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波拿巴：国家公敌（上）
“以非法手段改变你们建立的政府形式的人，我将其视为国家之敌。诸位和我之间并无分歧。和诸位一样，我想要一个真实基础上的社会。……法国的政策，应当是对外和平，对内调和。……政府既非乌托邦，也不反动。我们将造福国家。我们希望，在上帝的保佑下，即使我们无法完成伟大的事，也可以去做良善的事。”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总统誓词 1848.12.10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作为“中产阶级的守护神”、“外省农民的小爸爸”、“共和国的捍卫者”被法国人送进爱丽舍宫。波拿巴寄托了全体法国人的希望，他们认为波拿巴可以拯救共和国于水火。1848年前的干尸（正统派、奥尔良派）组成的秩序党希望波拿巴能恢复君主制，外省农民希望他能够减税，工人看向他的《消除贫困》，温和共和派希望他能给共和国带来繁荣。波拿巴的选票来自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法国人出自各自的意愿矛盾地将自己珍贵的选票投给了这位拿破仑亲王。不管怎么说，波拿巴一定比卡芬.雅克更文明罢……真的吗？ 巴罗内阁
1848年在议会中崛起的秩序党似乎是1848年唯一的胜利者。占议会大多数的保守派认为波拿巴是一个任其摆布的棋子，亲王总统不过是通向君主制的过渡阶段。波拿巴一上任就沾染上了48年以前的反动气息，这位“马背上的圣西门”任用奥尔良派的奥迪隆.巴罗、正统派的法卢伯爵、“老反动派”尚皮耶等保守派成员组织内阁，巴罗内阁只有一位共和派，其余全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巴罗内阁刚获得权力就将自二月革命后的所有的行政人员全部撤换。这一举措直接动摇了保守派与部分温和共和派为反对红色左派而组成的非正式政治联盟，“国民联盟”被打了个粉碎，“中右派”人士之间间在搞分裂。保守派的举措使得国民公会迅速激化，许多温和派认为保守派的行动已经超出了“为反对社会主义而采取的‘合法的’‘正当的’自卫。”在此情形下，温和共和派受到了红色左派的加强，他们以制宪议会为阵地，由左转的温和共和派、激进共和派、社会主义者组成了一个非正式政治联盟，在这里笔者将它统称为“左派”。但是愚蠢的巴罗内阁并不只满足于此，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他们在国民公会和人民法院中占多数的保守派的支持下立法宣布了一项新的法律。他们决定恢复因二月革命而停止向外省农民征收的盐税和酒税（!!!），这无疑是在反对二月革命的革命成果!这项法令的颁布动摇了农民对总统波拿巴以及保守派政府的支持。 局势升级：恩情满满の波拿巴
左派在1848年先是在争取合法的公民结社示威权的斗争中遭到失败，又在“五月示威”和“六月起义”中受到近乎毁灭性打击。社会主义者、激进共和派、民主共和派的领袖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或蹲局子。但是左派并没有被彻底击垮，随着巴罗内阁将温和共和派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后，左派被加强了。亲王总统也恩情满满地进行鼓动工作，他并不担心自己会被推翻，保守派只能在他身后装腔作势，因为波拿巴在49年代表权威，没有波拿巴他们无法说服任何人；温和派似乎只能是国民公会上的吉祥物，因为拉马丁与杜邦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无能；左派在48年被粉碎，波拿巴认为他们无法再搞出什么大风浪了。他也乐于看见矛盾激化，就和48年一样，他先是在幕后观察着共和国的形式，等到所有人都对共和国感到失望时再抛头露面，充当法国的救世主。在49年，他放任保守派通过议会来发布对人民不利的法案，让48年以前的干尸在国民公会上当众侮辱人民。他建立了一个叫“十月十二日会”的阴谋复辟集团，集团的领袖是波拿巴的智囊佩尔西尼，这个狡猾的波拿巴分子吸引了一众地痞流氓，他们中有失意的律师、有掩人耳目的政治犯、有见风使舵的商人、有波拿巴收买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平日四处攻击反对波拿巴的报刊，在波拿巴的指使下上演“真人快打”，他们冒充人民在市政厅前对波拿巴感恩戴德，诉说着波拿巴の恩情。而波拿巴，他仍旧带着“社会主义者”和“平民主义”的虚伪面具。他在48年宣称自己是超越政治党争的存在；他支持阶级调和，表示会满足所有人的利益；他宣称会让法国再次伟大，只有像雨果这样的浪漫主义者才会相信。他在外省的支持者是一些大字不识几个的波拿巴派农民。他利用农民的无知换取选票，靠着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当上共和国总统。在48年，秩序党的梯也尔认为波拿巴是个蠢蛋，是个可以利用的对象。波拿巴知道自己的处境，但他比巴罗更灵活，比梯也尔更狡猾。波拿巴的政治立场相当复杂，他能同时在有产者与无产者、自由派和民主派、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获得支持。（详细可以看笔者往期的专栏）波拿巴任何时候都能在共和国动荡的政治局势中积蓄力量，他将会通过自己的手段击败那些讥讽他的人。 左派的反击
