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斯多葛哲学中道德问题的第二十系列

    狄奥根尼说，斯多葛学派将哲学比作鸡蛋：“蛋壳是‘逻辑学’，接下来蛋白是‘伦理学’，中间的蛋黄是‘物理学’。”我们会感觉到狄奥根尼在进行理性化。我们必须恢复警格言-轶事，也就是禅宗公案。我们必须想象这样一种情况，一名弟子提出了一个关于意指的问题：哦，师傅，什么是伦理学？斯多葛智者从他可翻转的斗篷中拿出一个煮熟的鸡蛋，并用他的手杖指示这个鸡蛋。（或者，拿出鸡蛋后，他用手杖击打弟子，让他明白他自己必须给出答案。弟子反过来拿起手杖，把鸡蛋打碎，使一些蛋白仍然附着在蛋黄上，而还有一些附着在蛋壳上。师傅会自己做这些事情，要么弟子会在多年之后才有所理解。）无论如何，伦理学的位置都清楚地显示在了两极，即表面的逻辑蛋壳和深处的物理蛋黄的之间。蛋人本身不就是斯多葛派大师吗？弟子的冒险难道不就是爱丽丝的冒险吗？因为她的冒险中包括了从身体之深处爬回到语词之表面，并且因伦理性模糊而倍感困扰：身体的伦理还是语词的道德（“所说之物的寓意……”）；食物伦理学还是语言伦理学，吃还是说，蛋黄还是蛋壳，事态还是意义。

    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说过的东西，至少这样可以引入一些变体。我们在介绍斯多葛学派对深度的挑战时，我们走得太快了，只发现了对应于被动-身体和邪恶意图的地狱混合物。斯多葛体系包含了一整套物理学，以及这种物理学的伦理学。如果说被动和邪恶意图的确是诸身体，那么善良意志、美德行动、真实的表征和正义的同意也是诸身体。如果说某些身体形成了可憎的、食人的和乱伦的混合物，那么所有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混合物，这便是诸因之间的统一或者宇宙性的当下，相对于这个当下而言，邪恶本身只能是一种“后果”的邪恶。如果有身体-被动，那么也就有身体-行动，即属于伟大“宇宙”的统一的诸身体。斯多葛伦理学关注于事件；它包括按照事件本身来意愿事件，也就是说，意愿那个发生的东西，只要它的确发生了。我们还不能衡量这些表述的意义。但无论如何，如果不把事件关涉于由它所导致的有形体原因，并且进而通过这个原因而关涉于作为“物理学”的诸因之统一，那我们又怎么能把握并意愿事件呢？在这里，占卜（divination）为伦理学提供了根基。事实上，占卜解释就包含了（尚未实在化的）纯粹事件与诸身体之深度、形体行动与被动之间的关系，而解释就是从中产生的。我们可以准确地说明这种解释是如何进行的：它总是要切入厚度、刻出表面、定向它们、增加且复多化它们，以便依循它们上面划出的线条和刻下的刻印。因此，天空被划分成几个部分，鸟儿的飞行线根据它们得到分派；我们在地上跟随猪鼻子划出的字母；肝脏被拉到表面上，观察它的线条和裂缝。占卜是最一般意义上的有关表面、线条和表面上出现的独异点之艺术。这就是为什么两个算命先生没法不相视而笑，发出一种幽默的笑声。（当然，有必要在两种操作之间作出区分，即生产出一个物理学的表面，这个表面适用于线条（它们仍然是有形体的）、图像、印记或表征；以及将这些东西转换到一个“形而上学”的表面之上，在那里只有纯粹事件的无形体线条发挥作用，这个表面代表了这些图像解释后的意义。）

