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已被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
美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已被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
原创 环中争议解决团队 环中商事仲裁 2023-06-14 16:20 发表于北京
全文共约1,1000字,阅读时间20分钟。
导言
一直以来,关于已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能否在执行地法院得到承认和执行这一问题在实践中争议不断。近期,美国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对CIMSA诉GCC案[1]作出审理。本案的核心争议点为,上诉法院是否应当承认已被下级法院承认但后来被仲裁地法院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本案中,法院详细梳理了美国法针对上述问题的处理思路,其延续先前案例中对类似案件的裁判观点,对《纽约公约》第5条、美国公共政策以及《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0条第b款5项作出解读。基于法院裁定,案涉仲裁裁决在美国得到承认和执行。
01
案情简介
2011年11月,基于双方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玻利维亚公司Compañíade Inversiones Mercantiles S.A.(下称
“CIMSA”
)向墨西哥公司Grupo Cementos de ChihuahuaS.A.B. de C.V.(下称
“GCC”
)提起商事仲裁,仲裁地位于玻利维亚。
2015年4月,仲裁庭作出关于损害赔偿的裁决(下称
“本案裁决”
)。基于本案裁决,GCC应赔偿CIMSA 3600万美元及相应利息。GCC遂向玻利维亚的一家法院(下称
“下级法院”
)申请撤销本案裁决,其请求得到支持。然而,经过几轮上诉,玻利维亚的最高法院(Plurinational Constitutional Tribunal,下称
“PCT法院”
)于2016年12月撤销了下级法院作出的撤销本案裁决的决定(下称
“2016PCT决定”
)。随后,CIMSA请求下级法院承认本案裁决,而GCC以提起附带上诉的方式中止了下级法院对本案裁决作出新的认定。
2015年9月,CIMSA根据《纽约公约》向美国科罗拉多联邦地区法院(下称
“地区法院”
)申请承认和执行本案裁决。2019年3月,地区法院对CIMSA的请求予以支持。随后,GCC向玻利维亚当地法院提起新的上诉。2020年10月,在GCC的请求下,PCT法院重新组庭并裁定撤销原PCT法院作出的2016PCT决定。随后,玻利维亚下级法院恢复了其先前作出的撤裁决定。
基于2020年间玻利维亚法院作出的一系列命令(下称
“撤裁命令”
),GCC援引《联邦民事诉讼规则》(Federal Rulesof Civil Procedure,下称
“FRCP”
)第60条第b款5项之规定向地区法院申请撤销其承认本案裁决的判决。地区法院拒绝了GCC的动议,并命令GCC交出其位于墨西哥的财产以履行本案裁决。GCC将本案上诉至美国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下称
“本案法院”或“第十巡回法院”
),其上诉请求得到受理。
02
争议焦点
地区法院认为,若撤裁命令本身违反美国公共政策,
或者
执行该撤裁命令将违反美国公共政策,地区法院可以拒绝执行该撤裁命令。依据上述法律标准(Legal Standard),地区法院认定,执行玻利维亚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将危害基本司法准则(basic standards of justice),因此,不应对该裁定给予国际礼让(comity)[2]。此外,基于“公平性考虑”(equitable considerations),GCC在玻利维亚和美国法院的行为决定了其无法获得FRCP第60条第b款5项下撤销先前承认的特殊救济。综上,地区法院拒绝了GCC的动议。
GCC主张,地区法院适用的法律标准错误。其认为,
只有
在撤裁命令本身——而非执行该裁定的后果——违反美国公共政策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依据公共政策例外(public policy exception)承认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换言之,地区法院仅应审理撤裁命令本身是否与美国体面(decent)和正义(just)的基本价值理念相违背,而不应考虑该命令的执行后果。此外,GCC还指出,地区法院未能正确评估有关适用FRCP第60第b款5项的相关因素。
03
法律依据及相关案例
(一) 《纽约公约》
