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拜占庭帝国自伊始便处于枕戈待旦的状态，并且一直奋战到最后。在整个帝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其领土都以军区（Themes/Themata）为单位进行划分，并任命军区将军们率领军队镇守。而帝国三分之二的皇帝们在继位之前都在地方统领着军队，并在手下的山呼万岁之下紫袍加身。这些皇帝们上位并非出自于血统的继承，而是来自于他们军队的拥戴。当然，军人们的想法也时常变化，他们尝试推翻的皇帝数不胜数，并且成功地推翻了其中的二十位皇帝。帝国的军队规模庞大且给付昂贵，然而贯穿帝国的历史来看，他们同时也恪尽职守。在四到五世纪期间，他们守住了帝国东部全部的领土，在六世纪又收复了大半沦陷的西罗马帝国的江山。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他们又守住了帝国的半壁江山，即使是到了十一世纪初，帝国相比于八世纪，他们依然保有着帝国原有的江山。从贯穿整个帝国的历史来看，帝国军队鲜有败绩，他们既成功地保住了帝国的广袤领土，又很好地保存了自身实力。

当今许多研究拜占庭的历史学家，他们对这个帝国的方方面面做了无数的总结，但他们对帝国的军队似乎从未有过系统性的描述以及综论。甚至有前人如是说道，如果你去研究帝国军队的组织结构和历史，你甚至连他们自己人（指罗马人）都不如，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1]即使所有人都承认罗马的军队在那几个世纪里经历了极大的转变，但没有人能够准确地指出这种改变是从何时开始的。在帝国历史的每一个时间段中，帝国的军队规模、军队组成、军队内部的骑兵比例、军人们的薪金、军事方面的总支出、以及军人们何时以何种理由及何种方式从军区获得土地。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全都是未知数。

研究罗马的学者们做了无数不同的研究，但是在他们之间总是有着一条公理：“在研究多个阶段的罗马军队时，关注其军队的规模和军队的薪金都是极其重要的。”[2]在其军队规模方面，学者们都注意到：在奥古斯都时期[3]的帝国军队，其规模约在29万人，而赛维鲁时期[4]则是37.5万人。在这段传统的元首制时期里，帝国的军团建制人数基本为5,500人，并且在这之中只有120人是骑兵；辅助军团的建制在500人—1,000人左右；禁卫军团（Cohortes Praetoriae）在奥古斯都时期是4,500人左右，而到了图密善时期[5]则增加到5,000人上下。[6]

薪资方面，在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士兵的年俸为225第纳里（Denarius）。而在此之后，罗马士兵的年俸经历了三次巨大的提升。到了赛维鲁时期，帝国士兵的年俸已经达到了600第纳里。[7]在总预算额上，奥古斯都时期的军事预算约为4.45亿赛斯特提（Sestertius，约1.1125亿第纳里），在赛维鲁时期，这个数字则上升到了约4.72亿赛斯特提（1.18亿第纳里）。即使这些数字在精确性方面有待考证，但也足以窥见当时罗马的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状况。

事实上，拜占庭就是罗马，它只不过是现代衍生出来的帝国后期的变体称呼而已。研究罗马的史学家们一直在大量地使用拜占庭早期的史料，而对于研究拜占庭的学者也是同样如此。他们也使用包含细节的军事手册、层级列表以及包括主要作战单位的军队总数的数据，来与罗马早期的军事考证进行相互佐证。然而，即使拥有了大量的资料，拜占庭军队的总体工作原理仍是模糊的。早期罗马的军事改革通常都由皇帝们实施，而拜占庭则是缓慢平滑地长期演变，例如士兵如何收到薪金、如何编组、如何组织，而军区内部的军队也依照此法在一段时间内逐渐成型。在此之后，新的军区以及禁军（Tagma）[8]被设立，这也使得来自各处的士兵可以很快集结。对于帝国而言，很多时候招募士兵以及支付薪金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虽然学界还有更多的材料可以用来研究，但是这些材料仍然不能进一步佐证帝国的军队内到底有多少人、组织架构如何、薪金如何。与此同时，学界对于学者们在极少或者没有史料的基础上，作出的军队在社会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概括的行为，也是无视的态度。也正因为有大量的忽视史料、忽视来源下结论的行为，导致关于拜占庭军队方面的研究常常是不客观、不成熟的，甚至比起古人还有所倒退。