1848年的重大失败给左派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布朗基和拉斯拜尔等革命领袖被捕使得左派似乎很难在49年再次发动一场起义。当然了，左派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失败后很快认识到了外省农民的重要性。波拿巴取得的最多的选票来自农民，他利用小农的保守与相对的反对现代性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迷信的农民认为波拿巴亲王家财万贯因此不会向他们缴税（这是真实存在的!!! ps：但是当时波拿巴全身上下只有三万法郎XD）因此左派认为必须通过获得农民的支持才能取得对波拿巴与秩序党的胜利。从49年初，左派开始深入农村进行一些宣传工作，他们用浅显易懂的叙述方式呼吁农民放弃对波拿巴的支持。1848年欧洲革命而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和亲王总统愈发反动的立场促进了这些运动的进行，农民一向是保守的，但是与亲王总统充满恩情的盐税与酒税相比，左派所呼吁的农业技术改良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最重要的降税使得农民不得不拒绝左派。左派向农民承诺的社会救济、农业信贷、合作化生产方式获得了农民的赞许。激进共和派的报刊开始出现在农民的视野中，订阅报刊的大多是农村的知识分子（乡村医生、商贩、咖啡店主等）。其中咖啡店主在外省宣传工作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咖啡店主直接受到酒税的威胁，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会热心地向受教育水平低下的农民宣传红色左派和主张，成为左派在外省的代言人。除此之外，左派的志愿劳动以及义务服务在许多农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许多农民以往的印象中，这些“城里人”是一帮通过剥削农民而供养自己的寄生虫，他们是靠剥削农民而补贴自己的旧贵族。但是在1849年，团结的左派切实地为农民制定可行的农业政策与农民共进退并尽己所能地为农民发声。在这情形下，外省逐渐开始激进化，部分农民开始支持左派。同时间，团结的左派为了推动民主化选举的进行在巴黎建立了“民主社会委员会”。这个全国性组织同各省委员会以及国民公会中的左派合作推动外省地区的选举民主化。外省开始出现共同支持的国民公会代表和各行政机构的候选人（左派和温和派）。左派向全国“保卫宪法和工作权利”的呼吁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这无疑是左派取得的巨大胜利。左派在此基础上面对1849年5月13日的国民公会选举，投票结果是保守派代表占据了750个席位中的500个席位，左派（民主共和派和红色左派）占有180个席位，温和派仅占有70个席位，骑墙的中间派被粉碎了。虽然保守派仍然占据国民公会中的大多数席位，但是旧精英们发现他们的地位不再像1848年那样稳固。左派的成长是出乎意料的，他们先是靠和温和派的合作在国民公会上站稳脚跟，又在外省得到了农民的增强。保守派发现他们已经很难像1848年那样靠反动报刊来阻止农民支持左派和共和国了。在共和国剩下的日子里，左派会看到即使面对像1849或是1851这样的至暗时刻，他们在外省仍有许多坚定的支持者! 罗马事件
在发生了恢复旧制度下的盐税与酒税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后，亲王总统将一项新决议提上日程。1848年11月法国驻教皇国大使兼教宗的司法顾问罗西伯爵在罗马遇刺，罗马爆发革命，教宗紧急出逃罗马。这一系列事件曾在1848年的法国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波，正统派的蒙塔朗贝罗和当时代表政府的卡芬.雅克将军曾打算邀请教宗至法国避难，甚至要武装干涉罗马革命以恢复教宗庇护六世在罗马的世俗权力。但这一阴谋因为教宗谢绝邀请和国民公会中的左派的抗议而不了了之，但在1849年，这一阴谋被波拿巴和国民公会中的野心家重启。1849年1月21日，革命罗马的民众要求进行全民公投来决定罗马的未来。由于教皇在西西里宣布禁止天主教徒参加选举，导致罗马共和派在2月份赢得选举，罗马共和国于2月9日成立。 SPQR（迫真）
