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帮工：斯大林和巴库工人运动，1907年6月-19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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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作者出版了一本关于斯大林早期经历的书：Stalin: Passage to Revolution，补充了不少内容。一并补充在【】中。
Ronald Grigor Suny
Soviet Studies, Vol.23, No.3 (Jan., 1972)
时间和官方史学家的滑稽行为掩盖了斯大林在革命前的生涯。对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他的传记作家尤其感到困惑，特别是被称为“反动”年代的1907-10年，那时斯大林在巴库。总之，苏联史学家对党史中的这一时期阐述甚少，西方作者也因为苏联资料的缺乏而受阻。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在巴库的岁月写得比大多数人都多，他最后承认，“关于柯巴在巴库的这一段生活很少为人所知。”[1]但是他最细致的传记作家伊萨克·多伊彻强调了这段短暂的活动在斯大林政治成长中的重要性：“柯巴从梯弗里斯到了波斯边界的这座石油城，的确就是从本地的一潭死水中走到全国政治的急流中去了。”[2]多年之后，斯大林自己承认了他在巴库的经历的重要性。1926年，在梯弗里斯一次对铁路工人的演讲上他回顾了早期的经历：
我想起了一九○七年至一九○九年，当时党派我到巴库去工作。在石油工人中间的三年革命工作，把我锻炼成一个实际的战士和实际的地方工作领导者。一方面，在和巴库先进工人如瓦泽克、萨拉托维茨、菲奥列托夫等的交往中，另一方面，在工人和石油业主最激烈的冲突的风暴中，我第一次知道了领导广大的工人群众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就在那里，在巴库，我受到了第二次战斗的革命洗礼。就在那里，我成了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帮工。[3]
对斯大林政治的发展，鉴于这一时期明显的重要性，对他的活动了解如此之少是很矛盾的。资料的缺乏让一些人推断斯大林是一个太过模糊的人物，这个时期没有留下来多少东西，从而让其他人如拉夫连季·贝利亚发挥想象力，构建斯大林作为巴库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高大形象，即“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大本营，列宁党坚不可摧的堡垒”[4]。对相关资料，特别是当时的劳工报刊的调查表明，斯大林虽然不是一个无可置疑的领袖，但在巴库布尔什维克中重要且有影响力，是管理地下党组织的“委员会派”中最活跃的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内左翼的核心，党对群众劳工组织的特权的一贯捍卫者。这所呈现的是一幅模糊的画面，他是一个积极的、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在地下组织中找到了自己的元素，但并不是那种“灰暗”，朦胧而不值得注意，直到十月革命把他推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1907年6月的第一周，在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经过长途旅行，斯大林抵达了巴库。他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格鲁吉亚，而是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一起来到石油之都，试图从孟什维克手里夺取地方党组织的控制权。他们希望在巴库比在梯弗里斯更成功。革命的1905-07年已经结束，梯弗里斯和格鲁吉亚大部分地区都牢牢地处于孟什维克的政治控制之下。“由于在格鲁吉亚被孟什维克摧毁了，”奥尔忠尼启则后来报告说，“我们的派别决定把所有的力量投入巴库，以便把孟什维克赶出外高加索的无产阶级中心。”[5]斯大林和他的同志斯捷潘·邵武勉在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就在一个月前，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党都在一次围捕中被警察逮捕。党的生活被转移到监狱的围墙内，尽管这种限制似乎并没有阻止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就党的团结、党与开放的劳工运动的关系等核心问题继续进行对话。【科列斯尼科娃记得，社会民主党人都在一家名为“日耳曼尼亚”的奶吧聚会，但布尔什维克坐在一个角落的桌子上，孟什维克则坐在另一个角落。然而，两派都由孟什维克的女服务员提供服务，因为许多女性工人、办公室人员和店员都倾向于党内更温和的一派。[6]组织没有什么钱，直到津萨泽（Tsintsadze）的武装团伙在梯弗里斯附近的科乔里（Kojori）山口抢劫了一辆邮车，给邵武勉带来了1万卢布。[7]
柯巴从一个同志的公寓搬到另一个同志的公寓，和他的同志们一样住在城市肮脏的石油钻井区。他有时和阿廖沙·查帕里泽一起住，有时和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一起住。伏罗希洛夫在回忆录中说，有一天晚上，在伦敦认识的柯巴来看望他，因为柯巴听说有一个同志生病了，“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而且当时我们甚至不是像内战时期那样，成为这样的好朋友。当他到达时，我已经不再卧床不起了。他对此非常高兴。他开了很多玩笑。他说，诗歌和音乐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这对健康有好处。”柯巴问他是否喜欢诗歌。“当我回答说我喜欢时，他让我背诵涅克拉索夫的一首诗。他说这是一首优秀的诗，应该让尽可能多的工人知道。然后我们一起唱起了《我仰望天空》（I look up to the sky）这首歌。事实证明，他有一副好嗓子和一双好耳朵。”[8]
柯巴短暂地返回了梯弗里斯，把他的妻子和幼子接到了他的新工作岗位。[9]一位叫基洛奇金（Kirochkin）的工人带他们去看了拜洛夫（Bailov）一街的一个石油工人的公寓，那里靠近里海的一个山洞，无家可归的人在那里栖身。[10] 职业革命家被警察追捕，这种流动生活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要领先告密者与宪兵一步不断移动，这意味着妻子和孩子们永远无法确定警察何时会来，丈夫或父亲何时会消失。孩子们学会了保持沉默，学会了伪装，有时还得充当信使。这样的生活需要牺牲家庭的预期舒适度、稳定性和可预测性。[11]在工业化的巴库的有毒空气、煤烟和石油中，柯巴的岳父岳母担心他们美丽的卡托和她的幼子会变得更糟。事实证明，他们的焦虑有预见性。[12]】
就在斯大林和邵武勉抵达巴库的同一个月，以斯托雷平为首的沙皇政府已经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逮捕了社会民主党代表，并颁布了一项新的选举法，该法歧视性很严重，以支持富人和出身高贵者。苏联史学家称这一从1907年6月3日开始的时期为“反动”年代，但近一年来，政府的新路线的影响并未在巴库被感觉到。当时巴库工人享有帝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自由和活动程度。两个对立的工会为争取石油工人的忠诚而竞争。1906年夏，机械工人工会成立，它表面上是“中立”的，但实际上是由著名的孟什维克（M.科尔佐夫M.Kol'tsov、尤里·拉林Yury Larin、叶诺夫Ezhov、康斯坦丁·阿布拉莫夫Konstantin Abramov、魏因施泰因Vainshtein，还有之后的前布尔什维克波格丹·克努良茨Bogdan Knunyants）运作的，以炼油厂和加工厂的俄罗斯熟练工人为主。[13]与之竞争的石油工人工会是布尔什维克于1906年9月建立的，主要吸引穆斯林工人，他们一般熟练程度最低。正如多伊彻指出的，孟什维克工会是一个行业工会，布尔什维克工会则是一个产业工会，代表了石油产业的所有工人。[14]巴库工人受益于市政当局和石油产业家相对宽松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几个原因：对工人暴力的恐惧，如1905年的油田纵火事件；石油价格的上涨允许满足一些工人的需求；政府要求向俄罗斯中部源源不断地输送石油，这对工业和交通运输至关重要。
向俄罗斯中部输送石油开始于每年四月初，这时伏尔加河在漫长的俄罗斯冬天后通航，一直持续到11月。石油储备沿伏尔加河而建，这些供应满足了冬季的需求。1905年前，俄国市场需求大约2.77亿普特石油，到1905年，巴库的石油供应一直超过国内需求。但在革命时期，供应不能满足需求；价格暴涨，因此许多工业开始使用其他燃料，如煤甚至木材来代替石油。1906年，石油需求已经缩减到2.30亿普特，但仍供不应求，价格居高不下。[15]巴库的业主们担心损失更多市场，于是想方设法防止罢工和纵火造成的混乱和短缺。巴库资产阶级著名的“自由主义”是良好商业意识的产物。高昂的价格允许工业向工人做出让步，尤其是工资方面。这种“自由”在1907-08年一直持续，直到价格的下跌令这种让步代价高昂。
在1907年8月，巴库有48726名石油工人。[16]其中的绝大多数（约92%）并非本地人，而是来油田和炼油厂找工作的。他们很年轻（92%在15到44岁之间），只有四分之一和家人住在一起。[17]在巴库无产阶级中有23个不同的民族。四分之一是俄罗斯人，另外四分之一是亚美尼亚人，近一半是穆斯林，主要是阿塞拜疆人。[18]熟练工人往往是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而油田里技术较差的工人大多是穆斯林。因此，巴库工人中的民族分化因技术、工资、生活条件的不同而加剧，并反映在对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不同程度的投入上。
直到布尔什维克建立石油工人工会，穆斯林工人都是这一区域中最消极的。然而即使是工会在油田的活动，穆斯林也倾向于接受俄罗斯工人的领导，而不是发展自己的运动。另一方面，俄罗斯工人是工会和党组织中最活跃的。他们是机械工人工会（占成员总数的62%）和社会民主党（约2500名成员）的骨干。俄罗斯人构成了劳动报刊的读者群体。布尔什维克工会的机关报《汽笛报》，和它的孟什维克对手的《油矿公报》（Промысловый Вестник）联合发行了大约2500份，几乎只在俄罗斯熟练工人中发行。[19]巴库工人中64%是文盲（根据1903年的调查），但俄罗斯工人中只有40%不会阅读，而53.6%的亚美尼亚人和89.1%的穆斯林是文盲。[20]社会民主党人在巴库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工人上，他们技术水平更高，更有文化，物质条件也更好。
