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营猪鬃二十余年的回顾【阅读整理：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书本：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章节标题：我经营猪鬃二十余年的回顾
章节作者：古耕虞
作者简介：
古耕虞（1905--2000），祖籍广东，出生于重庆山货业世家。21岁即继承父业经营古青记山货字号，仅两年便“拥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仅8年便垄断了四川猪鬃出口业，使其“虎牌”猪鬃驰名欧美市场。抗战期间，猪鬃的收购、出口指定由官办的川畜公司经营，但因国际市场只认古青记虎牌猪鬃，故仍任其拥有该公司大部分股份，并任总经理。抗战胜利后，古耕虞又将川畜业务推向全国，以致垄断了全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0%以上，被誉为“猪鬃大王”。解放后，为突破西方经济封锁使我国猪鬃顺利出口做了大量工作，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其财经委副主任等职。（摘自百度百科）
什么是猪鬃：
猪鬃是指猪颈部和背脊/部生长的5厘米以上的刚毛。刚韧富有弹性，不易变形，耐潮湿，不受冷热影响，是工业和军需用刷的主要原料。
内容概略：
自清末起，古耕虞家族便经营猪鬃，至古耕虞时已是第三代，其企业成为了世界驰名的托拉斯组织，生产的虎牌猪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享有很高的声誉，解放后，企业被国有化，但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信誉仍然不堕。
猪鬃是工业上不可缺少的用品，利润很大，因此在经营过程中与同业、官僚资本以及国际资本的斗争十分激烈，与它们有着既斗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
古耕虞先生写作此文，是为了对他过去二十多年对猪鬃的资本主义经营活动进行回顾，也是为了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帮助。
一、古青记时期（1925-1937）
古耕虞先生的父亲因为不会英文而受尽了买办的气，因此于一九一九年决定将古耕虞送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预科（主要是学习英文）。在学校中，古耕虞先生认真学习了英文，贸易、运输、保险、银行等方面的课程，对外国人经营贸易的相关事物也具备了一些书本知识。
1925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古耕虞先生加入了其父亲的古青记公司。在当时，国内猪鬃对美出口的基本方式为“本土企业-上海洋行-伦敦市场-美国市场”这一层层专卖的贸易路线。古青记则绕开其中环节，与美国孔公司签订秘密合同，在上海洋行不知情的情况下于美国公司直接贸易，逐渐增加数量，最终成功甩掉了上海洋商，全部直接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古青记的生意逐渐做大，利润绝大部分转化为雄厚的资本。
虽然生意发展很快，但古耕虞先生在经营过程中同样受到了诸多险峻的挑战，诸如在华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官僚资本的侵夺。
在华帝国主义对其的压迫首先表现在海关——中国本商不能直接报关，古耕虞先生在历经斗争后不得不缴纳三千两平关银才得到相同待遇；压迫其次表现在外商银行的歧视——外国银行各自扶持本国商人，不对中国本土商人提供贷款；此外，在税收上外商只需要缴纳关税，而本国商人则要缴纳各种名目繁多的贷款；在运输方面，长江航运也被英国人掌握。
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同时，古青记公司也与官僚资本（与蒋介石集团有密切联系的江浙财阀资本）进行着斗争，他们具体的对手是朱文熊的合中公司。朱文熊的合中公司成立于1934年，背靠中国银行经理张公权，自成立起便咄咄逼人，要求古青记出让猪鬃生意，在被拒绝后遂与古青记进行商战。古耕虞先生在与其斗争中一方面故意提高虎牌品质，一方面支使他人将次品授予合中公司，没有技术积累的合中公司将这批次品运往英国售卖而遭到抵制。不得已之下，合中公司不得不在没有技术的情况下担保售卖与虎牌同品质同价格的高等猪鬃，待到合中公司的高品质猪鬃卖往英国时，古青记故意放低虎牌的价格，英国买房遂以违约为由要求合中公司退货还钱，双方纠纷不得已交付仲裁。此次仲裁的商人公会仲裁人恰好是虎牌鬃代理人克洛克斯，朱文熊见胜利无望只得退出猪鬃市场。
至1934年，古青记基本垄断了中国市场的猪鬃市场。古耕虞先生分析自己形成垄断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古青记资本雄厚，可以在冬季备足一整年的原料，可以雇佣最好的工人；第二，古青记的猪鬃可以跨过洋行而直接销售到海外，而其它厂商不得不被中转商分走利润，因而降低了利润率；第三，古青记有着国内最丰富的技术积累和最优良的生产管理。
二、抗战时期的四川畜产公司
抗战爆发前夕，古青记联合其它三家经营猪鬃的商号，将全部成品结汇出口并结清了全部债务。之后，在国民党贸易委员会的督促下，三家商号并入古青记，合并为四川畜产公司。
抗战开始后，由于物价暴涨、经济混乱、黑市盛行等原因，生产无法维持，川畜不得不走上统购统销的道路。走上统购统销道路后，由于战争带来的需求量暴增，川畜通过对外出口猪鬃获得了巨大的外汇收益。这一巨大的收益引来了许多“眼红者”，川畜不得不进行改组，但古青记依然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产量约占全部之百分之六七十。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对外商路的减少，众多企业合并入复兴商业公司。复兴商业公司在中美合作的背景下开展，在其公开后，英美苏三国代表遂与公司谈判，最终形成协议——中国需每年供应盟国一万担以上的长猪鬃，猪鬃在中国实行限制自由买卖的强制统购统销。
在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川畜经常受到国民党军特府之刁难压榨。当时，由于工人觉悟高，他们在抗战的艰难形式下生产情绪并未低落，工资问题也可以谈判解决，古青记资方的主要斗争对象反转化为了腐朽的国民党政府。抗战其间，川畜在品牌的海外声誉有所发展，但在资金方面仅能维持生产而已。
三、抗战结束后的大发展（1945-1948）
1945年日本投降后，川畜立刻联合工人发起运动，要求结束复兴公司，实行自由贸易。斗争很快取得了胜利，自由市场得到恢复。
复兴公司解散后，川畜发现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市场已经是一片蓝海，曾经盘踞的法德日英等国经济政治势力都已然消失不见，公司经营迅速壮大。与此同时，川畜与美国的孔公司达成了进一步的合作，孔公司获得了川畜的优先采买权，双方在世界范围内联手展开了垄断。
随着公司的迅速扩张，川畜在汉口、天津、重庆、上海等地都设立了据点，古耕虞先生在汉口抢先设立了物流基地，在天津击败了洋商，而在重庆和上海则采取一定的守势策略以维持局势。当解放战争愈发激烈时，川畜的经营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其利润反倒因为需求的增多和竞争对手的溃散而大大增加，至1948年时达到利润顶点。
至国民党局势彻底败坏之际，古耕虞先生将主要的资本转移到了香港。由于香港商人没有生产能力，而全国物流又向香港汇集，古耕虞先生之经营依然蒸蒸日上。至1949年10月，古耕虞先生应邀前往北京参加猪鬃会议，上海、汉口等地的川畜业务依然照常进行。1950年，川畜在汉口召开会议，以解决各地分公司与国营猪鬃公司的关系问题。最终在姚依林部长的指导下，川畜与中央达成协议，宣布合并成立中国猪鬃公司，由古耕虞先生担任总经理，所有人员保证原职原薪，国外机构仍保持原有名义，由在香港的专业公司领导。川畜由此开始了向计划经济改造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