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节选 — 18世纪（前中期）的欧洲战争形态：围城、补给、兵种与组织
有感于《腓特烈大帝》一书的深度，遂决定摘出一些片段分享。有意入手的朋友可以直接点击本文底部链接：
1.从抽象难懂的理论到具体的构筑，防御工事对 18 世纪的战争样式影响大。复杂而昂贵的工事系统始于“意大利棱堡”，最后以沃邦、库霍恩和们自己都不大熟悉的模仿者的奇特设计告终，而这些工事本身很少会成为战略目标，也绝非坚不可摧。即使最鬼斧神工的城防工事也会以开门投降告终。然而，堡垒不能简单地绕过去。直到 18 世纪，不够发达的道路网络产生了大量咽喉要道，而一旦咽喉要道落入敌手，对于一支依赖自己的仓储来获取补给目弹药需求量与日俱增的军队而言，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开火迅速的遂发枪肯定需要大量的弹药补给，即使以现在的标准看来不算太大的需求量，也会给后勤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此外，人们经常会注意到，近代防御工事需要越来越多的守军驻防。由此，把依然由敌军固守的防御工事留在本方前线后面引发的风险也更大了。即便是最消极怠情的敌方工事守将，也可能对本方薄弱的阻隔成封锁部队构成严重威胁。
2.在中欧，无论军费预算还是地形地貌，都无法维持在低地国家、法国北部和意大利北部司空见惯的那种堡垒系统。普鲁士、奥地利和较弱小的德意志诸侯国的堡垒工事更偏传统样式:例如布拉格或德累斯顿这种城市的外围工事，或者像施韦德尼茨、科尔贝格或奥尔米茨这样的城防支撑点。如果进攻方忽视这些偏传统样式的工事，会蒙受不小的损失。该地区比较有限的道路网络，到了18 世纪中叶已经明显落后于该地区不断膨胀的军队规模，这意味着即使一座孤零零的堡垒，也可能成为一个要命的交通瓶颈。在基建更加完善的战场上，也不可能用运输其他物资一样的速度将攻城炮拉上前线。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难以获得大量建筑材料，没有大量建材，就无法修筑精巧的堑壕坑道系统，而堑壕、坑道是18 世纪的正式攻城战中必不可少的。最后，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都不太重视自己的工兵部队。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尤其是在七年战争期间，使得人们普遍倾向于虚张声势和炮击城防工事。一个无惧言行威胁的要塞守将往往可以把数量不少的敌军钉死在城墙下，直到敌军身心俱疲，或者一支解围部队靠拢过来，再向敌军发起挑战，双方在开阔战场上一决雌雄。
3.战斗就意味着移动，移动意味着补给。后勤在决定18世纪战争性质方面到底有多大作用，依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马丁·范·克里费德以一种典型的方式，断然否定了仓储的决定性作用。他断言，军队之所以依靠乡村，是因为现有的交通运输技术最多能运送军队所需物资的 10%，如弹药、制服、医疗用品等非临时必需物资。范·克里费德断定，与前的雇佣军和后来拿破仑时代的军队相比，18 世纪的军队并不特别擅长依赖乡村生存。然而，这反映了另一个组织问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在交战条件下供养大量军队的野战军需官制度。
4.范·克里费德的众多批评者提出了一系列技术和制度性因素，这些因素得为一支行动中的军队提供补给绝非“相对简单”的任务。”被征用的谷物常需要打捆和烘焙。从食物供应的角度而言，18 世纪是一个分水岭: 人们充分意识到消化系统疾病的危害，因此煞费苦心地进行预防，但临时大规模生产食物的技术还不够成熟。面包烤炉和运输车队极大地限制了军队的行动。被征用的牛不能简单地现场屠宰，避免分发到士兵手上时，牛肉还在颤抖。蔬菜也需要制备:生蔬菜或半熟的蔬菜比没有蔬菜更糟糕。
5.在后勤物资周转过程中，心理因素的作用经常被忽视。18 世纪的军队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具契约精神。士兵可能是在相当于设定绝对服役期限的条件下应征入伍的。在实际服役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隐含权利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吃得很糟糕的士兵可能会认为补给短缺是违反契约的行为，但他们或许不会为此而开小差。然而，他们确实可能患上形形色色的疾病。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的欧洲人整体上并不健康。糟糕的饮食条件和明显的营养不良，加上从童年开始的繁重体力劳动，造就了看似健壮其实孱弱的士兵，同理，他们也容易患上形形色色的军营疾病。所有精明的指挥官都不会忽视一个显而易见的预防性措施:尽可能让士兵单靠配给的口粮就能吃饱。