广大的油田工人，也就是最后得到社会主义者的信息的人，住在井架间阴暗低矮的棚屋里。业主们承诺要在远离油田的山区建设定居点，但这一承诺从未兑现，尽管在1908年1月，业主和工会代表们会面讨论了这一问题。工人生活的每个方面几乎都被工业所影响。那些居住在市区以外的油田地区的工人不受市政当局或国家权力管辖，而是受石油业主大会理事会管辖。从道路、供水到医疗和学校，所有的一切都必须由业主批准，他们把这个地区作为他们的私人领地来管理。然而，业主的“自由主义”明显体现在他们的工资政策上，而没有扩展到生活和工作条件上。
异常恶劣的工作条件多少被相对较好的工资和工作时间抵消了。1904-07年，巴库的工作日一般为9小时。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为55小时35分钟，相比之下，英国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56.5-60小时，美国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58.5小时。[21]就工资而言，巴库工人每个9小时工作日的平均收入比圣彼得堡工人高30%。[22]虽然物价同工资一起上涨，但工资上涨的速度更快。因此，如果一个人计算面包、面粉、肉、土豆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它们从1904年到1907年上涨了约30%，就会发现巴库最贫穷工人的实际工资在同一时期上涨了15%。工厂中所谓的“机械工人”在实际工资和缩短工时方面甚至做得更好。1907年之前，所有的巴库工人都在收入的改善上获益，不像他们的圣彼得堡同志那样忍受着物质条件的下降。[23]
从1905年开始，除基本工资外，巴库工人开始大规模地获得奖金。直到1907年，这种做法遍及整个产业，对奖金的渴望成为罢工的主要动机。在那一年的上半年，工人提出要求92次（64次导致罢工），54次（或58%）是要求奖金。其中75%得到了管理层的完全满足，25%得到了部分满足。在巴库，奖金是一项公认的制度，这一时期没有一次要求奖金被拒绝。[24]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组织一致反对工人为这种奖金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罢工。社会民主党人期待着更有组织的努力，也许是另一场总罢工。
【即使对劳工活动进行了限制，1907年的巴库也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可能性，即在新法律的保护下，一个公开的、合法的劳工运动可能在帝国的这个半热带边缘地区蓬勃发展。工会在地上运作；社会民主党人既在公开的劳工运动中工作，也在地下秘密工作。“在那里，”列夫·索斯诺夫斯基后来回忆说，“群众工会公开运作，工人报纸出现了……宣传和鼓动的潜力比俄国其他地方大得多。合法和地下革命运动的结合使我们能够在这里非常广泛地开展工作。”[25]】
巴库工人参与三种形式的罢工：单个企业的单独罢工；多家企业的集体罢工；以及整个产业的总罢工（如1903年6月、1904年12月和1905年5月）。很少的罢工是由政治驱动的，如五一劳动节停工和1907年9月在Bibi-Eibat抗议穆斯林社会民主党人卡尼拉尔（Khanlar）被谋杀。绝大多数罢工通常要求提高工资或争取奖金。单独罢工比集体罢工更趋向于成功，因为为了不在竞争对手经营时耽误时间，与之竞争的企业急于与自己的工人和解。[26]
虽然政府的“反动”并没有像俄国其他地方那样那么早到来，到了1907年，很明显工人在劳资冲突中越来越难以获胜了。在1906年，29%的经济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56%部分胜利，只有15%失败。[27]1907年的统计更不乐观：
1-2月3-4月5-6月成功47%26.5%9.5%失败16.6%29.4%33.3%
1907年，罢工的日子里什么都没有得到。在经济罢工损失的568000个工作日中，有480000个，即85%的工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全年有38.3%的罢工完全失败。[28]
在1905年革命使公开、合法的劳工组织得以成立后，巴库工人开始要求业主承认他们的组织。在巴库，工厂委员会第一次出现于1905年春，十月时获得了半合法的地位。业界同意“是否需要请假，以及请假时间长短（不超过6周），由企业行政部门和工厂委员会协商确定”。[29]然而这些委员会的权力在不同工厂中大有不同，也取决于管理层的态度。工人要求承认这些委员会，在1907年罢工也包括对“完全承认”工人组织的要求，即委员会在雇用和解雇方面有发言权。在1917年革命前，雇佣问题上的否决权是一个一直在争论的问题。
两年来，工厂委员会一直是工人关注的焦点，而且经常在没有通知新生工会或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罢工。然而，到了1907年秋冬，天平已经向工会倾斜，工会在短时间内超过了工厂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1907年初，工会在巴库还没有经过考验。他们既没有领导过一次大的罢工，也没有直接与业主进行谈判。事实上，业主们并不愿意与声称代表整个工人队伍的工会打交道。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工会的弱点。在48000名石油工人中，只有大约10%的人有组织。[30]此外，工会很难让其成员为工会提供物质或资金上的帮助。《汽笛报》的头版经常刊登呼吁工人缴纳会费的文章。[31] 石油工人工会的合法会议吸引了不超过200人参加，而会员估计有4000-5000人。[32] 讨论工人医疗援助的会议只有13人参加。[33]
工会的付费会员代表了最活跃的工人，但工会的有效影响远远超出其会员范围，只有在罢工和选举期间才能衡量。拉林估计，受雇于309家企业的48000名石油工人分为三类：18000人在55家企业中，受到石油工人工会的影响；另外17000人在30家企业中，受到机械工人工会的影响；其余13000人在224家企业中，完全脱离了工会的影响。[34]最后一个群体是由亚美尼亚人组成的，他们受到亚美尼亚雇主和民族主义的达什纳克楚琼的影响，后者不鼓励亚美尼亚工人屈服于“工会的专政”，他们声称工会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幌子。[35] 事实上，亚美尼亚工人只占两个最大的工会成员总数的9%。[36]
1907年，巴库的社会民主党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对公开的劳工运动的兴趣最大。老的委员会派和实践派（практики）（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委员会派和实践派分别指在地下活动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成员和在劳工运动中工作的党员）被要求重新调整他们的密谋和专断习惯，以适应新觉醒的工人正在参与的运动。【斯大林还没有真正经历过这种工作。在梯弗里斯，他曾是一个圈子里的宣传员。在巴统，他曾是一名地下鼓动者，试图动员工人。在1905年及以后，他当过记者，或在幕后与激进的战士们一起利用恐怖主义和征用来推动革命……然而，柯巴开始寻找年轻的战士，并与他们一起组建战斗队（druzhina）。尽管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解散这种部队，但他再次召集了七个人，其中大部分是布尔什维克，还有孟什维克维辛斯基，他们准备设法从警察和宪兵那里获得武器。[37] 他和大卫·泽林宗（David Zelindzon）是最积极采购武器的人。[38]卡夫塔拉泽（Kavtaradze）记得，由于得知有400万卢布要从市中心运到里海对面的突厥斯坦，他们在在梯弗里斯的征用后到巴库集合。柯巴将准备抢劫的一小群人与水手取得联系，并指示他们从海军军火库中夺取武器。但宪兵得到了他们计划的消息，并于1908年5月15日试图逮捕那些住在藏匿他们团伙的武器的房子里的人。其中一个叫托马·丘比尼泽（Toma Chubinidze）的人被哥萨克砍死，另一个叫斯蒂芬科（瓦诺）·因茨基尔维利（Stepko (Vano) Intskirveli）的人被枪杀。卡夫塔拉泽立即逃离巴库，柯巴也短暂离开了。[39]
恐怖主义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受到威胁时使用的一种武器。由于工人不太愿意转向革命，他们放弃了恐怖主义可能会煽动革命的想法，重新回到了早先将恐怖主义作为自卫武器的观点。与一些历史学家把柯巴描绘成一个血腥的强盗形象相反，他对个人谋杀的态度是基于对运动成功的必要条件和过度条件的冷静计算。当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发现某个马克西姆·扎罗夫（Maksim Zharov）是逃到巴库的警察特工时，他们警告了邵武勉，后者又通知了接受他加入组织的孟什维克。但孟什维克不相信邵武勉，最终当地的布尔什维克自作主张，将他杀掉。[40]
巴库不仅是一个帝国外围的主要城市，而且从完全意义上说，它是一个边疆城市。暴力是当地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巴库布尔什维克对城市中不断蔓延的自发暴力感到担忧。他们反对个人恐怖主义，支持革命的群众恐怖，这大概意味着一旦出现真正的革命形势，群众就会对他们的敌人使用暴力的政策。[41]即使他提议在Bibi-Eibat成立自卫队，而且自卫队也做了一些杀人的事，柯巴认为它不会参与个人恐怖主义，而是作为对反动势力、石油业主和黑色百人团的“威胁”，以防止社会民主党工人被谋杀。[42]同时，工人们自己动手，进行了被委婉地称为“经济恐怖”的活动--谋杀经理和其他官员，烧毁工厂和水井。公司通过雇佣自己的刺客进行报复，并挑选出特别活跃的工人。由于暴力的天平明显倾向于他们的对手，柯巴在到达城市后不久就试图取消 "恐怖"，但年轻的党员抵制。柯巴强调，“资本家的链狗”的死因可能要归于他们自己，但必须与工人的“无政府主义行为”作斗争。[43]他向那些赞成恐怖的人解释说，除去一个老板只会导致他被另一个甚至更坏的老板取代，然后被第三个取代；“他们需要多少个这样的混蛋，就有多少个。”[44]当格鲁吉亚教会的俄国教区长被谋杀时，柯巴痛斥这种杀戮，认为在无产阶级必须聚集力量的时候，这种杀戮对工人是一种伤害。但他对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日报《火花报》的呼吁感到震惊，他们把凶手交给警察作为“永远洗清自己身上的污点的唯一办法”。[45]】
