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主义 第二章 （3）“游戏的人”是生物文化论面对“压抑说”而提出的抉择

资产阶级哲学并不始终是把游戏与文化对立把文化看作约束或压制人的自我表现的现象。相反地，它过去和现在都不断企图论证游戏和文化之间有直接的起源上的联系，而且这些论证很大部分都是在社会生物主义思想范围内进行的。在这些论证中，往往是把人的游戏与动物的游戏干脆等同起来。这种观点，早在赫·斯宾塞的实证主义中就得到具有科学外观的解释，并且成为特别持久的说明游戏本质的范例。
斯宾塞注意到文化中的游戏因素（从体育到象棋，从玩偶到贫嘴斗舌游戏）特别盛行，他对游戏因素的解释是：出于体力和能力锻炼的需要，因为这时体力和能力还没有迫于必要而耗光。家畜也有同样的情况。斯宾塞认为，猫追逐滚动着的物体,而狗在游戏时则假装捕猎或打架，以便补偿天然活动的不足。“……整个这种游戏无非是装模作样追捕猎物，亦即在破坏的本能没有得到实际满足的情况下在意念中加以满足。”人也有同样的特性：“男童的游戏……显然是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着凶猛的本能”。（24）斯宾塞毫不掩饰地把人的游戏动物化，同时又把动物的游戏人化（“假装的”捕猎或打架）。
现代生物主义对游戏的解释，正是原封不动地重复着斯宾塞进化论的这些方面，因此，我们要来谈一谈人和动物的游戏行为的本质区别的重要性。A·6·埃尔科宁在论证游戏作为极重要的社会化方式起着作用的思想时，特别提出要注意不允许把人的游戏与动物的行为形式混为一谈和使之接近。他认为，不可能有一种共同的、把人和动物的某些能动性都包括进去的游戏论，因为社会化与动物的成长过程是根本不同的。动物通过游戏而形成在多变情况下的定位能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没有执行的因素，当然也就完全没有任何有意性和“假装”。“游戏（动物游戏——本书作者注）动作的特点是动作的不完成性，在动作中没有执行的环节。小猫抓挠一件东西，但并不把它扯碎，小狗咬东西，但并不咬烂它。于是这就使某些心理学家产生错觉,以为在动物的游戏中存在着假装或臆想。”（25）原来问题在于，动物的运动系统是在出生时差不多就已具备了，但高级分析器的系统还不发展。正是因为这样，猴子才不教幼仔去爬树，海豚也不教幼仔游水。而小孩子甚至要学走路和吃饭，更不用说要去获得工作能力和社会行为形式了。人的游戏并不是生物般地适应“外界”文化生活环境的形式。人的游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
现代生物主义游戏观的代表人物们在侈谈游戏与动物行为有起源上的联系和彼此相似的时候，越来越经常地把游戏说成是创造文化的因素。他们往往把游戏看作高级灵长类动物获得行为能力的方式，而这些行为能力本身据说就准备了动物的能动性向人的文化活动的转变。例如，著名美国心理学家约·斯·布鲁纳认为，灵长类动物的游戏是一种训练形式，通过对动物群中年长动物行为的观察和模仿而进行训练。按照布鲁纳的看法，如果没有这种自然的“教育”，就不可能转变到人类文明。他写道：“实际上，这样的训练可能就是虽不充分但终属必要的向文化过渡的条件。”（26）
布鲁纳毫无道理地用动物游戏活动代替了劳动活动在人和文化起源中的作用。而且，他关于猴子通过观察和模仿来训练幼仔的看法也是很成问题的。著名苏联动物心理学家K·3·法布尔根据多年对高等动物行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动物幼仔的游戏并不是按照成年动物行为的榜样而形成行为的形式，因此，在把动物和儿童的游戏作比较研究时要十分谨慎，不要把后者生物化。（27）

但在社会生物主义中作用越来越大的是这样一些看法：把游戏不是看作“模仿”或对天然活动“不足”的补偿，而是看作一种没有外在目的的把多余的“生命潜力”解放出来从事创造的活动例如，英国人道心理学派首领之一约·洛万认为弗洛伊德和斯金纳并没有对人的活动的动因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因为他们把重点放在生存系统中的某种不足上，而人的活动的特点却首先是表现在自由创造中。洛万提出了“动因在于剩余”的主张来说明作为创造能动性的基础的人类力量如何活动不已。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不够，而在于人的内在力量和精力余剩。这种余剩在躯体方面就表现在愉快感觉中（人的食欲、对音乐的感受，等等），性欲的满足中，肌肉和四肢的活动中，而在社会里就表现在创造的和游戏的活动中。（28）