这一消息将在法国再次引起风波，正统派的蒙塔朗贝罗在国民公会上谴责罗马的怵逆，要求共和国应尽“天主教会的长女”的职责：恢复教宗的世俗权力。波拿巴也希望靠镇压罗马以获得法国天主教会的支持。波拿巴在国民公会上提出了武装干涉罗马的决议，左派在国民公会上强烈谴责这一行为，因为这违反了1848年宪法第五条所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永不使用武力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的条款。但是波拿巴不顾违宪，于4月16日通过国民公会强行通过决议。最终波拿巴派前帝国元帅乌迪诺之子小乌迪诺率领近一万军队乘船入侵罗马。 6.13事件
6月13日，赖德律.洛兰率领示威者前往市政厅进行和平示威，要求波拿巴下台。示威队伍包括没有携带武器的部分国民自卫军、部分工人、学生和志愿者。这支队伍沿着沙托-奥得街行进，队伍秩序混乱不堪，许多人在路上开小差，时不时在哼唱的小曲中崩出一句稀稀拉拉的：“宪法万岁。”围观的民众冷漠甚至讥讽地看着这群“宪法的捍卫者”。 这是为什么?在几个月前，民众不是还斗志昂扬地捍卫宪法吗？那么这群乌合之众又是什么东西呢？
在前文我们知道了左派在1848年遭受了一场惨败。社会主义者、激进共和派领袖的被捕对左派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左派无法在49年发动一场1848年6月那样规模的起义。49年左派的领导者是48年山岳派，其代表正是赖德律.洛兰。赖德律在48年与保守派在国民公会上的唇枪舌战已经证明了他作为共和派的忠诚，但是赖德律领导的48年山岳派是国民公会中的合法激进派。赖德律呼吁民众以和平合法的手段保卫共和国保卫宪法，这件事本身就给渴望对保守派复仇的左派浇了一盆冷水。当波拿巴在4月16日公然违宪时，民众群情激奋，左派公民要求立刻发动起义，攻占市政厅。但是赖德律拒绝了，他坚持要为5月13日的选举结果做准备。 时间来到6月11日，赖德律.洛兰在国民公会谴责总统波拿巴及其内阁部长的违宪行径，要求国民公会将波拿巴及其反动内阁移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这遭到了多数反对派的嘘声，赖德律.洛兰在场上发表了极具威胁性的讲话：“共和派会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人们接受宪法，即使是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赖德律的信徒也随声附和道：“诉诸武力!”赖德律.洛兰的反对派发生了骚乱，最后奥迪隆.巴罗要求赖德律遵守秩序。国民公会到最后也没有搭理赖德律的议案，而是转而通过了以361票对203票的多数优势通过了小乌迪诺将军炮轰罗马的议案。 会议结束后，山岳派和几个秘密的工人团体召开了一场会议。工人领袖要求就在当天举行一场起义，但这被山岳派否决了。山岳派竭尽全力要求左派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而这本该是左派的优势…… 6月12日，部长拉克罗斯向人民法院递交了工人们制定的对波拿巴违宪的控诉书，但控诉书以337票对8票被否决了（!!!）山岳派的代表愤愤退场。事已至今，冲突已不可避免，波拿巴政府秘密下令加强防御措施。而山岳派离场后，这些马克思笔下的“共和国的参孙”便被剃去议会的发辫后丧失了强大的气力。当天晚上，山岳派和其他残存的共和派团体召开了会议，左派的多数派要求在明天发动起义，但这被赖德律拒绝了，他坚决要求左派要在山岳派的同意领导下行动。他天真的认为只要发动一场合法和平的示威游行就能呼吁人民起来反对波拿巴及其内阁，保卫宪法。赖德律的自信来源于5月13日的选举结果，左派的支持者不仅是几个省的农民，在巴黎、里昂、马赛这些传统的激进中心有着支持共和派的报刊（国民报）。除此之外，赖德律过分地夸大了山岳派在军队的影响力，政治失意的六月屠夫卡芬.雅克将军及其同僚几乎已经成为秩序党的军刀，但是他们并不甘心成为政治贱民，他们决定依靠山岳派的民主主义包装挤进政治中心。但卡芬.雅克与山岳派的政治联盟关系并不可靠，但赖德律虽然厌恶卡芬.雅克的残暴但他仍然对外宣称山岳派已经取得了军队中“民主部分”的支持。之后左派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深夜。直到6月13日凌晨，山岳派起草了一份宣言并将他刊载在两家社会主义者的报纸上。 这便是6月13日事件前左派的行动，赖德律所代表的山岳派希望巴黎无产阶级置身与山岳派的旗帜下，在工人的合理控诉要求被国民公会中的多数派拒绝并受到波拿巴政府的讥讽下不进行超出山岳派许可范围内的斗争。也就是说山岳派只是希望利用无产阶级以实现“国民公会的妥协”。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在社会主义者遭受惨痛失败后，山岳派似乎是唯一的希望。