与1905年以前不同的是，当时俄国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都是由《火星报》的代理或流亡的领导层任命、清洗、重新任命和指派的，而在革命年代，集中主义倾向受到了来自下面的严峻挑战，结果往往是委员会由工人，至少是部分由工人选出。在巴库，通常是在地方委员会，这种工人民主只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部分实现。工人没有进入党的委员会，而是倾向于工会、工厂委员会、失业者委员会和其他公开的劳工团体。随着革命浪潮的消退，许多老社会民主党人把注意力从党组织的工作转向工会。这似乎是行动的地方。即使是老的委员会派也参与了公开的劳工运动，尽管不无疑虑于这种活动对地下党的影响。更加坚定的委员会派和新近成功的工会成员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受到了这些紧张关系的影响；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列宁回忆录》中对这两个派别——尽管布尔什维克可能更多——的描述很到位：
“委员会派”通常都是一些相当自信的人。他们看到了委员会的工作对工人群众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委员会派”照例不承认任何党内民主，他们说：这种民主只能导致失败，我们就这样也跟工人运动联系着。“委员会派”在内心里总是有些轻视“国外”，说“国外”是吃饱了饭在胡闹和制造纠纷：“教他们到俄国来试试”。“委员会派”不希望国外的势力强大。同时他们不欢迎新事物。“委员会派”不愿意也不善于适应迅速变化着的条件。
1904年到1905年这一时期，“委员会派”担负了巨大的工作，但是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对日益增长的合法条件和公开斗争的条件很难适应。[46]
这确实是巴库的情况! 委员会派致力于派系间的政治。在整个1907年夏天，社会民主党在巴库保持了一个单一的党组织，这是革命年代的统一趋势的遗产。但是，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保持着派别身份和独立的工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市委员会由孟什维克主导，他们在1906年初的一次警察突袭后重新建立了该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在重组后，退到了巴拉汉内的地方党委，并将其作为派别活动的基地。一些和解的布尔什维克，如“阿廖沙”·查帕里泽，继续与巴库中央委员会见面，甚至可能是其成员。[47]这个中央城市委员会完全不反映工人中孟什维克派的实际追随者。该委员会既不是由工人也不是由其他党员选举产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任命的。逮捕事件经常迫使委员会的组成发生变化。因此，在任何时候，委员会的组成都是相当随意的，与任何一个派别的受欢迎程度无关。
到1907年夏天，公开的劳工运动和地下党组织之间的分歧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党具有纯粹的政治性质，而工会则关注经济事务。党员们倾向于专攻某一方面。查帕里泽成为石油工人工会的实际领导人，而斯大林到任后不久就消失在“地下深处”。[48]党通过“影响工会、报纸、合作社，把党员渗透到秘书的位置上或作为董事会成员”来开展工作。[49]工会会员被夹在党主宰工人组织的这些努力和工人自己之间，他们在自己的组织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布尔什维克工会成员之一A. 斯托帕尼后来写道，斯大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工会事务，但“把大部分力量都用在了他负责的党的工作上”。[50]这篇文章是在列宁还活着的时候（1923年）发表的，它确定了23岁的“柯巴”在巴库地下组织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虽然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同意必须在工会中巩固党的影响，但斯托帕尼接着说：“关于这种巩固的程度和形式，我们之间也有分歧：我们有自己的‘左派’（柯巴-斯大林）和‘右派’（阿廖沙·查帕里泽和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分歧不在于基本原则，而在于建立这种联系的策略或方法。”[51]尽管斯托帕尼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模糊，但很明显，作为“左派”的斯大林希望最大限度地加强党对工会的控制，而比较温和的查帕里泽和斯托帕尼则希望减少控制。鉴于巴库1907年的罢工浪潮，工人在巴库组织起来的便利，工会享有比党更大的影响力。一些同志，如斯托帕尼，承认工会运动是“那些日子里巴库最紧迫的任务”，但斯大林担心地下组织失去主导地位。作为委员会派，他是最后一个适应工人合法活动的新可能性的人。
从巴库的革命年代中走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受挫的群体，他们在敌对的劳工领袖手中得到了严厉的教训。在1904年和1905年之间，布尔什维克被申德里柯夫兄弟领导的工会主义运动所击败。只有从他们的委员会房间里走出来，在油田地区从事劳工组织工作，布尔什维克才能为他们的派别建立起一个群众基础。因为开始明确提出工人的经济要求，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在1906年迅速扩大。[52]即使在1905年俄国民族主义者力量最强的那些工厂，社会民主党也能使工人转向罢工。罢工浪潮在1906年夏天达到了顶峰，但孟什维克主导的跨地区会议却忽略了为总罢工拟议确定时间。单独罢工逐渐平息，直到1907年初，新的罢工浪潮兴起，这次是在油田的非熟练工人中。这些人是巴库受教育程度最低、工资最低的工人，以前很少发起罢工。现在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增加奖金，并要求每天工作8小时。布尔什维克在油田的活动似乎正在得到回报。
由于新近活跃起来的油田工人，他们的领导力得到了加强，而且他们的工会也取得了成功，巴库布尔什维克似乎正在超越孟什维克，而孟什维克仍然留在城市内部，主要与技术工人打交道。据拉林说，孟什维克集中于小型政治会议，而布尔什维克在从申德里柯夫们那里得到惨痛的教训后，在经济斗争中越来越活跃。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旨在巩固巴库周边地区无技能的穆斯林无产阶级的支持，然后试图呼吁举行总罢工。同时，他们着手从孟什维克手中夺取党委。从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强的油田区开始，布尔什维克在新来的同志和额外的财政支持下，接管了一个又一个委员会。6月底，斯大林所在的Bibi-Eibat地区委员会重新选举，布尔什维克取得控制。地方委员会随后宣布，中央巴库委员会与群众脱节，应该重新选举。[53]不久之后，在斯潘达良被派往的黑城地区，代表会议用布尔什维克取代了孟什维克的党组织者。[54]孟什维克对这一活动的反应是召开巴库委员会的会议；几个布尔什维克出席后只是退席表示抗议。7月8日，布尔什维克接管了新选出的巴拉汉内地区委员会，该委员会从此由“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领导。巴拉汉内委员会拒绝承认巴库委员会的权威，并要求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召开城市会议。孟什维克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但地方委员会（其中大部分已经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在8月组成了一个九人组织委员会（代表巴拉汉内、Bibi-Eibat、黑城、白城、滨海区和穆斯林社会民主主义团体Hummet）。
【柯巴直接参与了党内的粗暴政治，这在巴库尤为激烈。即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公开的劳工运动，柯巴也宁愿隐藏在地下，主要作为党的组织者和委员会成员工作。他被认为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布尔什维克，还有蓝眼睛的亚美尼亚人邵武勉，后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享有盛名。柯巴和邵武勉一起经营马克思主义的圈子。一名工人记得，他们讨论了可以用什么书来向工人传授马克思主义。柯巴提出了几本，但在当地都买不到。邵武勉建议使用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柯巴声称这本书有“严重缺陷”。尽管如此，他承认，“我们应该能够在教学过程中纠正错误”。[55]
邵武勉、他的朋友斯潘达良和叶努基泽愿意与孟什维克合作，但通常是温和派的阿廖沙·查帕里泽在这个问题上坚决反对。[56]】斯大林作为委员会成员，直接参与了城市会议的策划，会议于10月在黑城的Khatisov的工厂举行。孟什维克没有出席，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选出了一个新的、完全布尔什维克的巴库委员会。孟什维克后来将其委员会的名称改为“领导集体”，但拒绝服从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然而，这些组织行动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就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霸权，首先是在油田地区的地方委员会，最后是在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57]毫无疑问，这不仅对布尔什维克，而且对斯大林本人来说都是一次胜利。在巴库及其周边地区有两个平行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但布尔什维克的地位更强。他们掌握着中央城市委员会和周围油田的地方委员会。孟什维克保持着他们的“领导集体”，但他们仅剩的地方委员会位于远离巴库市中心的Baladzhary、Adzhi-Kabul和丘尔达米尔的铁路沿线。[58]
1907年5月12日，高加索总督在巴库的代理钟柯夫斯基（Dzhunkovsky）将军提议，工人代表与业主在一次国家协商会议上会面，讨论一般劳动合同的问题。社会民主党召集了四个地区委员会的会议——巴拉汉内、Bibi-Eibat、黑城和白城——决定（52比2）反对参加协商会议，支持总罢工。[59]布尔什维克对抵制会议感到高兴，社会革命党、亚美尼亚政党——达什纳克楚琼和号角党（Hnchaks），以及穆斯林社会民主主义团体Hummet也是如此。只有孟什维克和他们的工会赞成参加。[60] 在1907年，石油工人和业主之间召开国家协商会议的想法并不新鲜。两年前，在1905年革命的高潮中，圣彼得堡举行了这样的协商会议，但没有什么结果。1906年又举行了两次。对再召开一次协商会议，工人们普遍不信任，这正中抵制者的下怀。
