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徐继畲《五台新志》
浅论徐继畲《五台新志》
张捷夫
《晋阳学刊》 1990年
山西在清代编篡的地方志中，出自名家之手的，首推汉学大师戴震编著的《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再就是徐继畲编著的《五台新志》。该志是徐继畲晚年罢官归里、主讲平遥超山书院时编著的。
一 从手稿到光绪刻本
同治三年(1864)冬，徐继畲在平遥书院致武芝田书说：“五台志多年不修，邑侯余公与门人王西楼议重修，欲弟主其事，弟竞未敢任。一则穷年研食，无此闲暇，衰老多病，无此精力。再则不合众人之意，故不敢为也。”他在信中批评了“旧志荒略已甚，体例全乖”,并且阐述了自己的修志观点之后，接着又说： “如必欲弟任其事，则请勿掣其肘，体例由我为之，勿令不晓事者旁参议论，采访委之众绅，落笔则独任之，不必设局，即在馆中乘暇为之，两三月即可脱稿。”①次年闰五月，徐继备应召入朝，进京之前，“以所作五台新志三卷付耘田，曰： ‘此余未竟之书，所缺乡善、列女、艺文三卷，尔遵余文续之，他日贤父母修邑志，呈之以供采择。’”②耘田即徐耘田，是徐继畲的侄孙，也是他的学生，也是以后五台新志补注者之一。
上述两则引文说明：(一)徐继畲将所修五台县志叫做《五台新志》,意在有别于旧志体例，创立新义。这是他接受修志任务的首要条件。(二)《五台新志》的撰写时间，约在同治三年冬季到同治四年夏季之间。(三)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手稿。徐继畲在两三个月至多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写出《五台新志》,主要是由于他对地理学素有研究，具有渊博的学问和扎实的功力。加之“聚族斯土，其所见闻阅历，盖亲且稔矣。”③对于五台的自然情况、社会情况，“久经涉历，博访详稽”,因而能够驾轻就熟，以相当快的速度完成这部著作。
在徐继备去世之后，光绪初年，新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决定重修《山西通志》。当他看到徐继畲《五台新志》遗稿时， “叹其综核简明，义精文赡，诚著述家当奉为准绳者。”但“原稿末卷，有录无书，赓续之作，尚需采访”,遂命五台县令“俾依原目，补辑以成"④。先后担任五台县令的孙汝明、王步墀，遵照曾国荃的意见，组织力量，搜集资料，以徐氏手稿为基础，续辑成书，于光绪十年(1884)付梓印行。续辑和补充、注释的时间，断断续续，约有五年之久。
我们现在看到的徐著《五台新志》手稿，目录上列有巡幸、分野、建置沿革、城也，气走 正 山Ⅱ、土日、风谷，生计、□官、治所、选举、村庄户口、赋税、监课、徭役、口隘堡壁、物产、名宦、人物、乡善、孝行、女贞、缁流等25个篇目。而实际文稿只有分野、建置沿革、城池、气候、號域、山川、水利(目录上没有“水利”,加上“水利”,应为26个篇目)、风俗、生计等九篇。
光绪刻本《五台新志》共四卷。除卷首的“巡幸”篇和第四卷全文，系王步墀所辑外，其余均为徐继企原辑，郑增耀、徐耘田、刘升瑛、张映环补注，全书共为18篇。
徐继會《五台新志》的现存手稿，以目录和文稿对照，还有17篇即三分之二的篇章属于有目无文。以光绪刻本(不包括王步墀“恭辑”和“续辑”的)和手稿对照，还有二分之一即13篇属于有目无文。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手稿本身就是“未竟之书”。
(二)我们现在看到的《五台新志》手稿是个残本，有若干篇章已经遗失。例如，“巡幸”一篇，徐继畲说： “我朝祖宗三圣人，屡幸五台，为民祈福，兼以抚绥蒙古，六飞莅止，前后凡十余次，驻跸回銮之年月，必宜恭纪。”⑤徐继畲把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皇帝多次“巡幸”五台，当作极端重要的大事，强调在县志中“必宜恭纪”,但是，现在看到的手稿没有“巡幸”之篇，徐继畲将手稿交给徐耘田时，也未提到尚缺“巡幸”一篇。这就有理由推断“巡幸”篇原稿遗失。
