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的钢甲先驱：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新兵营）

本文摘自指文图书【抗战系列002】，徐帆、甄锐著《中日装甲兵简史1938—1945》

1936 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30 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红9 军、红四方面军总部以及红5 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同年11 月11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过河部队称为“西路军”，领导机关称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此后在河西走廊与国军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连番血战下，西路军由于孤军奋战兵力悬殊惨遭失败，仅剩一千余人。

1937 年3 月中旬，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将红30 军余部编为“左支队”向西进行游击作战，并按照中共党中央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示，设法前往新疆后转赴苏联学习军事。4 月24 日，西路军左支队在安西县城白敦子与追击的国民党军骑兵队发生激战，突围后仅剩四百余人（主要为红30军88 师268 团大部、267 团、总部骑兵师及总直属队部分人员），分两路溃退到新疆的“东大门”星星峡。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通过统战工作与亲苏亲共的盛世才新疆省政府建立了联系。而驻哈密地区的警备司令尧乐博斯却极力反对中共部队进疆，于是派遣两个骑兵团前往星星峡阻拦西路红军左支队。盛世才在得到报告后，抽调督办公署教导团一个加强的新编第4 教导大队（大队长宫自宽），配备炮兵、钢甲车兵、通讯兵乘苏联制“嘎斯”军用卡车，于3月下旬从迪化出发接应西路红军左支队，并与左支队一举剿灭了尧乐博斯的军队，打通了哈密与迪化的道路，顺利接应西路红军左支队，于5 月6 日晚进入迪化。

西路军左支队在到达迪化后被安排暂时分驻于西公园及原新疆纺织厂宿舍内。不久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形势发生逆转，西路红军左支队接受中共党中央发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取消了前往苏联的计划，留在新疆学习。7 月下旬，左支队迁移至迪化东门外的营房内，营区东面为督办公署教导团，北面为钢甲车队，尔后在中共党中央代表陈云的领导下，西路军四百余人残部整编改称为总支队，对外则称之为“新兵营”（盛世才新招收的兵）。总支队（总队长饶志坚）设有政治处（主任曾山）、总务科（科长黄富鑫）、警卫排（排长张发理），警卫排下分为通信班（班长巴方延）和警卫班（班长黄昆），总支队下设第1（大队长王世仁）、第2（大队长郑志章）、第3（大队长姚运良）、第4（大队长宋家志）四个大队及干部队（队长潘同）与医务所（所长苏井观）。

同年8 月，新兵营正式开始基础文化课（语文、算术等）的学习，至1937 年冬，新兵营在文化课结束后，重新整编了四个大队，开始正式转入军事技术如步兵、炮兵、汽车兵、装甲兵、航空兵、军医等的学习训练，第1、第2 大队学习汽车驾驶及修理，第3 大队学习文化，第4 大队为特科大队。后再次进行调整，将3 大队学文化人员抽出编入总队部学习文化，将警卫排一部分人编为3 大队首先学习装甲车。至1938 年又作调整，第1、第2 大队合并学习装甲车及汽车，另从原第1、第3、第4 大队抽出一些年岁较大，文化较低的人员编为第3 大队，第4 大队即特科大队学习炮兵，此外另有四十余人学习航空、医学、无线电等。新兵营汽车装甲车辆的教学任务，交由新疆督办公署汽车局和钢甲车队担任，教育计划由钢甲车队汽训班教务主任李国卿制定。

1938 年2 月1 日，邓发关于新兵营学习情况等问题给张闻天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学钢甲车的，理论快上完，现开始学开车，车上武器已开始学。学习常努力。不过前十天曾翻了一个车，未伤人，其余未发生什么问题。”同时，苏联教官对学员的要求也很严格，一点小动作不合规定都要重做。装甲车打靶前先练习手枪打靶，要求必须击中十环，否则就朝前走直到能击中十环为止然后逐步往后退，如此往复。尔后，练习装甲车机枪射击，先静止射击，后移动射击。先打静止靶，后打移动靶。指战员们都很有兴趣认真练习。此外，有些中方教官的课讲得比较死板，一名战术课教官曾向该排学员吹嘘自己在阿克苏的战斗经历，学员则以若在抗日战场上装甲车如何应对火炮的问题而令教官尴尬。中央首长了解学员的困难后，把曾在苏联学习过驾驶坦克的吉合等同志调来当教员，提高了学员的积极性和学习质量。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此期间还多次从延安来信关心和激励学员。

