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做学者一定要犯错，要不怕犯错

任何一个学者无时无刻都面临被评价。学生要完成论文，毕业前要发表几篇论文。教授们每年都要面临年终考核、评职称、发SSCI的文章多少篇、引用率、要获得省部级国家级项目等。这些都是教授被评价的一些指标体系。

但当我做学问的时候，唯一能让自己满意的标准是“这是不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 我不想想太多一篇文章能够发到哪、会有多少引用、能不能获得什么资助之类的。我对博士生的选题唯一要求也是选择一个有意思的研究。

什么叫有意思的研究？

见仁见智。纽约大学教授亚当·舍沃斯基有一句著名的话：“有意思的研究一定要有性和暴力。”所以我们想到政治学里面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引用到查尔斯·蒂利的战争制造国家的这样一个论点，第一，因为它很简单，但同样很重要的就是它充满暴力。我们在选电影看的时候，如果有性和暴力，我们就喜欢看，但不是所有的研究里面都能有性和暴力。

1971年，社会学家Murray S. Davis在《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发表论文“That’s interesting!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sociology and a sociology of phenomenology”，主要提出两个观点：

观点一

在评价一个学者的时候不是看他/她的理论是否正确而是看他/她的理论是否是有意思的。

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在上学候，学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让我们去把事情做对。比如，博士生训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方法论，即让你把东西做对。我现在工作单位的校训就是真理，整个学校追求的目标就是真理。

我们觉得科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向真理不断接近。有时候我们太重视真理而忽略了有意思。这两个东西有时候是相左的，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追求正确的话，做出来的研究可能很无聊。

这些训练教给我们怎么做正确的研究，但没有教会我们怎样做有意思的研究。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做错误的研究。我想说的是，当前学界对正确的重视太单一，我们要开始重视“有意思”这一维度。

我接下来要说的，可能有一些争议，但是很希望跟大家讨论。

所有的学术结论最终都是错误的。

牛顿对重力的论断被爱因斯坦证明是错的，并不妨碍牛顿的伟大。韦伯、亨廷顿，他们都被后来的研究被证明至少一部分是有错误的。但是他们还是很伟大。不是因为他们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是有意思的。所以作为学者一定要犯错误，但是要犯有意思的错误。

爵士乐钢琴家Thelonious Monk总是弹错音。他著名的不是他弹得对，而是他弹地错。他弹一首歌在不同地方弹都不一样，所以他每次的录音都会变成经典。后来，有个年轻人模仿这个Monk弹错音。Monk就坐在下面，等年轻的钢琴家弹完他走上前去说“You have been making the wrong mistakes！”，意思就是说你弹得很好，你想学我弹错，但是你弹错的这些点是错的。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我们有时候做学者一定要犯错，要不怕犯错，但一定要犯有意思的错。如果错的又很没意思，那就是wrong mistakes。

观点二

有意思的研究必须要能够挑战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假定。

通过自己的研究的结论去挑战学界、甚至是大众对某一个问题固有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选择研究题目和得出结论的时候最重要的。哪怕最后我们得出一个被后人证明是错的结论，但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意思的错误的结论。

中国学界也有类似的观点。胡适先生就说过“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讲的是同一个道理。

本文整理自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王裕华在第十六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