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大林：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
俄国三年来的革命和国内战争证明，如果没有俄国中部和俄国边疆地区的相互支持，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俄国就不可能从帝国主义铁 爪下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富产原料、燃料和食物的边疆地区的援助，俄国中部这个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就不能维持长久。同样地，如果没有 比较发达的俄国中部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援助，俄国边疆地区也必然要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比较发达的无产阶级的西方没有不大发达但富有原料和燃料的农民的东方的支持，就不能致世界资产阶级于死命，如果这个原理是正确的，那末另一个原理，即比较发达的俄国中部没有不大发达但富有必需资源的俄国边疆地区的支持，就不能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同样是正确的。
协约国从苏维埃政府出现的最初几天起无疑地就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当时它(协约国)实行了经济上包围俄国中部的计划，使最重要的边疆地区和俄国中部分离。后来，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经济上包围俄国的计划是协约国各次进攻俄国的始终不变的基础，目前协约国在乌克兰、阿塞拜疆和土尔克斯坦玩弄的阴谋诡计也不例外。
因此，保证俄国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的巩固联盟具有很大的意义。
所以，在俄国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必须建立一定的关系，建立一定的联系，以保证它们之间的紧密的牢不可破的联盟。
而这种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它们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呢？
换句话说：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是怎样的呢？
要求把边疆地区同俄国分离作为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这种要求应当摈弃，因为它不仅同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建立联盟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是抵触的，而且首先因为它同中部和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抵触的。至于边疆地区的分离会破坏激发西方和东方解放运动的俄国中部的革命威力，而分离出去的边疆地区本身必然会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奴役，那就更不用说了。只要看一看从俄国分离出去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波兰和芬兰等等（它们只保留了独立的外貌，而实际上已经变为协约国的十足的附庸国），只要回想一下乌克兰和阿塞拜疆不久以前的历史（前者被德国资本侵吞，后者被协约国侵吞），就会明白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要求边疆地区实行分离的全部反革命性。在无产阶级俄国和帝国主义协约国之间展开殊死斗争的环境中，边疆地区只能有两条出路：
或者和俄国在一起，那末边疆地区的劳动群众就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或者和协约国在一起，那末必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第三条出路是没有的。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波兰和芬兰等等这些所谓独立国家的所谓独立，只不过是掩饰这些所谓国家对某一帝国主义集团完全依附的骗人幌子而已。
当然，俄国的边疆地区，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族和部落，也和其他一切民族一样，有同俄国分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这些民族中的某一民族的大多数人民决定同俄国分离，像一九一七年芬兰所发生的那样，那末俄国大概必须确认事实而批准分离。但是，这里说的不是民族权利，这种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这里说的是中部和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由这种利益所决定的宣传的性质。如果我们党不愿意背弃自己，如果我们党想要根据一定的方向去影响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意志，它(党)就一定要进行这种宣传。而人民群众的利益告诉我们，在革命的现阶段要求边疆地区分离是极端反革命的。
要求把所谓民族文化自治作为俄国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的联盟的形式，这种要求同样也应当摈弃。近十年来奥匈帝国（民族文化自治 的故乡）的实践完全证明民族文化自治作为多民族国家各族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盟的形式是转瞬即逝的，不现实的。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这 两个民族文化自治的创立者就是一个活的证据，现在他们的玄妙的民族纲领已经完全破产了。最后，俄国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传布者——闻名一时的崩得，不久以前自己也不得不正式承认民族文化自治的无用，公开声明：“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失去了它的意义。”（见“崩得第十二次代表会议”一九二〇年版第二十一页）