6.18 世纪的战争模式，也是由 18 世纪军队的结构决定的。这些军队都是高科技的力量。相对于支撑军队的经济、管理和技术基础设施，理性时代的舰队和陆军，与现代发达国家所能实现和维持的总动员状态最为接近。舰队中最先进的舰船，是那个时代最精密复杂的技术产物之一，相当于航天飞机之类的顶尖科技产品，而非航空母舰。
7.关于地面战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观点。尽管在自由主义背景下，燧发滑膛枪和插座式刺刀虽缺点多多，但这两种武器是 18 世纪军队的主要武器系统，提高了步兵的进攻和防御能力，自从罗马军团以来，欧洲第一次出现了单一兵种统治战场的局面。中世纪骑士即使在自己的巅峰期，也从未像腓特烈麾下的火枪手那样灵活。
8.与此同时，燧发枪是一个体系，要想充分发挥燧发枪体系的效力，就得让火枪手接受一定程度的培训，在战场上保持纪律，并许给他们相当于职业前景的承诺。考虑到平民社会，包括其中最好勇斗狠的阶层都日益缺少战场经验人员和武器必须融为一体才能充分发挥威力。然而这只是第一步而已。火枪手在装弹和射击过程中应该专心致志，同时还应留心命令，及时反应。18 世纪的士兵远非许多后世传说中的机器人，他们必须以今天坦克兵或步兵熟悉的方式，而非以两次世界大战中身穿制服的平民更加熟悉的方式，把机械技能和敏锐思维结合起来。
9.其他兵种，即骑兵和炮兵，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骑兵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碾过敌军步兵，从而决定战斗的成败了。策马冲锋的时机决定了成败。什么时候发起行动，是无法精确计算出来的，全凭经验与洞察力来决定，但这两大要素在浮现或消逝的时候都具有毁灭性，要么全胜，要么惨败。这样的进攻在初始阶段取决于所有士兵的突然性和攻击性:既备受吹捧，又屡被嘲笑的“骑兵精神”。然而，当“集结”号响起时，骑兵需要克制肾上腺素分泌带来的冲动依令行事。肆无忌惮地追杀已被击溃的敌人，或者陷入不那么壮观但更加常见的胶着的骑兵混战，都与过度谨小慎微一样，具有很高的战败风险。把武士和士兵的品质合二为一，绝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军队依然没能掌握这种技巧。
10.在整个 18 世纪，炮兵依然主要是技术兵种。由于技术人员在军中地位较低，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了。然而到了七年战争期间，炮手在所有重大战役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要开炮，还得经常移动炮位，并经常为保卫火炮而战。简而言之，炮兵作为一个“有科技含量的”兵种而受到严密捍卫的地位，正受到作为一支战斗部队的崭新角色的挑战。
11.如果上述因素还不够复杂，那么再介绍一个 18 世纪的军队面临的大困难一一不够发达的指挥调度系统。团以上的战术编制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甚至“旅”也是频频在一次次行动中临时拼凑起来的。更高层级的编制完全是临时搭建的。
12.上述的这种不采用更加综合性、集成化的组织架构的决定，是 18世纪军事史研究领域中几个主要的未被探究的消极面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个观点:改变指挥模式的条件尚未成熟。例如,在17世纪 50 年代到18世纪 50 年代之间，军队规模在迅速并稳步地增长，但是军队人数没有出现爆发式的突然增长，所以，还没有必要考虑如何打破现的编制架构，改变军队组织方式，以取得最佳效果。无论是理性时代的心态还是像蒂雷纳和蒙泰库科利这样的伟大统帅的睿智，都青睐以最高统帅的位置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即以个人意志塑造和指挥战役和会战。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三十年战争中取得的经验的回应，当时的战术控制往往在开火几分钟内就不复存在了。更笼统地说，华伦斯坦的遗产依然存在，即使只是作为一个幽灵般的记忆，提醒人们警惕下属兵权过大的潜在风险。由依然自高自大、仍旧经济独立的贵族主导的军官团，也没能为建立复杂的指挥层级体系提供可造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