(三)徐继备最初设计的篇目比较多，而在编写过程中，他的编篡计划可能有所改变，从而减少了篇章。徐耘田等人商议续修《五台新志》时，已经感到徐氏遗稿“志城池不及营泛，志治所不及乡都，志土田不及赋役，志名宦不及官师题名，志人物不及历代贡举封荫，古法则可，今若未宜”⑥。这段评论说明，“选举”、“村庄户口”、“赋税”、“监课”、“徭役”等篇章，在当时的手稿中就已经是有目无文。就是说，徐继畲在写作过程中，即将最初设计的、见诸目录的一部分篇章取消了。
(四)有些篇章的内容，已经写入其他篇章，也使原定的篇目有所减少。例如，目录上列有“口隘堡壁”一门，但在“山川”篇中，对于关口要塞、津关大道，都有简要的记载；目录上还列有“物产”一门，但在“山川”、“土田”诸篇中，对于矿产、农作物等属于物产一类的内容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样， “口隘堡壁”、“物产”两个篇章，也就不再单独成文了。
此外，关于“缁流”,徐继畲认为，“在别县可有可无，在五台则为至要，邑以五台山得名，五合山以文殊师利道场得名，宗门古宿，见于《指月录》诸书者甚多。”⑦山多庙多和尚多，这是五台的特点之一，故专列“缁流”一篇。而手稿残本中，只见其目，未见其文；光绪刻本则连目录上的存目也被删掉了。其原因还需继续探讨。
二 徐继畲关于修志体例的意见
如前所述，徐继畲对旧志的体例持有不同意见，那么，他本人对志书的体例有什么观点或者倾向性意见呢?他的修志论述，集中在致武芝田书中，在《五台新志》“山川”篇、“人物”篇的引言中，也有一些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根据各县的特点，突出重点。徐继畲认为： “五台以山为境，志山要
矣。”“五台遍地 山”,“土人随地命名，不可胜纪，今仅志其最著者。”他批评旧
志“且其所载，不过风景奇迹，至于长城岭、黑山，为南北两门户；天和、五洞产石
炭，为全县生计之所资；摩天、曹家两寨，天生奇险，曾为土寇所据，皆县境有关系之
山，而旧志率略不详。又笃近遗远，于近城诸山，虽小必载，种远则概从缺漏，尤不免墨漏之憾。”⑧
(二)对于地理沿革，强调认真考证，以纠正前人著作中的错误。他略举山西多处地理沿革以讹传讹的差误，认为： “自古著书者止凭故纸，未尝亲历其地，故凿空者多，实事求是者少，不知九有山川，千古不能移易，非比空谈理道可以由人出入也。”⑨对古人地理沿草著作的评价，未免有失公允，但表明他是主张尽可能“亲历其地”,实地考察的。
(三)对于所要记载的事物，主张博采详核，轻重有序，条理分明。他说： “县以五台山得名，则志山必应详核。”“以《一统志》为纲，《一统志》所未详者，以旧县志补之，并参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凉山志》诸书，联缀成篇。”对于山川形势原委，“且于每一山下，叙明某山某岭某村之前后左右。”他批评“旧志山川一门最为杂乱无□,轻重失序。除五台山外，其叙次各山，有载方向者，有不载方向者，有详里数者，有不详里数者，即其方向里数，亦多舛误，而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意颠倒，绝无次序。”四
(四)不同意重笔浓彩地描绘所谓“地方八景”。他说：“各州县志之八景，始于东坡虔州八境诗，然境也，非景也。后人修志者规以为例，九削其一，六则凑其二。”①接着列举所谓五台八景，除“石窟跃鱼颇奇”外，其余都不能成为奇景。
(五)关于地方志中人物立传的分类和标准，徐继畲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旧志于人物一门，分乡贤、名臣、儒林、隐逸四项，……殊属牵强无理。夫立德、立功、立言，古所谓三不朽也。于三者有其一二，在一邑中即可列于人物。县志与国史不同，多列名目，适增低悟耳。”①他的意思很明白：第一，人物分类不宜过细；第二，凡在地方上做过好事，有过贡献的，或者事关大局的人，皆可立传。
