商业日报》在1998年10月16日一篇题为《穷人与富人》的文章中提供的令人震惊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从联合国一篇关于人类发展的报告中摘选出来的，主要是有关全球穷人和富人享受商品和服务的比例。这篇文章写道：“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富人可能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例如世界上20%最富有的人消费着全球商品和服务总量的86%，而20%最贫穷的人仅消费1.3%—20%。最富有者消费全球肉类和鱼类总量的45%，能源总量的58%，占有74%的电话线和87%的汽车，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超过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全球日益贫富分化的事实甚至连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也不讳言，他在一篇题为《一个不公正的世界乃是一个危险的世界》的谈话纪要中指出现代世界是20%的国家掌握着全世界的80%的财富，他自己也认为：“这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种不平衡的状况是对和平的严重威胁，一个不公正的世界是一个危险的世界。”他还指出世界上现有30亿人每天所得不足两美元。关于当今的全球贫困问题，极具悲剧性色彩的一点就是这种贫困是“富裕中的贫困”。21世纪全球一天生产的财富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远非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的财富相比，更遑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时代了。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巨大的科技潜力和创造财富与福利的如此非凡的能力，同时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平等和存在如此严重的不公正。在通讯和距离方面使世界变得更小的那些令人惊叹的技术成就，与贫富之间、发达与此同时不发达之间巨大的、日益悬殊的差距同时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悲剧。尽管千万年以来人类就一直在努力求解走出贫困之道，但是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得到空前增长的今天又有谁敢说人类的贫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呢？又有谁敢宣称人类贫困问题的历史已经终结了呢？在这里只能说人类虽然富于智慧，但却偏偏让它酣睡。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另一重要问题就是当今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进程几乎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同步，这不能不使人们把生态环境的恶化归咎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

（十二）人们纷纷指责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精英们及其控制的经济实体做出的决定往往不民主，因而最终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破坏。不仅如此西方发达的国家却“慷慨地”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让世界的大多数人民“尽情”品尝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恶果。1998年9月14日墨西哥《至上报》上一篇题为《富国和穷国的不平等也反映在破坏生态环境臁受害的程度上》的文章就谴责说：“工业化国家是破坏臭氧层的主要源头，但是最终为污染和滥用土地、森林、河流以及海洋而付出代价的却是那些最贫困的国家的人民。”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人文发展指数报告的结论，每年大量死于空气和河水污染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此外他们民深受土壤贫瘠之苦，不久的将来还可能因为地球气温上升而遭水灾、地震和歉收之害。实际上工业化国家是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因为它们是世界原料最大的消费者。英国《新政治家》周刊1998年10月16日一期题为《环境污染 穷人受害》的文章也指出：“全世界死于环境污染的大多是穷人，他们是迄今为止自然界恶化的最大受害者。污染正在地球上最贫困的人们中间展开一场悄无息（且鲜明为人知）的‘大屠杀，举例而言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每年有27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其中90%生活水平在发展中国家。自然界环境恶化最早危及的也是穷人，他们付出的代价亦最大。赤贫的人们生活在最为脆弱的边缘地带，这些地方往往最先被洪水洗劫或遭狂风肆虐。”当今全球化进程产生的问题还有许多，如不平等的经济发展问题，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边缘化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改头换面的新殖民主义问题，还有失业、社会分裂和忽视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等待。严格说来“反全球化”这一词本身并不确切，因为人们并不对全球化本身，尤其不反对那种作为客观趋势和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那些强烈抗议全球化的示威人群自己都不大使用“反全球化”一词。准确地说反全球化运动的人士反对的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是这种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

（十三）正如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说的那样：“这些反全球化人士其实并不是真正地反对全球化，他们是在反对某种同他们本身信念、价值观相背离的全球化，其中有对世界南北差距拉大、分配不均的忧虑，有对几个大国主宰世界的不平，当然也免不了为了维护自身的狭隘民族利益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年4月3日发表的《我们人民：二十一世纪联合国的作用》（即《千年报告》）中也认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首先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分布也不平衡。最近几十年出现一种不平衡现象：成功地制定促进全球市场扩展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而对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的支持却落在后面。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人们日益焦虑的是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当今的全球化进程是由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跨国垄断资产阶级主导和推动的，因而很难设想这一进程不会深深打下它们利益的烙印。有识之士指出当今的全球化明显带有西方强权主导的意味，因为这种全球化“不过是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那种既是国际的、更是跨国的原始使命，把疆界和国家、传统和民族统统踩在脚下，迫使一切都更加服从唯一的价值规律。这种全球化实际上可以说就是过去500年来西方扩张运动的一种继续，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全球化，在这种以市场和资本为杠杆的全球化下一切似乎是建立在市场规律之上的自愿原则基础之上的。与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为确立其在全世界的统治而直接诉诸武力侵略、霸占领土的作法不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这次主导和推进全球化进程是通过所谓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自由贸易”夺取和霸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来实现的。