一个由工厂委员会代表组成的无党派会议为总罢工制定了60项要求，但除了成立一个跨党派的信息局外，没有采取任何其他行动，而信息局又无所作为。在7月，要求清单以传单形式出版，其中大部分与提高工资有关。[61]即使在工人拒绝在国家会议上会见工业界，仍然没有采取任何罢工行动。那年夏天的单独罢工都遭到了失败。[62]
1907年8月12日，劳工报纸《汽笛报》的第一期在巴库出版。在一篇主要文章中，编辑们讨论了巴库工人的特点。迄今为止，他们的大多数罢工都是经济方面的；工人们想要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假期、更频繁的奖金。他们准政治的要求仅限于承认工会和工厂委员会。报纸明确指出，巴库的工人因语言、宗教、国籍、技能和工资水平而分裂，他们远未统一，远未致力于单一的行动方案。石油业主巧妙地利用“别什凯什（直译为礼物，是一套以发给奖金略施小恩小惠的办法，曾被巴库石油业主广泛用来引诱工人脱离政治斗争并分裂工人运动）”政策，向某些工人群体发放奖金，成功地操纵了他们的雇员，使他们保持分裂，有时还能阻止罢工。有时，如在Bibi-Eibat的诺贝尔油田，一个民族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列兹金人，被用作破坏者，以对付不同民族的工人。总的来说，巴库呈现出一幅持续的经济罢工的景象，社会民主党提供的组织很少，无产阶级严重分裂，总罢工的可能性很小。
9月，钟柯夫斯基将军再次向工人们提出了建议。经市政长官（gradonachal'nik）同意，允许组织工人群众大会，以了解他们对协商会议的看法。每100人要选出一名全权代表，如果这些全权代表同意，他们将依次选出16名代表加入一个组织委员会，业主也将派16名代表参加。然后，该委员会被授权为协商会议做最后的安排。[63]
1907年秋，关于参加国家协商会议的辩论充斥着《汽笛报》的版面。最早的一篇文章是编辑萨马尔采夫（Samartsev）写的，他主张把参加协商会议作为统一不同层次无产阶级的一种手段。协商会议可以为整个石油工业制定一份单一的劳动合同，就像1904年12月的合同——俄国历史上第一份劳动合同一样，它将倾向于实现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平等。[64]“协商会议，”他写道，“可以成为我们的大门，通过它我们可以脱离公司内部斗争、自发行动的狭窄道路，走上全体群众组织起来、统一行动的广阔大道。” [65]
斯大林在下一期回复了萨马尔采夫。他反对在这个时候参加，因为这样做会鼓励对业主采取和解的态度。非技术工人最近被唤醒参加罢工活动，他们仍然相信，从业主那里提取奖金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斯大林想让他们摆脱这种“成见”，增强他们对老板的敌意，以便组织所有工人，进行反对石油工业的全面斗争：
先进同志当前的任务就是为争取油矿工人而进行殊死的斗争，为争取油矿工人团结在机电工人同志的周围而进行斗争，办法就是把极不信任石油业主的思想灌输到他们的意识中去，消除他们头脑中的讨价还价和向人乞怜的有害成见。[66]
斯大林最后指出，抵制活动将有助于使人们相信，只有通过斗争，而不是通过协商会议，才能改善工人的生活。在整个文章中，他的语气和观点仍然是激进的和不妥协的。他的始终对妥协持怀疑态度，对那些期望业主在协商会议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的人保持警惕。
到秋天，工人之间的争论加剧了。孟什维克的尤里·拉林在一份冗长的小册子中总结了他的派别的立场，这本小册子在10月初出版，几周内在4000多名工人中传阅。[67]两三千名工人经常在劳工报刊上看到关于协商会议的消息，报纸上的争论在工厂会议上也有重复，在几个警察的注视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会进行公开辩论。从10月10日到11月1日，这些会议在几十家工厂举行，吸引了任何一家工厂大约一半的工人。[68] 没有人接触油田工人。大多数辩论者都是党的专业人员，他们是知识分子，拉林认为他们对石油工人的实际生活和工作条件知之甚少。[69]无论是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无论是工会会员还是委员会派，都因缺乏经验和远离工人而受到影响。然而，支持和反对会议的运动对工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拉林所说，“工人的政治生活在这个时候开了花”。[70]他可能会补充说，在俄国开这种花是罕见的，实际上只在里海的亚热带海岸才有。
经过几周的会议，工人进行了投票。只有5500人投票，但是，尽管投票者主要是技术工人，65%的人投票支持抵制，只有35%的人支持参加。[71]投票还没统计完毕，抵制派的领导人就开始怀疑了。在几周的公开鼓动中，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秘密分歧已经浮现。查帕里泽和邵武勉都在巴拉汉内工作，与石油工人工会关系密切，他们对抵制活动从来都不热心。现在他们出来参加了。[72]一天晚上，大约200名工人在巴拉汉内的一个废弃的石油基地聚会，投票赞成参加。其他布尔什维克也都倾向于参与。
斯大林和“尼科”（Niko）仍然反对，希望能说服工人们参加总罢工。最后，在萨本齐尼（Sabunchiny）医院的洗衣房里举行了一次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布尔什维克投票决定，如果国家接受某些先决条件，就参加协商会议。[73]这一新立场标志着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左翼的失败，而更温和的工会成员胜利。斯大林无法说服他的同志们相信总罢工是可行的，因为巴库工人的组织程度低，缺乏团结。此外，总罢工成功的机会不大，因为冬季即将来临，伏尔加河航运关闭，这将减少巴库的石油流量。
11月7日，两大工会签署了一项协议，如果国家接受四个先决条件，就支持参加协商会议。几天后，各社会民主党派——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孟什维克巴库组织、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和Hummet——都同意了这一新策略。只有社会革命党和达什纳克仍然致力于无条件抵制。由于工人们公开表示反对协商会议，但在满足某些保证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愿意主张参加协商会议，就参加会议的前提条件，政府被迫与工会进行谈判。11月23日，一份包含四个前提条件的清单被提交给工厂视察员，以便转交给总督。这些条件是：
1）协商会议的时间应该由工人和企业家的全权代表平等地决定，即由双方协议决定。
2）应设立一个由全权代表组成的机构，从每100名工人中选出一名，并一直存在到协商会议结束，定期开会，并在必要时讨论协商会议的工人成员（代表）的报告，向他们发出指导性指示。
3) 全权代表有权在工厂、油田和车间举行会议，讨论合同中涉及的要求和建议。
4）石油和机械工人工会理事会将有权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与石油业主的会议，但无投票权，并有权在协商会议的所有委员会、工厂、油田等会议上作报告。[74]
高加索开明的总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亲王宣布，他不反对这些先决条件，但对工会领导人在协商会议上发挥影响的条件，巴库石油业主表示反对。[75]社会民主党人在抗议工人的支持下，拒绝考虑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参加协商会议。他们认为，工会在未来的作用受到了威胁。即使在为1908年1月的工人全权代表选举做安排时，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尽管市政长官和石油业主希望选举在没有工会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但他们最终还是屈服于工人的压力。[76]
由于布尔什维克组织联合起来支持有条件地参加协商会议，工会活动和协商会议运动几乎占据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精力，排除了党组织的纯政治工作。拉林报告说：“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组织在这个时候几乎停止了活动；它的所有‘党务工作者’都参加了‘协商会议运动’，党员们报名参加了工会，而作为[参加]协商会议运动和抵制主义的合法中心，工会开始吸引全体工人群众更大的关注。”[77]委员会派的期望正在得到证实。然而，证据似乎表明，委员会派并没有把自己孤立在萎缩的地下组织中，而是向工会靠拢，在共同斗争中加入实践派。斯大林开始写文章赞成参加会议，强调只有在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保障下，会议对工人才有意义。与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斯大林主张参加会议的第五个先决条件：为全体工人商定统一的合同，而不是各个工人群体的单独合同。[78]到1907年12月，已经不可能把斯大林的立场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区分开来。
【然而，他的个人风格、阴谋诡计的名声以及与邵武勉不留情面地竞争领导权在布尔什维克中造成了问题。这两个人被迫一起工作，但他们的脾气和生活方式使合作变得困难。邵武勉是一个专注于家庭的人，他最终生了四个孩子。他经常从监狱和流放地给他的爱妻叶卡捷琳娜写信。米高扬后来回忆说，邵武勉尊重斯大林，但他们之间没有个人感情。叶卡捷琳娜·邵武勉对柯巴的印象更深，她告诉米高扬，她认为柯巴是一个склочник（分裂的麻烦制造者），在他们在巴库共处的时间里，他阴谋反对邵武勉，以便柯巴和斯潘达良能够接管运动的领导权。后来斯大林本人证实，叶卡捷琳娜·邵武勉不能忍受他。“这个女人，就像一只самка[雌性动物]，只想着她的雏鸟；当我把她的斯捷潘拉进可能意味着监狱的密谋事项时，她经常敌视我。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和斯潘达良一起冲进他们的公寓，说：‘斯捷潘，把你的东西收拾好，我们要去参加这样那样的非法会议。’斯捷潘立即同意并离开。她毫不掩饰对我的敌意。”[79]
随着时间的推移，邵武勉对党的内讧恶行感到失望，于是接受了人民之家主任的职位，这使他获得了合法地位，并从市政府领取了薪水。塔蒂亚娜·武利赫（Tatiana Vulikh）1908年初在巴库工作了三个月，目睹了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紧张关系，她描述道：“我们知道，他离开是因为他认为[党的]委员会的策略是错误的，但无法抵制斯大林，宁愿离开。总的来说，他的性格不是很boevoi（好战）。当然，斯大林的追随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了这一点：他们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革命使他筋疲力尽；他变得士气低落，宁愿选择一个舒适和高薪的职位，而不是革命工作的风险。”武利赫驳斥了她认为对邵武勉不公平的描述。“斯大林、斯潘达良和其他人都准备以这种方式来描述对他们没有用处的同志。”邵武勉、布杜·姆季瓦尼（Budu Mdivani）和其他一些人，“在不同程度上被斯大林及其支持者的其他战术行动所干扰。”[80]