《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e项与第2款b项规定,执行地法院可以(may)拒绝承认和执行“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之国家之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或者“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实践中,为鼓励国际商事合同项下的仲裁协议得到承认和执行,美国法院通常对上述抗辩采取狭义解释。[3]主张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义务。此外,美国法院认为,当仲裁地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后,执行地法院需在给予仲裁地法院所作命令国际礼让与维护本国公共政策之间作出权衡,[4]以此决定是否承认和执行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
(二) FRCP
除《纽约公约》外,FRCP同样适用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根据FRCP第60条第b款5项之规定,若一项最终判决(final judgement)系基于先前已被推翻或撤销的判决作出,法院可以(may)豁免一方当事人履行该最终判决。[5]上述规定是一项仅限于特殊情况下的非常规救济措施,也是一项“公平救济”(justifies remedy),法院在审理该动议时需评估动议方是否公平行事,以决定是否给予其救济。请求撤销最终判决的一方当事人需提供“高度令人信服的”(highly convincing)证据证明其有权获得上述救济。[6]
(三) 相关判例
以下六起巡回法院判例讨论了美国法院是否可以承认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其中,仅有Thai-Lao案涉及FRCP第60条第b款5项的适用问题。需注意的是,下述判例对本案法院仅具有指导意义而不具有约束力。
1. Baker Marine案[7](1999年)
双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至某仲裁庭,仲裁地位于尼日利亚。仲裁庭作出裁决后,双方当事人分别向尼日利亚法院申请承认/撤销该项裁决,尼日利亚法院最终决定撤销该项裁决。随后,仲裁胜诉方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申请承认该项裁决,该地区法院基于尼日利亚法院的先前决定拒绝了其请求。本案被上诉至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下称
“第二巡回法院”
)。第二巡回法院在该案中提出,基于美国公共政策,法院可以不对外国法院所作撤裁命令给予礼让。但本案项下,承认尼日利亚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并不违反美国的公共政策。据此,第二巡回法院裁定维持原判。案涉仲裁裁决未在美国得到承认。
2. TermoRio案[8](2007年)
双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至某仲裁庭,仲裁地位于哥伦比亚。仲裁败诉方向哥伦比亚法院申请撤裁,哥伦比亚最高行政法院撤销了案涉裁决。同时,仲裁胜诉方在美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案涉裁决。基于哥伦比亚法院作出的撤裁决定,美国联邦地区法院驳回了该胜诉方的请求。该胜诉方将该案上诉至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下称
“特区巡回法院”
)。特区巡回法院认为,《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e项涵盖一项狭义的公共政策含义(anarrowpublicpolicygloss),即外国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如果与美国体面与公正的基本价值理念相抵触,则该撤裁命令会因违反美国公共政策而无法得到执行。[9]本案项下,鉴于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哥伦比亚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违反了美国的基本正义观念,特区巡回法院裁定维持原判。案涉仲裁裁决未在美国得到承认。
3. Pemex案[10](2016年)
双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至某仲裁庭,仲裁地位于墨西哥。仲裁庭作出裁决后,仲裁胜诉方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同时,仲裁败诉方向墨西哥法院申请撤裁。最终,墨西哥法院撤销了该项裁决,但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决定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仲裁败诉方遂将该案上诉至第二巡回法院。第二巡回法院认为,根据《巴拿马公约》(Panama Convention)[11]之规定,尽管执行地法院可以承认一项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但其也必须对国际礼让原则予以考量。一般来说,外国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是终局性的,除非执行该裁定会损害执行地国家的公共政策。若一项撤裁命令明显会危害到美国的公共利益、公众对司法的信心、人身自由权或私有财产安全,那么基于公共政策例外,该项命令就不能被执行。[12]经分析,法院认定,执行案涉撤裁命令将违反美国的基本正义观。据此,第二巡回法院裁定维持原判。案涉仲裁裁决在美国得以承认和执行。