举个例子，在1976年发表的对于拜占庭应对阿拉伯人的文章中，拉尔夫-约翰内斯·里勒（Ralph-Johannes Lilie）接纳并采用了阿拉伯地理学家给出的数字[9]，从而得出650年—680年间帝国军队所获得的军区土地的数量。[10]但是在1984年，该作者又因为利奥三世皇帝（Leo III/Λέων Γ'）[11]颁布的《法律选编》[12]，再次给出了8世纪前帝国没有任何军区土地的结论，从而得出军区土地应该是从8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内才正式发展并成型。[13]1987年，当该作者又意识到根据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说法，帝国给予军队的土地根本无法支持如此庞大规模的军队的情况之后，他又作出结论说，如果帝国颁布的《法律选编》可以被证实，那么帝国的军队规模实际上是无法被证实的，因为阿拉伯人所给出的史料无法被验证是真实的。[14]

但是，如果使用与拉尔夫-约翰内斯·里勒完全相反的方法来做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会与其殊途同归。温克曼（Winkelmann）辩称阿拉伯地理学家的史料没有办法去证明总体是错的，所以相对而言还是可信的。温克曼并没有将其与单个特定的，被众人认为代表了帝国军队的真实军队变化的数据作对比，而是使用了几十组地理学者们的数据来进行比较。而温克曼发现在这其中，阿拉伯人所给的数据仅有四个是有所出入的。[15]而他在此之上得出的结论便是，在帝国的发展期，帝国仅仅损失了14,000名士兵。在接下来对于拜占庭帝国军队内部等级的说明的书中，温克曼使用了他的方法——即避免使用现代的图表，而使用大段的文字来说明实际情况。但问题在于这种假说并没有任何的内在逻辑，它们是臆测，因此没有说服力，同时还拒绝其他的史料来对此做出证明。

还有一个极端说法来自于斯佩洛斯·弗里欧尼斯（Speros Frionis），他的说法是根据小亚细亚的军区给付表所得出的。帝国在7—9世纪仍是以货币经济运行，而他也在尝试将这种假说验证为事实。他使用811年亚美尼亚军区（Armenics/Άρμενιάκων）的给付表与利奥六世时期（Leo VI/Λέων ΣΤ'）[16]的同军区军官的收入进行对比，通过比例的推算，从而得出当年帝国军人总薪金的支付预算。虽然这种假设很简单，就是基于帝国军人的薪金在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得出的，但事实也很明显，亚美尼亚军区因为各种原因被拆分成了七个小型的军区。因此，如果斯佩洛斯·弗里欧尼斯的假设可以被验证，那么他比较的数字就应该不仅仅是利奥六世时期的缩水了的亚美尼亚军区，而应该是帝国七个军区的总和。那么根据推算，811年小亚细亚地区的士兵薪金总和并非为690,300诺米斯马（Nomismata），而应该是219,600诺米斯马。斯佩洛斯·弗里欧尼斯还尝试使用刚收复的斯特里蒙（Strymon）的经济数据来验证，但这片地方在一个世纪之后的十世纪时期才形成斯特里蒙军区（Strymon/Στρυμόνος），所以并不具备多少参考价值。在最后，斯佩洛斯·弗里欧尼斯用前面的结论来说明，经过两个世纪发展过后的十一世纪后期小亚细亚地区的繁荣富庶，然而在整篇文章里他一直反反复复无视被完整保存的7—8世纪的帝国军队的变化之史料。因此，斯佩洛斯·弗里欧尼斯的整篇文章不是推测，而是单纯的错误的臆测。

沃尔特·凯吉（Walter Kaegi，1937年—2022年2月24日）[17]在最近成功地做到了将武断的怀疑和推测结合在一起，他拒绝了阿伽提亚斯（Agathias）[18]在559年提出的说法。即使阿伽提亚斯在当时也是帝国的官员，且在上层也富有人脉，他所得到的数字应是真实的。但沃尔特·凯吉仍认为帝国在查士丁尼一世时期（Iustinianus I/Ιουστινιανός Α´）[19]并没有15万人的军队规模。在此之后他便开始信口开河，给出了他所认为的630年的军队规模。而沃尔特·凯吉的预测与阿伽提亚斯的数字不相符合，因为阿伽提亚斯当时所给出的军队数据仅来自于一线的野战军，边防军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军人了。比如说，沃尔特·凯吉认为埃及（Aegyptus）当时有2.5万士兵，但那里没有野战军而只有边防军；伊苏利亚（Isauria）的边防军则被算进了东方野战军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编制。[20]沃尔特·凯吉预计帝国境内军队大概有10.2万至12.2万左右，即使他在之后将该说法改成了9.8万至13万之间，但他给出的这些数字即使是最低值，也大致与阿伽提亚斯的数字相符合，和他在书中的“希拉克略在打完波斯战争之后，军队规模仅有查士丁尼时期的三分之一”的说法完全不符。换言之，沃尔特·凯吉拒绝了可信的来源，纯粹推动自己不受支持的猜想。[21]