据武利赫说，柯巴很少露面，几乎没有私人关系，也不与人交往。他最亲密的伙伴是姆季瓦尼，他相当受欢迎，还有斯潘达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右臂，无条件地支持他的一切，到处为他辩护。斯潘达良在整个道德构成上与斯大林非常相似，尽管他有自己不属于斯大林的特殊‘品质’：即他非常懒惰，是个酒鬼，在金钱方面不谨慎，而且是个大色狼。”布尔什维克的泽姆利亚奇卡（Zemliachka）后来在巴黎告诉武利赫，巴库所有三岁以下的孩子都长得很像斯潘达良。[81]
一位特别不友好的证人佐尔达尼亚认为，两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间的竞争与其说是道德品质，不如说是权力竞争。他认为“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以对权力的渴望为特征，他们试图通过任何手段来实现。鉴于当时的情况，这种对治理他人的渴求不可能超越党的范围。邵武勉和柯巴作为领导权的宣称者相互对立。”他们在本质上是非常不同的。邵武勉“缺乏冷血，在争端中变得烦躁，离开会议后又立即返回，直来直去，态度诚恳。相比之下，柯巴沉默寡言，平和，严肃，从不提高嗓门，更重要的是，不可能弄清他的真实想法；他在战场上不回应侮辱，而是耐心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进行报复。”佐尔达尼亚并不总是最值得信赖的资料提供者，他讲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当邵武勉被逮捕时，这种个人争吵是如何爆发的”：
几年后，我见到了邵武勉，在某个时候问他[柯巴向警方告发他]的谣言是否有根据。他的回答很明确：“我相信他们表达的是事实……我有一个秘密公寓，我在那里过夜；只有柯巴知道地址；但这是我被捕时他们（警察）向我提到的第一件事。”[82]
事实上，无法以其他方式证实柯巴告发了邵武勉，但这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故事。在1907–1910年，他们共同在巴库工作的几年里，邵武勉只在1909年4月30日被逮捕过一次。[83]那时柯巴在索尔维切戈茨克流放。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柯巴的社会民主党同志和反对者中，一些人认为，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柯巴能够背叛一个同志。而关于他与警察有联系的传言从未停止过。
同时，柯巴也受到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的敬佩。巴库的格鲁吉亚人“非常爱他，以他为荣，认为他在党内仅次于列宁。”[84]在武利赫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完全致力于技术事务，没有成为理论家的妄想。[85] 他的一个崇拜者是他未来的岳父谢尔盖·阿利卢耶夫（Sergei Alliluev），他的故事里柯巴是一个慷慨和体贴的朋友，这符合理想化的斯大林主义回忆录。它也说明了那种支持和分享是社会民主党地下文化的一个亲密组成部分，是那些法外之徒的网络中的必要做法。当时，阿利卢耶夫非法居住在巴库，找不到工作，他决定到圣彼得堡试试运气。7月底，在同志们的建议下，他找到了柯巴，当时他和妻子住在一个一层楼的小房子里。柯巴正在读书。“他从书中停下来，站起来，亲切地说：‘请进。’我告诉柯巴我决定搬到彼得[圣彼得堡]的事。我的处境迫使我采取这一步骤。‘是的，你必须走，’柯巴说。突然，他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回来，给了阿利卢耶夫钱。看到我的困惑，他笑了。‘拿着吧，拿着吧，’他说。‘你要去一个新的城市；你在那里不认识很多人。你会需要它的……而且你有一个大家庭。’然后，柯巴握紧了我的手，又说：‘旅途愉快，谢尔盖。’”[86]
柯巴的做法使一些人忠诚，而另一些人则产生了敌意，甚至仇恨，他的做法超出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接受的范围，并激怒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据传，他雇用小偷在孟什维克去黑市开会的路上阻挠他们。在一次两派工人和党员的聚会上，为了使自己的立场获得多数支持，柯巴让房间挤满了不懂俄语的穆斯林工人。他们的翻译是柯巴的支持者，根据提示，他们忠诚地对他的决议投了一个集团的票。布尔什维克的泽姆利亚奇卡和阿列克辛斯基（Aleksinskii）向列宁抱怨柯巴敲诈巴库的业主。为了给极度贫困的党筹集资金，他让人印制了发票，巴库委员会在发票上写下要支付一定的金额。高大强壮的年轻人拿着账单到各个公司。没有人拒绝付款。虽然据说列宁说柯巴是个“愚蠢的格鲁吉亚人”（тупой грузин），并承诺要约束他，但什么也没做。武利赫从几个同志那里听说，就在她到达巴库之前，柯巴指认一个工人是警察特务，但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这名工人被带到城外，被 “审判”、定罪，并立即枪决。这种极端行为使一些同志感到不安，特别是那些来自高加索地区以外的同志。[87]
柯巴一心想着政治，忽略了他年轻的家庭。由于没有可靠的收入，他们与工人阿列克申科（Alekseenko）和他的妻子住在一栋单层的小房子里，生活条件很差。[88]卡托在城里住了大约三个月，没有家人，第一次与她非常亲近的姐姐萨希科（Sashiko）分开。作为传统的格鲁吉亚女性，卡托毫无怨言地承受了她的命运。柯巴以自己的方式关心她，但他把家庭置于工作之下。正如他的伙伴格奥尔基·埃利萨贝达什维利（Giorgi Elisabedashvili）所说：“索索非常爱她，但如果你不太了解索索的性格，你就不会理解他的爱。妻子、孩子、朋友只有在不妨碍他的工作，并且与他观点一致的情况下，才有益于他。”[89]柯巴的朋友们很高兴他们的同志有一个好女人来照顾他，而且她很有爱心，也很体贴。她试图找到一份工作来帮助养家糊口，但带着一个小孩，这是不可能的。[90]巴库的天气炎热难耐，卡托很快就生病了。她身体虚弱，还要照顾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萨希科和柯巴都试图说服她去乡下与她的姐姐团聚，但卡托不愿离开她的丈夫。她说：“我怎么能离开索索呢？”她似乎觉得和索索在一起的日子会很短。[91]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柯巴在10月把她带到了位于梯弗里斯的家中。卡托的姐夫米哈伊尔·莫诺塞利泽（Mikheil Monoselidze）指控柯巴虐待他的妻子。“巴库的天气太热了。索索一大早就去，晚上很晚才回来，而卡托则带着一个小婴儿坐在家里，害怕自己会被逮捕。饮食不当、睡眠不足、炎热和压力使她变得虚弱，她生病了。在陌生人的包围下，她身边没有朋友。索索忙得忘记了他的家人！”[92]当她似乎有所好转时，他从巴库赶到。但她的病情恶化了，两三个星期后，1907年11月22日，她在他的怀里去世。[93]
柯巴深受打击，一张照片显示，他悲伤地站在她敞开的棺材前，低着头。[94]莫诺塞利泽回忆说：“索索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他几乎不说话，没有人敢跟他说话。他一直在责怪自己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在大热天把她带到巴库。”[95]童年的伙伴和后来的敌人伊雷马什维利讲述了这一损失对柯巴的影响的经典故事。在棺材前，柯巴挽着胳膊，指着遗体说：“‘索索，这个生物软化了我的铁石心肠；她死了，我对人最后的温暖感情也跟着死了。’他把右手放在胸前：‘这里是如此荒凉，如此难以形容的空虚。’”[96]他把孩子留给了卡托的母亲塞波拉·斯瓦尼泽（Sepora Svanidze），多年来很少尽力看望他。悲伤，可以说是人类最强大的情感，吞噬了他。他消失了两个月，然后重新投入到巴库动荡的政治中。[97]为了纪念失去的妻子，他有一段时间使用了笔名“K. 卡托”。】
对于罢工运动及其潜力，斯大林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1908年初，他回顾了1-2月罢工的特点，指出在小公司，工人继续要求奖金，而在大公司，这种要求要么被回避，要么是次要的。[98]这表明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他们都反对增加奖金的罢工。事实上，没有一次重要的罢工发生在没有工会积极参与的情况下。[99]斯大林的结论是，单独罢工现在相当有用，在工会的参与下可以获得成功。事实上，后来人们发现，在1908年的头两个半月里，在巴库的29次罢工中，大约55%取得了部分胜利。[100]
在1908年的头几个月，35000名工人投票选出了400名全权代表，在国家协商会议之前和期间，这些全权代表将有“工人议会”中的席位。三分之二的当选者是社会民主党人或同情他们的人。大约有19000名工人投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有保障的协商会议）；8000人支持孟什维克原来的立场，一些极端的孟什维克仍然主张（“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协商会议）；另有8000人支持社会革命党-达什纳克抵制会议。[101]显然，这次选举代表了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派的巨大胜利。显然，巴库的工人们认可马克思主义者为劳工运动的代言人。
由于在会议上达成一致并有保证，这两个工会开始倾向于合并。1907年11月和12月，经过一系列的地方会议，工会决定重新登记会员，并在1908年2月1日之前联合起来。合并的条件是由工会理事会（pravleniya）制定的，理事会同意，在联合理事会中，保证机械工人工会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孟什维克工会的阿布拉莫夫和拉林制定了两个工会完全融合的计划，但石油工人工会则倾向于建立联盟关系。[102]在社会民主党派中，孟什维克是最强烈反对合并的。整整一年来，他们提议为不同类型的工人成立三个独立的工会：机械工人、采掘工人和炼油厂工人。这个计划会把钻井工人排除在任何一个工会之外，而且会加剧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和差别。[103]直到1907年底，孟什维克才放弃这个计划，转而支持合并。