4. Thai-Lao案[13](2017年)
双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至某仲裁庭,仲裁地位于马来西亚。仲裁庭作出裁决后,仲裁败诉方向马来西亚法院申请撤裁,胜诉方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申请承认案涉仲裁裁决。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先是对案涉裁决予以承认,随后,由于马来西亚法院撤销了案涉裁决,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也撤销了其对案涉裁决的承认。该案被上诉至第二巡回法院。第二巡回法院认为,根据《纽约公约》之规定,国际礼让原则使得法院无法忽视仲裁地法院对仲裁裁决的撤销决定。但是,该撤裁决定并非一定是终局性的,法院亦可以维护美国体面和公正的基本价值理念为由拒绝给予该撤裁决定国际礼让。同时,FRCP第60条第b款项下规定的救济均为“公平救济(equitable remedy),法院可以基于动议是否在合理时间内提出,动议方是否公平行事,以及支持该动议是否能在维护公平正义与判决终局性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以确定其是否有权基于上述条款获得相应救济,[14]且上述条款亦未禁止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撤销其先前对案涉裁决的承认。[15]最终,第二巡回法院裁定维持原判。案涉仲裁裁决未在美国得到承认。
5. Getma案[16](2017年)
双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至非洲统一商法协调组织(CCJA)进行仲裁。仲裁庭作出裁决后,仲裁败诉方向仲裁地法院请求撤销裁决,仲裁胜诉方向美国地区法院请求承认裁决。随后,仲裁地法院撤销了案涉裁决,据此,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拒绝承认案涉裁决。仲裁胜诉方将该案上诉至特区巡回法院。特区巡回法院认为,基于国际礼让原则,其拒绝在没有“特殊情况”的情况下对初级管辖地(primary jurisdiction)法院裁定废除的仲裁裁决进行第二次审理。[17]只有在撤销决定与美国体面和公正的基本价值理念相抵触的情况下,才会执行已被撤销的裁决,鉴于本案不存在上述情形,特区巡回法院遂维持原判。案涉仲裁裁决未在美国得到承认。
6. Esso案[18](2022年)
双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至某仲裁庭,仲裁地位于尼日利亚。仲裁庭作出裁决后,败诉方向尼日利亚法院申请撤裁,胜诉方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申请承认案涉裁决。尼日利亚上诉法院对案涉裁决的一部分予以撤销,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尼日利亚法院的上述决定给予礼让。该案被上诉至第二巡回法院。第二巡回法院延续了其在Pemex案中的观点,并认为在权衡是否对外国撤销命令给予礼让时,法院应考虑与特定案件情况有关的因素。[19]该地区法院的决定系基于其自由裁量权作出,案涉撤裁命令并未违背美国的公共政策。据此,第二巡回法院裁定维持原判。案涉仲裁裁决未在美国得到承认。
04
本案法院观点
(一)适用的法律标准
本案法院多数意见对地区法院适用的法律标准予以认可,即若撤裁命令本身违反美国公共政策,
或者
执行该撤裁命令将违反美国公共政策,地区法院可以拒绝执行该撤裁命令。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地区法院适用的法律标准与第二巡回法院在现有判例(Pemex案与Thai-Lao案)中所采取的法律标准一致。Pemex案中,第二巡回法院认为执行案涉撤裁命令将违反美国公共政策,进而维持了该案地区法院承认和执行案涉裁决的决定。Thai-Lao案中,尽管第二巡回法院决定对外国撤裁命令予以礼让,但其亦将执行撤裁命令是否会违反美国公共政策作为判决的考虑因素之一。本案亦是如此。
第二,地区法院适用的法律标准符合《纽约公约》之规定。TermoRio案中,特区巡回法院认为,结合《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e与第2款b项之规定,《纽约公约》明确允许执行地法院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其亦允许执行地法院也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撤销命令。[20]本案法院对上述解释予以认可。
第三,GCC的主张与其动议相互矛盾。正如CIMSA基于《纽约公约》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GCC亦在申请承认和执行玻利维亚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即意味着地区法院可以对撤裁命令作出以下审查:(1)该命令本身是否违反公共政策(是否应当得到承认);(2)该命令的执行是否会违反公共政策(是否应当强制执行)。因此,GCC主张公共政策例外不适用于撤裁命令的执行问题实际上是对其动议的否认。
第四,GCC的主张是不合逻辑且不切实际的。首先,对外国撤裁命令的执行是可能会危害到美国公共政策的。其次,如果地区法院支持了GCC的主张,则意味着若执行该命令将危害到美国公共政策,地区法院将对此无能为力。
