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

我第一次来到父亲、爷爷与外公的工厂。第二天，我要离开家。第三天，抑或是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天，厂房便化为硕石，从隐秘于的千座万座山峰中，再归于霭霭尘土。

最后几天，飞速旋转的机床停了，来回于车间的叉车、电瓶车不见了，夜间远处听到如呜咽一般厂区火车的汽笛也消失许久。是自1969年以来第一次静谧，到处只有昏黄的光锥，自车间的顶棚下来，经过天车的遮挡，在绿色油漆漆过的地面，留下混乱的投影。

父亲和母亲走在前，留给我一个背影，我不太习惯父亲穿着其他颜色的衣服在厂区里。因为早些年是蓝色工作服，后来日本人来了，便改成了灰色后背印有工厂名称的工作服。夏天是短袖，背就挺直，冬天的厚棉袄显得驼背。在母亲眼里，父亲是蓝色工作服后背完全被汗水浸湿浸透，然后蒸发，留下体内的盐在工作服后背结痂，结了痂的工作服像一张海盗的藏宝图，一如曾经母亲的父亲。

哪里曾经摆放着父亲的机床，隔壁是他朋友小马的，后面是他朋友世博的。这都是好东西呀，1967年9月出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最大车削直径1600mm的单柱立式车床，在2022年的夏天，依然被擦的一尘不染；八十年代东德的红旗一级设备，是我说不清名字但足足三层楼高的机床；还有意大利pama的镗铣加工中心。它们飞速车铣刨磨零件，然后在鄂西北崇山峻岭中，近二十个由两位数字代号命名的工厂，将所有的零件汇成了一台台卡车，经由铁道兵凿开的大山，运往神州各地，运往越南前线。战时我们就生产步枪和坦克，父亲说。

父亲的师傅就站在他的床子后面，边抽烟边看他摇，看着他磨坏了刀头，钻废了毛坯料，半晌不语，在他周五的下午擦过机床后，戴着洁白的劳保手套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摸机床，手套若是脏了，便将积攒一星期的怒火倾泻。父亲笑笑，师傅什么也不教，他就在摸索中什么都学会了。

没啥好抱怨的，父亲说。那时候国有企业除了不发老婆，什么都发。工厂上海人多，过年之前厂里专门派人开卡车去上海买水产品运回山里。他说，为了分房子和母亲很快就登记结婚了，因为双职工分房子的时候积分更高。分了房子，就在那个二三十平米水泥地的房子里，周末炒一桌子菜，呼朋唤友，也在那个二三十平米没有厕所的小屋子里，争吵、结婚、怀孕。

车间门前的草坪荒芜了，在我幼时的记忆里，我在这片草坪上第一次见到自动喷洒设备，水在空中划过几个一米多高的半圆，在重力作用下随流程逐渐由液柱变为液滴，彩虹便形成了。父亲说，他和母亲年轻时还在这里合过影。以前车间大会在草坪上开，两百个人，一人搬个凳子，父亲说。

九十年代末江泽民主席来的我们工厂的时候，也在这片草坪上和工人代表握手。那个谁谁谁他爸，就曾握过江*******说。不过父亲说他自己作为普通员工想去看看，车间的大门都不允许出。父亲问我，你记得的吧，你小时候食堂上面好大一副画，是江主席来我们工厂的照片。

后来的领导，再也没来过工厂，甚至都没来这家世界一百强，最多时候有三十万员工的企业。

在第七天过后的第八天，母亲说父亲很失落。

倏忽间，我想起领导问我父母工作。为了显示他作为机械行业从业者确实知道我们那，便告诉我，那个电信学院的谁谁谁，他爱人就在你们那，不得已两地分居很久了。在他莫名其妙的多愁善感中，我诘问他，你知道我家不是湖北人，他们是上海人，是江苏人是河北人，他们是共产党员吗？

我问父亲是否知道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他不知道。我说，你找来听一听就知道了。

是二十年之前，我小时候工厂上班前整个区域内都会放的旋律。大喇叭在车间、在行政楼、在单身公寓在福利分房，在羽毛球场在子弟学校，歌声传遍工厂所在山涧的每一处。在舒伯特紧凑的D大调快板中，工厂的工人从工厂食堂出来，工厂幼儿园的家长告别孩子从幼儿园门口去工厂，工厂小学的老师该打开讲台里的大屁股电脑和投影仪，孩子们则加快步伐穿越学校的塑胶跑道，上教学楼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