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矛盾集中爆发，皇帝要将左宗棠就地正法，看湘籍大佬如何破局
满汉矛盾集中爆发，皇帝要将左宗棠就地正法，看湘籍大佬如何破局
1854年，自比当世诸葛亮的左宗棠应湖南巡抚骆秉章邀请，二次成为湘抚幕僚。此前在1852年长沙战事吃紧之际，在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同乡好友郭嵩焘等人的推荐与劝勉之下，应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左宗棠出山入幕。
炮火纷飞之际，左宗棠被人用绳索吊入长沙城中，巡抚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军事系数托付给左宗棠处理。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深得湘抚张亮基的信任。在张亮基等一干人马的调度指挥之下，太平军围攻长沙三月而不能下，只能解围撤军，向北攻陷岳阳，直插武昌。只因绿营军战斗力太差，且不听指挥，否则太平军在湖南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左宗棠牛刀小试便已崭露头角，骆秉章抚湘之后，左宗棠再次应邀入幕，成了骆秉章的得力助手，这一干就是六年。
六年之中，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也是连连奏捷，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当时，湘军形成了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为首的三个核心。三大巨头之间分工非常明确：曾国藩率军前出作战，负责杀敌立功。胡林翼以湖北巡抚的身份坐镇武昌，稳住长江中上游，保卫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这两大粮饷基地，保障湘军侧翼安全，并率军前出到湖北与安徽交界区域，配合曾国藩作战，主要还是防止太平军西进，威胁两湖地区尤其是湖南的安全。左宗棠以幕僚的身份把持湖南军政要务，稳定湘军大后方，保证湖南的社会秩序和生产能力，源源不断地为湘军提供粮饷与兵源。
湘军三杰的卡位非常巧妙。曾国藩率军作战，掌握了枪杆子，这是近代湖南得以崛起的首要因素；胡林翼坐镇地方，掌握财权和向朝廷建言的话语权，为湘军提供政治保证；左宗棠稳住湖南，解除曾胡尤其是曾国藩的后顾之忧。没有胡林翼，湘军缺乏必要的物资基础和话语权，很难立足，遇到棘手问题缺乏台面上的话事人。尤其是曾国藩丁父忧期间，湘军主帅不在位，全靠胡林翼独力支撑，才保证了大盘不垮。没有左宗棠，老巢不稳，湘军在省外作战根本无法安心，兵源也得不到保障。
在充当湘抚幕僚期间，左宗棠被保举为四品卿衔，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巡抚骆秉章以下，就只有左宗棠这一个人，被时人称之为“二巡抚”。
1859年，石达开率部流窜到湖南宝庆，宝庆战役打响。左宗棠指挥几万军队打败了石达开的二三十万军队，将其精锐消灭殆尽，左宗棠的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然而，1859年底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这一切，也彻底改变了左宗棠的人生走向。这个改变左宗棠命运的人，就是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
樊燮的堂妹是湖广总督官文的五姨太，官文有心保举樊燮做湖南提督，但这件事被湘抚幕僚左宗棠否了。左宗棠给骆秉章代写的公文语言激烈，导致官文怀恨在心。
樊燮官声很差，贪污军费超过9000两，被骆秉章参劾了一把，结果提督没当成，反倒被咸丰帝下令就地开缺。很显然，参劾樊燮的奏折，就是出自左宗棠这个“二巡抚”之手。
为了减轻处罚，樊燮只好到省城来觐见骆秉章，并拜见左宗棠。但是，樊燮仗着有官文撑腰，对左宗棠并不特别客气。他对骆秉章行单膝下跪之礼，对左宗棠这个“二巡抚”只是拱拱手而已。左宗棠向来恃才傲物，对这个二品武官的举动大为恼怒，问道：“本省武官见我都要请安，你为何不请安？”樊燮回道：“朝廷体制没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武官再怎么受轻视，可我也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凭什么给你请安？”左宗棠大怒，骂了一声“王八蛋，滚出去”。
这一骂不要紧，正好被官文抓住了把柄。四品的师爷对二品的镇将态度如此恶劣，要求对方行跪拜礼，于法不容。于是，官文以“劣幕”把持湖南军政要务为由，狠狠地参了左宗棠一本。官文还说，湖南巡抚衙门“一官二印”，意图把现任湘抚骆秉章和前任湘抚张亮基也牵扯进去。咸丰帝本来就对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等汉族大员不放心，见到官文的奏章之后，立即批示官文审理此案，并给出处理意见：“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也就是说，左宗棠的生杀大权已经掌握在了湖广总督官文的手里，只要官文杀心一起，左宗棠就得人头落地。杀了一个左宗棠，就相当于给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敲响了警钟。
此时，各湘派大佬纷纷加入营救左宗棠的序列当中，整个朝廷的汉族要员也加入了营救序列。胡林翼写信给肃顺，请他出面说好话。肃顺时为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宠遇正隆，曾国藩、胡林翼等汉族大员都是他推荐提拔的。肃顺表示，他是京官，不好直接出面，要言官们先动起来，他才好办事。
于是，由郭嵩焘出面，找到了南书房当值的潘祖荫。潘祖荫给咸丰帝上了一篇奏折，写道：“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画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这篇奏折，不仅充分肯定了左宗棠的才干与功劳，也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官文等人借机报复的行为。其中“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一句，将左宗棠的个人命运与湖南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堪称夸耀一个人功业的巅峰之作，百余年来，一直传为经典。因为这句话，咸丰皇帝的杀心动摇了。
同时，身在安徽宿松前线的曾国藩也上奏咸丰帝，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如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