(二)裁判理由及结果
1. 公共政策方面
基于上述适用的法律标准,本案法院认定执行玻利维亚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违反了以下三项美国公共政策:
第一,维护法院判决的终局性。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判决的终局性是法律的重要利益所在。[21]本案与其他先例有所区别的地方是,GCC是在玻利维亚最高法院——PCT法院已经对其撤裁申请予以驳回的前提下,再次向该法院寻求救济,并最终获得胜诉。在此之前,地区法院也已经对本案裁决作出承认决定。地区法院认为,若对撤裁决定予以认可,则会损害其先前判决的终局性,并助长GCC在本案项下这种无休止上诉的行为,进而违反上述公共政策。本案法院多数意见对此予以认可。
第二,保护当事人对合同的期待,包括仲裁裁决的终局性。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纽约公约》的立法宗旨以及美国加入《纽约公约》的主要目的即是为鼓励承认和执行商事仲裁协议,[22]这亦是美国《联邦仲裁法》(FAA)的立法宗旨。当解释和执行仲裁协议时,法院应保障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及其对合同的期望。特别是,本案项下,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仲裁裁决是终局的,且双方当事人放弃对仲裁裁决的所有撤销、反对或上诉的行动。[23]因此,地区法院的决定尊重了当事人关于仲裁裁决终局性的约定,本案法院多数意见对其观点予以认可。此外,上述观点也与Chromalloy案[24](1996年)中法院观点类似。
第三,支持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美国最高法院承认,强有力的联邦政策支持仲裁解决争端,该政策特别适用于国际商事领域。[25]这一政策要求法院不仅要执行仲裁协议,还要执行由此产生的仲裁裁决。[26]
基于上述,本案法院多数意见认为,执行玻利维亚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将违反美国公共政策,进而无法对该命令给予礼让。
2. 公平行事方面
本案项下,GCC基于FRCP第60条第b款5项提出动议,地区法院认为GCC未能公平行事,其诸多行为表明其“睡在了其权利上”(“slept on its rights.”),因此,GCC不能获得上述条款项下的“公平救济”。该等行为包括:(1)GCC在仅美国反对执行本案裁决失败后,方才向玻利维亚法院提起新的上诉请求其撤销本案裁决。(2)GCC通过阻挠诉讼文书送达拖延美国诉讼程序近三年之久,并拒绝履行仲裁裁决。本案法院予以认可。
3. 裁判结果
综上所述,本案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地区法院基于其自由裁量权对本案作出的认定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故裁定维持原判。
环
中
观
察
(一)承认和执行已被撤销仲裁裁决的实践
本案为读者呈现了美国法院在审理承认和执行已被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时的裁判规则与思路。在该案中,第十巡回法院认定:(1)《纽约公约》允许执行地法院承认和执行在仲裁地已被撤销的外国仲裁裁决。若撤裁命令本身违反美国公共政策,或者执行该撤裁命令将违反美国公共政策,执行地法院可以拒绝执行仲裁地法院作出的撤裁命令;(2)对于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销的裁决,基于国际礼让原则,美国法院原则上对该撤裁命令予以承认,但是若该撤裁命令违反美国公共政策,美国法院可以基于自由裁量权对该命令不予礼让;(3)相关公共政策包括:维护法院判决的终局性、保护当事人对合同的期待以及支持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等;(4)当事人援引FRCP第60条第b款5项提出动议的,法院将基于其是否公平行事来决定是否给予其上述条款下的“公平救济”,如其提出动议是否及时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案法院还指出,先前的每起判例中,动议人在美国申请承认仲裁裁决以前都曾向仲裁地法院申请撤裁。而该案特殊的地方在于,在2019年3月地区法院对本案裁决予以承认的多年以前,玻利维亚的最高法院就已经对地区法院的撤裁决定予以撤销(2016PCT决定)。而在美国法院准许承认本案裁决之后,GCC才又向玻利维亚法院提起新的上诉。GCC的上述行为致使法院认为GCC未能及时行权,故基于对美国法院判决终局性的维护,其无法对玻利维亚法院随后作出的撤裁裁决给予礼让。这一认定也提醒了当事人,在美国申请承认和执行已被撤销仲裁裁决前,应及时在本国寻求撤裁救济,否则其主张将可能被驳回。
本案法院列举了六起美国巡回法院裁判的相关案件。事实上,美国法院首次对已被撤销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是在著名的Chromalloy案中。1988年,美国公司Chromalloy与埃及政府签订了一份军事采购合同,并由此发生纠纷。Chromalloy根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对埃及提起仲裁。仲裁庭于1994年8月作出了有利于Chromalloy公司的裁决。随后,Chromalloy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下称