把游戏说成是人的内在力量“剩余”的表现,就取消了人的游戏的社会性。求助于这种或那种“生命力”说，把它看作文化的来源，不仅使人的生物性成为文化的基础，而且也把文化的本质非理性化了，因为所谓“生命力”（以及心理分析说的“心理潜力”）从尼采和柏格森的时候起就已稳定地具有了神秘而不可知的实体性。看来，这种情况在不小程度上促使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对约·赫因加的游戏文化说的兴趣。（29）赫因加的著作《游戏人。关于文化的游戏因素的研究实验》使“游戏的人”的思想具有了基本原则的性质，并且成为各种把游戏当作人类本性的实质和文化来源的学说的徽记。赫因加的文化学今天在资产阶级思想家当中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企图在不搞粗陋的生物主义的情况下对“现代文明”亦即资本主义社会遭到深刻危机的原因作出解释。
赫因加的生物主义虽然不那么刺眼，但他对文化的理解正是以生物主义为基础的。由于赫因加无视劳动和生产在文化起源中的作用，所以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的生物本性的表现，而游戏能动性的源泉则与社会实践相脱离。赫因加正确地认为，把游戏仅仅理解为力的松弛、休息、摹拟行为、练习是一种浅见。他由此作出结论说，游戏还包含某种非理性的“目的自身”。但问题却正在于：这种“目的自身”之所以看起来是非理性的，正是由于游戏常常根本不具有生物性的涵义和价值，——这是从生物主义立场来看的“非理性”。在社会层次上，“目的自身”就是由文化决定的刺激创造活动的形式，这是任何一种客观性活动都具有的审美感情的需要，它的力量超过仅仅限于实际成果的满足感，哪怕这个实际成果中体现一点点“美的规律”也好。
赫因加认为：游戏一方面产生人以及动物量界，另一方面又使人高出于动物世界之上。同时，游戏又保持着文化的实体性动因的特性，并不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变化：“游戏比文化古老……人类的文明并没有给游戏的总观念添加一个根本的特性。动物是与人一样游戏的。”（30）但即使是动物的游戏,也比单纯的生理活动或生物性需要的直接表现多出一点什么东西。“在游戏中始终有某种东西‘游动着’，这使直接的生命需要具有了超验性质，赋予行动以涵义。”（31）游戏虽然以本能为基础，但却不能把游戏的涵义归结为本能，正如不能把游戏同“意识”或“意志”相联系一样。在任何游戏中都有取乐的成分，这个成分也就表现着游戏现象的实质。这是某种“绝对第一性的”东西，早在动物阶段上就已是游戏的特性了。
赫因加继续说，在所有动物包括人那里，游戏冲动的作用就在于克服行为在盲目必然性的范围内所遭到的自然制约性。“如果把世界理解为完全受盲目力量的作用的制约，那么游戏就是某种超出必然性的东西。游戏只有在理性的洪流把世界的绝对决定论冲刷掉的时候才有可能，才是可以思考、可以理解的……动物在游戏着，一—这就是说，它们应当成为某种超出单纯机械物的东西。我们在游戏着，——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成为某种超出单纯理性存在物的东西，因为游戏是非理性的。”（32）游戏是不受强制的行动，它是自由的前提、条件和形式。“孩子和动物在游戏着，而他们的自由也正在于此。”（33）这一点被赫因加看作游戏的第一个主要特征：游戏就是自由。游戏的第二个特征是超出于“实际的”、被制约的情况之外，它把那种具有自己的刺激、界限和规则的特殊秩序带入了生活之中。这样理解的游戏是动物、儿童和成人的属性，它包括了所有各种竞赛、仪式甚至包括流血冲突和争斗。与游戏对立的概念，赫因加认为是认真性（其中也包括工作）。认真性是否定游戏的，尽管游戏本身完全有可能也包括认真性的因素。
根据赫因加的理解，游戏的主要因素是：游戏作为人的自我表现创造着文化，而文化是超出纯自然需要的范围以外的。他写道，“……文化是以游戏的形式产生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游戏着的、”（34）游戏不是文化的一个因素或早已成为过去的一个前提，它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在社会生活中这两种现象是重合的。在游戏文化中体现着自由和人们的亲缘共同性。

赫因加对游戏的解释乍看是矛盾的。面，他声称游戏使人超出生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范围，另一方面，他又赋予游戏一些恒久性的特质，使它具有生命最初的、不受约束的“动物性》动因的性质，与整个平淡无味的认真性相对立。无怪乎在赫因加那里儿童、动物、蒙昧人都沉溺于游戏，也无怪乎他幻想在原始社会中有一个人们的“黄金时代”，那里充满着游戏，无处不有“酒神的狂欢”。但这种矛盾性只不过看上去如此罢了。要知道，由于赫因加把游戏引出了单纯生物合理活动的范围，所以他才能不仅把游戏的精力说成是文化的源泉，而且还把自由同必然、同客观规律性（哪怕是纯自然的规律性）割裂开来，从而把自由的生物性根源保存起来，这种自由的体现者便是他笔下所写的游戏的野兽和蒙昧人。