1939 年6 月，这些学员学完了装甲车，准备学习新式坦克，但一直没等到。7 月6 日起，由支队首长组织到城西五至十公里处进行野营练、营攻防战术、行军、宿营等科目操练，正巧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赴苏联时途经新疆迪化，专程到野营地看望了学员们，为他们介绍了国内外形势，鼓舞他们很快就要建立自己的特种兵部队了。

9 月这些学员以参观的名义，在装甲车部队中参加盛世才部为期三天的联合兵种演习，不断按苏联顾问提出的情况进行判断和行动，因此见识了飞机、重炮、装甲车、骑兵和无线电通讯的实际应用。年底考核时，驾驶、修理、射击等科目都取得了良好成绩，苏联顾问对他们的学习情况十分满意，为以后解放战争中能将缴获的坦克、装甲车、汽车开得动打得响奠定了扎实的技术基础。9 月下旬结束野营返回迪化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也没学到新式坦克，只是进行了文化课学习。12 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干部大队329 人乘坐30 辆毡篷卡车从迪化启程返回延安。预防国民党制造摩擦和阻碍，中共中央以华侨名义为干部大队办理了通行护照，决定其与苏联援助国民政府武器装备的运输车队同行。1940 年1 月1 日出发前，留在新疆的陈潭秋将学习装甲车技术的40 多名同志组成武装护卫排，配备盛世才赠送给朱德总司令的四挺苏制DT 坦克机枪（可安装两脚架作为轻机枪）和四千发子弹，以及向盛世才要来的三十支“三八”式步枪。临行前陈潭秋再三叮嘱同志们一定要将这些武器带到延安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警卫队手中。这一苏联车队约有30 辆带篷卡车运载着大量的坦克部件等援华物资①，要去往兰州交给国民政府，每辆车篷都盖得严严实实，苏联方面每天都派飞机进行联络，安全到达兰州将物资完整交付国民政府的接受部门后，干部大队另行离开，沿途历经了国民党军的各种阴谋和威胁后，于1940 年1 月5 日成功回到延安。8 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举行了欢迎晚会，毛泽东主席出席并讲话。

另外，在1 月18 日新疆办事处为“新兵营”回延安、安排人员暂留迪化学习坦克技术等情况致邓发并转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中提到：“陈福海、赵丙琐及其他会开汽车的共六人，拟与仁兄交涉留此学坦克，因仁兄处有坦克十一部。”但从事后的结果看应未能达成所预想的目的。

老战士的回忆：

李志明、王崇国（时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人员）回忆：“学完开汽车，接着就学习开坦克。这里的坦克，只不过是几辆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旧车子，武器分三层安装，半天发动不着。盛世才的装甲大队有两百多人，装备有轻型和重型两种装甲车，轻装甲车有两挺‘德克特拉瓦’机关枪，重型多一门七五公厘炮。这就算是当时的坦克学校了。在那时，我们第四排被分配学习装有轻机枪和小炮的装甲车，这就引起了他排同志的羡慕，他们每天在营房里看见我们学习回来，总要和我们开玩笑：‘快看啦，红军的装甲旅来了！’我们听了心里自然高兴，但有时心里也感到不安，觉得学不好就对不住同志们。

这些教官比汽车部队里的教官更反动，其中还混杂特务。他们的官衔比别的部队高，排长一般都是中尉，还有上尉，讲课时洋腔怪调，故意叫我们‘坐飞机’，头昏脑涨，不懂还不许发问。每当我们在学习上提出一点要求，教官就把眼一瞪，轻蔑地说：‘没学会爬，就想飞起来啦！’那些特务还利用教学机会来刺探我们内部情况。我们没有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教员不好好讲，我们就自己苦心钻研，同志间展开互助，包教保学。上课时每个人都带笔记本，细心听讲，把内容尽量详细的记下来，然后利用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对着笔记相互参考，相互补充，凑在一起就全面了。疑难问题解答不了，我们可以不吃饭，可以不休息，除非真正弄懂才罢手。

星期天，那些教官和盛世才的学员早就溜到街上喝酒作乐去了，但对我们来讲却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学习机会。早晨起来，同志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拿着笔记本进行讨论。这现象不久就被教官发现了，说什么不遵守坦克学校纪律，还要处罚我们。抓紧时间学习，在旧军队里也是一种罪过啊！

实习那天，大家高兴得跳起来。因为就在今天，我们的一双手就可以摸到盼望已久的装甲车了。谁知道这时候教官的鬼名堂又来了，让从旁边的车门爬上爬下，学了一星期的上车下车动作。就是这样，都是求之不得的啊！我们这些放牛出身的穷孩子，是党培养我们提高了觉悟，学习了文化，如今又学习开坦克，为我军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开辟道路，谁打心眼里不激动呢？谁不想找机会多摸摸车子呢，就是待在旁边多看几眼也痛快呀！