“特区地区法院”
)申请执行该项裁决,埃及则向当地法院申请撤销该项裁决。1995年12月,开罗上诉法院宣布案涉裁决无效,埃及据此向特区地区法院提出动议驳回Chromalloy执行裁决的申请。
特区地区法院认为,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之规定,法院在审查已被仲裁作出地国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时享有自由裁量权。同时,根据《纽约公约》第7条之规定,法院拥有依据美国法律对上述问题作出判断的权利。此外,与本案情况类似的是,特区地区法院认为,Chromalloy案中的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仲裁裁决具有最终约束力,并且放弃了在埃及法院上诉的权利,基于美国支持对商事纠纷进行终局性和具有约束力的仲裁的公共政策,该案裁决可以得到承认和执行。最后,特区地区法院还援引“任何国家都没有持续性的义务去执行从根本上损害本国利益的外国利益”[27],并认为“礼让对美国法律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8]基于上述理由,特区地区法院对案涉裁决准予执行。该案在美国影响深远,法院在此案中确立的原则在此后的案件中也得到认可。
除美国法院外,法国、荷兰、德国等地的法院也曾对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该等法院适用的法律依据及理由与美国法院略有不同。法国最高法院在Norsolor案[29](1984年)、Hilmarton案[30](1994年)以及Putrabali案[31](2007年)中均对已被撤销仲裁裁决予以承认。法国最高法院的观点一脉相承,其认为一项国际仲裁裁决是独立于任何国家法律秩序之下的,其有效性须由裁决执行地国的准据法来确定。同时,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和第7条相关规定,执行地法院有权适用本国法来判断已被撤销仲裁裁决的效力。此外,上述Chromalloy公司同时也向法国法院申请执行该案裁决,最终巴黎上诉法院亦裁定对该案裁决予以执行,理由为该项裁决效力依然存在,且在法国执行该项裁决不违反国际公共政策。[32]Yukos案[33](2009年)中,俄罗斯法院撤销了在俄罗斯作出的一项仲裁裁决。在该项裁决的执行过程中,荷兰法院认为,《纽约公约》并未对其是否应当拒绝承认被俄罗斯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作出规定,该问题应当依据荷兰的国际私法判断,故其对俄罗斯法院所作撤裁决定采取忽略态度。此外,由于俄罗斯法院的撤裁决定很可能并非基于公平公正作出,荷兰法院因此拒绝执行俄罗斯法院的撤裁裁定。
(二)承认和执行已被撤销仲裁裁决的理论争议
尽管近年来已出现多起已被撤销仲裁裁决在他国得到承认和执行的案件,但绝大多数法院仍然会对这类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关于执行地法院是否享有承认和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自由裁量权,学界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对《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的理解。一些学者认为,从字面上看,该条款规定的是执行地法院可以(may)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而非“必须”(must or shall)。“可以”(may)的使用意味着执行地法院有权决定是否承认和执行已被撤销裁决。另一些学者,如著名的《纽约公约》研究学者范登伯格教授(van den berg),则认为,“可以”(may)一词应作“必须”(shall)解释,鉴于《纽约公约》第5条第是以穷举的方式规定了七种抗辩情形,对于是否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执行地法院不具有剩余自由裁量权。颇为有趣的是,尽管英文、中文、俄文与西班牙文版本的《纽约公约》均使用的是“可以”的表达,《纽约公约》的法文文本使用的却是法语中的“必须”(seront)。但是,根据上述案例,法国法院却并未严格按照法语版《纽约公约》之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已被撤销仲裁裁决。[34]
第二,对《纽约公约》第7条第1款的理解。该条款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关于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之多边或双边协定之效力,亦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可依援引裁决地所在国之法律或条约所认许之方式,在其许可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之任何权利。”一些学者认为,该条款为“更优权利条款”,即如果适用一国法律对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比相关公约存在更优机制,那么该国法院应适用本国法律来审理外国仲裁裁决在该国的承认与执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上述条款仅针对有效的仲裁裁决,而执行地法院审查被撤销裁决时不能援引该条规定。[35]