(六)关于文艺杂录，他不赞成把方志搞成文人游戏、随俗应酬的汇集。他批评旧志“所胪列者，则各丛林名目碑记，不过抄袭清凉志而已”。“又载帮腔戏文、出家之杨五郎，岂不令阅者齿冷。又艺文志所栽清凉山诗，多近代人作，颇有打油恶札。”
徐继备的修志体例，在他修撰的《五台新志》中得到充分体现。以“山川”篇为例，全篇共记载73座山，其中，徐继畲新补写的22座，在旧志基础上加以改写的16座。记叙次序，以五台山为中心，首先记述中台、东台、南台、西台、北台；接着记叙县治附近十余里内诸山，然后，按“东路诸山”“南路诸山”“西路诸山”“北路诸山”的次序，依次记叙。各山的位置、方向、距离县治的里程，各山的形势、状貌、特点，都加以筒要说明。五座“台山”,则详略互见，繁简相资。每座山的高度、山顶面积，每座山上有哪些岭、岩、峰、台、泉、洞、池、窟、寺、庙、观、庵，都—一介绍。一些关系全局的大山，包括矿产资源、关口大道、军事要塞，以及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传说，都有扼要的记载。记叙山脉之后，接着介绍境内的河流、泉水，共21处。每条河流的源头，流向，沿河治水用水的概况，都有比较系统的记载。读过《五台新志》“山川”篇之后，对于境内的山川大势，洞若鸟瞰，朗朗在目。这正是徐继畲的得力之作。
前面讲过，徐继畲对于每一座山，都要求叙明在某山某岭某村之前后左右。按照这个标准，凡属一时搞不清方向、里数的，手稿中都用○代替。如“凤垴山，在县治南十五里OO村之O。”“纱帽山，在县治〇〇O里OO村之O,山形似乌纱。”徐继畲的手稿中，属于这种情况的有24处(即24座山);其中，用朱笔注明“禾详所在”或“不知所在"的20处(即20座山)。由此可见徐继备治学所持的严谨态度。
清代章学诚作为历史编篡学的一代宗师，创立方志学，形成完整的修志理论体系。徐继畲的若干修志观点和实践，大都同章学诚的修志理论一致或者接近。比如，章学诚主张志书“人物当详于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⑩。名宦传记要说明此人“实兴何事，实除何弊，实于何事有益国计民生，乃为合例”⑮。章学诚还认为，凡是“浮夸形胜，附会景物者，在所当略”⑩。至于应酬文字、私家墓志，小记短书，江湖游乞，也不应列为方志的内容。这些观点，都在徐继畲的修志体例或修志实践中得到体现。
章学诚和戴震是同时期的人。在修志体例上，两位大师有极不一致的地方。戴震认为修志应当详述地理沿革，不应当侈言文献。章学诚则认为，方志是一个地方的历史，“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⑪徐继舍编修《五台新志》,博采章、戴两家之长，形成自己的体例。他既继承了顾炎武倡导的、章学诚强调的“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又注重地理沿革的考证，对戴震所修《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推崇备至，认为“考核之详，确方驾顾、胡，其纠正前人错误之处，尤为精确” 。无论“经世致用”,还是求实考证，从《五台新志》的内容来看，都有明显的反映。这是徐继畲在治学方面的一大特点。
三 《五台新志》中人物传记的特点
徐继畲在《五台新志》“名宦”、“人物”两篇中，共立传70人(不包括续辑者续写的人物、乡善、列女等),其中，在旧志的基础上增改的16人，新补的18人。可以看出，凡是增改特别是补写的，都是徐继畲心目中的重点人物，不借篇幅地记叙他们的生平业绩。一般说来，旧志中的人物记叙，大都是三言五语，十句八句，就总结一个人的一生。而徐继备增改或新补的人物，往往行文五六百字、七八百字，甚至一千四五百字。花费这么多的笔墨，不是一般地叙述一个人的一生，而是突出重点，抓往典型事件，有情有节地叙事状物，甚至通过细节的描写，反映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徐继畲着意传记的人物，大体上有这样几种：
(一)廉洁自守，反贪拒贿
