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第一章 道德的焦土》

由于一些众所周知，或者并不那么众所周知的原因，我选择按章来发。

一名原大本营陆军部参谋说，在他任职期间，情报部和作战课从来没有一起在作战室内讨论过作战计划。究其原因，主要是军内人事系统存在问题。官僚型人事系统早已扎根于陆海军内部。陆海军根据陆军大学、海军大学毕业生的军龄和成绩来决定人员的晋升。进入陆军作战课是青云直上的捷径，因此作战课课员瞧不起其他部门的同僚。

某陆军飞行员在其回忆录里写道：

当时的高级参谋们为了迎合上级下达的命令使出了浑身解数。也就是说，由派出特攻队来制造虚无的战绩。

因此，派出去的特攻队员如果有人生还，对他们来说就非常不利。因为这样不仅会把他们好不容易编织出的虚假战绩戳破，甚至申请的特殊晋升也化为乌有。所以，如若不让特攻队员牺牲的话，他们就没面子。

飞行员坂井三郎战后接受采访时谈道：“当时的报纸、海军内部宣传资料都说因为敷岛队（最早被承认的特攻队）队员壮烈的攻击，海军航空队才士气高涨。这简直是天大的谎言。士气其实很低落。”“队员都死了士气怎么会高涨呢？……毫无疑问士气低落了，可是大本营和上层的家伙都宣称士气高涨了。简直就是大骗子。”

这些情景（宗派主义与不负责任）是构成战后思想，尤其是“战争责任”、“公”思想的大背景。

军需生产的场所也是一片混乱。最大的问题就是统制经济的弊端和总体战体制的瘫痪。

在战争后期的1943年11月，政府设立军需省，尝试对军需产业进行统一管理。但是，陆海军都没有将作战计划告诉军需省，所以军需省也无法根据战争变化来制定生产计划。

军需省给各个航空公司分配指标，鼓励扩大生产。结果是，虽然飞机生产在1944年达到顶峰，但只是形式上数量增多，产品多数是次品。

强制的长时间劳动和粮食不足使得生产效率和劳动积极性下降，这导致了次品的增加和旷工。政府为应对此种局面，向工厂派遣宪兵进行巡视，导入仿照军队组织的职阶制和不合理的精神主义。

当时的女学生武田清子被动员到“H制造所”，她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

回想当时的生活，全都贯穿着“谎言”二字。即便每天的报纸都在报道日本战胜消息，但在工厂工作的人们私底下都说“像这样都能打胜仗简直是太厉害了”。制造日本飞机起落架的是我们的铸模工厂。所以，无论工厂怎样报告生产量，现场工作的人们最清楚在那些产品中有数不清的次品。另外，他们也最清楚，产生那些次品并不是因为当时日本的贫穷，而是上级领导侵吞材料以及各种虚假行为盛行而致。同时，他们自己也在职阶允许的范围内侵吞材料，这在当时被认为理所当然。甚至每天领导们脸上写满必胜的决心召开早会训示，员工们表面上认真聆听然后走向工作现场。

与侵吞相伴的是勾结。以军需产业为主，当所有的产业都需要政府机关的统制和许可时，必然加速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勾结。

津田道夫回忆道：“邻居家的孩子被征兵时，我们在家里会说那家‘没有了帮手真可怜’，或者说‘真可怕’等。可是出了家门却对那家说‘恭喜恭喜’。同时，儿子被征兵的家庭也是在家里说‘这可怎么办呀’，一旦出了家门却得说‘我家儿子这次也可以光荣地为国家效劳了’。”

军部、军需工厂的相关人员，统制机构的干部，从上级到下级，都拿为战争服务当借口，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公然谋私。“这世道，陆军、海军、黑市、有关系日子好过，只有傻瓜去排队。”“有关系”指作为配给生活必需品的基层组织邻组的邻组长、町内会和部落会的会长、地主，甚至包括成为配给所职员的卖粮食的人。他们因为同官僚统制组织产生联系而滋生出官员意识，从而忘却自己本是民众一员的事实。谋私虽在表面上被禁止，但所有的谋私都借助公用的名义在进行。没有比军人、官员更被百姓憎恨的了。但是，也没有比军人、官员更被百姓羡慕、更乐意攀亲沾故的了。就这样，统制越加强，秘密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无效率等官僚组织所固有的弊病开始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从而使战争体制瘫痪。

这些孩子的状况是成人社会的一个缩影。受到教师压迫的班长，将郁积的压迫发泄到班上其他孩子的身上，这种现象在整个社会被改编为军队型组织的日本非常普遍。该现象被丸山真男描述为自上而下的“压迫转移”。

日美开战时，很多知识分子赞美过战争。原先一直为自卑于西方人而烦恼的知识分子，为战争的胜利而鼓掌喝彩。评论家奥野健男说：“因对华开战感到茫然、内疚的大众，甚至明确批判侵略战争的知识分子，在看待对英美开战时态度都发生巨变。”奥野接着写道：“在日本人眼中，优先攫取并独占财富的欧美先进国家，欲妨害作为新兴势力的日本。”

