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张国荣1994年一则《电影故事》杂志采访

我可能是个悲观主义者——2003年5月份《电影故事》杂志

张国荣生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文/李元，图/赵荣

四月一日愚人节那天，从网上和电视里里同时获知张国荣自杀的惊人消息。一个鲜活的生命，藏着千头万绪的苦恼和怨恨，和那具血肉模糊的躯体，一同永远地消失了……

当心绪平静下来，我查找珍藏多年的那些采访笔记，细细回味之后，一些似乎隐秘地、却时时暗示人的答案，从朦胧中渐渐清晰起来，仿佛汹涌的波涛平息之时，你屏息静气地，可以听见一声微弱的叫喊，那么轻的，但很固执、很深沉——

九年前，一九九四年九月十日，我受《电影故事》主编的委托，和同行驱车前往江苏同里，实地采访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风月》。傍晚，在同里最大的私家花园退思院一个小楼的凉亭里，我和张国荣谈了近两个小时。

“张先生，今天除了谈谈电影，我最想跟你聊的是男人，女人，爱和感情这个话题，好吗?”

“男人，女人？”他听后显得有些突然，也有点感兴趣，“这倒是个可以聊聊的话题。”也许记者大多会暴露采访的功利性，太直逼目标，而我的闲暇姿态反而使他卸下警戒。这次采访采取了闲聊的方式，其后他所倾诉的是盘绕在我脑海最深的音符。现在只要一静下来，想起往事，总是惊奇自己曾在无意间问过一个人深藏在内心的东西，只遗憾当时没注意——

“男人和女人的爱是非常不同的。女人跟男人结了婚，她的爱就常常会情不自禁，或者是不由自主的变得非常自私。比如男人在外面对另外一个女人有点好感，也根本没什么企图，可是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变得对男人不可容忍起来。这是我看得太多的事，小时候看多了，年轻时周围朋友都有这种遭遇，所以我觉得男女之爱虽然很热烈，但也很残酷，因为人们总是学不会宽容，往往在爱的激情过去后，人会很无奈。有时只好得过且过，故意麻痹，缅怀那段激情，在回忆中求得平衡，其实感情早已淡漠了。所以男女之爱在我理解是一种一瞬那的火花，很容易消失，很难保存最初的感觉。男人和男人之间我认为不是这样。男人们之间的感情比较宽容和温馨，有一种坚实的依托感。”

也许因为我没有太多采访任务观点，也许我是个上了年纪的平凡女人，当时他对我说得非常坦白。

“现代人对爱的理解更加个人化，更加有各自需求，有时候是害怕闲得无聊，不甘寂寞去寻找刺激而已。我演了很多角色。每个对爱的表现都不太一样，不过他们有时都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疯狂性，舍命追求，结果追到的都是空的，或者跟自己原来想的相反，他们就变得很空虚，很绝望。我自己也常常有这种精神状态。比如我赚了一些钱，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换房子，这大概就是现代人喜新厌旧的脾气吧。买了一处房子，我自己忙着做设计，画图纸，逛店家，购家具，布置房间，甚至装修游泳池，花园，这个过程是最叫你兴奋的，像是一种享受，全弄好了请朋友来玩，大家说“好，真好”。这时我的心情法反而很奇怪，除了满足，还有一种空虚，新的空虚。怎么啦？做完了，那下面去寻找什么？所以常常住了两年就会有一种腻歪，自己一直跟自己过不去，人家说你活得真累，可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做梦，一个长长的梦。”

这年的11月份，和平饭店，我再一次采访正在拍《风月》在外滩一部分戏的张国荣。这天我们仍旧聊了许多戏外的话。

“张先生，你总说人生是个梦，你好象是个悲观主义者？” 我问。“很可能是，因为我从小的环境并不好，从艺后不是一帆风顺的。你问世上什么人对我好，我一时都想不起来，好像人人都在说你怎么好你怎么好，怎么怎么了不起，但真正不会扔弃我的，也就是母亲，她生下我，我是她的一部分，她当然不会弃我。可是这个社会里有各种人，都怀着个人的目的，需要。他如果对你好，那只是表象，背后是什么很难说，所以人是容易受欺骗的。”

“那你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

“是被人欺骗，被人愚弄。”

“那你对人生，对周围人都要求完美，理想，万一追求不到这个环境，跟你心中差距太大，那不是很失望了？”

“对，我想我可能会采取一种毁灭的办法，就是把坏东西扔掉，宁可毁灭。”记得他很俏皮地说着，现在想起来，他真的是用人生来演戏，在戏中完善人生。后来在一年多之后，我又去过松江车墩外景地，两次采访正在拍《新上海滩》的张国荣和刘德华。记得刘先生周围总有一大群追随者，很多记者频频用照相机对准他，而张国荣却躲在一边，极少跟人说话。现在想来，他真的是一个很透明、很坦白，也很幼稚的大孩子，他学不会圆滑，不愿多跟人周旋，他话不多，但只要肯说，我想这一定很真。我的脑海中久久浮现他娃娃脸上的笑容和很很谦和温软的嗓音。我想他是诚实的，对自己，对别人，连死也一样是很坦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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