当时巴黎的霍乱和长期的失业间接或直接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但无产阶级仍然希望山岳派能够发动起义，他们将与部分民主的国民自卫军并肩作战以实现对秩序党的复仇。但得知6月13日的行动是和平示威而不是起义时，所有人都灰心丧气了，因为“宪法万岁”与“打倒革命”有什么区别呢? 这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在示威队伍行进时，他们遭到了尚加尔涅将军率领的龙骑兵团与来福枪团的进攻。示威者们很快四散奔逃，期间只有少数人在呼喊：“拿起武器!”但起义者来到贮藏武器的据点时，他们惊讶得发现据点已被攻占了，武装到牙齿的军事警察将起义者逐个包围。直到最后时刻，山岳派才发布号召书宣布起义，攻占市政厅。少数坚决的起义者（工人、学生）进行了武装抵抗，赖德律与其他山岳派议员躲到了由巴黎炮兵队保护下的国民宫，他们在那里等候卡芬.雅克许诺前来支援的军队。但本该前来支援的国民自卫军第五团与第六团看到局势已经明朗于是拒绝前来支援。这场仓促的起义很快就结束了，尚加尔涅的军队已经逼近，一部分山岳派议员被捕，赖德律.洛兰逃往外省，6月13日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左派再次遭受严重打击损失惨重，这场流产的起义导致了近150人被杀，几千名起义者被捕，而距离左派上一次的失败仅过去一年。6月13日起义告诉了我们“革命的领导人应该是在前线而不是议会指挥革命者”的道理。与48年血腥的六月起义不同，49年的左派不是在血泊中吸取经验，但他们确实遭受了苦涩的失败。托克维尔曾评价这场起义：“在1848年，领导人缺乏军队；在1849年，军队缺乏领导人。” 在外省
随着6月13日事件发生后不久，外省的几个省份响应了巴黎的活动。但在大多数激进化的省份只发生了示威游行并很快被驱散了。6月14日，在阿利埃省的蒙特鲁桑城郊区，几百个农民在得知了巴黎起义的消息各自带着简陋的武器在晚间集合起来。但得知巴黎起义失败的消息后便散去了。6月15日，里昂工人为响应巴黎发动起义。工人们在有着革命传统（在此处爆发了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的克鲁亚-鲁斯郊区建造街垒。波拿巴政府派遣军队镇压起义，虽然里昂工人顽强抵抗，但军队在大炮的支援下攻占了街垒。起义导致了150人被杀，近三千人被捕。左派在军队的进军下被粉碎，赖德律.洛兰被迫逃往英国，本人直到1869年才得以回国，山岳派随着赖德律.洛兰的流亡也随之覆灭。 左派的潜在胜利
6月13日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不管怎么说，这次事件不仅加剧了左派与保守派的矛盾，还及其了意料之外的反动。6月13日事件结束后的7月到11月，保守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公民的结社自由权。他们关停了他们所认为的“不合时宜”的报纸和政治俱乐部，逮捕自由派与民主派人士。这种不加掩饰的恶意行为只不过是在保守派的头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越来越多的民众反对波拿巴政府与保守派，左派在49年下半年不但没被削弱反而增强了，对波拿巴感到幻灭的温和派人士维克托.雨果倒向了左派，这位富有人气的伟大的作家将会坚定地与左派一同反对波拿巴。于此同时，巴罗内阁于11月倒台，这是总统波拿巴的要求。波拿巴的举动似乎意味着他要同保守派撇清关系了。但新的奥普尔内阁是个纯粹的“文官内阁”， 这个内阁对波拿巴言听计从，波拿巴已表现得不再像个傀儡了，但秩序党似乎顺从了波拿巴的意愿。不管怎么说，这始终是飘在玛丽.安娜头上的不详阴云。6月的失败使得左派冷静下来，他们在沉着的等待中迎接1850年3月10日与4月228日的补缺选举。选举的结果令人出乎意料，48年因六月起义入狱的几个左派领袖被提名，其中包括参加过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卢森堡委员会的维达尔，甚至还有共和国的教育部长伊波利特.卡诺。左派实力的增强令保守派惊恐不已，可以说48年以前的干尸们是见不得光的，他们只能通过新的选举法来提高选民资格来限制选民。新的选举法使得共和国失去了30%的选民（280万人）。这实际上是反对普选权的反动行径，但在1850年没有发生像48年和49年那样的起义。左派在外省的活动仍在继续，左派仍然能在外省获得农民的支持，左派的支持率在未来只会越来越高。 “会好的!”一位左派公民如此说道。许多人相信左派能够在52年的选举中击败波拿巴，到那时波拿巴将会带着他的复辟小团体离开法国，对保守派的复仇将会提上议程。 “会好的!”波拿巴如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