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中欧关系下滑是目前最主要的目标，也是未来一年的最低目标

2023年10月23日，由全球化智库（CCG）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CPAFFC）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在北京举行。欧洲外交事务研究中心亚洲项目主任杨卡·奥特尔在论坛上发表以下观点：

现在的中欧关系比较严峻，我们现在不能说两方面的关系非常好，2024年可能会更加糟糕。因此，我认为阻止中欧关系下滑是目前最主要的目标，也是未来一年里最低的目标。不一定要改善多少，但至少要阻止下滑。

欧洲方面有很多不满，但我认为这与中国方面的不满有所关联。就像刚才提到的，市场扭曲对于欧洲方面是非常大的问题。公平的竞争环境是欧方不断提出的，但坦率地说，这并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利益，因为如果公平的竞争环境真的存在，对中国不利。因此，我认为也许我们必须放弃这一想法，即公平的竞争环境曾经或未来可能存在。

中国的一些发展态势也让欧洲商界深感不安。我要强调的是，中欧关系的主要变化，以及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三位一体关系的发展，是从德国商界开始的。这并不是外交官或智库的想法，而是德国工业界提出了这个概念，他们认为“对手”和“竞争”是中欧关系的核心。

我认为这对于中俄关系来说绝对是关键，而这正是过去两年中欧关系的绝对核心发展。对欧洲人来说，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地缘政治动荡给欧洲带来了高昂的代价——不仅是高昂的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还有移民压力和国防领域的巨额投资，但这些代价实际上对中国有利。这使得两国关系的发展轨迹一开始就非常复杂，但这并不是长期的问题。欧洲面临一个短期危机，那就是欧洲边界的战争正在给欧洲的核心带来巨大挑战。中俄关系在过去两年中的不断深化显然也是给中欧关系的一记重拳。普京在“一带一路”峰会上受到了高规格待遇，欧洲人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画面时会感到非常不屑，因为这（俄罗斯）是目前欧洲和平与繁荣面临的最大挑战。

欧洲面临着最大的安全危机，现在又出现了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冲突，哈马斯的侵略进一步挑战着我们的安全环境，加大了移民压力。现在的世界确实需要不同的信号，而非并不是中立的“准中立”，这种“准中立”支持了对欧洲至关重要的两场冲突中的侵略者。

所以，从现实情况来说，我们能够立刻达成共识的希望渺茫。即使是在气候变化这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上，COP28 也显示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对欧洲来说，当前是减少风险的时候，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确实是不利于我们的。这使我们在三个领域中面临挑战：进口、出口、市场的依赖。在进口方面，我们在关键原材料和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实现了商品来源的多样化。我认为欧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出口方面会更加困难，对德国经济最具挑战性的将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但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经济内部的发展正在帮助德方减少这种依赖。

需要明确的是，对话是重要的，但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也不是为了某种合作理念而对话。管理竞争也非常关键。但在智库之间，我希望能有更多这种形式的对话。最后，我这里想谈几点我研究上的话题。我想知道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以及崔洪建是怎么考虑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我还想知道在发展中国家为绿色转型创造实际空间的具体合作空间指的是什么？以及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想法和解决方案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具体地可以讨论这些问题。我还想讨论的是竞争是否比合作更有利于气候变化？如果我们开展竞争，比谁更快地实施去碳化和绿色技术，也许会更好。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还有合作，我们一起合作，看看谁做得更快，来推动绿色技术的部署，这些就更好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和时间表是什么、进展如何？这对欧洲意味着什么？我很乐意就此展开更多讨论。怎样在印太地区维持和平与稳定？中国认为欧洲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对2024年和美国大选后的时间框架有何期待？我认为欧洲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一想到最后这个问题就会不寒而栗。与中国同行就此进行坦诚交流将大有裨益。就此展开真正的对话有非常价值的，这也是我想从这次交流中获得的。

关于战略相互依赖及其概念问题，我认为这个概念试图描述我们从欧洲的角度看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各国不想被挤压到两极秩序中，也不想做出选择，某些中等强国的力量可能在于联合起来，围绕特定领域的问题建立灵活的联盟。我对这种战略相互依存是否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概念持怀疑态度。

关于王偲骁的问题，就欧洲议会的问题而言，我认为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调查欧洲极右翼和极左翼对中国的立场确实很有意思。因为这没有统一的答案。欧洲有一些极右翼政党非常亲华，也有极右政党对中国持怀疑态度。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领域，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如果欧洲议会中的边缘力量更强大，这显然会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关于金玲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减小风险的需要是共识。至于如何做，这不是共识，并将会持续讨论。德国商界显然没有达成共识，因为商界有各种不同的利益。但事实上，BDI 的文件仍在被企业提及，这也说明这是他们能够达成一致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因此，企业希望躲在商业协会后面，而让商业协会在更加艰难的位置上扮演这个承担打击的角色。

最后，我非常同意将安全问题摆在桌面上。唯一一点我略微不同意弗朗索瓦兹的观点是，我认为欧洲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一种生存威胁，但是这一点正在发生变化，因为乌克兰局势将安全问题拉近了许多，现在德国将中国真正视为一种安全挑战。这对欧洲对话来说是非常新颖的，而太空对话和核对话正是其中的核心。我认为这是中欧关系的新版本，我们必须适应它。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全球化智库（CCG）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CPAFFC）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