在工会能够联合起来之前，警察进行了干预。1908年1月和2月，新任行政长官福尔鲍姆（Fol'baum）将军下令逮捕主要的劳工活动家：拉林（他躲起来了）、伊卜拉欣·阿利耶夫、康斯坦丁·阿布拉莫夫，都是机械工人工会的人；还有石油工人工会的“彼得堡人”、“尼科”和“K”（斯大林，3月25日被捕）。[104]结果，孟什维克工会的领导层被彻底改组，新理事会出来反对两个工会的合并，反对工人参加协商会议的前提条件。 [105] 拉林认为，孟什维克党组织担心，如果其运作基础——机械工人工会——与更大的工会合并，会失去影响力。[106]为了吸引油田工人离开布尔什维克工会，孟什维克建立了一个半虚构的“石油开采”工会，但从未运作过。[107]
合并的努力失败了，分歧又出现了。在整个2月和3月，关于将工人的要求作为最后通牒的问题，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发生了争论。在争吵的过程中，工人全权代表委员会会议的召开被推迟了两个月。在《汽笛报》第23号的一篇文章中，斯大林解释了两个工会在理事会的权力问题上的分歧。布尔什维克工会认为，理事会只需向业主宣布无产阶级表达的意愿，即有保障的协商会议；但孟什维克工会现在认为，理事会无权在未与群众商讨的情况下提出抵制问题。斯大林说：“nakaz要求全权代表把工人的要求作为最后通牒提出来。”[108]只有业主接受了工人的五个无商量余地的前提条件之后，才能举行协商会议。
参加与否的最终决定留给了工人全权代表委员会，3月30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钟柯夫斯基的提议现在已近一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主动权一直掌握在工人手中，他们将决定是否与业主谈判。决定性的行动是由工人做出的，他们先是跟随布尔什维克抵制会议，然后又同意参加有前提条件的会议。最后，在1908年4月26日，委员会以199-124票通过了有五项保证的参与。未达成一致的社会革命党人和达什纳克退出了会议。[109]离开的人大多是亚美尼亚人，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嘲讽他们：“去选一个卡托利科斯吧，他们在埃奇米阿津等着你呢。”[110]然后，nakaz被作为最后通牒通过。
争取召开劳资协商会议的运动的成功似乎不可避免，正当此时业主们改变了策略，导致建立这种会议的合作关系完全崩溃。战术变化的根本原因可以从石油工业在1908年经历的新危机中找到。1907年，石油价格稳步上升，使工业管理者可以容忍成本的增加，而1908年，价格持续而快速地下降，工业界不可能考虑增加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又不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111]斯托雷平在1908年4月1日致沃龙佐夫-达什科夫的信中，强烈谴责外高加索行政当局对革命者和劳工领袖的纵容政策，这更能说明政府在业主改变策略的同时改变了主意。[112]斯托雷平关注的是外高加索“恐怖主义”明显上升了，1907年发生了3060起个人案件（其中1732件是抢劫）。“在巴库，每天都有几十起谋杀和征用事件公开发生，而罪犯却逍遥法外。”[113]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分析认为罢工是纯粹的经济活动，斯托雷平拒绝接受，因为明显可以看到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其中有些人是犹太人”，注定要导致武装起义。[114]斯托雷平向总督明确表示，他认为当地警察的惰性造成了外高加索的混乱，要求改变政策。[115]
在4月29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工人全权代表委员会选举了16名工人（10名来自布尔什维克石油工人工会，5名来自机械工人工会，1名来自几乎是虚构的锅炉工工会），与同等数量的业主一起坐在组织委员会中，计划实际的会议。[116]孟什维克试图让这个代表团重新考虑最后通牒的想法，但工人们批准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117]当5月13日举行全体组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时，工人和业主彻底破裂。同一天，政府在报纸上宣布，不允许工会代表与组织委员会合作。这是对那些只接受有五项保证的协商会议的人的打击。工人们退席表示抗议。钟柯夫斯基结束了会议，并在不久后宣布，他不会主动重新召集委员会。第二天，通过逮捕巴库最大工会的负责人查帕里泽，政府解决了整个协商会议事件。
因此，1908年5月标志着反动在巴库的开始。只要油价高涨，业主和国家的容忍没有消散，公开的劳工组织就在巴库蓬勃发展。它们在这里比俄罗斯其他地方持续的时间长一点。但是，一旦“反动”的恶性开始收网，群众组织的短暂性质就会被所有人看清，党的地下组织的真正价值就会重新显现出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斯大林和左派的正确，因为工会几乎消失了，而唯一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活动中心则隐藏在“地下深处”。3月，斯大林在工人全权代表会议召开前被捕。【3月25日晚，警方突袭了一些“罪犯出没的窝点”，逮捕了一名持有护照的可疑男子，护照上的名字是科根·贝索夫·尼扎拉泽（Kogan Besov Nizharadze）。事实上，柯巴很快就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但他声称自己逃离流放地后在莱比锡生活了一年多。在1905年《十月宣言》后才回到俄罗斯，并没有加入任何非法政党或组织。[118]】在拜洛夫监狱的牢房里，他听说协商会议终止了。他仍然很活跃，继续发表文章。【监狱里的制度非常宽松。政治犯们积极与外面的同志们保持联系。监狱原定关押二百八十名囚犯，但在1908年夏天却关押了一千三百名囚犯，其中一些人犯有政治罪，另一些人则是纯犯罪。牢房白天开放，只在晚上关闭，囚犯们自由地在院子里游荡，他们在那里做游戏，在合唱中唱歌，交易香烟，谈论政治——一种“自治公社”。公社被主要的政治派别分割，尽管一些“无党派”政治家 "或“野蛮人”仍在派别之外。在“布尔什维克”牢房中，柯巴与奥尔忠尼启则、查帕里泽、帕维尔·萨克瓦雷里泽（Pavel Sakvarelidze）、鲍里斯·勒格朗（Boris Legran）、斯拉瓦·卡斯帕罗夫、萨拉托维茨、S.日根提（S. Zhgenti）、V.塞夫留金（V. Sevriugin）、”彼得堡人”N.维普林采夫、M.马尔金德（M. Malkind）等人关在一起。“著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萨瓦·罗斯托夫斯基（Sava Rostovskii）独自守着自己的立场，他从一个牢房到另一个牢房宣扬托尔斯泰的福音；斯大林不能忍受他。”有些人下棋，柯巴则玩西洋双陆棋，经常和奥尔忠尼启则玩到深夜。棋局很激烈，可能以棋盘上的棋子被扔掉而结束。在监狱里，暴力是常见的。许多犯人都带着刀子。一开始，“罪犯”攻击政治犯，从他们那里偷东西，殴打他们；但一群年轻的格鲁吉亚人，大约25人，他们钦佩政治犯，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向罪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停止行动。威胁起了作用，阴森的高墙内保持了脆弱的和平。[119]】他的一个狱友，社会革命党人西蒙•韦列沙克（Semen Vereshchak）后来回忆说，斯大林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与其他政治犯不同，斯大林会与普通罪犯来往。在不参与派别辩论的时候，他花时间学习世界语，认为这将是未来的语言。[120]【韦列沙克回忆说，有好几次，柯巴开始造谣说某位或另一位囚犯是特务。[121]然而，一名布尔什维克囚犯后来回忆说，柯巴是如何拯救了一名受到处决威胁的囚犯的。他与这名布尔什维克的妻子合谋，在一个探视日，这名囚犯随着探视的人群溜走了，只不过这名妇女假装没有听到离开监狱的信号。狱警打了她一巴掌，骂了她几句，但已经太晚了。被判刑的人已经消失了。[122]】
关于命运多舛的协商会议，斯大林在狱中写了一篇最后的文章。斯大林回应了他的好友苏伦·斯潘达良的观点，回答了孟什维克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好斗破坏了协商会议的指控。斯大林把1905-06年一些工人与他们的领导人和业主参加协商会议的意愿与1907年的抵制作了对比，他认为，1907年更成熟的无产阶级明白，除非可以维持他们的成果，这种协商会议是没有价值的。这只有在工人及其工会充分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有保障的协商会议或根本没有协商会议! 破坏协商会议的责任不应该归咎于工人或他们的领袖，而应该是害怕这种协商会议的业主。[123]
【在3号牢房，柯巴参加了被监禁的革命者之间的热烈辩论。这有时会持续几周。在一次辩论中，柯巴阐述了自己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奥尔忠尼启则被柯巴的对手，社会革命党人伊利亚·卡尔齐瓦泽（Ilya Kartsivadze）搞得烦躁，跳出来捍卫他的朋友，并扇了卡尔齐瓦泽一巴掌。被冒犯的辩手要求与奥尔忠尼启则决斗，结果被自己的派别训斥，排除在了社会革命党的核心小组之外，因为他这种古老的反应方式违反了革命的原则。[124]】
至于近期，斯大林没有呼吁举行总罢工，而是再次提倡像前年春天那样的单独罢工。1907-08年的经验似乎对斯大林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他主张“工会和我们组织的积极参与”，把这种罢工变成“团结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手段”。[125]“我们不应当忘记，只有愈积极地参与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我们的组织才愈会成长壮大。”[126]他拒绝在反动势力面前退回到地下的做法。相反，应该加强工厂委员会，用社会主义精神灌输它们，并使它们团结起来。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最紧迫的组织任务。说完这些话，斯大林就沉默了，至少在文字上沉默了一年多时间。【柯巴在拜洛夫监狱里饱受折磨，因为他帮助建立的组织已经瓦解，对地下党的敌意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中蔓延。政治犯们选出了安德烈·维辛斯基、I. P.纳迪拉泽（I. P. Nadiradze）和尤斯图斯（Iustus）作为他们的长老。维辛斯基负责厨房，尤斯图斯负责囚犯的转移，纳迪拉泽负责管理。3号牢房的柯巴和他的同志们（其中包括奥尔忠尼启则、纳迪拉泽、帕维尔和格里戈尔·萨克瓦雷里泽），曾多次试图逃跑，但每次都失败了。他们甚至设法穿过铁栅栏，柯巴做了大部分工作，用床单绑成一条绳子，但需要的外部信号从未出现。还有一次，工人I.博科夫（I. Bokov）同意在集体参观监狱时与柯巴互换。柯巴要伪装成博科夫与来访者一起离开，但党组织拒绝批准这一计划。[127]他童年的朋友、现在的狱友纳迪拉泽通过他的妻子安排凯可·朱加什维利在1908年春天来巴库看她的儿子。[128]】在此期间，他被从巴库（1908年11月9日）流放到沃洛格达省。1909年7月，他作为逃犯回到巴库，并重新进入地下组织，直到1910年3月23日被捕。