讽刺的是，对这种贡献社会愿望十分强烈的是从马克思主义转变过来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原本在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中，无视对社会变革做出贡献的“个人主义”、“艺术至上主义”一直受到批判。

共产主义运动在1930年代后期遭到彻底镇压，许多共产主义者声明放弃原有的信仰后被释放。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要么支持消灭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要么赞美同象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美英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文学家先是无法忍受被国民孤立而发生思想转向，然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延伸线上协助战争，并将其命名为“两阶段的转向”。

1940年左右，别说批判战争的文章，就连不积极美化战争的文章或作品都难以发表。印刷纸张、颜料都是统制对象，稍稍违反当局的意图配给将被立即停止。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作家和画家来说，不美化战争就等于失业。

镇压的恐惧使知识分子们的孤立感和多疑滋生。当自由表达思想的机会被剥夺时，对方持有什么思想便不得而知。这也就意味着在他人面前批判时局的话，有被告密的危险。这一时期，如果将一直以来同自己相对立的人告密，说他有“唯物论”或“自由主义”的过去，就很容易使他从社会上“蒸发”。

《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中写道：“在中国或菲律宾的日军残暴行为，先不说其责任所在，我们不能忽略直接的凶手是一般士兵这一沉痛的事实。即便在国内是‘卑微’的人民，在部队里是二等兵，一旦奔赴外地，就具有皇军的价值，拥有无比优越的地位。无论在市民生活里，还是在军队生活里，那些无转移压抑场所的大众，一旦拥有优越地位时，自己担负的全部重压一下子要被解放出来，发生爆炸式的冲动就不足为奇。”

军队生活中给学生兵带来的影响，有两点构成本书重要脉络。借用其中一人的话就是：“对大众本能的厌恶与对国家军队非科学性组织的不满。”这两个要素原封不动地与战后思想的特性连在一起。

“疏散”这一所谓的人口移动使得城市与农村的对立表面化。“学生从军”也带来同样的效果。多数学生兵出身于城市中产阶级，对日本农民、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毫不知情。另外，在军队、大学里学到的知识派不上丝毫用场，而肉体健康、世俗“精明”的程度则是一个人的全部。这样，学生兵相较于教育程度低的下层出身者在军队的生活中要处于劣势。

哲学家梅原猛这样回忆学生兵时代：“我学到了一点，就是工人、自耕农对我们这些象征特权阶级出身的学生是何等反感。”

结果是——借用《听，海神的声音》里的话：“我陷入了超乎意料的对大众的厌恶。不想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前面提及的原学生兵安田武在战后的回忆中，形容农民出身的士兵“只剩下卑劣，不知道屈辱为何物，敷衍的老手，盗窃的高手，在能赢的争吵中表现出彻底的傲慢，而在可能会输的争吵中又变成彻头彻尾卑劣的人”。

军队生活不仅让学生兵陷入了对大众的厌恶，也让他们陷入了自我厌恶与屈辱。这是因为为了逃避欺辱、填饱肚子，收买下士官与老兵、背叛朋友才是捷径。

物资不足加上战败的混乱，激化了军需物资的倒卖和侵吞。加剧这种不信任的是战败后军队上层的行为。高喊彻底抵抗和“一亿玉碎”，命令下属特攻的高级军官中，战败时自杀者却寥寥无几。进一步降低军人和当政者权威的是东京审判。这次审判给舆论带来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是在“解放亚洲”名义下进行的战争中日军实施了很多残忍行为。二是日本的当政者都否认自己的战争责任。

盖恩于1945年冬访问酒田市，他记下了与某中学校长谈话时的逸闻：

他承认他们学校的25名教师都是经日本军部同意任命的。但是，当问及是否有意向开除他们公职时，他很吃惊地说：“为什么？他们什么都没做。”

于是，我问道这些由军部挑选的人有能力将民主主义的观念教给日本青年吗，他很确信地回答道：“当然，只要东京下达命令……”

我看到一个接一个站起来然后跪着退下的军人，突然意识到他们凄惨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曾经的样子，于是我感到很气愤。他们的谢罪，就是我们受到欺辱后说“报告下士官，我错了”一样。……曾经他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那是因为他们拥有权力。但是，现在他们无一例外地说自己错了。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权力。因为这样一个平凡的事实——也就是亲眼见到他们的伦理精神不是由于个人的自觉，而是由外部权威左右的这个事实，我不得不这样认为。

滋生虚伪与不负责任，造成大量死亡与破坏，这就是“皇国日本”与“臣民”的关系。取而代之的“公”与“私”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分崩离析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应该在怎样的新原理下重构呢？被称为“战后”的时代便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