第三,对《纽约公约》立法宗旨与撤裁制度的考量。著名学者保尔森教授(Paulsson)认为,执行地法院应考虑撤裁的具体理由,如果是基于“当地标准”(即与国际普遍做法相左的撤裁情形),那么该撤销仅在仲裁地当地具有法律效力,执行地法院可以运用其自由裁量权对裁决被撤销事实不予理会。在这种观点下,裁决作出地若基于非公平公正,甚至腐败原因撤裁,在执行地法院的监督下,当事人仍可获得救济机会。该做法亦支持了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而范登伯格教授则认为,对一项仲裁裁决的撤裁具有普遍效力,一旦某项裁决在裁决作出地国被撤销,该项裁决就失去了基于《纽约公约》获得承认和执行的资格,以保证法律的确定性。[36]
2015年,在新加坡举办的纪念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成立一百周年的一次会议中,就法院应如何处理已在裁决作出地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执行申请这一问题,新加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梅达顺先生(Sundaresh Menon)与国际仲裁领域著名专家加里·博恩先生(Gary Born)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
在辩论中,梅达顺先生主张,采取“裁决作出地原则”(意味着裁决作出地法院对裁决的撤销具有对世效力)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仲裁的国际化特征,防止执行地法院将定义含混的国内规范性价值渗入到仲裁中。反之,如不采用“裁决作出地原则”等于是为已经对此前的选择感到后悔的当事人进行“开脱”。他也同时强调,“裁决作出地原则”并不意味着执行地法院可以完全不顾撤销程序的整个过程而径直承认外国法院做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执行地法院仍然可以基于传统的礼让原则和普通法上的冲突法原则拒绝承认该外国裁定。
博恩先生则认为,《纽约公约》第7条之规定表明《纽约公约》并没有为承认仲裁裁决设定上限。其只不过是设置了一个最低下限而已。他同时主张,《纽约公约》第7条对于《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的理解至关重要,综合上述条款来看,《纽约公约》明确无误地表明,当出现各缔约国有权拒绝承认仲裁裁决的情形时,他们也有权承认该仲裁裁决。同时,由于第5条第1款e项处于第5条第1款和第7条的范围之中,这些情形就包括仲裁裁决在裁决作出地被撤销。
(注:环中争端解决团队曾于2016年4月29日在“环中商事仲裁”微信公众号发布《争鸣丨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销的裁决,能否在其他地方执行?》一文,该文详细介绍了梅达顺先生与博恩先生的辩论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
现如今,国际上对于执行地法院是否具有承认和执行已被撤销仲裁裁决的自由裁量权问题尚存争议,未来涉及该问题的案例也将持续受到关注。
(三)启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第4条之规定,我国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接到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后,应对申请承认及执行的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如果根据被执行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具有第5条第一项所列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拒绝承认及执行。据此,当事人若举证证明仲裁裁决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销,中国法院应当对该项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现如今,实践中已有越来越多的法院承认执行地国法院在《纽约公约》项下具有决定是否执行已撤销裁决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可据此在实践中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索,或尝试对《纽约公约》第5条或第7条之规定采取新的解释。对于当事人来说,若一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仲裁作出地被撤销,裁决胜诉方也可基于《纽约公约》第5条及第7条相关规定,尝试向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争取获得新的救济机会。
注释
:
[1]参见Compañía de Inversiones Mercantiles SA v. Grupo Cementos de Chihuahua SAB de CV, 58 F.4th 429 (10th Cir. 2023).