只有具有特殊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边疆地区的区域自治，才是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的联盟的唯一适当的形式；这种自治必须用联 邦关系的纽带把俄国边疆地区和中部联结起来。这就是苏维埃政权从它出现的最初的日子里就宣布了的而且现在以行政公社和苏维 埃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在边疆地区所实行的那种苏维埃自治。
苏维埃自治并不是一种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从狭隘的行政自治(伏尔加河流域 的德意志人、楚瓦什人、卡列里亚人)过渡到比较广泛的政治自治(巴什基里亚人、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柯尔克兹人)，从广泛的政治自治过渡到更加扩大的自治形式(乌克兰、土尔克斯坦)，最后，从乌克兰式的自治过渡到最高的自治形式即条约关系(阿捷尔拜疆)。苏维埃自治的这种伸缩性，是它的主要优点之一，因为它(伸缩性)可以照顾到俄国处在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同阶段的各式各样的边疆地区。三年来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表明，苏维埃政权通过各种形式实行苏维埃自治的道路是正确的，因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种政策，苏维埃政权才给自己开辟了通向俄国边疆地区的穷乡僻壤的道路，发动了最落后的、民族成分最复杂的群众参加政治生活，通过各种各样的线索把这些群众同中部联结起来，——这样的任务，世界上不但没有一个政府解决过，而且也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它们不敢提出！)。根据苏维埃自治原则重新划分俄国行政区域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北高加索人、卡尔梅克人、切列米斯人、沃加克人、布里亚特人和其他民族还在等待这个问题的解决。但是不管未来俄国行政区划图是什么样子，不管在这一方面有什么缺点(确实有过一些缺点)，应当承认，俄国根据区域自治原则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就是已经在把边疆地区团结在无产阶级中部的道路上，在使政权接近边疆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是，宣布某一种苏维埃自治的形式，颁布相应的法令和决议，甚至建立边疆地区的政府即自治共和国的区域人民委员会，都还远不足以巩固边疆地区和中部之间的联盟。要巩固这种联盟，首先必须消灭沙皇政府的野蛮政策留给边疆地区的遗产——疏远和闭塞，宗法制度和文化落后，对中部的不信任。沙皇政府故意在边疆地区培植宗法式的封建压迫，以使群众永被奴役，愚味无知。沙皇政府故意把边疆地区的好地方塞满殖民分子，把当地各民族的群众挤到坏地方去而加深民族纠纷。沙皇政府限制而且有时干脆取消当地的学校、剧院和教育机关，以使群众愚味无知。沙皇政府压制当地居民中的优秀人士的一切主动性。最后，沙皇政府扼杀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一切积极性。
沙皇政府的这一切办法在当地各民族群众中间造成了对俄罗斯的一切的极深刻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有时变成敌视态度。要巩固俄国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的联盟，就必须消灭这种不信任，就必须造成互相谅解和友好信任的气氛。而要消灭不信任，首先就必须帮助边疆地区人民群众摆脱宗法式封建压迫的残余，必须废除（真正废除，而不只是口头上废除）殖民分子的种种特权，必须使人民群众享受到革命的物质福利。
简单地说：必须向群众证明，无产阶级的俄国中部是保护他们的利益的，而且只是保护他们的利益；而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不只是采取镇压殖民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往往完全不能为群众所了解，而首先是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和周密考虑的经济政策。
大家知道，自由派要求实行普遍义务教育。边疆地区的共产党员不能比自由派更右，如果这些共产党员想要消灭人民的愚味无知，如果他们想要在精神上使俄国的中部和边疆地区接近起来，那就应该在那里实行普遍义务教育。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展当地的民族学校、民族剧院、民族教育机关，提高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因为几乎用不着证明，愚昧无知是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敌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一般成绩怎样，但是据我们所知，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边疆地区，当地的敎育人民委员部总共只拿它的经费的百分之十用在当地学校方面。如果这是确实的，那就必须承认，在这一方面，很遗慽，我们同“旧制度”相差无几。
不能把苏维埃政权看成是脱离人民的政权，恰恰相反，它是唯一的来自俄国人民群众并为他们所亲近和爱戴的一种政权。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苏维埃政权通常在危急关头会表现出空前未有的力量和韧性。
必须使苏维埃政权同样成为俄国边疆地区人民群众所亲近和爱戴的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要成为人民群众所亲近的政权，首先应该成为他们所了解的政权。因此，必须使边疆地区的一切苏维埃机关，即法院、行政机关、经济机关、直接政权机关(以及党的机关)尽可能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当地人组成，必须把当地人民群众中的一切优秀人士吸收到这些机关中来，必须把当地劳动群众吸引到国家各个管理部门(包括军事部门)里来，必须使群众看到苏维埃政权及其机关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是他们的愿望的体现。
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在群众和政权之间建立不可摧毁的精神联系，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苏维埃政权成为边疆地区劳动群众所了解和亲近的政权。