（十四）考察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组织自然首先要求我们考察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构成，也就是要求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从爆发的历次反全球化运动中不难看出当前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弱势群体，资本的趋利性以及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制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很轻松地把一些在发达国家难以牟利的落后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而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与跨国公司的巨额利润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他们的低工资、低福利，他们参与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根本动因就是要求跨国公司、国际经济组织、政府部门和国际社会关注他们的福祉。此外一些非政府组织中的成员、环境保护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减免穷国债务的宣传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抵制者也是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力量，当然那些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非常不满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他们自然也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下面介绍几个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反全球化运动组织：“减免债务”，该组织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其前身是纪念2000年，该组织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游说西方富裕的发达国家撤销第三世界国家债务上。它不断向八大国（G8）施压，已经成功地游说富裕国家撤销第三世界国家400亿美元的债务，在它的压力下八大国家承诺进一步撤销第三世界国家600亿美元的债务；“直接行动网络”，该组织是一个由北美洲多个组织组成的松散网络。成员之间常常互相用铁链锁住、手挽手组成人墙，并表演街头剧或高举巨型木偶嘲笑世界贸易团体。该组织是1999年11月世贸组织（WTO）西雅图会议示威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该组织的许多成员都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关注全球化中的南方”，该组织主要是由泰国的一些智囊人士组成的，这些智囊人士经常开展一些极具争议的全球问题研究，该组织主要强调亚洲地区、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悬殊；“救助平民的金融业务征税联合会”（ATTC），这是一个以巴黎为基地的组织，主张要发展中国家向投机活动收取0.5%的税项，以减慢资金的林量流入或流出。该组织已经替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筹集到1000亿美元的款项，该组织强调自己为非暴力组织；

（十五）“全球贸易监察”，该组织是由2000年美国总统选取举独立候选人奈达领导的，强调贸易协议要有责任感，并努力监察全球化对就业、社会、环境和民主的影响；“国际地球之友”，这是一个总部位于荷兰的68个国家环保组织联明，主要游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贸易官员多注意当地的需要，并评估他们的计划对环境的影响。此外以法国为基地的“取消第三世界债务委员会”、以日本为基地的“食品安全与环境网络”、以菲律宾为基地的“反对走私妇女联盟”以及阿姆斯特丹多国研究所等非政府国际组织也是很有影响的反全球化运动组织。反全球化浪潮始于1995年，主要方式为抗议活动，在1999年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大出风头，开始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从此以后与经济问题有关的国际会议开到哪里，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就跟到哪里。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2001年在热那亚上针对八国峰会的反全球化抗议活动更是规模空前，更是造成1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当发展中国家担心全球化进程是否损害自身利益的时候发达国家中的某些利益群体首先站了出来，摇旗呐喊反对全球化进程，究其原因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发展到新阶段产生新问题的结果。反全球化浪潮是西方“新新左派”思潮的延伸，“新新左派”攻击现代资本主义只顾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不关心个人的社会福利，甚至破坏文化和生态。他们认为以跨国公司、国际经济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仅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存在的这些问题，而且加剧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反全球化浪潮最先攻击的目标是跨国公司，耐克运动鞋、星巴克咖啡、麦当劳、壳牌石油，铺天盖地的广告使它们誉满全球，也使它们成为反全球化的首选目标。跨国公司的罪状很多：侵犯劳工权利；破坏生态环境；加剧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影响力超越国家之上等等。接下来受到攻击的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是跨国公司的“奴仆”。

（十六）大部分反全球化分子希望改造跨国公司，使它们担当起更多的责任，而一些极端的反全球化分子则主张彻底打碎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体的现行国际经济体制。反全球化浪潮是发达国家弱势群体的呐喊，与跨国公司的巨额利润形成对比的是人力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雇员的低工资、低福利，在经济增长的阴影下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生活贫困，因此反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发达国家中穷人的心声。反全球化也是发达国家落后产业的要求，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全球自由贸易。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已经或正在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放弃那些不占优势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和知识产权，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中这些落后产业的从业人员的利益无疑受到冲击。应该看到的是发达国家中穷人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非一致，发展中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受益最大的往往就是发达国家放弃的这些行业。现代科技手段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对反全球化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有了互联网的帮助，反全球化抗议的组织工作变得简捷高效。还有一些组织专门为抗议者进行培训，因此反全球化浪潮发展迅速，其声势越来越大，引起很多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在当代西方社会中非政府组织相当发达，它们都有着自己特定的利益和要求。由于反全球化抗议的影响太大，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想利用这块招牌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环保主义者、动物权利支持者、工会组织、人权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甚至白人至上主义者都加入反全球化抗议的队伍。当前发达国家中的这股反全球化浪潮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参加反全球化抗议的并非都反对全球化，提出反全球化要求的也有其特定的背景。全球化进程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不同，对一个国家中的不同阶层影响也不同，反全球化的要求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对世界经济不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