从民族志和科学的人类学观点看来，赫因加对游戏的理解是没有根据的。游戏并不先于文化，而是在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也不是在文化发展的最原始阶段上出现的。自由的体现者并不是游戏的野兽和蒙昧人，而是在实践上和精神上越来越把握了自然界的人。所以，如果说抽象的、在许多方面思辨的关于“游戏的人”的观念在资产阶级社会思想中得到广泛的传播，那是因为（让我们重复一遍），这种观念首先是对资产阶级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作社会伦理评价的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中的那些由于资产阶级的原则和理想失去价值、由于强制性的治理方法加强、由于军国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危险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整个精神气氛，使赫因加（而且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十分担心文明的前途，而在这些担心后面则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对人的担忧（赫因加的个人命运证明了这种担忧是很有根据的，他被投入了纳粹集中营，1945年解放不久就去世了）。赫因加看不到欧洲法西斯化和文化危机的真正原因，他把这些现象同西方政治领袖们不理解人的本性、滥用人特别是青年人的自然的游戏欲望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在一定的游戏形式后面可能隐藏着自私的社会利益，这产生着“虚假的游戏”，这种游戏严格地说可完全不是游戏。
赫因加认为最危险的“非游戏”的形式是成人幼稚性（puerilism）。这个词是由拉丁字puer（男童）作词根形成的，用来指那些既丧失了成人的智慧成熟性又丧失了真正儿童游戏的纯真性的群众性行为。这种形式的幼稚性表面上与游戏相似，但却起着与游戏相反的社会作用。成人幼稚性有这样一些典型的特点：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纵容青年人的残忍性，盲目的群体感，呼喊致敬语，戴臂章以及其他政治徽章，热心搞军事操练，等等。按照赫因加的看法，游戏可以把人联合起来并使之有纪律，它是建设性的和创造性的。而成人幼稚性却使人们分裂和腐化，它是破坏性的，它使生活毫无欢乐、认真而残酷。文化丧失了与游戏的联系就脱离人而异化，走向衰亡。赫因加认为，摆脱危急状态的出路就是要让游戏充满所有的人类活动领域。但这不过是善良的愿望，而不是实际的纲领。而且,游戏本身在赫因加那里也更象是进行分析所用的模式和理想，而不是历史实际。C•C·阿维林采夫认为对赫因加来说游戏“并不是现实，而是乌托邦的理想”（35），这个看法是十分公平的。
赫因加的著作对纳粹的成人幼稚性没有能起到有效的警告作用，这既由于他的著作对这一社会现象没有能够作出完全认真的社会分析，也由于著作出来太迟。他的著作在战后时期取得成功与“游戏的人”的思想的某些方面有关，而这些方面作者自己并没有怎样突出地强调过。在赫因加那里，游戏对实际结果是不在乎的（按定义来说），并且与认真性对立，所以它是劳动的对立面，而劳动则代表着合理性、实用性，并且把人单方面地束缚在技术作用中，结果就使作为个性的人发生退化。因此，对于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来说，“游戏的人”就成了与劳动相对立的“解放文化”的象征。除了心理分析说的“游戏同文化和劳动对立”的公式以外，又添上了一个“游戏和文化同劳动对立”的公式。但面对不自由状态而提出的新抉择却是幻想性的。特别是，赫因加本人也曾讲过游戏可能被利用来搞花招。尽管如此，游戏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企图在保持社会现状的情况下改善人的状况的想法来说，仍然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起来响应“游戏的人”的思想的，既有反抗运动的意识形态，也有想使社会价值观念时髦一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两者之间在思想上有一定的接近，因为他们都利用自然生物性的游戏自动性，有的是用来与笼统的压抑性文化相对立，有的是用来与现代的偏离了“正规”的伪文化相对立。