有些同志把俄国各自治共和国并且一般地把苏维埃自治看成虽然是必要的、但是毕竟是一种暂时的坏事情，认为由于某些情况不得不允许这种坏事情存在，但是必须同它作斗争，以便将来铲除它。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观点是根本不对的，无论如何同苏维埃政权对民族问题的政策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不能把苏维埃自治看成一种抽象的和臆造的东西，尤其不能认为它是宣言式的空洞诺言。苏维埃自治是边疆地区和俄国中部实行联合的一种最实际最具体的形式。谁也不会否认，既然乌克兰、阿捷尔拜疆、土尔克斯坦、柯尔克兹、巴什基里亚、鞑靼及其他边疆地区要力求达到人民群众的文化繁荣和物质繁荣，那就不能没有本民族的学校，不能没有主要由当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机关和政权机关。并且，不广泛设立地方学校，不成立由熟悉居民生活习惯和语言的人组成的法院、行政机关、政权机关等等，就不可能使这些区域真正苏维埃化，就不可能使这些区域变成苏维埃国家，同俄国中部紧密地结成一个国家整体。而设立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法院、行政机关和政权机关，也正就是真正实现苏维埃自治，因为苏维埃自治不是别的，正是所有这些具有乌克兰、土尔克斯坦、柯尔克兹等等民族形式的机关的总和。
既然如此，怎么还能认真地说苏维埃自治是转瞬即逝的，必须同它作斗争之类的话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乌克兰、阿捷尔拜疆、柯尔克兹、乌兹别克、巴什基里亚及其他民族的语言是真实的现实，因此，这些区域绝对需要发展本民族的学校和由当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机关和政权机关，那末苏维埃自治在这些区域里就应当无条件地彻底实行；
或者乌克兰、阿捷尔拜疆和其他民族的语言是凭空臆造，因此也就不需要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和其他机关，那末苏维埃自治就应该当做废物抛掉。
想找第三条道路，不是不明事理，就是可悲的轻率。
在实现苏维埃自治的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之一，是边疆地区十分缺乏当地出身的知识分子，苏维埃和党的所有一切工作部门都缺乏指导员。这种缺乏不能不阻碍边疆地区的教育工作和革命建设工作。而正因为如此，丢开这些为数很少的地方知识分子是愚蠢的，是对事业有害的。这些知识分子也许愿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但是他们不能这样做，也许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认为自己被不信任的气氛所包围，怕可能遭到迫害。对于这种人，采取吸引他们参加苏维埃工作的政策，采取吸收他们在工业、农业、粮食及其他部门担任工作的政策，以便使他们逐渐苏维埃化，可能是有成效的。因为未必能够断定说，这些知识分子比那些反革命的军事专家还不可靠，而那些军事专家，尽管是反革命的，但是仍然被吸收参加了工作，并且后来在极重要的岗位上苏维埃化了。
但是，利用民族知识分子还远不足以满足对于指导员的需要。同时还必须在边疆地区大量开办训练班和学校来为一切管理部门培养当地人的指导干部。因为很明显，如果没有这种干部，要设立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本民族的学校、法院、行政机关和其他机关是极端困难的。
在实现苏维埃自治的道路上的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障碍，是某些同志在边疆地区苏维埃化的工作中所表现的那种急躁情绪，这种情绪常常变成粗暴无礼的行为。如果这些同志决意要在那些比俄国中部落后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地区，在那些还没有完全消灭中世纪经济结构的地区用“英雄的努力”来实行“纯粹的共产主义”，那末可以肯定地说，这种骑兵式袭击，这种“共产主义”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我们想提醒这些同志记住我们党纲中的人所共知的一条，这就是：
“俄国共产党抱着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从资产 阶级民主制进到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等等。”
又说：
“在任何情况下，曾经是压迫民族的那些民族的无产阶级，对于被压迫民族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特别留心，特别注意。”(见“俄国共产党党纲”)
这就是说，例如在阿捷尔拜疆，采用直接增添住户到他人住宅里去的方法会使阿捷尔拜疆群众离开我们，因为他们认为住宅和家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很明显，这种直接增添住户的方法就需要代之以间接的迂回的方法，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宗教成见很深的达格斯坦群众是“根据沙利阿特”跟着共产党人走的，很明显，在这个国家进行反宗教偏见的斗争，就应当以间接的比较慎重的方法来代替直接的方法。如此等等。
简单地说：必须放弃使落后人民群众“立即共产主义化”的骑兵式袭击，采取谨慎小心和深思熟虑的把这些群众逐步引入苏维埃发展总轨道的政策。
实现苏维埃自治的实际条件大致就是这样，执行这些条件，就能保证俄国中部和边疆地区在精神上接近并建立巩固的革命联盟。
苏维埃俄国正在进行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实验：在统一的无产阶级国家范围内，根据相互信任的原则，根据自愿的、兄弟般的协议的原则组织许多民族和部落的合作。三年来的革命证明，这个实验有获得成功的一切条件。但是，只有我们在地方上实行的民族问题方面的实际政策同已经宣布的、具有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苏维埃自治的要求相一致的情况下，只有我们在地方上实行的每一个实际措施都会促进边疆地区人民群众去接触符合他们生活习惯和民族面貌形式的最高的无产阶级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情况下，才能指望这种实验获得完全胜利。
这就是巩固俄国中部和俄国边疆地区之间的革命联盟的保证。协约国的种种阴谋诡计在这个联盟面前都会彻底破产的。
载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
“ ПРАВДА”第二二六号
署名：约·斯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