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文明发展趋势

21世纪的文明竞赛正在展开，尽管科技进步神速，但人性进步是缓慢的。一些掌握了高科技的国家或者文明体，因为其文明的根性或者固有观念的拘囿，喜欢当“高个子”，也喜欢赢者通吃，但是，却在天崩地裂之时，不愿意为人类社会承担高个子的责任，更喜欢独善其身或者把头缩下来，让“中个子”先顶着。在获得利益时，追求最大化；在承担风险时，要求最小化。这样的情景符合其文明理念——自私，却不符合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共同理念——合作共赢。演进到21世纪的人类文明，已经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获取能量、摆脱饥饿、克服绝大多数常规疾病且保持生态环境基本平衡的强大协作能力，却因为文明偏见，缺乏对文明全体的平等和关爱、缺乏对人类社会整体前途的责任感，从而丧失引导人类社会共同前进的机会，这是多么大的悲剧。 当今的人类文明，已经走到了一个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一方面，当今的人类世界正面临着堆积如山的全球性问题，如国际和平困局、世界性发展失衡、全球性网络治理失控以及全球气候异常、全球性疫病大流行等，这些巨大风险和挑战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些巨大的难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人类文明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世界末日的危险绝不是杞人忧天。另外，当今的世界体系是由先发工业国家建立的民族国家体系，一旦其感觉为全球治理付出的成本高于其国家收益时，先发国家便会放弃这种努力，回到自己的舒适区，而听任其他国家在风雨中飘摇。这种巨大困局，可以称之为“21世纪人类文明困局”。

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巨大困局总结为“三大赤字”。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2019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讲话时，又增加了“信任赤字”。习近平指出：各国应该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提出要破解“四大赤字”：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 在这“四大赤字”当中，全球治理赤字是根源，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治理的赤字，即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和能力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导致全球层面秩序紊乱，而信任赤字，则源于原有的全球治理规则指导思想具有狭隘性和排他性，这种陈旧的指导思想又因拒绝改变而变得不合时宜。必须看到，当前的全球治理仍然是西方主导的，出现治理失序和巨大的全球治理赤字，与西方的治理理念和思维方式缺陷有内在逻辑联系。

大航海时代以来，全世界接续出现了三个“日不落帝国”，即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它们在缔结世界秩序方面先后做出了各自的尝试，美国的孤立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运动兴起，就证明其已经基本放弃了建立包容全世界人民总体利益秩序的努力。其实，不管这些强大的西方帝国如何标榜愿意继续领导世界，其治理世界的逻辑缺陷是无法修补的。这是由帝国主义逻辑的局限性决定的。赵汀阳等中国学者指出，帝国主义虽有统治世界的雄心，却没有一个世界利益为准的世界观而只有国家观，只以国家为最高主体而把世界看作统治对象。因此，无论帝国的支配力扩展到什么程度，其利益和价值观都仅限于国家尺度，这就是帝国主义逻辑的局限性。


 当今世界，正处在全球化运动的关键时刻。一方面，由于工业文明的深度发展以及信息文明天然具有的全球攸关属性，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全世界各经济体再也不能从世界体系中分离出去，全世界的民众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紧密关联的体系当中，无人可以回归“孤岛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当今的世界体系是以各民族国家为单位构成的利益主体，国家利益重于国际利益，人类的整体利益仍然处于失管和无人负责状态。世界需要一个愿意为全人类前途命运担任领航责任的国家出来，组建为人类文明护航的联合舰队。 为了缔造永久的人类和平，康德曾主张建立“世界共和国”。康德认为，只有建立起统一的世界秩序，才能意味着“所有敌意的结束”。

雅斯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继承了康德的思想，主张将“人类交往”置于哲学思维的核心，他们不遗余力地倡导统一性的全球交往理性，努力引导人类世界朝向世界政治统一。总而言之，世界的问题需要世界人民共同参与才能解决，这就必然要求一个能够超越本位主义，愿意将自身的利益与全世界的共同利益融合发展的国家或者文明体挺身而出，为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付出努力，而这一切又是西方文明无法提供的。所以，包括汤因比、罗素在内的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中国自古以来并不是一个西方定义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天下型国家。自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西周时代，中国的先贤就确立了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天下型文明的特质，以天下主义为指导，主张“以天下为天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并催生出能够贯彻这一主义的天下型国家形态——大一统国家，直到近代，中国作为天下型国家被迫转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因为拥有数千年的天下型文明传统，在新的全球化运动中，必将焕发其固有的天下情怀，催生出新天下主义，即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世界主义。这一文明演进过程，是由中华文明精神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即世界主义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运动方向。

中国在21世纪担当起新的全球化运动的旗手角色，具有内在的逻辑规定性：其一，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一定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奥尔森的理论，部分占整体的比例越大，其与整体的利益相关度也越高。中国的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在21世纪将占据全球最大的份额，即使从自己的本位利益出发，中国人也应该比其他民族更关心全球事务。更何况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巨大文明体，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将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这些都决定中国必须为21世纪人类社会整体命运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其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天下型文明国家，这一国家形态与其文明天然重合。正如白鲁恂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也就是说，中国原本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天然包含世界主义的天下型国家，其国家形态早已超越了民族、宗教和主权边界的范畴，是一个能为天下人共同利益而奋斗的文明体，这一文明体的治理体系简称“平天下”，历史已经证明其可以包容一切人和一切的利益相关方，即协和万邦，四海一家。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体，以天下主义为指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按照天下主义指导而建立的天下体系，可以做到“天下无外”，即进入天下体系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受益，并且没有人会受损。这一崇高的人类理想被中国人称为“天下大同”。中华文明的演进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为实现天下主义而不懈努力的奋斗史。

其三，面向21世纪，作为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了解决人类文明的21世纪困局，已经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这一伟大倡议秉承的就是中华文明古典的天下主义，又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既是这一伟大倡议的提出者，也是这一伟大倡议的践行者。中国智慧在未来融合世界智慧，必能创制出一个引领人类文明的“新天下主义”。“新天下主义”必将是符合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在这一新的文明建设思路引领下，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深受其益。即使一时间持观望态度甚至逆反态度的，中国智慧也将一如既往地秉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态度，对其保持耐心和友善。中华文明的特质决定了其非霸权特性，在21世纪也必将成为世界霸权的终结者。“新天下主义”引导下的人类世界，将以增进合作、促进共赢、共同缔造人类美好生活为蓝图，让全人类共享信息文明社会的成果，将人类世界带到一个超越狭隘利益博弈、争取创造更大共同福祉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