来同文化的“游戏来源”打交道的还有宗教界的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新教的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他们企图利用“人的生物学”的论据来论证宗教革新的教义。著名宗教思想家H柯克斯曾经制定了一整套“游戏神学”。（36）关于“跳舞的”或“游戏的”神的思想，常常与青年反抗运动中的宗教探索相伴随。美国人类学家E·诺尔贝克认为这样做乃是发现了人的生物本性、野兽本性的结果，估计到这种本性就能使宗教活跃起来，使宗教具有更含适的形式。他注意到在新教传统中忠心工作是一种美德，而游戏则是罪过、罪恶，中了魔鬼妖术。
神学家对游戏的态度转变，同他们对游戏在人的生物性中具有不可克服性、根深蒂固性的理解有关。游戏突然之间显示出它的超验的特质：如果使人相信游戏世界，游戏就能使人超出眼前情势的范围。诺尔贝克认为，原来，游戏在这方面与宗教有亲缘关系，宗教本身可以被称做游戏的一种。宗教过去曾经压制了人的生物性的行为，而现在为了信仰，宗教应当诉诸人的真正本性，以便作为它的游戏表现形式之一而确立起来。诺尔贝克写道：“对本身的兽性进行压制的倾向，在欧洲和美国已达到最高水平了，在那里，还企图以道德上的理由压制游戏。只是不久以前我们才能够理解到：看来我们是走得太远了……最近几十年，可以被称为人重新发现自己动物本性的时期。”（37）
游戏是自由的自然表现和文化（包括科学）的源泉的思想在K·洛伦茨的动物行为主义中也有反映，这证明这一思想在社会生物主义中多么受欢迎。洛伦茨认为，动物的驯化说明动物从根本上适应了新的生存条件，并丧失了一系列天然的属性。
在这方面，现代的人是同家畜十分相象的（只要注意到人的特征例如眼睛和头发的非自然颜色蓝色和浅色就够了）。但人也与动物不同，人即使到成年时期还保持着童少年的好奇心、爱游戏的倾向和对周围世界的开放性。（38）游戏表现了对世界的探索欲，这种探索欲只有少数驯化相对不久的动物例如狗才有。
洛伦茨赞同生物主义的代表性观点，即认为自由是在客观必然性的要求的范围之外达到的；而人在世界中享有特殊地位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游戏作为不受强制的求知欲的表现形式成了科学认识的基础，使人超出于其他动物世界：“作为学者的人在纯粹探索行为的范围中所进行的任何物质性的研究，都是自由行动范围内的兴奋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游戏行为。人由于自己作为世界主宰的地位而享有的全部科学知识，都是由自由天地中的纯粹为了游戏本身而进行的游戏活动产生的。”（39）
由此可见，把游戏看作人的认识活动、科学、精神和物质文化的独立自在的源泉的生物主义思想，种类是相当多的。它们在思想上或研究课题上不管怎样各有不同（有些具有一般哲学的性质，另一些则与论证文化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等学科的问题有关），都是从某些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特征发源的。
这些思想的根本缺陷在于：用人本主义去解释文化的主体必然使人永远停留在人的始初本能的层次中.人的本质力量和创造能力的发展问题连提也不提，因为在这些思想的拥护者看来，这些能力都根源于生物本性，并不是历史的产物。然而，爱好创造、幻想、游戏的瘤好和意愿是在与社会伙伴经常不断地合作中从事客观活动的人所独具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社会历史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并且表现为社会健康的标志，创造力和创造活动发展的标志。
游戏既不排斥智能上心理上的辛劳，也不排斥紧张的劳动。游戏活动有时要求付出比平常劳动过程更大的辛劳。这里还不是单指体育游戏（这时的精力大量消耗是由体育的任务本身决定的），而且实际上还包括任何一种游戏活动。这样的负荷承担起来比较容易，因为主动性伴有满足感、欢乐感，感觉不到某种行动是强加于自己的。所以在过去许多社会空想学说中，谈到人的自由时常常把自由观念与想使职业活动带有游戏吸引力特征的愿望相联系。但在异化劳动占统治的社会中，游戏的情况与劳动解放条件下游戏活动的作用有质的区别。把游戏与劳动对立，是那些既希望欢乐成为生活方式本身的属性，但又不能把这种希望与实际克服人的异化首先是克服异化劳动的纲领联系起来的社会学说的特点。