五台姚一让，明万历年间任直隶潮县知县。按照当时旧规，每年按里滩派白银三千两，做为县官公费。一让到任，立即革除这一旧规。以后升任刑部主事，前往直隶八府复查案件。有一县令犯罪，法不当死，但原审坐以大辟。一让经过详细审查，查清他的冤案后予以释放。此人感激救命之恩，遂给一让馈送一万金祝寿。一让大怒曰：“吾平反冤狱耳，岂嚣狱乎!”严词拒纳。
(二)为民请命，废除苛捐杂役
清朝政府规定：从五台县正供钱粮之内拔银一千二百两，交由喇嘛自行采购米面茶油。有的县令侵吞此项银两，而将供应负担转嫁百姓，刺嘛亦乘势勒索，百姓每年费出五六千两白银，等于全县正供总额的一半。延续多年，竞为常例。班正年间，新任知县陆长华，极欲废除这一陋规，但因喇嘛势大，难于下手。适有一民妇被喇嘛头目强奸而自尽。陆长华抓往这一案件，亲缚罪犯，并备陈喇嘛科派横索扰民情况，请准朝廷，将恶僧正法，科派之弊亦水远革除。“合县之民始出水火，喜若更生。”
乾隆四十六年，清高宗弘历“巡幸”五台。雁平道台缪其常负责皇帝行宫的修建工程，无偿征用大批民工，不付工钱。五台县令王秉韬谒见道台，为民请命： “山谷之民，糠核恒不饱，今乃使枵腹就役，匝月逃亡且尽。翠华莅止，设有在道旁呼冤者，公能任其咎乎!”道台无以分辩，只好酌定雇值。王秉韬又请于道台说：动工要用土，惟五台有石无土，耕田多系山洪逐年淤成，“艰苦甚矣”。《官工取土，田主在旁啜泣，其情可悯，乞与修复费，使之再淤成田。”道台不得已，只好补偿取土费。但“苦其掣肘”,密函省城，将王秉韬调离五台。
(三)藐视权贵，执法如山
五台杨梦粥，明万历年间，担任河南开封府同知。当时，封藩仪封王仗势作恶，“所为不规。”杨梦弼建议河南抚按向朝廷劾奏。抚按感到为难。梦弼大声曰： “读圣贤书，所学何为?”“今强藩不法，安忍坐视!”于是亲自晋京具疏上告。仪封王害怕了，向杨梦弼行贿十万金，梦到即将贿金如数上缴朝廷。皇帝下诏削去仪封王的王爵，废为庶人。这一冒犯皇室的义举，震动中州，杨梦弱被称为“小包爷”。
(四)整饬吏治，革除弊政
五台征收地丁册籍，向来交由地里收执， “欺隐弥缝，弊端百出。”全县分八都，每都十甲。一都用催粮里老三至五人，一甲又用“递年”十数人。康熙二十三年，周三进任五台县令，尽收册籍存于县署。他认为： “里老已足，递年何为!”“此数百人者，工食皆取之花户，一岁费约千金。吾稍受其劳，为吾民省千金之费，不亦可乎!"于是永远革除“递年”之职。
五台徐润第于嘉庆十六年升任湖北省施南府同知。到任后翻阅卯簿，发现胥吏竞达八百多人。经过调查，多数是“游手无籍，挂名充役”的。这帮子人“罗织殷户，唆人捏控，得贿则上下分肥”。润第不胜感慨曰：“畜虎狼数百，而啖具搏噬之余，是盗贼也，何以官为!”除挑选老实简朴的数十人留任外，其余全部裁汰。至于那些以诬陷好人为业、贪赃受贿的，则从重惩处，政风为之一变。
(五)有兴有革，为民争利
金代张大节，担任震武军节度使时，部有银冶。主管部门认为“争盗由此产生”,主张“官辖为便”。张大节持相反意见： “山泽之利当与民共，且贫而无业者，虽严刑能禁其窃取乎!宜明谕民，授地输课，则游手有所资，于官亦便。”自汉武帝以来，盐铁向由官营。张大节力排众议，主张“当与民共”,实属远见卓识。
道光三年，直隶大水。担任河间县知县的徐寅第，督饬部属查实实情， “户口勿漏”。计需救灾款近20万金，有司以为太多，寅第坚持不减，卒如所请，“灾黎得免沟整。”大水之后，寅第建议兴工筑坝。上司提出以工代娠。寅第认为：“今决口数十，需稻料甚巨”,“专用工赈例，料无所出，官不能赔，必借资于民，灾黎唱草根不饱，又因之科派，非惟府怨，事且不济。”道光四年，朝廷派员查看河间工程，都佩服寅第所辖工程与众不同， “叹其实心用事。”
(六)兴学育才，改变文只
五台地处偏僻，文化落后。乾隆三十年，担任县令的王家正，利用文庙旧址建立书院，并捐献自己的薪俸作为延请教师和津贴学员的“修脯膏火”。到乾隆四十一年，新任县令王乘韬感到这个办法势难持久，于是建立“同善会”,向士民葬捐，“得四千金，发商生息。”在旧址增建斋舍，聘请名儒为师。并令全县各地兴办义学，教授蒙童。从此，五台“文风顿起”。