斯大林在巴库给我们留下的形象是不完整的，有时是矛盾的。由于资料匮乏，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做出完全一致的描述，可能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伤害。从目前来看，斯大林来到巴库是一个地下人，一个有相当经验的委员会派。在巴库，他首先投身于政党政治，确保布尔什维克对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控制。但是，随着在与业主打交道的过程中公开的劳工运动不断取得成功，斯大林被吸引到工会活动中。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放弃地下党或否认其首要地位，但他的著作和活动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在巴库的几年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参与工人阶级日常斗争的时期。[129]在巴库，年轻的柯巴已经预示着后来的斯大林，既是组织者，又是实用主义者。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他又回到了地下，除了在监狱和流放的那几年，他一直在那里，直到革命。在《斯大林评传》中，托洛茨基勉强承认斯大林的品质使他成为一个能干的党务工作者：
虽然柯巴缺乏历史预见性，但是他具有非凡的毅力。在反动的年代里，他不属于数以万计的脱党分子之列，而是不顾一切始终忠实于党的区区几百个人里面的一个。[130]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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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o Ordzhonikidze, Борьба с меньшевиками, «Двадцать пять лет Бакин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Baku, 1924), p. 42. 邵武勉和妻子及三个孩子居住在最古老的油田地区巴拉汉内（Balakhany）。查帕里泽（Dzhaparidze），穆季瓦尼（Mdivani），斯拉瓦·卡斯帕罗夫（Slava Kasparov）和斯米尔诺夫（“萨拉托夫人”）（Smirnov，'Saratovets'）同样在巴拉汉内工作，石油工人工会总部就在那里。斯大林和维普列舍夫（Veprintsev，'Peterburzhets'）居住在Bibi-Eibat；斯潘达良（Spandarian，'Timofei'）和科列斯尼科娃（Kolesnikova）在“黑色之城”工作；“使徒”（'Apostol'）则在“白色之城”。之后大概是在1908年，邵武勉搬到了市区，报告各区的会议，编辑党报《巴库无产者报》和后来的《巴库工人报》。之后阿塞拜疆民族主义政党穆沙瓦特（Musavat）的领导人拉苏尔扎德（Resul-Zade），以及两个较小的人物，简称为大小麦米德（Mamed），被派去做穆斯林工作。阿肖特·库马良茨（Ashot Khumariants）经营着非法报刊。(N. Kolesnikova, Как большевики завоевали Баку, «Двадцать пять лет Бакин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pp.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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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P116
^Larin, op. cit., p. 65
^Ibid., p. 15; 根据 1903 年 10 月 22 日的当地人口普查，巴库的总人口为 206751 (ibid., p. 7).
^Ibid.
^Ibid.
^12. Ibid., p. 127.
^Ibid., p. 32.
^Ibid., p. 39.
^Ibid., p. 55.
^Ibid., p. 58n; 巴库的日工资从1904年的65戈比上升到1905年的93戈比，1906年的97戈比和1907年的101戈比(ibid., p. 56)。除了基本工资外，工人还获得了公寓津贴和偶尔的奖金。
^Ibid., p. 51.
^“Sosnovskii, Lev Semenovich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еятели СССР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Росси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Гранат(Moscow: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89), p. 693.
^Larin, op. cit., p. 41;例如，在1906年，76%的单独罢工最后有罢工日的工资，而集体罢工中只有45.7%以这种让步结束。
^Ibid., p. 68.
^Ibid.; 1907年有122次罢工，有25160名工人（占所有石油工人的51.5%）参加(ibid., p. 69)。在油田工人中，81%参与了罢工(ibid., p. 70)。罢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工会偶尔也参与其中。一般来说，油田工人的罢工往往比工厂和炼油厂工人的罢工更容易获胜(ibid., p. 72)。
^Ibid., p. 43.
^汽笛报, 1907, no. 6 (4 November).
^Ibid., 1908, no. 13 (6 January) 报道说，在石油工人工会注册的6000名会员中，只有1500-1600人缴纳了每月的会费。
^Larin, op. cit., p. 95.
^汽笛报, 1907, no. 10 (16 December).
^Larin, op. cit., p. 119.
^Ibid., p. 118n.
^Ibid., p. 22.
^1908 年 2 月的一封只写给巴库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信，反对孟什维克关于解散所有战斗队的论点。信中辩称，伦敦大会要求解散“特别军事战斗队”，但不是自卫队（дружины самообороны）。信中称，在巴库，特殊军事部队早已不复存在，只有自卫队及其参谋在运作。 [“Письмо к товарищам. Нужна ли нам самооборона?” GARF, f. 102, op. 1908, d. 5, ch. 3, ll. 13–13ob.] 在伦敦大会后，战斗队解散了，但之后重建了自卫队。[Edelman, Стал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p. 515; A. Rogov, Н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аботе в Баку //Каторга и ссылка. 1927, no. 6 (35), pp.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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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P107
^Jordania and Zhgenti, op. cit., p. 23. 1906-07年布尔什维克是否参加了巴库委员会，很难确定。约达尼亚（Jordania）和日根提（Zhgenti） 坚持认为，没有布尔什维克是委员会成员，但维克多·诺根（Viktor Nogin）回忆说，他和V.A.拉杜斯-曾科维奇（V. A. Radus-Zenkovich）于1906年2月抵达巴库，直到5月都是委员会成员。诺金写道，除了孟什维克安德烈·维辛斯基和塞德·德夫达里安尼（Seid Devdariani，'Sandro'）外，委员会还包括P.A.查帕里泽、伊万·萨兹胡尔（Ivan Sazhur，'Tikhon'）和P.D.萨瓦雷里泽（P. D. Sakvarelidze） (V. Nogin, 1906 год в Баку, «Двадцать пять лет Бакин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see fn. 5), pp. 16-18)。另一位布尔什维克阿维尔·叶努基泽（Avel Enukidze）也回忆说，1906年11月，当他到达城市并加入委员会时，委员会的成员是混合的：四个孟什维克——德夫达里亚尼（Devdariani）, 拉米什维利（Ramishvili），“伊博拉金”（'Ibragim'） 和P.齐赫泽（P. Chkeidze）; 三个布尔什维克——“萨拉托夫人”, “使徒”和叶努基泽 (A. Enukidze, К двадцатипятилетию бакин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ibid., p. 14)。无论如何，孟什维克在1906年获得了对委员会的控制权，这是自1904年以来的第一次，他们在1907年秋季被布尔什维克推翻之前一直保持着绝对的影响力。
^Trotsky, op. cit., p. 123; 这个说法最初是来自诺根，他在这个时期访问了巴库，后来写道：“斯大林〔柯巴〕处在极为秘密的状态。当时他在高加索很著名，不得不隐藏在巴拉汉内油田区。”
^I. Shitikov-Samartsev, Партия в рабочих районах, 1905 и 1906 гг. «Двадцать пять лет Бакин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see fn. 5), pp. 210-11
^A. Stopani, Из прошлого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1904-1908 гг., «Из прошлого: Статьи 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 истории бакин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Баку» (Baku, 1923), p. 18.