约翰·哈尔顿（John Haldon）接受了阿伽提亚斯所给出的数据，同时否定了阿拉伯地理学者所给出的九世纪帝国禁军有24,000人的数字。即使这个数字可以被同时期的帝国文献所验证为真，但是约翰·哈尔顿仍然觉得这个数字过高（他认为禁军等于元首制时期的老禁卫军，所以这个规模是不正常的），因此在他的原作中如此写道：[22]

“从其内在和综合性的持续性来讲，给出一个必定准确的数字，从方法学上来看，分析（阿拉伯人的）文章来给出这个（军队规模的）数字，实在是过于轻率。我们必须要产生疑问，我们是否知道当时的自然条件、国家的能力和社会的动态组织？……应该这么说，通过分析得到结果是可行的。那么问题是，我们得出的数字，真的是当时的国力所能承受的吗？那么这些理应作为真实情况的史料，是否也有必要重新来进行评估？因为史料无法说明实际情况，作为史料是不是也应该将其搁置一边不予采用呢？”

这种说法确实很坦诚，很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为这种无视史料的意识形态所做的辩护，是无法说服与约翰·哈尔顿意见相左的学者们的。

学界的权威们都暗示说，因为他们之间所得出的数据都完全不同，所以要有一个公认的帝国军队的薪金和规模的估计数字非常困难。拉尔夫-约翰内斯·里勒辩称，帝国的军阶表实在是过于不可靠以至于详细的数据完全不可预测；而温克曼辩称军阶表还是准的，但是由于漫长的时间而产生了一些不连续性，所以即使不符合逻辑，但毕竟是史料，应该被完整地描述出来。对此斯佩洛斯·弗里欧尼斯则认为，只要数据能证明帝国支付给军人的薪金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史料就可以用。但沃尔特·凯吉不愿意从史料里做推理，即使他的假设和史料推论相一致也不采用；而约翰·哈尔顿只允许使用和他想法一致的史料和数据。当这些学者在拜占庭军事史上作出所谓意义重大的贡献时，他们的态度从主观上使得这些研究无法令众人满意。所以，只要我们避免使用史料，这方面的研究就会一直停滞不前。

目前，没有人尝试通过全面的史料来研究拜占庭军事史，可能并不是因为史料的不可靠性，也不是因为史料的使用比较困难从而无法证明什么，更不是因为过于容易所以什么都能解释。真正的问题在于，拜占庭的军事史与这个帝国的历史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倘若要做合适的阐释，需要贯穿这中间近乎千年的史料。如果不这么去做，就会因为每个时段的不同之处而对综论产生严重的干扰。毕竟自伊始起，历史研究如果没有前人们所积累的经验，无论是谁都会在该过程中犯错。

我在早前所做的关于八至九世纪拜占庭军队的研究之中穿插了大量的史料，而这绝大多数来自于早于这段历史或晚于这段历史的史料。比如说，在计算帝国军队薪金时，我假定了军队内部的基层军官——十夫长（Decarch），是率领着除他自己以外的十名士兵，但是600年的军事手册[23]却表明十夫长所率领的十人是包括十夫长本人的。包含这个以及其他两个类似的错误使得我过于高估了军队的人数并使得单支军队的规模达到了12,000人。同样的，当时我还预估海军军区（Classe Theme/θέμα ναυτικόν）内拥有15,000名单独支付薪金的桨手，而十世纪的文献却显示这些水兵和民兵们所需支付的薪金是由军区统一捆绑支付的，并没有单独结算一说。正是因为这些错误与实际事实不符，致使最后所得出来的总的薪金比九世纪的要高。但把这个薪金捆绑/独立支付的错误除去之后，之前有关十夫长的错误又使得我将总的预算和兵员总数高估了整整10%，现在这本书已经将过去林林总总的错误修正了，至少是我所已知的所有错误都规避掉了。

当然，使用过去的史料也是仍有可能会出错的，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史料本身是有错误的，这只能证明单单运用当前史料是不行的，必须要通盘去研究，然后去小心地使用它。当然，即使这么去做仍会有可能得出自相矛盾、不协调、不合理或者说高度魔幻的结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绝大多数史料仍然是自我连贯且简洁明了的，而这种情况下只会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史料翔实可信，结论清晰明了；要么就是在数世纪内，由无数的罗马人和阿拉伯人不经意之间合力捏造出了无数不准确的史料，从而让学者们得出完全魔幻的惊天笑话。

