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载言当慎
方志载言当慎*
王照伦
事件是志书记述的核心,其他方面的记述都应为事件的记述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用事实说话应成为志书编纂的基本原则。编者既不能站出来说东道西,也不能借所志人物或其他人的口哇啦哇啦地大讲特讲。当然,方志还是要记述言论的,但方志载言要慎之又慎。不记所志人物语言不损害志书对事物的记述时,千万不要硬塞进一段话进去;在不记人物语言不足以反映事物的全貌和本质的情况下,或者记上一段所志人物或其他人的话能够提高志书对事物的记述深度时,可有选择地摘取少量语言入志。而所有的入志语言都必须言之有据、言之有物、言之有个性。只有这样,进入志书的语言才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不是画蛇添足。
一、言必有据
注明出处,是志书载言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不论是专志记人述事还是人物传,只要记所志人物的语言或他人对对所志人或事的评价,都须注明出处。否则,记进志书的这些话到底是入志人物自己说的,还是编者凭想当然而记或由道听途说得来的,读者不能确信。这样的语言,不论有多么精彩和恰当,都难以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我认为,非下列9种语言不得入志。一是被志人物的讲话(要有录音、录像或讲话稿备查),二是被志人物的文章(公开发表的有报刊可查,未发表的以手稿为据),三是被志人物的著作,四是被志人物所立的遗嘱,五是笔录在案的调查情况(调查报告或审判记录中的问答),六是所志人物公开发表的或未公开发表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实验报告,七是被志人物有案可查的其他语言(如日记、信件、在所读书刊上的批语、读书笔记、题词等),八是有案可查的非被志人物对所志人或事的评价,九是口碑资料中有明确口述者的入志人物的语言和他人对入志人物的评议。
方志载言,在专志记述事物中较少,人物传中较多。不管是那种情况,只有注明出处,才能取信于天下。遗憾的是,我们的不少新编地方志在记人述事时入志语言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一原则,削弱了所载语言的作用。新编《蒙阴县志》全书共有17段话,其中人物传略载言10段,其余载言7段。人物传略中的10段话,只有1处有出处。专志所载7段话,仅两段有出处。我从该志的这17段话中清楚地感受到有无出处大不一样。注有出处的这3段话都是境外人对境内的人或事的评价,给人一种很真实的感觉。其中有一段是鲁迅先生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对作家刘一梦的短篇小说集《失业以后》的肯定,这段话对突出传主作品的分量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刘一梦传》增辉不少。而没有注明出处的那14段话尽管有的气壮山河,我总感到有些玄乎。
二、言必有物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编地方志在对入志事物的记述中,其语言文字的使用并不能叫人满意。空话、废话、可说可不说的话在有些新志书中随处可见,成为新编地方志的一个通病。加之志书编者对入志事物的驾驭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志书的载言中言之无物的话并不少见。我认为,与其让所志人物说一段毫无意义的话,不如一言不发。新编《费县志》在《王贽传》中写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重点进攻山东,当地中共机关干部及家属向北转移,当亲友见王贽年迈劝他留下时,王贽说:“我不能失节!”这句话不仅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不合情理,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怎么能说是失节呢?不如不让传主说话,直接写他虽年事已高仍坚持随机关转移为好。加上这么一句话,不但不能使传主形象增色,反而会让读者感到这个人不可思议。这句话还会使人们产生歧义,以为留下来的人都叛变投敌了。
三、言必有个性
方志载言,必须体现说话人的个性特征,使传主所说的话能够起到丰富人物形象的作用。新编《腾县志》在《孔昭同传》中记述了他立遗嘱的经过和遗嘱的内容。传主在遗嘱中的话就很有个性,反映出一位抗日将军独特的性格。遗嘱说:“前线全体同志公鉴:吾自抗战以来,将近三载,意欲上尽国忠,下报家仇,以成伟大之事业;不意我身染不治之病,危在旦夕,使我未成之业,中道而止,此乃我终身之憾事也。……惟望各位和衷共济协助杀敌,吾在九泉亦瞑目矣!切切此嘱!”这段话字字说的是抗日救国,无一言涉及他的妻儿老小的个人私利,把一个以收复失地为己任的抗日军人的赤胆忠心表现地淋漓尽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传主为民族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鲜明个性跃然纸上。这个遗嘱不仅在当时曾激励着立嘱人的无数同志前赴后继英勇杀敌,时至今日,对于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每一个人的心灵都会产生巨大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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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黑龙江史志》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