后来学技术，更使人又好气又好笑。教官经常以身经百战的坦克部队指挥员自居，在讲课的时候向我们吹嘘盛世才在南疆打另一个军阀的功绩。还说他亲自开着装甲车，一只手开车，一只手打轻机关枪，如此这般的打死了一百多个骑兵，他讲的天花乱坠、眉飞色舞。

1939 年6 月，我们学完了装甲车，准备学习新式坦克，等了好久，根本没有见到新式坦克是个啥样子。支队首长知道那些教官故意拖延时间和我们为难，就组织我们到城西20 多里的地方去野营。就在这时候，周恩来副主席由重庆去苏联，经过迪化时专门下飞机来野营地看望我们。周恩来同志给我们分析了国内外的局势，还说，大家学得好，中央都知道，不要看现在底子薄，很快我们就要建立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是啊，我们多么希望早日能有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啊！”

新疆地区曾装备的部分苏制装甲车辆：

作为一支未参加过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作战的中国坦克装甲部队的新疆“钢甲车队”，却对国家的统一以及新中国装甲部队的诞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他们曾使用过的苏制坦克装甲车辆也经历了不断的作战与淘汰，最终在1949 年和平解放新疆后成了新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部队中光荣的一员。

一 BA-6 型轮式装甲车

苏制BA-6 型（俄语为БA 6）轮式装甲车是1935 年苏联方面在BA-3 轮式装甲车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一款新型装甲车，于1936年完成并投入生产。新研制的BA-6 型其车体、炮塔和弹药存放位置，与之前制造的BA-3型并无太多变化。主要改进是在车体外观方面，取消了车体后部右侧设置的后舱门。并将车辆前后轴的距离进行了适当调整。第一次采用了防弹轮胎设计（轮胎中部使用多孔式橡胶内胆）。由于军方有严格的重量限制，所以没有采用更多的特殊工艺，车辆的重量便减少到了5.1 吨左右。1936-1938 年间，苏联伊什沃斯基（Izhorskiy）工厂总共生产了386 辆BA-6 轮式装甲车。广泛应用于苏联红军的装甲部队。1937 年外贝加尔（Transbaikal）军区成立了一个摩托化装甲团，不久后扩编成旅。其中包括一个装备中型装甲车的装甲营，一个装备轻、中型装甲车的侦察营和一个步兵机枪营。该侦察营总共装备80 辆中型装甲车和30 辆轻型装甲车。三个这种编制的摩托化装甲旅——第7、第8、第9 旅参加了苏日诺门坎战役。

性能参数

全长 4.65 米

全宽 2.10 米

全高 2.20 米

重量 5.1 吨

主武装 M1932/34 45 毫米坦克炮1 门

副武装 DT7.62 毫米车载机枪2 挺

乘员 4 名

二 BA-27 型轮式装甲车

苏制BA-27 型（俄语为БA 27）轮式装甲车是苏联于1928 年至1931 年期间，研发生产的一款用于侦察和支援步兵作战的轮式装甲车，比苏制BA-3/6/10 等轮式装甲车装备使用的时间略早。伊什沃斯基（Izhorskiy）厂于1927 年开始组织工程技术人员以苏联制造的 AMO-F-15 卡车（ 意大利产“菲亚特”F-15 型卡车的1924 年苏联仿制型号）底盘为基础，设计新型的轮式装甲车辆，1928 年，设计出了第一辆样车，经过较长时间的测试才开始生产，于1929 年正式装备苏联红军部队，将其定名为BA-27 型轮式装甲车。不久又使用苏联制造得GAZ-AA 卡车底盘进行了改良，最后利用GAZ- AAA 卡车的底盘研制了四驱十轮的BA-27M 型。其特点是采用了苏联第一种量产的T-18 型轻型坦克的多边形炮塔，装备1 门法国霍奇基斯SA 18型37mm 火炮一门和DT 7.62mm 机枪两挺。但其无论是火力还是性能上都略逊于BA-3/6/10 系列轮式装甲车，因此逐步被后者所淘汰了。总共制造了300 多辆。

性能参数

全长 4.62 米

全宽 1.81 米

全高 2.52 米

重量 4.4 吨

主武装 “霍奇基斯”SA18 型37 毫米炮1 门

副武装 DT 7.62 毫米车载机枪2 挺

乘员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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