从上述数例可以看出，徐继舍所极力宣扬的人物，或廉洁奉公，或革除弊政，或整伤吏治，或除暴安良，或为民请命，或兴学育人，大都是他所尊崇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物，也是章学诚所倡导的“实兴何利，实除何弊，实于何事有益国计民生”的人物。应当说，徐继畲是继承了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学的优良传统的。
如同所有的旧志一样，《五台新志》立传的人物都是上层人物，都是士大夫阶层，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劳苦大众立传。但是，徐继命在乡间十来年的教书生涯，使他对民间疾苦和社会现象有较为真切的观察，因而在《五台新志》的其他篇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记载了劳动人民的艰辛劳动和贫困生活。他在“生计”篇中，叙述农民“皆以耕种为生，山巅有片土，履险而登，刨掘下种，冀收升斗，上下或至二三十里”。“农功稍暇，皆以驮道为业”, “山路崎岖盘折，高者至数十里，民皆驱驴骡往驮。无驴骤者背负之，捷者能负百余斤。夜半往，傍午归，一路鱼贯而行，望之如蚁。”“农民完课授衣，婚丧杂费，皆赖乎此。”“闲民腰斧入山砍柴，扪萝攀葛，履胜噩之径，蹈虺蝎之宿，负归卖于街市，易一升粟。”
在“风俗”篇中，专门讲到庶民百姓的生活状况： “五台地本贫瘠，其俗之俭为尤甚。”妇女“数米而炊，无敢浪费者”。“南路地狭人满，丰年亦杂糠秕。麦珍如珠，非祭先供客婚丧不用。”“稻米则供客或病人煮粥，偶一见之。”“家腌萝卜、蔓荆一瓮以御寒，春夏多食野菜。”“贫家终年不见肉，惟度岁方割片肉为水饺。”
徐继备于道光十年(1830)进入仕途。在他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正值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统治阶级奢侈腐化，整个官僚机构贪污受贿成风。对于官场中的黑暗现象，徐继畲当然有较深的了解。他不可能在县志中给那些贪官污吏立传，而是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作为背景和陪衬，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吏的贪婪、腐败和昏庸无能。他在张腾霄传中，叙述张腾霄升任九江镇标右营守备后，谒见右营游击，“补服花衣带刀跪呈履历。游击某方短袖卧帐中吸鸦片烟。腾霄大怒，掷手板，从床上捉之起曰：‘汝何人，敢冒充上官!’游击曰：‘此间向规如此。’”寥寥数笔，把一个腐化堕落的武官和整个官场的腐败现象刻画得淋滴尽致。
徐继畲在《五台新志》中写了一些有守有为的官员，无疑是反映了他自己的道德观念和操守的。徐继畲初到福建担任布政使时，首府按照旧规，奉赠番银4000元，折合白银2400两，系由一府六县所摊，徐继畲拒而不受。当时在福建的富绅潘德畲馈赠千金，徐亦婉谢未受。居官一世，晚年在平遥书院任教，年薪300两银子，“不足供家中食指。,祖遗微薄之产，年来折变供餐，亦已殆尽。”⑩徐继畲作为封建社会的大僚重臣，晚年过着清苦的生活，说明他廉隅自饬，堪称廉吏。
无可讳言，徐继畲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清朝政府的二品大员，对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农民持否定态度，对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吏备加赞扬，这是历史和阶级局限的必然表现。
(作者：张捷夫 山西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责任编辑 马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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