现今我写的这本书的主题——拜占庭的军队，同样需要界定，并进行时间上的限定。在此，我个人是从284年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24]继位开始，直到1081年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I/Ἀλέξιος Α'）[25]继位为止做出的限定。可以说有多种原因能让戴克里先被称之为第一位所谓的“拜占庭”皇帝，因为他对帝国军队的改造意义深远，甚至可以说塑造了帝国后期的军队。而阿莱克修斯一世同样做

出了巨大的变革，因为他从实际上终止了军区民兵—中央禁军的体系，使得这之后的军队迥异于前人。毕竟，军区制和中央禁军的体系一直以来都代表着帝国的传统军队，即使这不是拜占庭军队体系的终结， 1081年也至少是一个分水岭。而我也会以这段时间做出大纲，阐释拜占庭当时的军事制度和对应的军事史。

[1]见于丹尼斯，《莫里斯的<策略>》，xxxi。

[2]见于杜肯-琼斯，“给付与数量”，p.541。

[3]即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Gaius Octavian Thurinus），公元前63年9月23日—14年8月19日在世。后三头同盟之一，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元首（Princeps），元首政制的创始人。其统治罗马长达40年，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4]即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45年4月11日—211年2月4日在世。出生于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死于不列颠，塞维鲁王朝的建立者，他是首位来自非洲的罗马皇帝。193年4月14日—211年2月4日在位。

[5]即提图斯·弗拉维乌斯·多米提安努斯（Titus Flavius Domitianus），图密善（Domitian），又译作多米提安，51年10月24日—96年9月18日在世。罗马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弗拉维王朝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81年9月13日—96年9月18日在位。

[6]见于沃森，《罗马士兵》，p.13、p.15、p.17和p.62。

[7]同前引，p.91。参考拉姆塞·麦克穆伦，“罗马帝国军队的军费”，p.580；斯皮德尔，“罗马军队薪资表”。

[8]即拜占庭皇家近卫军。

[9]指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Hurdazbih/ابن حرادة）的《道里邦国志》（كتاب المسالك والممالك）。

[10]见于拉尔夫-约翰内斯·里勒，《拜占庭体制》，p.287—338。

[11]717年—741年在位。

[12]旧译为《埃克洛伽》（Ecloga）。该法典以民法为主，刑法为辅，主要调整帝国内部民事关系，既摘选和改造了查士丁尼一世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也吸收了周边民族的习惯法，是研究8世纪拜占庭帝国社会和变迁的重要文献。

[13]见于拉尔夫-约翰内斯·里勒，“两百年的改革”。

[14]见于拉尔夫-约翰内斯·里勒，“拜占庭的国家财政”。

[15]见于温克曼，“课题”。

[16]886年—912年在位。

[17]罗马与拜占庭史泰斗，曾发起“拜占庭研究学会”，长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

[18]约532年—579年或582年在世，著有《历史》（The Historiae）。

[19]即弗拉维乌斯·彼得鲁斯·萨巴提乌斯·查士丁尼亚努斯（Flavius Petrus Sabbatius Iustinianus/Φλάβιος Πέτρος Σαββάτιος Ιουστινιανός），527年—565年在位。

[20]沃尔特·凯吉在书中如此写道，“当时帝国在630年的时候在君士坦丁堡驻扎着一到两万的中央常备军；在埃及则有两万五千万人；阿非利加有五千到一万人；意大利地区和阿非利加数字一致；色雷斯野战军编制有两万但只有八千到一万人可用于调度；海军仅五千人；亚美尼亚野战军编制是一万两千人但只有五千到八千人可用；东方野战军理论上有两万人，但是极为分散，一两千人在伊苏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有八千人以防备萨珊波斯，一万人驻扎在叙利亚，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不到五千人。”

[21]见于沃尔特·凯吉，《拜占庭》，p.39—41。

[22]见于约翰·哈尔顿，《拜占庭禁军》，p.92。

[23]指莫里斯一世（Mauricius I/Μαυρίκιος A'，582年—602年在位）所著的《战略》（Strategikon）。

[24]284年11月20日—305年5月1日在位。

[25]即阿莱克修斯·科穆宁（Alexios Komnenos/Ἀλέξιος Κομνηνός），1081年4月1日—1118年8月15日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