劳动作为人和自然之间进行的过程，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马克思着重指出，人在作用于自然、改变着自然的时候，同时也就改变自己本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40）“力的活动”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十分严格的社会哲学概念，它包括了游戏的各个种类和方面。马克思关于在劳动过程中人的力量的活动受人控制的思想，对于同劳动活动的特点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人的劳动同那些外表上与之相似的有成果的动物活动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的客观根据就是劳动工具，人借助于劳动工具同劳动对象发生关系。人的活动的特点的“主观”表现就是这种活动具有被意识到的、有目的的性质。被马克思称之为动物式的、本能的、最初的劳动形式的活动，没有观念中事先就有的蓝图和行动的结果，而这就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与最灵巧的蜜蜂的原则区别。人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律令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41）

但意志所担负的按命令行事的职能，是在具体的社会状况下实现的，社会状况的性质严格决定着劳动活动的意志成分和游戏成分的相互关系。的确，如果劳动的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活动给人带来舒适，就无需有强制性的自律和命令式的意志，劳动就变成人的创造力的自动。而这种自动乃是人的自由的自我实现，他实现着他自己设定的目的，目的也因此而失掉外部强制的性质。
劳动不是人本身的内在需要的表现，它带着强制的印记，哪怕是间接地带有这种印记。这是在剥削者的社会的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形式。在这里，自由劳动仅仅局部地、以人的活动的个别方面的形式存在着。这种情况甚至包括从事创作职业的人，因为他的劳动并没有摆脱决定其劳动性质的“订货”而自由（市场行情、顾客的意志和挑剔.潜在消费者的狭小利益）。至于工人，他们的劳动带有异化的性质，无论就目的来说或是就办事行动来说都不具有吸引力，只不过是保障自己的肉体存在的手段而已。
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进行不自由的、被迫的劳动和没有劳动者自身设定目的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有“自由王国”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42）这并不是说，自由的劳动将不受人的需要的制约，而是说需要的性质改变。不再仅仅以满足初级的有机体需求为目的，摆脱了剥削的人将把劳动看作是发挥自己潜力的自然形式和手段，这样就将使他的工作具有远远超出其劳动产品的纯物质价值的意义。用马克思的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就开始了”。（43）
不管劳动的性质和劳动者对劳动的态度怎样，劳动总归是有目的的。即使生产者的活动的客观意义脱离生产者而异化，即使这样对生产者毫无意义的劳动，也不能不使他有目的地在生产过程中投入自己的技能和技巧。但在受剥削的情况下，生产的目的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东西，这种目的是同对他来说的外部必要性相联系的。只有异化的扬弃,才能把劳动变成为自己的劳动，成为人的真正生命活动的方式。这时，“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44）游手好闲就是“自由和幸福”的观念原是伴随强制性劳动而来的。这样的劳动要求服从，要求力量的高度紧张（常常是紧张过度）、巨大的意志力量这些力的尺度是与劳动的目的、内容以及劳动的方式不能吸引劳动者的程度成反比的。相反地，活动与主体设定的目的一致（配合上人道化的技术），则使劳动成为享受或创造力的游动，而且这种游动在马克思笔下也不是纯粹审美的或智力的能动性，它无条件地要求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自我表现达到和谐的致：“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以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日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45）
作为游戏（但不是取乐）的工作是自由劳动的特点和欢乐的源泉，不自由的劳动不可能是游戏。而作为实现客观活动的一个方面和方式的游戏，则是历史的产物，这种产物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人的生产活动。因此，把游戏理解为人的本性中的生物本能的动因的表现，并且形而上学地把它与劳动割裂，是毫无根据的。把劳动当作实行强制的永恒因素和象征，针对这种劳动而希望通过游戏获得自由，是痴心妄想。