[2]“[Comity] is the recognition which one nation allows within its territory to the legislative, executive or judicial acts of another nations, having due regard both to international duty and convenience, and to the rights of its own citizens, or of other persons who ar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its law.” MacArthur v. San Juan Cnty., 487 F. 3d 1057,1066-67(10th Cir. 2007).
[3] “Courts construe [these] defenses narrowly, to encourag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greements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Compañía I, 970 F.3d at 1276-77.
[4] “When a primary jurisdiction has annulled an arbitral award, a secondary jurisdiction must balance comity to the foreign annulment order against its country’s public policy.” Corporación Mexicana de Mantenimiento Integral, S. de R.L. de C.V. v. Pemex-Exploración y Producción, 832 F.3d 92, 106 (2d Cir. 2016).
[5] 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 60(b)(5):“On motion and just terms, the court may relieve a party or its legal representative from a final judgment, order, or proceeding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5) the judgment has been satisfied, released, or discharged; it is based on an earlier judgment that has been reversed or vacated; or applying it prospectively is no longer equitable;or(6) any other reason that justifies relief.”
[6] “When seeking relief under Rule 60(b)(5), the moving party must provide “highly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it is entitled to this extraordinary remedy and that its conduct as a matter of equity should allow vacatur.”Jackson v. Los Lunas Cmty. Program, 880 F.3d 1176, 1191 (10th Cir. 2018).
[7]参见Baker Marine (Nig.) Ltd. v. Chevron (Nig.) Ltd., 191 F.3d 194 (2d Cir. 1999).
[8]参见TermoRio S.A. E.S.P. v. Electranta S.P., 487 F.3d 928, 935 (D.C. Cir. 2007).
[9] “There is a narrow public policy gloss on Article V(1)(e)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at a foreign [annulment] is unenforceable as against public policy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repugnant to fundamental notions of what is decent and j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d.
[10]参见Corporación Mexicana de Mantenimiento Integral, S. de R.L. de C.V. v. Pemex-Exploración y Producción, 832 F.3d 92, 106 (2d Cir. 2016).
[11]《美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又名“《巴拿马公约》”)与《纽约公约》同为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际公约。美国法院认为,由于上述两个公约中关于不予执行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抗辩规定没有实质性区别,法院对其的解释也是可以通用的。
[12] “[An annulment is unenforceable on public policy grounds if it] tends clearly to undermine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law, or security for individual rights of personal liberty or of private property.” Corporación Mexicana de Mantenimiento Integral, S. de R.L. de C.V. v. Pemex-Exploración y Producción, 832 F.3d 92, 106 (2d Cir. 2016).
[13]参见Thai-Lao Lignite (Thailand) Co. v. Gov’t of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864 F.3d 172, 176 (2d Cir. 2017).
[14] “It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he motion was made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whether the movant acted equitably, and whether vacatur would strike an appropriate balance between serving the ends of justice and preserving the finality of judgments.” Id.
[15] “It concluded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did not abuse its discretion by vacating its confirmation judgment because vacatur did not violate U.S. public policy and Rule 60(b)(5) considerations did not bar vacatur.”Id.
[16]参见Getma International v. Republic of Guinea, 862 F.3d 45 (D.C. Cir. 2017).
[17] “For reasons of international comity, [it has] declined to ‘second-guess’ a competent authority’s annulment of an arbitral award absent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Id.
[18]参见Esso Expl. & Prod. Nigeria Ltd. v. Nigerian Nat’l Petroleum Corp., 40 F.4th 56, 62 (2d Cir. 2022).
[19] “It explained that in weighing comity to a foreign annulment order, courts should ‘consider… factors relevant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a particular case.’” Id.