    但是，斯多葛伦理学不能（也不想）信任占卜的物理学方法，而是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极点发展，并且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即逻辑学。这并不是偶然的。戈尔德施密特清楚地展示了斯多葛伦理学摇摆不定的两个极点。一方面，它要尽可能地参与到一种神圣的视野中，这种视野将所有的物理原因聚集到深度之中，并统一在一个宇宙性的当下中，进而引出随之而来的事件之占卜。另一方面，它要意愿无论何样的事件，不需要任何解释，而只要借助于一种“表征的运用”，这种运用自从事件第一次实在化以来便伴随着事件，给它指定了一个尽可能有限的当下。[1] 在一种情况下，我们从宇宙性的当下来到了尚未实在化的事件；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从纯粹的事件来到了它最有限的当下实在化。而且，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把事件联系到它的有形体原因和它们的物理学统一之上；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把它联系到它的无形体准原因上，事件在自己的实在化过程中聚集了这种因果性并使之共鸣。这种双重性已经包含在了双重因果性的悖论和静态创生的两个特征中——无动于衷性和生产性，漠不相关性和有效力性——这是斯多葛智者现在所特有的无瑕构想。第一个极点的不足之处在于，事件作为无形体的效果，与它们所导致的有形体原因在本性上是不同的；它们有着不同于有形体原因的其他法则，并且只由它们与无实体准因的关系所决定。西塞罗说得很好，他说时间的流逝就像一根线的解开（explicatio）。[2] 但是，确切地说，事件并不实存于解开的线的直线上（永恒纪元），正如原因并不实存于缠绕的线的圆周上（次序时空）。

    表征的逻辑学运用是什么？表征这种艺术在伊壁鸠鲁和马可·奥勒留的作品中达到顶峰。众所周知，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斯多葛派关于表征的理论是很模糊的：在感性有形体的表征中，同意的作用和性质是一种借用的东西；理性的表征，作为仍然有形体的东西，是如何从感性的表征中衍生出来的；最重要的是，构成表征之特征的东西，它使得表征会是或不会是“可理解的（comprehensible）”；最后，表征-身体或印记与无形体的事件-效果之间的差异的范围（在表征与表达之间）。[3] 这最后两个困难在这里对我们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感性的表征是指称，而理性的表征是意指，而只有无形体的事件构成了被表达的意义。我们在每一个转折点都遇到了表达和表征之间的这种本性差异，每次我们都注意到了意义或事件的特定性（specificity），它与所指称者和所意指者的不可约化性，它与特殊和一般之间的中立性，或者它非人称和前个体的独异性。在作为共通感觉中表征的同一性实例的对象= x与作为悖论中表达的不可辨识元素的事物 = x之间的对立中，这种差异达到了顶点。但是，如果意义从来不是一个可能的表征对象，它也不会因此不介入表征，而是向它与其对象所保持的关联赋予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值。

    通过其自身，表征只是被变为了一种相似或类似的外在关联。但是，它的内在特征，即使它固有地“不同”、“有别”、“充分”或“全面”的特征，来自于它如何包含或包覆一个表达，尽管它可能无法表征这个表达。表达与表征在本性上不同，它是作为被（或未被）包覆在代表性内部的东西而运作的。例如，将死亡感知为一种状态和一种品质，或将“可朽”这个概念感知为一个意指谓词，这种做法仍是外在的（缺少意义），因为它没有将死亡事件包含在内，将其当作在一者中得到实在化并在另一者中得到表达的东西。表征必须包含一个它并不对其进行表征的表达，但如果没有这个表达，它本身就不会是“全面的”，而只会偶然或从外部获得真理。知晓我们是可朽的，这不过是一种绝然知识，尽管是虚无和抽象的；有效和接续的诸多死亡当然不能充分地实现这种知识，只要人们不将死亡给认识为一个由总是开放的成问题结构（何时何地？）所提供的非人称事件，那就必定如此。事实上，人们经常区分两种知识（savoir），一种是漠不相关的，一直外在于其对象，另一种是具体的，无论其对象在何处都一直寻求着它。表征只能通过它所包含的隐藏表达才能获得这种局部的理想，也就是要通过它所包覆的事件。因此有着一种表征之“运用”，如果没有这种运用，代表性将保持没有生命且没有意义。维特根斯坦及其门徒正确地通过运用来定义意义。但是这种运用并不是通过表征相对于被表征者的表征功能来定义的，甚至也不是通过可能性形式中的表征性来定义的。在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在拓扑学方向中，功能性被超越了，并且运用则处于表征与某些超出表征范围、未被表征而仅仅被表达的实体之间的关联中。表征以另一种本性包覆了事件，它在其边界处包裹了事件，它延伸到这一点，并带来这种衬里或镶边。这就是定义了生命运用（living use）的操作，以至于当表征没有达到这一点时，只剩下了面对它所表征的东西的死去文字，并且在其代表性中这个字母也是愚蠢的。