有了潘祖荫的这一篇奏折，肃顺在湘籍幕僚王闿运的动员下也开口了。他说：“戡乱以来，湖南首当其冲，可不但能守住本土，且筹军备饷，外援四境，凡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
于是，咸丰帝彻底动摇了，左宗棠得救了。
1860年，离开湘抚的左宗棠还想北上参加恩科考试，到湖北襄阳时，被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密信拦下。胡林翼警示说：“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鄂帅（官文）方思构陷之策，蜚语已满都中”。左宗棠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如此险恶，于是决意从大别山沿江而下，到曾国藩营中，求一营官之职，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死于小人之手。
1860年5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清廷最后的军事寄托破灭了，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湘军成为对阵太平军的最强主力。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并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一年之后，曾国藩保举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与此同时，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任江西巡抚，胡林翼的部将李续宜任安徽巡抚。一年之间，江南四省的巡抚都换成了曾国藩的自己人。1863年，升任巡抚不到2年，左宗棠就当上了闽浙总督，比坐火箭还快。
有人说，左宗棠和沈葆桢当上地方大员之后，一直跟曾国藩唱反调，一点都不懂得感恩与内部团结。其实，这是湘军大佬之间的默契，沈葆桢和左宗棠明面上反对曾国藩，实际上则是演戏给朝廷看，以示湘派大佬之间有嫌隙，朝廷可以掺沙子，对他们加以分化利用，免得朝廷对他们各种不放心，各种掣肘，这就是湘军大佬们的智慧。左宗棠那么快就能当上闽浙总督，实际上就是朝廷分化湘军集团的结果。
让清廷没想到的是，曾左二人明地里争得不可开交，在关键问题上的意见则出奇的一致。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从大西北送来一副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是诸多挽联中最好的一副。在这幅挽联中，左宗棠对曾国藩这位同乡、好友、前辈、对手的推崇几乎到了顶点。在左宗棠看来，两人之间主要还是同心若金，分歧并非主流。
此后，左宗棠办理福州船政局，奠定了我国近代海军的基础。任陕甘总督期间，平定了陕西回乱，巩固了西北大局。在与李鸿章的塞防与海防之争中，左宗棠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支持，率军收复新疆，奠定了新疆的基本版图。左宗棠一生的功绩，从此达到了顶峰。跟随左宗棠办理军务的杨昌浚写诗称赞道：“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赢得春风度玉关。”最后，左宗棠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四岁。清廷追赠太傅，谥号“文襄”。
回过头来，我们想一想，左宗棠当年只是一个小小的师爷，为什么能够引发樊燮京控案并惊动皇帝呢？咸丰皇帝为什么要对他痛下杀手呢？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时，八旗和绿营早已腐朽不堪，导致汉族实力派迅速崛起，地方督抚的权势越来越大，这让满清利益集团非常不安。让左宗棠险些丧命的樊燮案，实际上就是满汉矛盾集中爆发的焦点，左宗棠正好就是引爆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索，而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则是满族利益集团在前台的话事人。
左宗棠深陷危机当中，各路汉族实力派纷纷出面营救，充分体现了汉族实力派的觉醒意识。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潘祖荫等等汉族官员，纷纷利用手中的权势，开始向朝廷说不。最后，连一向喜欢重用汉人的满族实力派肃顺也站出来为左宗棠求情。由此可见，到此时，新兴的汉人集团已非满族利益集团可以轻易撼动。咸丰帝终于看清了形势，在江山稳定与本族利益面前，他被迫选择了前者，顺应了汉族地方实力派的要求。左宗棠一介必死之人，不仅没有死，反而在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大佬的庇佑之下稳步高升，满清朝廷的权威，已经开始打折扣了。
这个事件是满汉三百年交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汉族实力派逐渐占据上风。到1864年太平天国覆灭，曾国藩封侯，汉人的声望达到了新的高潮。
1866年，曾国藩的弟弟、湖北巡抚曾国荃上疏弹劾官文“贪庸骄蹇”。查证属实之后，官文被朝廷免去湖广总督之职，仍留大学士、伯爵，罚伯俸十年。经历此次事件，汉人督抚进一步掌握了实权，满族地方势力开始消退。
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莫名其妙地被刺杀于校场，当时成了一宗谜案。其实，刺马案的幕后指使者很有可能就是曾国藩本人，或是与之利益相关的湘籍大佬。但是，朝廷即便知道了真相也无可奈何，只能吃哑巴亏。马新贻死后，曾国藩回镇两江，之后几十年，两江总督之位成了湘军、淮军大佬的囊中之物。天下督抚提镇也是大半出自湖南，湖南气焰冲天，炙手可热。
到庚子之役，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竟然发起东南互保，无视朝廷的错误命令，清廷权威完全丧失。事后，东南地区的几个大佬不仅没有受到朝廷的处分，反而被奖励，朝廷大权旁落，一至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官文坐镇武昌，既是湘军集团的重要支持者，也是清廷防范、钳制湘军集团的重要力量。有官文把住长江龙头，曾国藩很难有所举动。
太平天国覆灭之后，官文被封为一等伯爵，世袭罔替。后入朝为相，与曾国藩并列。官文是满族大员，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比曾国藩的武英殿大学士还要高一筹。官文一生竭忠殉国，尊主庇民，不治家产，去世后家道中落，后继无人，不禁让人临册嗟叹，感慨万千。（2022年7月18日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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