[20]“That is, because the Convention explicitly permits a secondary jurisdiction to ref·use to enforce an arbitral award on public policy grounds, a court may also refuse to enforce the annulment of an arbitral award on public policy grounds.” TermoRio S.A. E.S.P. v. Electranta S.P., 487 F.3d 928, 935 (D.C. Cir. 2007).
[21] “[T]he law’s important interest in the finality of judgments.” Sanchez-Llamas v. Oregon, 548 U.S. 331, 356 (2006).
[22] “[T]he goal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principal purpose underlying American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t, was to encourage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greements.” Scherk, 417 U.S. at 520 n.15.
[23] “Arbitral awards ‘shall be final and of mandatory compliance’ and ‘waive[d] all actions for annulment, objection, or appeal against that award.’”Compañía de Inversiones Mercantiles SA v. Grupo Cementos de Chihuahua SAB de CV, 58 F.4th 429 (10th Cir. 2023).
[24]参见 Chromalloy Aeroservices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939 F. Supp.907 (D.D.C.1996).
[25] “…emphatic federal policy in favor of arbitral dispute resolution” that “applies with special forc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Mitsubishi, 473 U.S. at 631.
[26] “[C]ourts must not only enforce the agreements to arbitrate but also enforce the resulting arbitration awards.”Bowen v. Amoco Pipeline Co., 254 F.3d925, 935 (10th Cir. 2001).
[27] “No nation is under an unremitting obligation to enforce foreign interests which are fundamentally prejudicial to those of the domestic forum.” Laker Airways Ltd. v. Sabena, Belgian World Airlines, 731 F.2d 909, 937 (D.C.Cir.1984).
[28]“However, comity does not and may not have the preclusive effect upon U.S. law that Egypt wishes this Court to create for it.” Chromalloy Aeroservices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939 F. Supp.907 (D.D.C.1996).
[29]参见Société Pablak Ticaret Limited Sirketi v.Norsolor SA,French Cour de Cassation, 9 November,1984.
[30]参见Société Hilmarton Ltd v. Société Omnium de traitement et de valorisation(OTV),French Cour de Cassation,23 March,1994.
[31]参见 Société PT Putrabali Adyaumlia v. Société Rena Holding et Société Moguntia Est Epices, French Court de Cassation, 29June,007.
[32]参见傅攀峰:未竟的争鸣: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载《现代法学》,2017年1月。
[33]参见Yukos Capital SARL v. Oao Rosneft, Third Court of Appeal, civil section, Amsterdam, 28, April,2009.
[34]参见傅攀峰:未竟的争鸣: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载《现代法学》,2017年1月。
[35]参见孙静曲:被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1月。
[36]参见傅攀峰:未竟的争鸣: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载《现代法学》,2017年1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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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ry B. Born, Russell B. Childree, Claudio D. Salas (Wilmer Cutler Pickering Hale and Dorr LLP), Recognizing Annulled Awards in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Tenth Circuit, Compañía de Inversiones Mercantiles SA v. Grupo Cementos de Chihuahua SAB de CV, April 16, 2023.
[2] John M. Barkett, Frank Cruz-Alvarez, Sergio Pagliery (Shook, Hardy & Bacon LLP) and Marike R. P. Paulsson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under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Public Policy as a Gloss of Article V(1)(e),September 14, 2016.
[3] 傅攀峰:未竟的争鸣: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载《现代法学》,2017年1月。
[4] 孙静曲:被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1月。
[5] 郭施雯: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12月。
[6] 肖永平、廖卓炜:已撤销仲裁裁决在美国的承认与执行,载《经贸法律评论》,2019年4月。
[7] 桑远棵:超越属地主义: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20年8月。
[8] Aceris Law LLC, Enforcement of an Annulled Arbitration Award: Société PT Putrabali Adyaumlia v. Société Rena Holding French Court de Cassation(2017), https://www.acerislaw.com/enforcement-of-an-annulled-arbitration-award/(访问时间:2023年6月13日)。
[9] 环中争端解决团队:《争鸣丨已被仲裁地法院撤销的裁决,能否在其他地方执行?》,载“环中商事仲裁”微信公众号,2016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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