    斯多葛的智者在贯穿了表面的直线上，或者在追踪或行走这条线的偶然点上，与准原因“同一化”了，他在表面上开设了店铺。智者就像弓箭手一样。然而，这种与弓箭手的联系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意图的道德隐喻，就像普鲁塔克（Plutarch）所提出的那样，他说为了达到目的，斯多葛派的智者应该做一切事情。相反，一个人是为了做到一切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行动，为了达到目的而行动。这样的一种合理化包含了一种后来的解释，一种对斯多葛主义敌意解释。智者与弓箭手的关系更接近于禅宗：弓手必须达到这样一个点位，在那里，目标也并不是目标，也就是说，目标是弓手自己；箭在直线上飞行，同时创造自己的目标；目标的表面同样也是线和点、是弓箭手、箭矢和被射击的东西。这就是东方斯多葛主义的意志，其“精神气质（proairesis）”。智者等待着事件，也就是说，他在其永恒真理中对纯粹事件加以理解，而无关于其时空实在化，将其看作某种永远即将到来和总是已经过去的东西，它依循于永恒纪元的线。但是，同时，智者也意愿着纯粹无形体事件在诸事态以及他或她自己的身体和血肉中的体现和实在化。智者与准原因同一化，他希望为无形体的效果“赋予一具身体”，因为效果继承了原因（戈尔德希密特说得很好，他谈到了有关诸如散步这样的事件：“散步，在它是一种存在之方式的意义上，它是无形的，但在它所展现出来的支配原则的效果之下，它获得了身体（prend corps）。”[4] 这适用于散步，同样也适用于伤口和射箭）。但是如果事件不是已经正在由有形体原因的深处所生产并在其中被生产出来，或者说，如果疾病不是在诸身体的最深处已经被准备好，智者又如何能成为无形体事件的准原因，并因此意愿其体现呢？准原因并不创造，它只是“运作”，并且只意愿发生了的事情。表征及其运用因此在这一点上介入。有形体原因通过宇宙性混合和普遍性当下来行动与受苦，而这个宇宙性的当下生产了无形体的事件。但是准原因通过使这种物理学因果性加倍而运作——它使事件在最有限的可能当下中得到体现，这是最精确和最瞬间的，纯粹瞬间在它分裂成未来和过去的点位上被把握住，而并非将过去和未来聚集到自己里面的世界之当下。演员占据了瞬间，而所扮演的角色则在未来感受到希望或恐惧，而在过去进行追忆或叹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演员“表征”了。要使瞬间中可能发生的最短时间与根据永恒纪元而可被思考的最长时间相对应。要将事件的实在化限定在一个没有混合物的当下，使瞬间更加强烈，紧张和瞬间，因为它表达了一种不受限的未来和不受限的过去。这就是表征的运用：哑剧演员，而不再是算命先生。我们不再从最大的当下走向一种未来和过去，一种只是谈论一个较小的当下的过去与未来；相反，我们从作为不受限者的未来和过去一直走到一个纯粹瞬间的最小当下，这个瞬间被无尽地细分。所以说斯多葛智者不仅理解并意愿事件，而且还表征了它，并通过表征来选择它，而且哑剧演员的伦理学必然延长了意义之逻辑。从一个纯粹的事件出发，哑剧演员指导并加倍了现实化，借助一个没有混合物的瞬间来度量诸混合物，并防止它们溢出。

[1] 参见维克多·戈尔德施密特，《斯多葛体系与时间观（Le Système stoïcien et l'idée de temps）》（巴黎：Vrin，1953年）。

[2] 西塞罗，《论占卜》，56页

[3] 关于无形体的“可表达者”不可被化约为一个甚至是理性的表现，参见布雷歇的决定性的篇章，《古代斯多葛主义中的无形论（La Théorie des incorporels dans l'ancien stoïcisme》（巴黎：Vrin，1928），第16-19页。

[4] 维克多·戈尔德施密特，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