^Ibid.
^Prokofiya Aprasionovich Dzhaparidze ('Alesha'),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речи и письма, 1905-1908 гг. (M., 1958), p. 30.
^Z. G. Ordzhonikidze, Путь большевика. Страницы из жизни Г. К.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M., 1956), p. 61.
^Ibid.
^考茨基的这部著作1887年出版，1903年修订，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通俗解释，在1888年翻译成了俄文：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учения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в популярном изложении К. Каутского; Edelman, Стал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p. 545;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Сибгата Гафурова,” 1935, RGASPI, f. 558, op. 4, d. 658, ll. 130–131.
^Seid Devdariani, “В Баку. Д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SShSSA, f. 8, op. 2, ch. 1, d. 12, l. 194.
^为了准确了解这些事件，应该指出，当时布尔什维克表示反对地方党组织的分裂。斯潘达良写道，孟什维克才是真正的分裂分子，因为他们没有要求重新选举巴库委员会的成员。布尔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一致要求与孟什维克统一，而孟什维克的答复是召开单独的会议并拒绝与布尔什维克谈判 (Suren S. Spandarian ('Timofei'), Статьи, письма и документы (M., 1958), p. 115)。这个问题的尖锐程度足以引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注意，派来诺伊·佐尔达尼亚（Noi Zhordaniya）和“德国人”达内舍夫斯基（Daneshevsky , 'German'）来仲裁这一争端，前者是著名的孟什维克，后者是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调和主义者。他们于1908年1月到达，在收集信息后宣布支持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拒绝接受这一判决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抗议。尽管得到了中央委员会代表的支持，当地的孟什维克还是无法赶走布尔什维克。
^在这一时期的许多回忆录中，甚至在孟什维克的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中的力量的证据。1907年9月22日，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的工人议会全权代表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指示，反对与立宪民主党人合作，主张把杜马作为传播社会民主党信息的讲坛。该指示的文本可见《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给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书》。斯大林是否真的写了这个指示，还有待商榷。
^Larin, op. cit., p. 75.
^Ibid., p. 85.
^Ibid., p. 78.
^Ibid., pp. 75-76.
^Ibid., p. 84.
^1904年的劳动合同，即所谓的“原油宪法”，规定了9小时的工作日和最低工资，但该行业并没有遵守这些条款。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既然在巴库建立了工会，新的劳动合同就可以执行。
^Kochegar (I. Shitikov-Samartsev), Нужно идти на совещание с нефтепромышленниками? , 汽笛报, 1907, no. 3 (10 September).
^I. V. 斯大林：《应当抵制协商会议！》，《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L. A. Rin (Yury Larin), О совещании с нефтепромышленниками (Baku, 1907), ，这本68页的小册子，被布尔什维克在《汽笛报》上攻击。关于这本小册子的流行，见 Larin, op. cit., p. 84. 拉林确信，单独罢工越来越难以取得胜利。他赞成联合斗争，实际上是总罢工，但与抵制派不同的是，他认为会议的运动和工人全权代表委员会的成立是争取协商会议运动的核心。拉林担心工人的“无政府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处理奖金等琐碎问题的单独罢工中不时爆发出来。另一方面，一个协商会议可以处理更多的实质性问题，如工人的安置、保险和工资水平。 49. Ibid., p. 86.
^Ibid., p. 86.
^Ibid.
^Ibid., p. 104.
^Ibid.
^Ordzhonikidze, op. cit., p. 44.
^Ibid.
^Larin, op. cit., pp. 106-7.
^Ibid., pp. 107-8.
^汽笛报, 1908, no. 14 (13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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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 A. Barsegian, Степан Шаумян.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Erevan: Aisatan, 1973), p. 105.
^Vulikh, “Большевики в Баку,” p. 2–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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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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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的译本来自蒙蒂菲奥里，他最好地描述了柯巴如何对待他的妻子，以及对她的死亡的悲痛。[Young Stalin, pp. 163–166.] 它是根据Giorgi Elisabedashvili和Aleksandra Svanidze-Monoselidze的回忆录，分别载于SSM, 1955/146, ll. 51–56; 和87.1955–368, ll. 1–16; 以及 Mikheil Monoselidze 的载于SShSSA, f. 8, op. 2, ch. 1, d. 34, ll. 3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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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报, 1908, no. 20 (25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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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p. 130.
^Ibid.
^Ibid., p. 130n.
^Ibid., p. 131. 前机械工人工会书记康斯坦丁·阿布拉莫夫写了一封致前同志的公开信，发表在《汽笛报》1908年第20期（2月25日）上。他指责孟什维克策略的改变是“狭隘的宗派”："孟什维克派反对nakaz[关于会议前提条件的协议]，不情愿地执行它，它的一些代表在协商会议运动中反对有约束力的条件，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阿布拉莫夫指责孟什维克没有意识到，巴库工人已经抵达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会有计划的干预将有助于单独罢工的胜利。没有工会参与的申德里柯夫们的旧协商会议已经成为过去。
^K. 卡托(斯大林),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汽笛报, 1908, no. 23 (16 March); 这篇文章虽然署有斯大林的笔名，但没有在《斯大林全集》中收录。在同一期的《汽笛报》中，还有一篇斯大林的文章，没有出现在他的《全集》里：K. 卡托, Безграмотность или провокация?. 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回应了自由派报纸《巴库报》对石油工人工会的攻击，该文作者声称工会的运作不民主。它引用的证据是，没有召开全体会员会议，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占主导地位。斯大林指出，现在的工会规模太大，无法召开全体会议（他声称有8000名会员），但代表会议代表了各种观点。
^Larin, op. cit., pp. 136-7.
^Ibid., p. 137. 不久之前，亚美尼亚人在离埃里温不远的圣城埃奇米阿津选出了他们国家教会的领袖——卡托利科斯。
^Ibid., p. 138. 1907年秋冬，石油价格几乎翻了一番，但随着1908年春伏尔加河航运的开放，油价开始下降(ibid., p. 88)。
^P. A. Stolypin and I. I. Vorontsov-Dashkov, Борьба с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 движением на Кавказе в эпоху столыпинщин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П.А. Столыпина с гр. И.И. Воронцовым-Дашковым //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1929, no. 3 (34), pp. 187-202.
^Ibid., p. 195.
^Ibid., p. 196.
^Ibid., passim.
^Larin, op. cit., p. 137.
^Spandarian, op. cit., p. 123.
^Edelman, Стал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pp. 559–565.
^Edelman, Стал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p. 566, 575–577;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Сакварелидзе П. Д.,” 发表于格鲁吉亚报纸კომუნისტი, 1935年5月18日, 翻译自格鲁吉亚语, RGASPI, f. 558, op. 4, d. 658, ll. 315–320; A. Rogov, Из жизни бакинской тюрьмы, Каторга и ссылка, 1927, no. 8 (37), pp. 126–130.
^Semen Vereshchak, Сталин в тюрьм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заключенного. «Дни» (Paris), 22 January 1928; 24 January 1928.
^Semen Vereshchak, Сталин в тюрьм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заключенного. «Дни» (Paris), January 22, 1928; January 24, 1928. 维列沙克一直被视为社会革命党成员，之后和孟什维克在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工作，并在1921年2月红军入侵后和他们一起逃到巴黎。Edelman怀疑维列沙克的真实性; 见她的“Битый/небитый вождь’” 和Стал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pp. 686–688.
^Edelman, Стал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p. 579;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Вацека Ивана Прокопьевича,” RGASPI, f. 558, op. 4, d. 658, l. 114.
^柯巴(斯大林),《协商会议和工人》，《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Olga Edel’man, “Битый/небитый вождь: Сталин, книжка Маркса и бакинская тюрьма в сталиниане,”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 запас, 2017, no. 2 [http://magazines.russ.ru/nz/2017/2/bityjnebityj-vozhd-pr.html]. 这一事件最初载于P. D. Sakvareldize的回忆录，发表于კომუნისტი，见RGASPI, f. 558, op. 4, d. 658, ll. 318–322; Edelman, Стал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pp. 577–580.
^柯巴(斯大林),《协商会议和工人》，《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Ibid.
^Ostrovskii, Кто стоял за спиной Сталина, p. 303; memoirs of Bagdasar Ovchinian, SShSSA, f. 8, op. 2, ch. 1, d. 37, l. 122; B. Bibineishvili, Заря востока, October 4, 1935.
^Ostrovskii, Кто стоял за спиной Сталина, pp. 303–304; memoirs of I. P. Nadiradze, SShSSA, f. 8, op. 2, ch. 1, d. 35, ll. 41, 47–48.
^在巴库，斯大林和其他巴库委员会派对公开的劳工运动的适应比俄国其他地方更早、更容易。直到1912年，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派才大量进入工会运动。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个残酷的教训，即回避开放的劳工运动会带来灾难。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政府允许组织附属于战时工业委员会的劳工团体时，他们又抵制了公开的组织。
^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